楊文凱：不想當小說家的軍醫不是好學者

明治文豪 森鷗外

先套用一句網絡流行語表達一下我的感受：不想當小說家的軍醫不是好學者。說誰呢？我指的是森鷗外，日本明治時代與夏目漱石並稱“一時瑜亮”的文豪——當然，森鷗外並不止於文豪。

明治維新的日本形成“文明開化”風潮，迎來了啟蒙時代；又推行“王政復古”、“脫亞入歐”，開啟了群星璀璨的東洋文藝復興。森鷗外一生橫跨明治-大正時期，就是明治群星中最耀眼的一顆。他不僅身份顯赫、地位崇高，更是具有百科全書傾向的知識界代表，百年一人。

森鷗外(1862-1922)，原名森林太郎，是島根縣津和野町的藩醫森家長子。6歲開始學漢學，8歲學蘭學，9歲隨父親上京學德語，13歲入學東京醫學校預科。1881年從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後入職東京陸軍醫院，此後受陸軍省派遣赴德國留學四年，取得醫學博士、文學博士，堪為真正的學霸。

森鷗外是明治-大正時代的著名小說家、評論家、翻譯家，還歷任陸軍軍醫總監(中將)，高級官僚(一等)，帝國美術院的第一任院長(現日本藝術院)，帝室博物館總長(現東京國立博物館等)，宮內省圖書頭(即圖書寮的長官，負責管理編制皇族檔案等)。享有從二位、勛一等、功三級的勛位，授勛一等旭日大勛章。森鷗外在60年的生涯中，跨界到諸多知識領域，尤其在他涉獵的各個領域都做到了頂級水平或最高職位，這是令人匪夷所思、真正感到恐怖的地方。

與森鷗外同為享年60歲的跨界詩人、文人、畫家、醫者木下杢太郎(1885-1945)有評述稱：“在文學與自然科學、和漢的古典與泰西的新思潮、藝術家的感性與純吏的實直之間，在這些復雜的調帶的兩極，鷗外都做得很成功”，實屬感同身受的確評。

森鷗外在武石弘三郎的工作室，1911年

年輕時候的森鷗外立志做一名學者，曾把赴德國國費留學作為目標。成為陸軍軍醫後，鷗外勤奮鑽研，全面調查研究了普魯士王國的陸軍衛生制度，整理出《醫學全書稿本》。1884年(明治17年)，鷗外獲得國費留學德國，去調查和研究衛生學。他游歷德國各地，意氣風發，留下了勤奮研究和傾心文藝的青春形象。1888年(明治21)鷗外回國，開始了做軍醫與寫小說雙管齊下兩不誤的職業生涯。

森鷗外的主業是軍醫，先後以軍醫部長的身份參加了日清戰爭和日俄戰爭，曾任職陸軍軍醫學校校長，在明治40年（1907年10月）升任最高軍階的陸軍軍醫總監（中將軍銜），就任執掌人事權的最高職務陸軍省醫務局長，攀上了職業軍人的頂峰。

在文藝創作方面，早年森鷗外受到德國留學經歷和西洋文藝氣息的影響，回國後創作了被稱為德國三部曲的初期作品《舞姬》、《泡沫日記》、《信使》，一出手就蜚聲文壇。1892年～1901年，森鷗外耗時十年，將丹麥作家安徒生的長篇小說《即興詩人》由德語翻譯成日語並出版。鷗外的譯筆高古典雅，被評為“超越原作的翻譯”。在參與了一系列繁忙軍務之後，森鷗外在明治後期回到日本，相隔15年重返文壇，1909年後接連創作了小說《半日》、《性慾生活》、《青年》、《雁》等代表著作。他在自家主辦的“觀潮樓歌會”，為詩壇革命投石。鷗外在晚年受到乃木希典陸軍大將殉死明治天皇的影響而致力於歷史小說創作，從《阿部一族》、《山椒大夫》、《高瀨舟》到史傳《涉江抽齋》，寄託了對近代化的反思和對理想的追求。森鷗外是與夏目漱石齊名的明治文豪，1916年1月還發表了小說《寒山拾得》。

我猜想，儘管職業生涯成就斐然，創作成就歷歷在目，但森鷗外的畢生志向可能不是軍醫，也不滿足於小說家，而想成為一名能夠奉仕於皇室的學者，他最終得償如願並為此鞠躬盡瘁了。森鷗外在1916年4月13日辭去了陸軍軍醫總監兼陸軍省醫務局長要職，卻在一年零八個月後的1917年12月25日復歸官職，被任命為宮內省帝室博物館總長兼圖書頭。當時，鷗外剛在東京日日新聞和大阪每日新聞上開始連載歷史小說《北條霞亭》，卻在復歸官職的第二天毅然中斷了連載，因為還有更重要的工作等着他，那就是為皇室編撰《帝諡考》和《元號考》。對此，鷗外傾情投入，奉獻了畢生學問，也耗盡了全部心血。

在這里需要解釋一下，日本稱“元號”，中國叫“年號”。日本天皇的元號即現世年號，諡號是死後追認的名號。天皇在世，稱為今上天皇；天皇崩御後，稱為大行天皇(先帝)，直到四周后獲贈諡號。明治天皇崩御後四周，即在大正元年8月27日，正式把元號“明治”追認為“諡號”，同時也落實了“一世一元”制度。此前，日本天皇實行“一世多元”制，即一位天皇在世期間可以多次改元，使用多個元號，比如明治天皇之父孝明天皇在弘化三年(1846)即位，在位20年間就使用了弘化、嘉永、安政、萬延、文久、元治、慶應等七個元號。近代以來，從明治、大正、昭和到平成，“天皇崩御-國家改元-新天皇即位”是三位一體的國家最高行事。直到2019年，日本在世的平成天皇實現了“身前退位”，近代天皇制下的三位一體首次出現了分離，這項改革雖有平成天皇的英明，終究還是時代要求使然。

我現在瀏覽一冊《元號通覽》，乃森鷗外自稱平生最大著述的《元號考》的改題之作，編入了講談社學術文庫。日本天皇雖萬世一系，而皇朝紀年卻紛繁複雜，頗有整理編撰的需要，這為晚年森鷗外提供了展露畢生才學和為皇室奉忠的機會。有一位叫豬瀬直樹的作家，曾受石原慎太郎指名為後繼者，並以日本選舉史上最多的個人得票數當選為東京都知事，卻因不明借錢事件而黯然下台。不過他為《元號通覽》寫了解說，比他做政治家要到位得多。豬瀬推薦稱，留存至今的元號是唯有日本還在使用的紀年法，文豪鷗外在晚年燃盡了執念而成此書，可以讓讀者對日本延續1300多年的元號紀年史一望而知，堪稱了解日本元號深層奧秘的一冊書。

在小說家和軍醫之外，森鷗外如何做好一名學者？確實是一個令人感興趣的話題。我感覺得到，鷗外的博聞強記和稟賦才學在晚年編著的《帝諡考》和《元號考》中畢露無遺，這也是他自己最看重的嘔心瀝血之作。《帝諡考》分上下兩篇，考證了歷代天皇諡號的出典。據鷗外的末弟森潤三郎回憶，鷗外擔任圖書頭的時候，圖書寮對是否要編輯帝諡考猶豫不決，鷗外上任後馬上拍板決定着手編輯。鷗外按照“天皇追號的種類”、“漢風諡”、“本朝之漢風諡”、“國風諡”、“諡之停廢”、“院號及後號”、“天皇號”等項目，對諡號的分類和沿革做了考證，全書完成耗時一年半。《帝諡考》由宮內省圖書寮在大正十年(1921)三月刊行，限定版100部。在此前一年，鷗外已着手下一部著述《元號考》了。《元號考》對大化以來直到明治為止的244個日本元號的出典做出了詳細考證，鷗外罹患肺結核去世數日前，仍在不斷加筆修改，臨終遺囑託付給圖書寮編修官吉田贈藏補完全篇。

元號(年號)，曾經在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國家被普遍使用，對於王朝的重要性，非漢語國家不能理解。如何選定元號呢？在昭和改元之際，當時的宮內大臣一木喜德郎曾經向吉田增藏提出了五項原則：1、元號與本邦以前的稱呼，與支那、朝鮮、南詔、交趾等的年號，及其帝王、后妃、人臣的諡號、名字，以及宮殿、土地的名稱等都不能重複；2、元號應該成為足以表徵國家一大理想的名號；3、元號應該有古典的出處，字面雅馴，意義深長；4、元號在稱呼上應該音階調和；5、元號在字面上應該簡單平易。事實上，森鷗外生活的明治和大正時代，兩個元號都不是日本獨有：南詔曾經用過明治的年號，安南曾經用過大正的年號——這種失誤和無奈讓森鷗外耿耿於懷，並痛感完整梳理自大化以來日本歷代元號和所有備選元號的必要性。

晚年森鷗外為了編撰《元號考》，在如山的漢籍故紙堆里辛苦地梳理考證，他的工作或有助於維護日本皇室“萬世一系”的虛構神話。森鷗外50歲生日前，寫過一篇小說《かのように》，主人公五條秀麻呂仿如自己的分身。五條秀麻呂年輕時專攻歷史，留學德國，回國後有志於成為歷史學家。小說描寫的父親五條子爵並不是頑固的國家主義者，也不是滿懷古風的神道家，而是一位富有常識的政治家。但是對於兒子，父親希望他能把神話和歷史結合起來以維持國民的信仰。五條秀麻呂知道，如果不明確神話不是歷史，就不可能進行科學的歷史研究，但身陷如此悖論真是令人煩惱不已。最終秀麻呂被告知，無論價值觀如何多元化，社會需要必要的秩序，那麼傳統的價值就是絕對真理，此外無他。森鷗外對《元號考》傾注了巨大的熱情，臨終託付給吉田增藏的不僅僅是未完成的著述，而是希望對作為天皇制國家象徵的元號進行徹底整理後形成完整譜系，以維系宗教上的祖先崇拜，以完成道義上的國家形式。

森鷗外的《元號考》起於“大化”，終於“大正”，對日本的245個正式元號和更多備選元號的漢籍出典，做出了“上窮碧落下黃泉”式的考證。大正之後的昭和、平成、令和分別是日本的第246、247、248個元號。大化(645-650)是孝德天皇的元號，也是日本元號之始，著名的“大化改新”開啟了歷史新紀元，意義重大。森鷗外遍覽了唐代以前的中國古典和史籍以尋找大化的出典，用功之勤蓋為證明日本元號的正統性。茲不避免繁瑣，抄錄於下：

《書》(大誥)：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

《孟子》(盡心)：何謂善，何謂信。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荀子》(議兵)：夫是之謂大化至一。又，(天論)：陰陽大化，風雨博施。

《呂氏春秋》(大樂)：能以一治其國者，奸邪去，賢者至，稱大化。

《漢書》(董仲舒傳)：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無一人之獄矣。

《漢書》(匡衡傳)：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忠經》：聖君。祿賢官能，式敷大化。

《潛夫論》(本訓)：法令刑賞者，未足以興大化而升太平也。

《晉書》(樂志)：於穆我皇，大化洽，地平而天成。

《宋書》(臨川烈武王道規傳)：鮑照河清頌。朝神省方，大化抑而未許。

《北史》(鄭義傳)：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昭寧，如大化光四表。

陸機(連珠)：大化既洽，百姓無匿於心。

魏明帝(櫂歌行)：王者布大化，文德以時，武功伐不隨。

《宋書》(樂志、魏王粲、俞兒舞歌)：神武鷹揚，大化咸熙。

《魏志》(劉馥傳)：馥子靖上疏曰。闡弘大化，以綏未賓。

《晉書》(荀勗傳)：凡居位者，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

我不知道以上羅列是否窮盡了唐以前有關“大化”的所有出典，還是僅僅試舉其例，但確實展露了作者驚人的漢學功底。森鷗外以洋洋灑灑的漢籍古典來為日本的初元“大化”做歷史背書，不僅證明了日本最初的元號由來有自，也為其所代表的王朝提供了存在感與正當性，可謂用心良苦。沿用這個傳統，日本迄今使用的的元號和備選元號，基本都離不開漢籍出典，森鷗外的《元號考》堪為例證。即使近代以來，日本元號的漢籍出典也是讓人耳熟能詳的。例如：

“明治”出自《易經》說卦：“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蓋取諸此也。”明治在歷代曾有十次候選，僅江戶時代就有八次，第十一次終於被採用。

“大正”出自《易經》第十九卦中的“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大正在江戶時代曾候選四次，第五次被採用。

“昭和”兩字出自《尚書·堯典》的“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黍民於變時雍”。昭和由森鷗外的接班人吉田增藏提案，為首次候選，即被採用，後成為歷史上最長的元號。江戶時代曾有元號“明和”（1764年〜1772年），為同一出典（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1989年，小淵惠三發表“平成”元號。

“平成”出自《史記·五帝本紀 帝舜》的“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書經·大禹謨》（古文尚書）的“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在江戶最末期改元“慶應”時，平成曾為有力候選之一。“平成”既立，也是“成”字首次用於日本的元號。

進入“令和”時代，改元的故事新鮮出爐，歷歷在目。日本政府採取了學者中西進的提案，明言“令和”元號第一次出自日本古典，源出《萬葉集》卷五梅花歌三十二首序：“於時，初春令月，氣淑風和，梅披鏡前之粉，蘭薫珮後之香。”儘管“和”字用於日本元號已有20次之多，但“令和”作為元號卻是首次候補入選。從吉田增藏後來整理成書的《年號索引》中來看，“令和”在其他漢字文化圈的王朝中也沒有作為年號的先例，這或許暗合了晚年森鷗外對日本年號之獨一無二性的執念吧。

不過，日本聲稱新元號“令和”首次源於日本古典，出典於八世紀編撰的日本最古和歌集《萬葉集》，但人們很快發現“梅花歌序”的原文出典於中國東漢張衡的《歸田賦》(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被收入在六世紀編篡成書並廣為流傳的《文選》。另，唐代薛元超（公元623-685）在唐高宗時期上疏《諫藩官仗內射生疏》，文中也有“時惟令月，景淑風和”字樣，庶幾相近。可見，孫悟空最終沒能翻出如來佛的五指山。

2019年，菅義偉發表“令和”元號。

無疑，漢字文化圈在東亞地區的廣泛傳播，作為母體養育了日本文化。元號不僅由漢民族的王朝使用，還擴散到了北方民族、西域地區、南方的越南等地，當然也影響到了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森鷗外編撰《元號考》完整梳理了日本歷代元號及備選號，其後繼者吉田增藏更以東亞地區為對象編制了《年號索引》，他們的經久努力對於元號文化在日本流傳並使用至今，對於日本人形成自覺的國家觀念具有潛在影響。日本因堅持而做到了唯一，迄今248個元號維持了日本自大化以來1400年不間斷的完整的國家形態，看上去很美。

森鷗外最終以皇室學者之名撒手人寰，去世迄今將近百年。森鷗外被譽為日本近代文學最後的家長，其後多是放盪子孫成為主流，比如太宰治。在東京三鷹的禪林寺墓地，森鷗外的墓與太宰治的墓相向而立。六月櫻桃祭，文學青年和少男少女們多去祭拜太宰治，在墓前拍照留念，成為流行時尚。而在其側後，另有一座不為人注意的“森林太郎墓”，這是卸下了所有在世榮耀和冠冕身份的石見人森鷗外的墓。據稱，太宰治身前非常敬仰前輩森鷗外，曾在作品《花吹雪》中寫到“在東京府下三鷹町的寺廟里發現了鷗外的墓”，意外又感傷。太宰治死後，妻子遂在禪林寺的鷗外墓的近側建立了墓碑，太宰治得以與敬慕的前輩文豪森鷗外相伴永眠，或為身後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