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景路：看日本學者論中日“同文同種”

經常聽到有人說中日兩國是“同文同種”。其實，“同文同種”本非國產，而是“梅兜銀加胖”（日本造）。當年的日本軍部為了給自己侵華的醜行找藉口，就煞費苦心的研究中國歷史上被外族征服的歷史,結果發現大清以完全不同於漢民族之文化、文字以及生活方式等，竟能入主中原三百載，其中居功至偉的就是大清從皇帝到臣民都能主動融入中華文化體系之中。由此，自古深受中華文化影響的日本人大受啟發，軍部籍此發揮適時的推出了“日中一體”、“同文同種”等美化其侵略行徑的理論來欺世。
不過，此舉還真的就“欺”了“世”了，不僅一時間愚弄了國際社會，還欺騙了“一根筋”的日本臣民，使他們相信侵華是為了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並與“同文同種”的中國人“共攜共榮”以實現這一偉大目標。而讓國人面目盡失的卻是，“同文同種”在當時的新鮮出爐，竟滿足了一些以日本文化宗主國自居的鼠目寸光的所謂精英文人政客們的虛榮心，從而，甘願沉淪做日本的“同文同種”的馬前卒。即使現在，還有一些人同意這種說法。餘毒，不可謂之不深。
但有趣的是，今天的日本人似乎已忘記了“同文”本屬日本造的這一事實。而是以漢字簡體化所帶來的兩國使用漢字的某些不同和語法構造的不同等因素來極力否定中日的“同文”一說，甚至幾度掀起“廢漢字運動”。日本作家中嶋嶺雄就是這種說法的提倡者之一，並舉出什麼“頭”與“頭”、“書”與“書”等的不同使用來佐證自己的正確。其實他忘了，無論繁也罷簡也罷，就猶如一個人冬天穿棉襖夏天穿半袖，穿衣服的人還不都是同一人嘛！皇帝穿新衣即使光着那也還是皇帝呀！就像他非要把自己名字中的“島”字左邊扶着一座小“山”才能立穩；非要把“領”字上面再壓上一座“山”才能安心般。其實，他即使穿上馬甲咱還是能認出他的，包裝無效。
此君着實有趣，竟提出日本的“非常口”和我們的“太平門”雖然所指相同，但字面意思卻完全不一樣。連穿過了他們的“非常口”後才能得到“太平”的引伸意義都不知就敢拿來說事兒，如果告訴他中文“太平間”的意思還不得讓他直接閉嘴？倒也不值一駁了。我們的“擦屁股紙”（手紙）榮幸的被日本人拿來當做了“信”使用，此君就非常氣憤他的“手紙”即“信”，竟被我們用做了“偷姨來偷拍吧”（擦屁股紙）。因此，就義憤填膺的以此作為論據來證明中日的不“同文”。其實他根本不知道，他的信紙在我邦本來第二功用就是拿來“救急”的，絕招、秘法當然不能外傳了。日語的“品物”與我們的“東西”所指相同，但用字卻不同，由此，他也認為這是中日不“同文”的證明，殊不知，“東西”我們也叫“物”的。至於“東西”指“物”乃來源於唐時人們去長安的“東市”、“西市”購物，最後漸漸購物就演變成了“買東西”即“購物”這一史實。在日本能夠以中日比較文化著書立說之輩，竟連這也不知，可算有失日本人的嚴謹了。而且我們還有持異議的地方哪！咱那好好的“蕎麥”被日本人拿來原字原意的使用,但卻偏偏叫它什麼“騷吧”，以此來說中日不“同文”，我們倒是可以告他盜用、侵權之罪了，不過，這種例子，比比皆是,弄起來也是不勝其煩，我們就大人大量，逝者如斯夫，隨他去吧。
事實上，中嶋嶺雄實際上大可不必如此煞費苦心的以各種“莫須有”的例證來證明中日不“同文”，我們早已尷尬地發現了其實我們早就被日本人給“同文”了的事實。像什麼消極的、積極的、取締、引渡、手續、幹部、代表、寫真等等、等等，已經不敢想象，沒有了這些日本人造出的日語漢字我們的文字表述將處於一種多麼尷尬的情境。
其實，中嶋嶺雄本應為日本把中國“同文”了而沾沾自喜沒事兒偷着樂去，可他卻偏偏要去證明什麼中日不同文，而且還本末倒置非要研究日中的什麼“異母兄弟”的同種關係。
他認為：中日應是同父異母兄弟關係，所以有血統關係存在。因此，日中關係應較別國關係更加親密才對，即使偶爾產生摩擦、對立，作為“兄弟”，也屬正常，而且會比外人更加容易和解。但他同時又認為：“異母兄弟”之間相處，理應是有距離的冷靜相處關係，尤其是應避開經濟方面的借貸關係等等。
此君罔稱了解中國文化之深，竟拿日本人和人之間的“冷血”關係來處理中日關係，殊不知，中國人兄弟之間如果都是有距離的沒有金錢關係的冷靜相處的話，按中國人的傳統思維習慣，那也就不是有血緣關係的兄弟了，兄弟之間是不應預設相處規則來相處的。窺一斑而知全豹，與日本人探討血緣兄弟關係可謂雞與鴨談。所以，咱到底與日本也終究是做不成兄弟的。
不過，此君卻是矛盾得可愛，他又從日中間的異質性以及日本人和中國人的表象上的種種不同，力圖來證明日中的不“同種”，但在其著書最後卻大力宣揚中日是“異母兄弟”關係，都“同父異母”了，還算不上“同種”？這不是典型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麼！也因此，它的日中不“同種”之論，一笑置之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