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文“看拍電影“青春之歌” 一 四中回憶之四”

十三  蓋澆飯

58年的好日子剛過去，全國大饑荒就來了（官方說法：三年經濟困難）。當時正在四中讀高中。隨着全國經濟形勢惡化，北京的糧食供應開始緊張。

其實早在1956年北京已實行糧食定量。因為定量寬鬆，副食不定量，也沒有發放糧票，只是各居民憑購糧本去糧店買糧，因而實際上對居民生活沒有什麼影響。 但是饑荒伊始，最先受到影響的是郊區農民。俺到飯館吃飯看見有很多郊區社員進城。 他們在飯館買一個便宜菜，再買十幾二十個饅頭裝入口袋帶走。 這引起了有關方面的警覺。 因為國家調撥給各城鎮居民的口糧是有定額的，如此一來就造成了城市糧食緊張。 於是有人想出了一個高招。 那就是停止飯館賣饅頭，再把菜澆在米飯上一起出售，此為之蓋澆飯，從而阻斷了市區糧食流失。 而此後不久，就全面發行了糧票，而蓋澆飯也完成了歷史使命。 

十四  禍從口出

糧食危機加劇，學校也開展了政治教育，圍繞當前生活和糧食問題展開了學習討論。 以班團支書為首的一派提出人民生活幸福，糧食不僅夠吃，而且富富有餘。 而包括俺在內的幾個書呆子則認為糧食夠不夠吃有一個客觀標準，那就是每天所吃食物中的營養能否滿足身體的需要。 雙方展開辯論，一時爭執不下。 最後團支書們指出，如何對待這一問題是對待當前國家經濟困難的大是大非的立場問題，更打出 “苦不苦想想紅軍兩萬五，夠不夠比比工農兵大眾” 的口號。嚇得俺等立刻舉手投降。 全班同學的糧食定量從36斤每月 “自願” 減少2斤至34斤。

由此事的影響，1962年俺高中畢業時雖然獲得了北京市教育局頒發的畢業生銀質獎章，也沒能加入共青團組織。這事想想後怕，也幸虧俺晚生了幾年，否則趕上1957年的反右運動，恐怕被帶上帽子是十有八九了。

十五 大饑荒中的皇城根 

高中時俺住校。 四中有很多住校生。因為是全市範圍招生，一些家離學校遠的學生無法通勤，選擇住校，只在周末回家。有些家長調離北京，去外省市工作，把孩子留在北京，可以有更好的教學條件。還有些走讀的學生選擇在學校吃飯也可以。所以在學校食堂就餐的有數百人之多。

食堂管理員周春方，中等身材，削瘦。是全心全意為學生服務的好幹部。在大饑荒時，帶領食堂員工想方設法讓學生們吃好，健康成長。當時糧食定量中的比例是5：4：1。即50%粗糧，主要是玉米麵，40%白面，10%大米。周春方經常戴上套袖，親自在食堂指導，想辦法做到粗糧細作。用玉米麵做出的發糕又大又軟，很好吃。在糧食和肉類，食油定量的條件下，想方設法搞多一些付食品和蔬菜。蔬菜公司借用四中操場貯存過冬大白菜。他組織同學去揀白菜邦。還從遠郊區搞到一些白薯(地瓜)。做成的大菜包子和地瓜包很好吃。他因為工作勤肯耐勞，認真負責而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後來被提升為總務科長。

除在學校食堂用餐外，每月發放半斤糕點票和二兩糖票給個人。 這也成了俺的珍貴享受。 因為營養不足，有同學浮腫，有人得了肝炎（據說是由進口的伊拉克蜜棗所傳播，“境外輸入” 又一例），甚至連體育課都停了一段時間。

好在班上絕大多數同學都有家庭的後援。有軍乾子弟帶來了黃羊肉與同學分享。說是總參和總政出動了“八一”射擊隊和摩托車隊去內蒙打獵，所得獵物分配給京內各大軍隊機關。家父所任職的建工部也從北大荒克山農場運來黃豆分給職工，以示黨和領導的關懷。

俺在大饑荒時的生活雖說是困苦，但每月的定額是有保障的。相比全國絕大多數地區的民眾，應是好的太多。這當然拜賜居於天子腳下的皇城根。巧合的是學校西邊的街道名稱正是“西皇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