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清平隨筆 | 談學論術9. 要“科學精神”，不要“科學主義”

都以“科學”為主體，為什麼只要“精神”，不要“主義”呢？這就涉及到鄙人對這兩個詞兒的定義了：同義反覆地說，“主義”是指占據了“主導”地位的廣義“正義（正確，正當）”，“精神”是指人們拿出了“精氣神”高度重視的東西，因而比“主義”少了點壓倒一切的終極氣勢。

這樣子的界定後，“科學精神”就是指：考慮到科學的使命在於趨真避假，對於滿足好奇心有好處，所以應當積極提倡，號召人們在認知活動中直面事實，不帶偏好地揭示它們的真相。不用細說，對於擁有雜七雜八的“優良”傳統，但就是缺少科學積澱的國人而言，這種精神特別值得發揚，不然要想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那不是一般的難，而是相當的難。

相比之下，“科學主義”就不同了，總是以獨斷的口吻要求，人們必須唯科學（特別是自然科學）的馬首是瞻，把它當成了知識的典範和終極的標準，不僅在認知領域裡要用它評判什麼樣的理論方法是“正確”的，值得追求，而且在非認知領域裡也得用它確定什麼樣的事情是“正當”或“正義”的，可以去做。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這不科學”的口頭禪相當流行，就體現了科學主義的這個特徵：不管是什麼東西，也不管是哪個領域，都能拿“科學”當標準來評判；一旦給出了“不”的答案，就等於判處了“這”玩意兒的死刑。

再把眼光投到國外，好像也有類似的現象，不僅比漢語口頭禪的檔次高大上，而且歷史還悠久了許多：某些主義或學說（包括但不限於“科學社會主義”）很喜歡打出“科學”的旗號，以顯擺自己既偉大又光榮的絕對“正確”。

一個最新出鍋，不過同樣高大上的例子，則是美國的某些“官兒”們，靠着自己曾經“學兒”的經歷，振振有詞地宣布：誰要是在防治疫情的事情上，質疑他們的決策，挑戰他們的權威，誰就是“不相信科學”，就是“反智”“迷信”。

俺老漢堅持“自由一元主義（freedomonism）”，只承認“不可害人，尊重人權”這一條正義的底線，對這樣子的科學“主義”，自然是持批判的態度了。說破了，“一山不容二虎”的大白話，就算放到哪裡都不合適，也肯定適用於不同的主義。所以吧，人生在世要想活個明白，最好還是懂得一條道理：你可以提倡無數“精神”，但只能堅持一個“主義”；不然的話，“多元主義”的高尚光環，別的不說，至少會把你變成歷史上那頭最著名的驢，嗯哼。

不過吧，考慮到本系列主要是從實然的視角出發，探討認識論和存在論的問題，所以最好還是把道德方面的規範性批判留給“正義啟明”的系列，在此只用“從內部攻破堡壘”的殺手鐧，依據科學自身的本性，批一批科學主義。

攤開了說吧，科學主義的頭號問題在於：先把“科學”當成“真理”的化身供起來，再把“相信真理”與“相信科學”說成是一回事，卻沒有意識到，這樣子的偷換恰恰只會讓科學主義自己淪為“迷信”，因為同義反覆地說，“迷信”就是稀里糊塗、啥都沒搞明白的胡亂“相信”。

前面說了，“科學（研究）”就是人們以價值中立、趨真避假的方式干的活兒；除了這兩點比較特殊外，別的方面就與人們以價值不中立、趨善避惡的方式干的其他活兒差不多了。所以呢，我們根本找不到什麼鶴立雞群的理由，非要把它與“學問（研究）”“種植（莊稼）”“（處理）行政”“（藝術）創作”等等分離開，放在專門的牌位上，卑躬屈膝地頂禮膜拜。倒不如說，它自身的本性恰恰要求我們，時刻抱着懷疑批判的態度對待它。

最近這幾十年，波普的“證假主義（通常譯成‘證偽主義’，但鄙人以後會解釋，‘假’與‘偽’也有着微妙的語義差異）”一直很有名，許多人把它當成了評判“知識”是不是“科學”的標準。可要是較起真來，它非但沒有揭示科學之為科學的本質，反倒還遮蔽了價值中立的要害。

但撇開了這一點不談，它也有兩個好，比香港記者還多出一個來。頭一個就是顯明了前面說的，科學裡面有不少“假”，並非都“真”，否則的話“證假”又該從何談起呀？總不能是靠着“證”其他東西的“假”，來“成”自己的“真”吧。

第二個呢，就是因此要求人們抱着懷疑批判的心態，隨時留心科學裡面是不是還有“假”，一旦發現了就提出來給“證”了，而不要看到“科學”的金字招牌，就先自罰三杯，把自己變成一隻傻鳥，不管真假都願意胡亂相信的那種。

說穿了，就是對那些越過了波普這道坎，已經“證”了“真”的知識，我們在相信的時候也要留個心眼，提防其中包藏着還沒有發現的“假”。為什麼呢？你想啊，要是人本身就是個有限的東西，他們鼓搗出來的玩意兒，包括“科學”乃至“真理”在內，怎麼可能做到毫無瑕疵的純真無假呀，不是？

這樣子說，未免有點大而化之，那就再給個細一點的論證吧：倘若“事實”就是人們“認知”到的“存在”，那“真理”的“符合事實”，不也就在於人們的“認知”與人們“認知”到的“存在”彼此一致麼？

這個反思有點燒腦，卻足以把真理的美麗粉碎成一地雞毛了。不管怎樣，真既然是屬人的價值，那它就像所有屬人的價值一樣，永遠擺脫不了人的有限性——儘管下面還會說明，有限的人也能通過有限的辦法，努力減少這種有限性。

有鑑於此，在自以為掌握了科學的真理後，我們難道不應當兜頭來上一盆涼水（太冷了怕激出病來），提醒自己別忽略了兩種“認知”的符合一致裡面，可能還有我們搞不清楚的多貓膩麼？所以吧，哪怕在認知的領域內，我們也不必盲目地相信科學或真理，倒應當時刻憑藉求真的好奇心，質疑批判擺在眼前的任何東西。

要是我們連科學或真理都不必盲目相信的話，對那些“以科學為業”的人們（平常說的“科學家”），我們更沒必要當成權威或神靈來崇拜了，彷佛他們一張口，就像曾經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似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嗯哼。

倒不如說，如同“以學術為業”“以學問為業”的人們一樣，科學家只是一幫選擇了在認知領域就業的傢伙，與選擇了在其他領域就業（比方說“以種植為業” “以行政為業”“以藝術為業”）的人們之間，根本不存在通不了婚的天差地別。事實上，諸如此類的“職業崇拜”“行當歧視”，造成的危害一點也不比備受抨擊的“歐洲崇拜”“種族歧視”輕，以後找機會再說。

進一步看，與科學自身及其得到的真理比起來，一個個的科學家本人，包括但不限於牛頓愛因斯坦這樣的大牛，由於肉身凡體的絕對有限，出現謬誤、會被證假的概率，不知要高出了多少倍。既然如此，哪怕你與他倆比起來，官銜更大，級別更高，拿的獎更多，又怎麼有資格聲稱，誰反對你，誰就是“不相信科學”，就是“反智”“迷信”呀。

所以吧，哪怕官兒們的初心真是為了民眾好，他們把自己說成是科學真理的“道成肉身”，也已經是瞞天過海的吹牛僭越了。要是他們再打着曾經學兒們的旗號，把自己身為官兒的種種考慮偷運進來，甚至還三不知地藏着掖着商兒們的帶貨意圖，那更是只能用一句聖人之言來形容了：就像發現了大侄子尿炕不上學那樣，嬸可忍，叔不可忍！

正是在這個意思上說，對官兒們的決策敢於提出異議，哪怕他們的確有過學兒的輝煌經歷，今天還頂着博士、教授、專家、院士、所長、主任、顧問、熱被窩獎的無數頭銜，與其說是“不相信科學”的“反智”“迷信”，不如說才是最值得提倡的“科學精神”。

一言以蔽之，科學是最不怕質疑批判的了。也因此，不許質疑批判的“科學主義”，肯定“不科學”，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