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景路：民國時期旅日文化人眼中的日本女人

清末民初，一批有志的中國學子紛紛遠赴東瀛，求學救國。如後來成為中國文化界名人的魯迅、周作人、郁達夫、郭沫若和陶晶孫等，當初都曾是旅日學子。不過，名人也是人，閒來翻弄那個時代這些文化名人的作品，發現他們對日本的女性認識倒是也頗為有趣。

周作人剛到東京時，心情振奮的隨着哥哥魯迅屁顛屁顛的去東京的寄宿地伏見館。抵達後，應聲出迎的下女讓周作人僅一瞥就受不了了，原來他看到了一雙美麗的光腳丫子，而且，這一雙美麗的光腳丫子還在“泛着草香的榻榻米上輕盈的跳躍閃動着”，這讓生來所見都是又臭又長的裹腳布子包裹嚴實的三寸金蓮的周先生一時陷於暈眩……可以說，周作人與日本的一生緣，極具象徵性的就包含在這最初的一瞥之中了。直到五十年後，已是八旬老翁的周作人在《知堂回憶錄》中依然如是說。

郁達夫眼中的日本女子比較統一，幾乎全是“柔和可愛”、“皮膚滑膩通明，細白的像磁體”、“肥白柔美”型的。若非“良家尤物”，就是“玩弄中國學子感情的蕩婦”。說是如此說，猶如飲鳩止渴，一直到郁達夫孤家寡人泱泱回國為止，風流才子郁達夫一直就這樣沉醉在東瀛女子的一堆堆“肥白柔美”的“肉”上不能自拔似乎也不願自拔。

汪偽政權中的張資平雖然由於趨利而人格卑微，但不可否認的是，他也算得上是當時的留日文化才子了。據他自己說，留日時，在擁擠的電車上，常以觸碰日本女子的肩部、膝部，聞日本女子的發香粉香為樂事。今天看來，就是一典型的“痴漢”（性騷擾者）。但他的一段關於中日女子比較的高論卻十分精闢：日本女子的態度舉動似乎都受過人工的訓練，而在體格上卻極力保持着她的自然美，這點和中國女子相反，中國女子的態度舉動則過於奔放自然，太無拘束，結果失掉了女性所必需的“淑”的條件，而對於身體則加以束縛，如束胸禁止其自然發展等。這段描述即使在今日看來，也當屬高論。他看到成群結隊的日本女孩兒從其窗下走過去時曾發過的“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之感慨，也堪稱經典之句了。

說名人眼中的日本女子，不能不提的一位是徐志摩，這位僅憑陪大詩人泰戈爾游訪日本一個月就寫出了流傳至今的“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像一朵小蓮不勝涼風的嬌羞。道一聲珍重！道一聲珍重！那一聲珍重里有蜜甜的憂愁——沙揚娜拉！”《沙揚娜拉十八首》讓浪漫詩人徐志摩名聲大揚，也帶給了讀者一片能“畫餅”東瀛女子的想象空間。

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的辜鴻銘則認為：日本女子即使是貧苦的下層女子，身上也有某種名貴的氣質。她們柔弱、溫順、純潔、敏感、真誠、高雅、甜蜜、勇敢，女人味十足。這種氣質本為古代（主要是漢唐）中國女子所有，可惜宋代以後，由於源自儒學的理學越來越庸俗，越來越小氣，逐漸掩殺了這種可貴的氣質。因此，若想找回能夠體現中華文明的理想女子，只有到日本去尋求了。辜鴻銘並非紙上談兵，而是說到做到，親自娶了一位日本女子吉田貞為小妾。據說老辜最後竟幸福到了沒有吉田小妾調理就無法入睡的地步。真箇是羨殺人也。

縱觀當時的留日文學作品，日本女子的溫柔嫵媚似乎是當時作品一再描寫的主題，不過，由此倒可以引出一些對中國封建禮教的深思，正是中國封建禮教之嚴，才使得留日學子們在一遇到日本女子的溫順、純潔、真誠、高雅、甜蜜、柔美以及熱情奔放不掩肢體時，就紛紛落馬甘願拜倒在東瀛女子的光腳丫子之前了，這在郁達夫、張資平、周作人陶晶孫等人的筆下都有充分的表現，並使得他們未能免俗的在留日生活中更多的重視了日本的“人情美”和“女性美”，從而忽略了與“人情美”可以說是互為表里的日本人的“島國根性”。這也終究使得他們雖以數年、十數年的留日經驗，卻終究沒能整出一部《菊與刀》來，而讓從未踏足過日本的美國作家本尼迪克拔了頭籌。

不過，在當時，我們倒也出了一位能夠理智、冷靜的認識日本的女作家，她就是凌叔華，雖然她在其作品《異國》中也說：日本的女子，具有十足的女性美。凡女人特有的好處如溫柔、沉靜、細心、周到、愛美、愛潔等等，都較他國人完全。至於服從、謙卑與態度的柔和更非西洋或中國女子可望其項背了。但如此寫，正是作者為了突出其作品中日本人的“島國根性”而作的鋪墊。作者要告訴我們的就是，正是具有如此多“人情美”優點的日本人，一到關鍵時刻，她們就會表現出完全不同的一副惡狠狠的面孔，以排他的“島國根性”示人了。而與凌叔華眼中的日本女子相比，同為旅日文化人的那些男性名人筆下的日本女子則除了“肉”多一些，更柔美一些，其他的貌似還真就沒什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