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及其《观堂集林》的学术成就述评 

一、王国维生平简介 
王国维，字静安，又字伯隅，号观堂，1877年生于浙江海宁。1898年，他来到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并利用业余时间到罗振玉主办的“东文学社”研习日语、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1901年，在罗振玉资助下，他赴日留学。1902年，他因患脚气病归国。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1906年，他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辛亥革命以后，他随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以前清遗民的身份在日开始研究甲骨文、金文、汉简等古代文史之学。1916年，应上海犹太富商哈同之聘，他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金文的研究。1922年，他受聘任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1923年，经晚清陕甘总督升允推荐，他出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1925年，他受聘出任清华学堂国学研究院导师，先后开设了“古史新证”、《说文》、《尚书》、《仪礼》等专业课程，他的个人研究范围和当时指导的学生科研范围涉及到了（1）传统经学（含《书》、《礼》、《诗》），（2）传统小学（含训诂、古文字学、古音韵学），（3）上古史，（4）传统金石学（含古器物学、碑学、帖学、彝铭学），（5）中国古代文学，（6）边疆史地之学（含民族史、边疆史、历史地理学、对外关系史）等众多领域。 

1927年6月2日，这位不世出的史学大师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投水自尽，享年50岁。 

《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三·王国维传》： 

　　王国维，字静安，浙江海宁州诸生。少以文名。年弱冠，适时论谋变法自强，即习东文，兼欧洲英、德各国文，并至日本求学。通农学及哲学、心理、论理等学。调学部，充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辛亥后，携家东渡，乃专研国学。谓：“尼山之学在信古，今人则信今而疑古，变本加厉，横流不返。”遂专以反经信古为己任。著述甚多，撷其精粹为《观堂集林》二十卷。返国十年，以教授自给。壬戌冬，前陕甘总督升允荐入南书房，食五品俸，屡言事，皆褒许。甲子冬，遇变，国维誓死殉。驾移天津，丁卯春夏间，时局益危，国维悲愤不自制，于五月初三日，自沉于颐和园之昆明湖。家人于衣带中得遗墨，自明死志，曰“五十之年，祗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云云。谥忠悫。海内外人士，知与不知，莫不重之。 

王国维是晚清、民国时代学术界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翻译学等多个方面成就卓著而不世出的学术大师。作为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是近现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古典的先驱，又是将历史学与考古学实现有机结合的开创者，他确立了系统而精致的近现代史学考证的操作模式和方法。一生学术著作多达60多种，点校的古籍超过了200种。而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评论说:“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二、《观堂集林》释名 
王国维一生著述弘富，几乎件件是名作经典。但最为有名的论著还是他的中年代表作《观堂集林》。他的弟子赵万里先生在《王静安先生年谱》一文中曾说：“先生之辑《集林》也，去取至严，凡一切酬应之作，及少作之无关宏旨者，悉淘去不存”。可见他对《观堂集林》所收论文选取的严谨态度。 
《观堂集林》的书名中“观堂”二字是王国维的号。他早年曾号“礼堂”，后来又改号“永观”、“观堂”。辛亥革命前后，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旅居京都，住所附近有一古寺，名“永观堂”。他经常到那里散步和思考。1916年归国后，王国维与罗振玉通信时，落款开始由以往的署名“国维”改为署名“永观”、“观堂”。到了1918年3月14日，王国维在致罗振玉信中明确提出：“公如作书时，祈为书‘永观堂’三字小额，以后拟自号‘观堂’，此三字尚大雅。去岁小集亦题《永观堂海内外杂文》……”从此，“观堂”成了王国维最有影响力的字号了。 
《观堂集林》在所收论文种类上分为三类，我们以上海古籍书店全16册《王国维遗书》本《观堂集林》为例，即： 

《艺林》八卷，共收论文87篇。《艺林一》收论文10篇，首篇为《生霸死霸考》，末篇为《肃霜涤场说》。《艺林二》收论文9篇，首篇为《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一》，末篇为《汉以后所传周乐考》。《艺林三》收论文10篇，首篇为《明堂庙寝通考》，末篇为《女字说》。《艺林四》收论文3篇，首篇为《〈书春秋公羊传解诂〉后》，末篇为《汉魏博士考》。《艺林五》收论文9篇，首篇为《〈尔雅·草木虫雨鸟兽名〉释例》，末篇为《校松江本〈急就篇〉序》。《艺林六》收论文20篇，首篇为《释史》，末篇为《〈桐乡徐氏印谱〉序》。《艺林七》收论文9篇，首篇为《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末篇为《科斗文字说》。《艺林八》收论文17篇，首篇为《五声说》，末篇为《〈江氏音学〉跋》。 

《史林》14卷，共收论文122篇。《史林一》收论文2篇，首篇为《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末篇为《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史林二》收论文1篇，为《殷周制度论》。《史林三》收论文1篇，为《太史公行年考》。《史林四》收论文19篇，首篇为《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末篇为《戴校〈水经注〉跋》。《史林五》收论文5篇，首篇为《鬼方昆吾玁狁考》，末篇为《西域井渠考》。《史林六》收论文3篇，首篇为《黑车子室韦考》，末篇为《鞑靼考》。《史林七》收论文3篇，首篇为《萌古考》，末篇为《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史林八》收论文7篇，首篇为《蒙文〈元朝秘史〉跋》，末篇为《蒙古札记》。《史林九》收论文7篇，首篇为《〈流沙坠简〉序》，末篇为《唐李慈艺〈授勋告身〉跋》。《史林十》收论文27篇，首篇为《商三句兵跋》，末篇为《南粤黄肠木刻字跋》。《史林十一》收论文6篇，首篇为《王复斋〈款识〉中晋前尺跋》，末篇为《新莽嘉量跋》。《史林十二》收论文13篇，首篇为《魏石经考一》，末篇为《曹夫人绘观音菩萨象跋》。《史林十三》收论文27篇，首篇为《唐写本残〈职官令〉跋》，末篇为《书绩谿胡氏〈西京博士考〉昭文张氏〈两汉博士考〉后》。《史林十四》收论文1篇，为《胡服考》。 
《缀林》两卷，《缀林一》共收论文18篇，首篇为《补〈家谱忠壮公传〉》，末篇为《库书楼记》。《缀林二》共收王氏诗57首、词23首，和学术论文无关，可存而不论。 
虽然最新全20卷版本的《王国维全集》中《观堂集林》所收篇目已经超过这里的统计，但是无可置疑，上述内容是最能代表王国维学术成就的学术论文。 
三、《观堂集林》的诸多版本 
原始意义上的《观堂集林》版本为20卷本，1921年经王国维本人亲手增删，后来交由乌程蒋孟苹的密韵楼，以木活字本形式在1923年正式刊行。关于此书的由来，蒋孟苹曾在该书的序中说明： 

海宁王静安徵君著书刊于上虞罗氏云窗、雪堂两丛刻及英伦哈氏广仓学窘丛书者不下数十种，世甚重之。岁在辛酉，君复荟萃前所刊书，删繁挹华，益以未刊诸作为《艺林》八卷、《史林》十四卷、《缀林》二卷，名曰《观堂集林》。 

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至今，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一书在海峡两岸涉及到的重要版本大致有： 
王国维《观堂集林》20卷，乌程蒋孟苹刊行。密韵楼木活字本，1923年。 
王国维《观堂集林》24卷，《外集》4卷、《别集》1卷、 附《观堂古金文考释五种》 ，线装石印本《王忠悫公遗书》（全2函4集16册），罗振玉辑，1927年。《外集》4卷、《别集》1卷的内容也多与集林相似，著名的《毛公鼎跋》和《古诸侯称王说》等论文就出自那里。 
王国维《观堂集林》，线装石印本《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全4函48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 
王国维《观堂集林》，台北艺文印书馆,1956年。 
王国维《观堂集林：附别集》全4册，中华书局，1959年。竖排,繁体。根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所印《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删去诗词、杂文二卷，另加《别集》中考证文字二卷。部分考证文字的跋文也有删节。 
王国维《观堂集林》，台北世界书局，1961年。 
王国维《观堂集林》，《王观堂先生全集》，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8年。 
王国维《观堂集林》，台北河洛图书公司，1975年。 
王国维《观堂集林》，《王国维先生全集·初编》12册、《续编》12册、《附录》1册，台湾大通书局，l976年。 
王国维《观堂集林》，《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全1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 
王国维《观堂集林》，《王国维遗书》（全16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含《别集》4卷。 
王国维《观堂集林》，《王国维文集》（全4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王国维《观堂集林》，《王国维文集》（全1册），燕山出版社，1997年。 
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上、下），后附《观堂别集》、《观堂外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王国维《观堂集林》（上、下），中华书局，1984年。 
王国维《观堂集林》（上、中、下），中华书局，2004年。 
王国维《观堂集林》，《王国维全集》（全20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2010年。 
一本学术著作却有如此众多的版本在短短几十年内相继出版，这在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出版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关于此书的学术研究范围，李零在《我读〈观堂集林〉》一文中曾归纳为以下十三个方面，即：（1）殷墟卜辞；（2）两周金文；（3）战国文字；（4）西域汉简；（5）汉魏石经；（6）敦煌文书；（7）铜器定名；（8）三代地理；（9）殷周礼制；（10）古文源流；（11）字书韵书；（12）版本校勘；（13）西北史地。 

我们仅就此书在古文字学上的主要贡献进行述评。 
四、《观堂集林》在甲骨学和殷商史研究的主要学术成就 
《观堂集林》一书学术成就最大的地方表现在利用甲骨文和金文对商周历史和礼制的考证性研究，以此订正并验证先秦相关史料记载的真伪性上。当然，这首先就是考证甲骨文字，进一步确立了甲骨学的诞生和科学化、规范化，完成了甲骨学从文字学走向历史学的变革。 

李零在《我读〈观堂集林〉》一文中曾评论： 

王氏追随罗氏，贡献主要是用殷墟卜辞印证《史记·殷本纪》（《殷墟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从而鼓舞了前中研院史语所1928－1937年的殷墟发掘，证实了殷商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 

就这一点而言，下面，我们分为三点进行详细地阐述。 
第一，对《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商王谱系真伪的考证和订正。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这两篇名作，是王国维利用甲骨资料考证商王谱系取得的最大成就，他证明了《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商王朝谱系的可信度。见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序文如下： 

又观卜辞中数十见之田字，从甲，在□中。及通观卜辞，而知田即上甲微。于是参事前疑卜辞之 （即乙丙丁三字之在或中者，与田字甲在□中同意），即报乙、报丙、报丁者，至是亦得其证矣。又卜辞自上甲以降皆称曰示，则参事谓卜辞之示壬、示癸，即主壬、主癸，亦信而有征。又观卜辞，王恒之祀与王亥同，太丁之祀与太乙、太甲同，孝己之祀与祖庚同，知商人兄弟，无论长幼与已立未立，其名号、典礼盖无差别。于是卜辞中人物，其名与礼皆类先王，而史无其人者，与夫父甲、兄乙等名称之浩繁求诸帝系而不可通者，至是理顺冰释。

不仅如此，他还根据甲骨史料，订正了《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错误，认为“上甲以后诸先公之次，当为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他特别点出“《史记》以报丁、报乙、报丙为次，乃违事实”，并且还指出了“祖乙为中丁之子”……。在研究商王命名习惯时，他经过严谨考证后得出“商之先人王亥始以辰名，上甲以降皆以日名，是商人先公当自上甲始”的结论，这就为研究商代祭祀制度、特别周祭制度的变迁奠定了基础。 
在对甲骨史料进行考证研究后，他以《史记·殷本纪》、《三代世表》和《古今人表》为核心参照，特别绘制了《殷世数异同表》，给神秘的殷商王朝第一次提供了真实可信的历史人物年表，使整个中华文明的信史从西周上推到了殷商王朝早期时代，并为科学的现代考古学和新史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在当时新兴起的甲骨学科的建设方面，他以前无古人的创举，灵活地运用甲骨史料来解释殷商史，并将甲骨史料与传统文献相互印证，在甲骨断代、甲骨缀合、金文解读、铜器断代、商周祭祀制度、商周宗教思想、商周历史地理、商周史研究等诸方面取得了前无古人的重大成果，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二，对先秦古籍中出现的商代历史人物的考证。 
王国维通过对甲骨史料的研究，发现了卜辞里出现的 “季”、“王亥”、“王恒”等人名,也就是《楚辞·天问》中“该秉季德”、“恒秉季德”的“该”、“恒”之名，也就是商王朝的先公王亥。他证明了《山海经》及《竹书纪年》等古籍中的“该”、“核”、“胲”、“垓”、“鮌”、“氷”、“振”等字是由“亥”字讹变而来。结合《山海经·大荒东经》中的记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重新复原了郭璞《山海经》注引《竹书纪年》中所述的那段史事：“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緜臣也。” 

见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如下： 

甲寅岁暮，上虞罗叔言参事撰《殷虚书契考释》，始于卜辞中发见“王亥”之名。嗣余读《山海经》、《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世本·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辞·天问》之“该”，《吕氏春秋》之“王冰”，《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实系一人。尝以此语参事及日本内藤博士，参事复博搜甲骨中之纪王亥事者，得七八条，载之《殷虚书契后编》。博士亦采余说，旁加考证，《作王亥》一篇，载诸《文艺杂志》。并谓“自契以降诸先公之名，茍后此尚得于卜辞中发见之，则有裨于古史学者当尤巨”。余感博士言，乃复就卜辞有所攻究，复于“王亥”之外，得“王恒”一人。案《楚辞天问》云：“该秉季德，厥父是臧。”又云：“恒秉季德。”“王亥”即“该”，则“王恒”即“恒”，而卜辞之“季之”即“冥”（罗参事说），至是始得其证矣。 

对于甲骨史料和传统文献史料记载的矛盾之处，王国维并没有轻信古代文献，也没有偏信出土文献的倾向，而是立足于科学的研究和严谨的考证之后，再得出合理的结论。这一点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他对甲骨史料中记载的“中宗祖乙”说的考证： 

称“祖乙”为“中宗”，全与古来《尚书》学家之说违异。惟《太平御览》八十三引《竹书纪年》曰“祖乙滕即位，是为中宗居庇”。今由此片知《纪年》是而古今《尚书》家说非也。 

《观堂集林》中对甲骨史料中出现的诸多商代先王先公史实的考证，把先秦文献中有关商代人物和历史的神话和传说变成了信史。 
第三，对殷商政治制度和宗教伦理的研究。 
早年热衷于研究东西方哲学的王国维，在利用古典文献解释其思想和宗教内涵上自然就极为得心应手。这方面的典范之作当首推《殷周制度论》一文。此文对殷商时期宗教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转变和成因的探索，发前人所未发，真正达到了前人所难以企及的高度，对于中国政治制度和宗教思想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启迪意义。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一文中论述殷商王朝的继承制度时说： 

殷以前无嫡庶之制。……一朝之中，其嗣位者亦然。特如商之继统法，以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然后传子。自成汤至于帝辛三十帝中，以弟继兄者凡十四帝；(外丙、中壬、大庚、雍己、大戊、外壬、河亶甲、沃甲、南庚、盘庚、大辛、小乙、祖甲、庚丁。)其以子继父者，亦非兄之子，而多为弟之子。(小甲、中丁、祖辛、武丁、祖庚、廪辛、武乙。)惟沃甲崩，祖辛之子祖丁立；祖丁崩，沃甲之子南庚立；南庚崩，祖丁之子阳甲立。此三事，独与商人继统法不合。此盖《史记·殷本纪》所谓中丁以后九世之乱，其间当有争立之事而不可考矣。故商人祀其先王，兄弟同礼，即先王兄弟之未立者，其礼亦同，是未尝有嫡庶之别也。此不独王朝之制，诸侯以下亦然。 

又如他对于殷商祭祀制度的论述： 

商之诸帝，以弟继兄者，但后其父而不后其兄，故称其所继者仍曰兄甲、兄乙，既不为之子，斯亦不得云为之后矣。又商之诸帝，有专祭其所自出之帝而不及非所自出者。卜辞有一条曰：“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祖辛、祖丁牛一羊一。”(《殷墟书契后编》卷上第五叶及拙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其于大甲、大庚之间不数沃丁，是大庚但后其父大甲，而不为其兄沃丁后也；中丁、祖乙之间不数外壬、河亶甲，是祖乙但后其父中丁，而不为其兄外壬、河亶甲后也。又一条曰：“□祖乙(小乙)、祖丁(武丁)、祖甲、康祖丁(庚丁)、武乙衣”，(《书契后编》卷上第二十叶并拙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于祖甲前不数祖庚，康祖丁前不数廪辛，是亦祖甲本不后其兄祖庚，庚丁不后其兄廪辛。故后世之帝，于合祭之一种中乃废其祀。其特祭仍不废。是商无为人后者为之子之制也。 

由上述论述，我们也就明白了殷商政治制度和宗教伦理的特殊性。这一发掘在多大程度上是对先秦文献中有关殷礼记载的否定，我们还不好马上作出相关认定。但是，这一立足于甲骨史料基础上的论点，对于打破儒家传统的“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的说法具有十分重大的启迪。 
五、《观堂集林》在金文学和西周史研究的主要学术成就 
研究传统的金石学自然就无法迈过西周金文这道门槛。王国维在这方面的名作《国朝金文著录表》、《宋代金文著录表》、《周代金石文韵读》显示出他对此学的精湛了解和研究。而且，早期出版的专著《观堂古金文考释》一书，虽然只收录了他当时发表的五篇论文，但是却证明了他作为金文研究大家的功力和学识。 

李零在《我读〈观堂集林〉》一文中曾如是评论： 

王国维治金文，也是利用罗氏所藏，除铭文考释，所作《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和《两周金文韵读》，都是重要工具书。他在这一方面贡献很多，但有些说法，如“四分月相”说（《生霸死霸考》）和“王号（西周早中期的）生称”说（《遹敦跋》），在学界还有不同看法。这两种说法对研究西周铜器断代影响很大，我个人认为都有问题。战国文字，当时出土资料有限，王氏所见无多（只是根据战国玺印），但他能提出像“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这样伟大的假说，寥寥数语，对研究战国文字、秦汉小学和汉魏的古文传授，全是凿破鸿蒙的东西，不但启发了后来的战国文字研究，也解决了经学史上的大问题，甚至对反省《古史辨》派的疑古运动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上述评价可说极为到位。在《观堂集林》一书中，王国维研究金文的成果展现无余，主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 
第一，对西周礼制以及政治制度和宗教思想的研究。 
谥号问题是西周礼制的重要课题之一。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指出，在《矞敦铭》中三次提到的“穆王”都是“生称”，是“穆王”在世时已有的称号，而并非是死后的谥号。文、武、成、康、昭、穆也都是古代的美名，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天子的称呼“皆号非谥”。于是，他委婉地得出结论“谥法之作，其在宗周共、懿诸王以后乎？” 
其他，如《周书顾命考》、《周书顾命考后》等论文对西周礼制中官服制度的研究，《明堂庙寝通考》对西周宗庙制度的研究，《周大武乐章考》、《说勺舞象舞》、《释乐次》等论文对西周舞乐制度的研究……等一系列论文的研究，给我们提供并复员了西周繁琐和严谨的礼制生活画面。为验证三礼记载的真伪提供了前期研究和物质基础。比如，他对于《周书顾命》中有关“王……由宾阶隮……大保……由胙阶隮”之仪式的考证： 

王由宾阶隮者，未受册不敢当主位也。大保由胙阶隮者，摄主故由主阶。……成王未崩则天下不得有二王。既崩则不得亲命。故大保以命之。册命之有大保，犹祭之有尸矣。 

王国维这一解释把当时册命制度的作用和具体仪式讲得清清楚楚，也高度提升了西周金文研究中册命金文的学术价值。 
《殷周制度论》、《作洛解》、《与林浩卿博士论洛诰书》、《再与林博士论洛诰书》，以及《周书顾命考》、《周书顾命考后》、《明堂庙寝通考》等论文对政治制度和宗教思想的研究，也是《观堂集林》的学术亮点所在。而这些论点又主要通过对西周礼制和政治制度的研究表现出来。 

见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一文： 

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摩，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 

在他看来，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商周政治制度和宗教思想的转变，才是中国封建社会真正的奠基。他认为： 

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 

而关于王位继承制度的由商的兄终弟及制度向周的父子长子继承制度的变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核心变化之一。为此，他论述说： 

由传子之制而嫡庶之制生焉。夫舍弟而传子者，所以息争也。兄弟之亲本不如父子，而兄之尊又不如父，故兄弟间常不免有争位之事。特如传弟即尽之后，则嗣立者当为兄之子欤，弟之子欤？以理论言之，自当立兄之子；以事实言之，则所立者往往为弟之子。此商人所以有中丁以后九世之乱，而周人传子之制正为救此弊而设也。 

在以微观考证学为核心的《观堂集林》中出现如此高度思想史宏观研究的论文，实属不易。而他更重要的是开启了微观考证和宏观综述的有机结合，成为现代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典范。
第二，对先秦古籍记载西周历史的考证和还原。 
在《铸公簠跋》一文中，他考证出“铸公”就是黄帝后裔，妊姓，也就是祝公。在《散氏盘跋》一文中，他考证出散氏的封地即《水经注》中的“大散关”、“大散岭”之“散”。在《周时天子行幸征伐考》一文中，他利用铭文记载的天子出行地名，考证出了当时十九处地名是西周天子行幸之地。 
在名作《鬼方昆吾玁狁考》一文中，他考证出玁狁一族在商周乃至于到了汉唐时代的民族演变历史： 

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汧陇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或分或合，时入侵暴中国。其俗尚武力，而文化之度，不及诸夏远甚。又，本无文字，或虽有而不与中国同，是以中国之称之也，随世异名，因地殊号。至于后世，或且以丑名加之，其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昆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季，则曰玁狁。入春秋后，则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 

他从“《出车》咏南仲伐玁狁之事，南仲亦见《大雅•常武》篇”开始考证，得出的结论是“是班固、马融皆以南仲为宣王时人，融且以《出车》之南仲即《常武》之南仲矣。”于是，他近而得出“则南仲自是宣王时人，《出车》亦宣王时诗也。征之古器，则凡纪玁狁事者，亦皆宣王时器”的结论和断代标准之一。 

在《杞伯鼎跋》一文中，他又订正了传世文献记载的错误： 

《郑语》云：曹姓邾莒。而《春秋左氏传》所记莒女皆己姓。《世本》以莒为赢姓。此鼎及他彝器记邾国之女，皆为姓，并与《国语》不同。或曹字乃之伪欤？ 

在《玉溪生诗年谱会笺》一文中，他引用《函皇父盘》铭文来解释《诗·十月之交》中出现的“艳妻”的“艳”字即铭文中的“函”字： 

周犹言周姜，即函皇父之女嫁归于周，而皇父为作媵器者。《十月之交》之艳妻，《鲁诗》本作阎妻，皆此敦“函”之假皆字。函者，其国或氏。者，其姓。而幽王之后，则为姜为姒，均非姓。 

整个《观堂集林》，这样的匡误正俗的论点很多，特别是他对金文文献的解释，所以才使他赢得了“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梁启超语）的美誉。 

六、《观堂集林》的学术价值和历史评价 

首先，他利用甲骨文和金文史料，解决了先秦文史研究上众多千古疑难，验证了先秦文献的真伪，恢复了先秦神话的史料性质。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评论《观堂集林》说:“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其次，他的二重证据法确立了新的历史考证研究方法。 

二重证据说首先出自王国维。他主张：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说,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 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 不能不加以肯定, 可断言也。 

这里出现的“纸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新材料”在语言叙述上显然有着审美的考虑。“纸上”对“地下”，“旧文献”对“新材料”。曾经研究过美学的王国维，连写文章也在追求一种审美效果。 

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中，他继续主张： 

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 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 赖于地下之学问者, 固不自今日始矣。 

那么这里的“地下之新材料”、“地下之学问”是否只是局限于甲骨文、金文等文字史料呢？显然不是这样的。 

李学勤先生就曾指出： 

在1925 年,中国的现代考古学刚刚发轫。作为中国人自己首次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田野发掘,是1926 年进行的。至于1928 年开始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则已是王国维所不及见。在这样的条件下,王国维讲义提到的“地下之材料”仅有甲骨文、金文,但从他广阔的学术视野而论,应该是泛指种种考古文化遗存。因此,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说”实际是对古史研究中历史学与考古学关系的表述。 

陈其泰也曾主张：钱大昕利用碑刻史料与历史文献互相比勘解释对考证元史问题等项得到创获, 可视为“二重证据说”的萌发。 

王国维在《毛公鼎考释序》一文中说： 

自来释古器者, 欲求无一字之不识, 无一义之不通, 而穿凿附会之说以生。穿凿附会者非也, 谓其字之不可识, 义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文无古今, 未有不文从字顺者。今日通行文字, 人人能读之能解之, 诗书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 今日所以难读者, 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现代之深故也。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 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 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 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 即甲以推乙, 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 必间有获焉。然后阀其不可知者以侯后之君子, 则庶乎其近之矣。 

对此，陈其泰认为：“这段总结, 可视为‘二重证据说’之初步表述。”此一结论或许还值得商榷。因为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一书也曾公开主张： 

搜罗偏霸杂史、稗家野乘、山经地志、谱谍薄录, 以及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 旁及千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家墓、祠庙伽蓝、碑礴断缺之文, 尽取以供佐证。 

上述观点也可以作为二重证据说的前奏，虽无其名而有其实。 
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一文中总结为：“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异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氏这一解释很重要，已经变成日本汉学京都学派羽田亨等人考证学方法的直接渊源。 
第三，完善了对古器物学和古器物学史的研究。 
王国维的古文字学研究，是以金文研究作为其起点和核心的。而他的金文研究又统一了传统的文字学、古器物学、历史学、文献学和现代考古学，在金文研究上真正实现了跨越千古的学术飞跃。在《说觥》一文中，他就首先肯定了宋代学者的贡献： 

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曰钟，曰鼎，曰鬲，曰甗，曰敦，曰簠，曰簋，曰尊，曰壶，曰盉，曰盘，曰匜，曰盫，皆古器自载其名，而宋人因此名之者也。曰爵，曰觚，曰觯，曰角，曰斝，古器铭辞中均无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然至今日仍无以易其说，知宋代古器之学，其说虽疏，其识则不可及也。若国朝人所命名，则颇有可议者。 

在《生霸死霸考》一文中，他的月相四分说的提出，对现代学术界的金文研究、历法研究产生了难以估量的重大影响。如下： 

余览古器物铭，而得古之所以名日者凡四，曰初吉，曰既生霸，曰既望，曰既死霸。因悟古者盖分一月之为四分，一曰初吉，谓自一日至七八日也；二曰既生霸，谓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三曰既望，谓自十五六日以后至二十二三日；四曰既死霸，谓自二十三日以后至于晦也。八九日以降，月虽未满，而未盛之明则生已久。二十三日以降，月虽未晦，然始生之明固已死矣。盖月受日光之处，虽同此一面，然自地观之，则二十三日以后月无光之处，正八日以前有光之处，此即后世上弦下弦之所由分。以始生之明既死，故谓之既死霸，此生霸死霸之确解，亦即古代一月四分之术也。 

总之，他利用古文字史料考证古史的行为，完善了古文字学和古史学的有机结合，极大地提升了甲骨学、金文学的学术地位和史料价值，成为近现代考古学和古代文献相互结合的学术典范，提高了先秦典籍的可信度。这才是《观堂集林》成为近现代古文字学学术经典的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