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感念饒毓泰先生

虞英曾

父親在世時常提到饒毓泰先生，感激恩師對他的扶持，可惜我從來沒有見過饒先生。照片中，饒先生濃眉微微皺起，雙唇緊鎖，表情嚴肅憂郁，隱約顯示出一種不安，那應該是饒先生六十年代初的一張照片。饒毓泰先生是中國物理學的創始人之一，一生培養了幾代傑出的物理學家，我的父親虞福春只是其中的一位。

饒毓泰先生，字樹人，出生於1891年12月1日，與胡適的誕辰同年同月。和一些中國早期大學的領袖人物一樣，他生長於晚清。在他的人生旅途中，中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內憂外患，兩次政權易幟。民國時期，危機起伏不斷，但是不同政治勢力和人文思想之間的較量又為他們這一代人創造了相對自由的空間和前所未有的機遇。

有關饒先生身世的信息不多。他出生在江西臨川，父親饒之麟是一位前清舉人，曾任戶部主事，母親叫余娥之。在幼年，饒毓泰在叔父和舅父的教導下受到傳統古典教育，那時讀書的目的還是步前輩之後塵，走科舉取士的道路。庚子之變後，科舉廢除，西式學堂在全國各地迅速興起。新學堂教授外文、物理、化學、代數、幾何等現代科目，向百姓開放。1905年，剛剛步入少年的饒毓泰隻身來到上海，先入中國公學，後轉至中國新公學。那時，胡適也在那裡讀書，並在新公學兼任英文老師，這樣，饒毓泰在那裡成為胡適的英文學生。後來，饒毓泰考入盛宣懷創辦的南洋公學–也就是後來著名的交通大學。

那時，中國的大學尚未成年，清華仍在庚子賠款留美預備學校的階段，北京大學到1913年才招收了第一批本科生。當時中國學子們都嚮往着出國深造，其中自費學生為多，公費留學名額有限，考取者是年輕學子中的佼佼者。1909年，梅貽琦率先考取第一批庚子賠款赴美中國留學生，次年胡適也隨繼赴美。在南洋公學畢業後，饒毓泰回鄉在撫州教書半年。1913年，他考取了江西省派公費留美。這樣，他懷着科學救國的理想，開始了他在美國長達九年的深造。據胡適說，饒先生在美國的學習並不順利，他身體一直不是很好，曾多次因肺病輟學。1917年，他在芝加哥大學獲得了物理學士學位，後來，他經過幾番周折，先入哈佛大學、耶魯大學，1922年，他最終在普林斯頓獲博士學位。他的畢業論文是有關低壓電弧電子發射速率的實驗研究，他設計的電弧光源的電壓比通常低，是當時氣體導電研究的一項新成就。這一年，他接受了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的聘請，去南開創辦物理系，擔任理學院院長兼物理系主任。

二十年代初，中國高等教育尚未成型，教授人才極為缺乏。清末民初，儘管海外留學生上千，物理人才寥寥無幾。北京大學走在最前面，儘管如此，物理系也僅有兩名教授。作為系主任的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碩士何育傑又要主管系務，又要開設課程，他的熱、電、光、磁等課程都是首次在國內開設。在1916-22七年間，北大物理系本科畢業生總數僅47人。清華在1925年剛剛成立大學部，次年，招收了七名物理系本科生。南開因為是私立大學,和國立的北大清華又不能比，沒有政府的資助，資金來源極為困難。1919年，南開大學部成立時，學生總人數只有96人，而在1915年，北大學生人數已達1300人。

饒先生來到南開時，除他以外，只有另外一位物理教員陳禮，而南開教授的薪金，也遠遠少於北大和清華。那時南開在八里台的校園剛剛開始修建，教學樓和教工宿舍尚未交付使用。在美國的深造使饒先生對世界級大學的建設和學風有清晰的了解，他深知實驗室在物理教育中至關重要，他在美國預先訂購了物理實驗儀器設備直接運到南開新建成的科學館。陳禮先生是學電工的，負責講授交流電和無線電課，其他課程都由饒先生自己講授，他使用的教材多是國外著名的教本。他很重視培養學生的主動精神，讓學生閱讀文獻後在班上做科學報告，並把學生的報告刊登在南開的科學報上。他在南開度過了七個年頭，那時在南開數學、物理、化學等系學習的學生，都曾受教於饒先生，成為國內外著名學者的有吳大猷、吳大任、江澤涵、申又棖、陳省身、鄭華熾等。吳大猷原本打算學習礦科，後轉入物理系，是饒先生使他開了物理的竅，把他引入物理這片科學的樂土。

在南開期間，饒先生的個人生活並不快樂。早在芝加哥大學期間，饒毓泰與教育學家朱經農認識。朱經農長饒毓泰四歲，後來擔任過中央大學教長和教育部次長。他早年參加同盟會，與留日同學在上海共創中國公學，因此，朱經農與胡適也非常熟識。在朱經農那裡，饒毓泰讀到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十分佩服，他致函胡適，“時人著書多無精密之思，即稍能用思，又無膽量說出來，其能用思而兼有膽量者，尚有足下。“胡適在書中談到“中國無科學之原因，在於狹義的功用主義深入了中國人的骨髓，因此缺乏西方人‘捨身求真’的精神‘”，對此，饒先生深有感觸，“這實在是我多年想說而沒有說出來的話。”捨身求真正是饒先生人生的宗旨，他堅信學術必須獨立。朱經農對饒毓泰有很高的期盼，他寫信給胡適，“弟與談數夜，思想亦新奇，將來之大科學家也。”正是因為這段情誼，朱經農將他的妹妹朱毅農介紹給饒毓泰。

但是，朱毅農早已通過她哥哥結識了胡適。她是個有文學天賦但極易沖動的女子，胡適一直輔導她寫作，為她批閱文稿，使她對胡適瘋狂地傾倒。1925年，她與饒毓泰結婚時，胡適與夫人江冬秀是他們的證婚人，但是他們婚後的感情很不好。朱毅農心裡始終只有胡適，不時與他通信。和胡適不同，饒先生是位科學家，嚴肅且少沖動，並且是個不愛多說話的人。據吳大猷回憶，饒先生表面上看起來非常嚴肅，但心地善良。“可是朱毅農看不到這點，她感到丈夫不通世故人情，不會體貼人，又不願讀她的書稿。婚後她喜怒無常，時而憂郁，時而狂躁，精神障礙日愈嚴重，身體也每況愈下。

1929年，饒毓泰申請到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的資助去德國進行學術研究，這時，他已決定解除這段婚姻。當時，歐洲處於物理學的黃金時代，量子力學理論正走向成熟，萊比錫（萊布尼茨）大學群集了很多世界一流物理學家。1927年，25歲的海森伯格被任命為教授，他提出量子理論的不確定性原理，並與同事把量子力學與相對論連結為相對性量子理論體系。他的學生後來很多成為世界頂級的物理學家，其中包括他的第一位研究生布勞赫。物理學在歐洲的突破也許是饒毓泰選擇去德國的原因，不同網絡文章記錄饒先生去萊比錫大學波茨坦天文物理研究所做斯塔克效應的研究。但是我認為，饒先生去的不是萊比錫大學，而是位於柏林附近的萊布尼茨波茨坦天文物理研究所，它的前身是柏林天文台，以光譜學研究著名，因為研究所是德國數學家萊布尼茨在1700年創立，故此得名，而光學正是饒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同時，饒先生密切地注視着現代物理學在歐洲的最新突破，認識到原子核物理正在成為物理學的未來。他在波茨坦天文物理所工作了三年，1932年，他發表了Rb，Cs原子光譜線的倒斯塔克效應的論文，他觀察到這兩個元素的主線系的分裂和紅移，那時正是對斯塔克效應進行深入研究的時期，用微擾理論處理和計算斯塔克效應是量子力學的重要應用之一，饒先生的工作豐富了這個領域的實驗數據。那一年饒先生回國，但他沒有再回到南開，而是去了北平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李書華時任研究所所長。饒先生回國時從英國購買了攝譜儀和真空光譜儀帶給研究院，這樣他可以繼續從事在德國開啟的光譜斯塔克效應的研究工作。同時，他也和北大建立了聯系，每周在那裡授課三小時。

二十年代中，北大物理系在丁燮林的主持下，一些著名教授李書華、楊肇燫、溫毓慶、張貽惠曾到物理系任教。1926年丁燮林奉命籌建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離開北大時，李書華接任物理系主任。那時張作霖已控制了北洋政府，北大經費很快就出現短缺，到1927年，教職員往往只發薪俸四成，很多教授都紛紛離去，教學水準受到極大損害。清華物理繫於1926年成立，葉企孫任系主任。有庚款作為後盾，清華很快呈現蒸蒸日上的局面，到1929年清華物理系已有吳有訓、薩本棟、周培源幾位教授，後來，趙忠堯、任之恭等又相繼來到清華。這時，清華在物理實驗設備的購置與裝備上，也比北大物理系精良不少。

1930年，蔣夢麟被任命為北大校長。蔣夢麟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攻讀教育學，和胡適一樣，他也是美國哲學家和教育家杜威的學生。蔣夢麟不但是個教育家，而且是個行政天才，他為人外柔內剛，他把學術與行政事務分開，他治理下的北大既要體現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的精神，又要重視尊重製度。他上任後，立即大刀闊斧地推出一系列重大改革。為了提高北大的教學和科研水準，他解聘了一批不稱職的教員，設立研究教授的職位--研究教授比一般教授的工資要高，不得在校外兼職，並且需要定期報告研究成果。他很快聘用了一批高水平的教授，其中理學院有馮祖荀、丁文江、王守競、曾昭掄、劉樹杞、李四光、葛利普、許驤、汪敬熙等。。他和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合作，大大擴充並重新規劃北大的校園。北大的前身京師大學堂成立之初，校園地點選在景山公園東馬神廟的和嘉公主府–和嘉公主是乾隆的四女。1918年紅樓在沙灘建成後不久，文學院搬到紅樓，成為北大一院，原來的公主府就成為二院，也就是理學院。在沙灘東南的北河沿和同文館原址設有社會科學院系，又稱三院。蔣夢麟獲得美國教育文化基金的資助加上在教授中認捐，買下了紅樓以北松公府的地產，在那裡建設了地質館和新的圖書館。

1931年，王守競出任物理系主任。王守競1928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在他的領導下，物理課程內容進一步現代化。但是在1933年，他決定致力於應用科技離開北大到國民政府兵工署下任職。我父親虞福春1932年考入北大物理系，他回憶那時北大物理系教授很少，不得不請清華的教授來北大兼課，葉企孫、吳有訓、周培源、黃子卿都曾來北大兼過課。當時物理系研究教授只有薩本棟一位，薩先生當時在清華休假，應聘任北大研究教授一年。他教過父親普通物理，使父親受益匪淺，但薩先生只在北大講學一年。

這時，蔣夢麟聘請饒毓泰到北大就任物理系主任，饒先生時年42歲，正值壯年。饒先生在創建南開物理系時已經顯示了他的教育行政能力，在德國訪學三年，他又積累了豐富的科研經驗。也許是出於對科研的偏愛，饒先生回國後沒有馬上從事教學，他在研究院與嚴濟慈和李書華合作得很好。他深知大學工作的繁雜，接到蔣夢麟的聘請後，他對他在物理研究所的工作頗為戀戀不捨。五月，他在給李書華的信中預想在北大教學，不會妨礙他在研究院的工作，而且，他在研究院的工資可以節省下來用於研究院。但是他來到北大之後，馬上全力以赴，從此，他把他的餘生全部奉獻給了北大。

饒先生上任後，很快聘用了一批新的教授，周同慶、張宗蠡、朱物華、吳大猷等，他們多在國外獲得博士學位，有很高的研究水平。他留用系裡幾位副教授並從優秀畢業生中挑選出助教，很快組合了一個梯隊式的教學團隊。那時，物理系已有學生120多人，因為教師人數少，教學任務繁重，饒先生親自講授二至三門課，父親那時曾上過饒先生的電磁學、光學、大氣物理和電動力學的課。饒先生花了很多時間整理課程，一改物理系以往只注重上課，學生缺少自行研究機會的弊病，將功課時間減少了一半。據助教沈壽春回憶，為了啟發學生的自覺性和興趣，饒先生不厭其煩地教學生如何看參考書，如何記筆記。他對學生要求非常嚴格，一次大多數學生沒有按要求做好衍射光柵光強分布圖，他退回全部作業。他對實驗的要求也極為嚴苛，有學生抱怨說，”物理系的各種實驗，可真是令人頭疼，要把得數做到分毫不差，那簡直是妄想。“他喜歡在課堂上向學生提問，給學生的分數也不單憑考試卷子，而是結合平日課堂提問的情況。

饒先生在教學中非常注重演示實驗，據父親回憶，他把理學院的禮堂改為階梯教室，使之成為一個演示實驗室，這樣，他一邊講課，一邊演示，把感性和理性知識結合在一起。就是在這個階梯教室，饒先生接待了幾位世界著名的物理學家Langmuir、Dirac、Bohr。他向年輕的教師們介紹德國大學物理演示實驗的傳統，示範哥廷根大學的Pohl教授如何利用演示實驗。為了讓學生們能夠了解世界最新物理成就，他建立的物理圖書館不但外文期刊比較齊全，而且採用開架式，使師生可以自由閱讀。饒先生始終強調大學教師一定要做科學研究，他上任之初，馬上購置實驗設備，擴充了機械工作室，建立了常溫室並設計分光實驗室。他從國外購買了大型攝譜儀和其他光譜研究設備，開展斯塔克效應和喇曼光譜研究工作。他也非常重視自製儀器，在系裡建立了精工車間，用進口光學元件自製大型攝譜儀一台。二十幾年以後，父親在北大開創原子核物理實驗課，建立相關的金工、木工、玻璃工和儀器儀表加工車間，正是他從饒先生那裡領略的傳承。1935年，饒先生開始招收物理系第一批研究生，郭永懷和馬仕俊，兩位後來都成為著名的物理學家。

吳大猷說饒先生精通英、德、法文，國文根底極好，“惟講授則似乏‘深入淺出’的口才”，但學生從他處所得不是高頭講章，而是他對“學術了解之深，對求知態度之誠，對學術的欣賞與尊敬，以及為人的嚴正不阿的人格”，他是“不作公共關係”的人，但為他的同輩所尊敬。“父親回憶，饒先生講課是啟發式的，因為江西鄉音較重，口才不是很流暢，但是本質的東西講得很好，基本概念反覆闡述，因此他的課引人入勝。有學生回憶饒先生講課全部用英語，不講一句中文，那可能是後來的事情。那時北大的二院，“環境幽靜，紅柱大禮堂前的庭院異常平潔，當中是一個小荷池”，池中央豎立着一個漢白玉日晷，“四面幾張長座椅，左右婷婷對立着兩棵羅漢松，堂後又是一番景象，靜寂寂的院子，悄悄地不見人影，”普通物理實驗室就在禮堂的西北側，饒先生的辦公室南面光學實驗室。在這個美麗的校園內，學生描述對饒先生的印象，“他是一個不愛多說話的人，”“每天早上穿着整潔的西服，高蹺腿兒坐在洋車上直達二院”。

饒先生回國後，經北大教授孫雲鑄夫人的介紹，1934年與張因明女士結婚。當時北平知識精英雲集，以北大清華為中心，社交沙龍，定期聚會，人文氣息非常濃厚，胡適作為北大文學院院長，是這個文化圈的核心人物。饒先生雖時任理學院院長，但他那時與胡適的關係並不密切。也許是因為早年朱毅農的關係，但更可能的是，作為一個科學家，他不願涉入對政治的探討。可惜好景不長，1937年的七七事變改變了每一個人的命運。那年9月，教育部決定北大、清華、南開三校聯合成立長沙臨時大學，饒毓泰先生任臨時大學教授會主席，三校受命南遷。饒先生攜夫人輾轉天津、青島、武漢，經歷千辛萬苦，才抵達長沙臨時大學。11月1日，臨時大學正式開課。三周之後，日機開始空襲長沙，這時上海已經被日軍占領，不久南京淪陷。38年初，臨時大學決定前往更為隱蔽的昆明。這時，饒夫人經不起再次長途跋涉，在饒先生的陪同下，決定前往上海娘家避難。不幸，夫人在這段路上，感染了傷寒，不久病逝。

我父親1936年從北大物理系畢業後，考上了饒先生的研究生，同時也考上了上海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員。因家庭經濟需要，他只好去上海就業，在那裡磨了一年的玻璃，在此期間，饒先生一直希望父親回北大讀研究生。次年夏，父親回到了北京，准備擬讀研究生。但是很快發生了七七事變，北大南遷，他已無法就讀，那時，他的父親和哥哥也都已失業，哥哥得了肺病，沒錢治，很快就死去了。此後的兩年，父親全家困在淪陷的北京，沒有任何經濟來源，生活極為艱苦。1939年，他收到饒先生托人捎來的信，要他去昆明的西南聯大物理系擔任助教。他從同學那裡借來旅費，在天津塘沽沖過日本憲兵的關卡，乘英輪先去上海。在上海的租界，他見到了饒先生。這正是饒先生在喪妻後孤寂和悲苦之際，但先生仍舊極為關注學生的艱難，問及父親手裡有多少錢。當父親告訴先生他手裡只有六十塊，先生馬上拿出四十塊給他。父親到昆明後，是饒先生從自己工資中拿出三百塊替父親償還了他向同學借的那筆錢。

夫人去世後，饒先生孤身一人再次輾轉跋涉，經湖南長沙至昆明，到西南聯大任物理系主任。那是饒先生身心都處於極端痛苦的歲月，據吳大猷回憶，饒先生“素患胃潰瘍”，“此疾之特性是當人心情憂郁時胃酸增加而愈劇痛，饒一方憂國，一方喪偶，乃胃疾時發。”由於日軍空襲頻繁，教授們被迫避居在昆明郊區崗頭村，房屋不過是茅草頂泥牆紙窗，那是離學校十多里路的鄉間，交通極為不便，只能坐馬車或步行到校上課。當時饒先生和吳大猷居室僅半堵牆之隔，這段時間，饒先生每日在吳大猷家晚飯。據吳大猷回憶，先生情緒消沉，飯後，吳大猷時常陪老師打牌，饒先生輸了沒什麼，贏了就高興得像個孩子。那時，饒先生仍堅持親自講授“光學”和“光學電磁理論”等課程。到1941-1944年間，饒先生身體每況愈下，父親作為聯大物理系的秘書代先生辦理教務以及總務工作，饒師甚至把他的圖章也交給了父親，由父親代他簽字，辦理學生選課、退學、轉系等事務。在這段時間，饒先生已不能到校上課，父親代他講授“光學”，他幾乎每周步行到饒先生住處匯報，請先生指示。饒先生雖在病中，仍在修改他的“光學”講義，並翻譯一些文獻，父親講授光學時始終使用饒先生的講義。初到昆明時，北大並未運出任何設備，物理系只將一個來之不易的凹面光柵及光譜儀的玻璃和水晶三棱鏡等少數部件帶上。北大經費很少，只能用以維持一個駐昆明的“北大辦事處”，沒有力量維持多項研究工作。在這樣的艱苦條件下，饒先生仍主張不放棄科學研究，為了創造條件，他把棱鏡裝置在木架上拼湊起一台光譜儀進行喇曼效應實驗研究。他督促年輕助教們堅持做研究工作，撰寫科學論文，有些論文在《美國物理評論》上發表。

1944年1月，饒毓泰辭去聯大物理系主任，赴美訪學，他先後在麻省理工學院、俄亥俄州立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從事分子紅外光譜的實驗研究。在俄大，他與A.H.Nielsen等合作，進行分子光譜的分析。但是這段時間，他的心情並不好，用他自己的話說，“精神早已消止，存者只軀殼耳”。1946年夏，我父親穿越大西洋去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到達紐約後，他乘火車去普林斯頓看望饒毓泰先生。饒先生對學生永遠是關懷備至，他先把我父親“罵”了一頓，問他為什麼沒和俄大的Nielsen先生聯系，他要父親馬上通知在那裡的一位中國學生，並告訴父親應該搭哪一趟火車。

三年以後，父親在俄大獲得博士學位後，讀到瑞士物理學家布勞赫有關核磁共振的論文，他寫信告訴饒先生他希望去斯坦福大學在布勞赫指導下工作，饒先生說，他正好認識布勞赫夫人的哥哥，北大地質系的米士教授（PeterMisch）。米士是瑞士猶太人，在抗日戰爭期間逃到中國，在北大地質系當教授。這樣，饒先生為父親引薦了布勞赫，使父親獲得他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機遇。1950年底，父親與布勞赫的另一位學生美國物理學家普羅克特（Warren Proctor）合作，用普羅克特製造的核磁共振儀進行原子核磁矩的測量時，發現了著名化學位移。化學位移的發現使核磁共振成為物質結構分析的最權威的方法，為它在化學、生物、醫學和其他諸多領域中的應用開闊了廣泛的前景。

正是在1946年7月底，新任北大校長胡適抵達北平，馬上籌辦北大開學的工作，他任命饒毓泰為理學院院長，喚起了饒先生重振北大理工學術的理想。1947年初，饒先生回國，那時北大物理系只有幾位教授，除饒先生外，有鄭華熾（兼教務長）、趙廣增、馬大猷和副教授江安才，其餘的人都在國外。隨着美國原子彈爆炸的成功，饒先生認識到這是未來物理學發展的方向，他向胡適提出“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勢不容緩”，認為在此“北大前途甚大”。饒毓泰擬請一批著名學者來北大，包括吳大猷、錢三強、何澤慧、吳健雄、張文裕、張宗燧、馬士俊、袁家騮等。他也曾希望聘請錢學森為工學院院長，因錢當時在美國合同未盡未成。對於戰後北大物理系的發展，饒先生早在抗戰末期已命吳大猷擬就計劃，胡適任北大校長後，即以該計劃向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申請到貸款十萬美元，委託吳大猷在美國訂購一批設備。吳大猷托我父親和俄大物理系主任Nielsen先生聯系為北大製造一台遠紅外光譜儀，但是因國內政權不久轉換，吳大猷未能回國，這個計劃並未實現。

那時，中央研究院決定效仿英國皇家學會、法國科學院等國外學術機構，設立會員制度，會員名稱為院士。1948年，研究院選出第一屆81位院士，他們都是各學術領域的著名學者，包括胡適、饒毓泰和多位同代學人。這時內戰已經爆發，物價飛漲，各大城市反飢餓、反內戰的抗議活動不斷。在蘇聯的積極支持下，中國共產黨很快取得軍事上的優勢。在政權轉換的前夜，國民黨計劃“搶救”著名學人共60位。但這一代大多學人，除少數幾位如胡適、傅斯年、錢穆被毛澤東點名為“被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中國反動政府‘控制的‘極少數人”外，大多學人為了國家和民族，超脫政治立場，選擇了心目中的未來中國。馮友蘭把當時學人的心理描述得很清楚，”作為一個學者，對於自己所鍾愛的學術事業，不能輕易放棄；對於政治，應當保持一定的距離；自己希望國家強盛，但對於哪一個黨派掌權，則不想干預，也無力干預。

1951年2月，我的父母親，如同饒先生多年前一樣，懷着科學救國的純真理想，攜兩歲的兒子回到了祖國。饒先生時任物理系主任兼理學院院長，他馬上任命父親為物理系教授。同時，我的母親也聯系了曾昭掄教授，被任命為化學系副教授。那時從國外歸來的學人都異常興奮，認為過去中國受帝國主義的欺侮，現在獨立了，國際地位提高了，大家都以最大的熱情投入工作。可是，不久，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就被提到了日程上。1951年9月，周恩來總理在京津高校教師會議上作報告，“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受的是帝國主義奴化思想的侵蝕”，“要為新中國服務”，“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1952年2月，三反運動開始了，北大校長馬寅初馬上積極響應，這場運動很快鋪天蓋地變成一場人人檢討、互相揭發的、洗澡運動“。那正是朝鮮戰爭時期，在海外留過學的人都被迫承認自己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實施者”，雞毛蒜皮的一點事情，被無限放大，對教授們的批評尤其嚴厲。民國時代成長的知識分子，那時對這套方法尚不熟悉，甚至真相信它的正義性。他們誠惶誠恐，順勢而行，每人都對自己迄今的一切發生懷疑，無中生有地否定自己，否定別人，同事、師生、朋友、乃至夫妻、父子之間互相批判，儒家傳統的私德被神聖的革命道義所替代，文化人的自尊和人格被掃除殆盡。二月底，父親在大會上檢討，檢討中他被迫批評老師饒毓泰要求研究論文趕上世界先進水平是出於自私自利，使饒先生非常生氣。先生同時抱怨校長馬寅初對他並不寄予同情，副校長湯用彤也批評他思想有問題，先生備受刺激，很快病倒，甚至有幾天“直視無睹，不能認人”。貫穿饒先生的學術生涯，他始終強調大學要做研究，可是三反運動一來，在北大已經不能提科研。因此，我父親被迫批評老師，對這件事，父親終生感到非常懊悔和難過，在他口述回憶錄中向我提及。和饒先生相似，父親在人事關係中常常過於單純，不懂公共關係，這也許是他終生未當成院士的原因吧。

在思想改造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醞釀已久的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正式展開。表面上，這場改革是把歐美“通才”的教育模式改革為蘇聯“專才”的成才模式。蘇聯模式是把教育與計劃經濟相連，國家對教育實行高度統一計劃管理，集中國家資源，迅速培養出大批高度專長狹窄的“專家”。但是，這不僅是一場行政的調整，更是顛覆中國高等教育的政治運動，運動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國時留下的英美式綜合大學（包括北大清華這樣的名牌大學、教會大學和私立大學），割斷各大學與民國的歷史聯系，從而確立新政權在高校的絕對權威，肅清大學教師思想中崇拜英美的“宗派主義”和“個人主義”。

名牌大學科系被拆散，骨幹教師被抽分。就這樣，美國傳教士司徒雷登創辦的燕京大學在這場運動中消失了，燕京資產由人民政府整並後，文理科併入北大，工科併入清華，社會學併入政法大學。同時，北大工科併入清華，清華文理科併入北大，北大也由沙灘搬至燕園。1953年，經過大換血的中國高等學府全部設立了黨委、總支和團委，所有行政單位和生產單位都由黨團員擔任正副職、秘書助理，這樣，學校里形成了在黨的統一領導下上下貫通嚴密的組織系統。對於院系調整的嚴重後果，父親在1984年的一次學術會議中講到，把科研和高教分開（設立與大學分開的中科院），既限制科研，又無法保證教學水平；把理工科分家，專業狹窄化，阻礙了多學科的相互配合，新興科學的產生；把基礎課和專業課分家，使基礎課教學人員不能接觸世界學術前沿成果，這一切都對中國高等教育造成長期深遠的不利影響。一向強調大學要做科研的饒毓泰先生當然對這一切看得很清楚，新形勢下，他學術獨立的理想已無路可走，他斷然辭去了所有領導職務。作為一個科學家，他總希望在這非理性的運動中找出一個理性的答案，那時中譯本馬列書籍很少，他購買了德文版的《資本論》及英文版的《聯共黨史》以尋求解讀。

52年10月，北大遷至燕京大學校園，饒先生也就搬到燕南園51號，在這里，他度過了他的餘生。他這時已是60多歲的老人，體弱多病，醫生只准許他半天工作，但他始終關注物理系的發展。除了指導研究生以外，他親自上圖書館查閱文獻，編寫講義，先後開設“原子光譜”‘、“光的電磁理論”、“氣體導電基本過程”等課程。饒先生是一位實驗物理學家，他講學始終貫穿實踐—理論這一思路，他總是首先從實驗出發，細致地講述實驗裝置，如何進行實驗，分析實驗結果，然後再做理論解讀。他經常用物理發展史上的事例教育學生和青年教師。他常說，普朗克黑體輻射公式、麥克斯韋方程等並不是這些科學家頭腦里想出來的，而是他們根據實驗中獲取的大量事實提出的。比如，饒先生不是簡單地從波爾提出的定態假設去建立能級的概念，而是用實驗事實來解釋這個概念。饒先生非常關心學生和教師們的成長，對他們抱有極大的期望，總是為他們盡力創造可能的條件。同時，他對學生們要求又極為嚴格，他的批評有時會不講情面。父親作為饒先生的學生，深深體會老師一生坎坷，性情孤僻，即便在批評中，他看到的是饒師內心的關懷之情。1955年父親調離物理系去組建原子核專業的技術物理系，我家也搬到中關村，父親就不常見到饒先生了。

此後十多年，饒先生多半在燕園家中辦事，很少到物理系坐班。這段時間，由上級安排，中科院植物所的吳素軒女士與先生住在一起，照料他的日常生活。兩人已相識多年，吳女士住樓上，先生住樓上。先生沒有子女，只有一位養女饒慰慈在清華工作，來往不多。也許是因為先生少言寡語，反右的風暴並未波及到他，而在聯大就以”民主教授“著名，積極響應新政權的曾昭掄先生卻因被邀請出來講了幾句公道話，即被打成右派，革去一切職務。文革開始後，饒先生被迫去系裡參加批判會，這時學生們見到他的機會多了一些。據光學教研室的葉學敏回憶，先生每次來系裡總是衣着整齊，拄着一根拐杖，緩緩地行走，面容慈祥，有禮貌地和老師們打招呼，頗有紳士風度。在物理系，先生雖然不擔任任何職務，但他德高望重，大家對他都很尊重。在那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時期，剛直不阿的饒先生仍然敢堅持自己的意見，他在批判會上嚴肅指出，“很多學術問題不能一概否定，系領導以前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並不是像有些人污蔑的那樣壞。”

1968年8月，軍宣隊工宣隊進駐北大，清理階級隊伍開始。10月，所有的教師都被要求集中住在單位里，一日簡單三餐由食堂送來，任何人不得離開物理大樓。在這期間，大家被要求在走廊上張貼大字報，互相揭發。晚上，各單位隨時開批鬥會，被批鬥的對象有時還被押在遊廊上示眾，同時大家必須跟着呼口號，以壯氣氛。饒先生所屬的物理系光學教研室的教師們被集中在一個40平方米的大房間里，幾張大桌子拼湊在一起權當大床，每人的鋪蓋都緊挨着。因為饒先生年老體弱，被允許睡在一間小實驗室內的一張簡易床上，由幾位老師陪伴。由於先生的腸胃不好，不能吃大鍋飯，教師們向工宣隊申請獲准他三餐回燕南園家中吃飯，其他人一律不准離開物理大樓。先生從來不寫大字報，只是在走廊上走來走去，慢慢地看大家張貼的大字報。我們只能猜測先生當時的心態，他幼年受古典教育，繼承了傳統士人“以天下為己任”精神，又經過了多年西方名校的薰陶，他始終懷着科學救國的理想，信奉學術自由。此時此刻發生的事情，背離了他一生的事業和信仰。52年以後，他已經辭去了一切職務，為的是保留心靈中僅存的一點點空間。可是文革與以往運動都不同，那是早請示、晚匯報的日子，是無法無天的日子。如果先生在清醒時可以保持緘默，睡夢中，他卻無法遮掩他心靈的痛楚。那時他夜晚經常說夢話，而且夢中他只說外文。看管饒先生的青年教師們大多對先生都極為尊重，從未動過他一根毛發，但只有光學教研室一位極左，他一次居然訓斥老先生，並且張貼了一張攻擊先生的大字報，責問先生為什麼在夢中用外語說“反動話”--這是文革中唯一針對饒先生的大字報。大字報無中生有的內容，連先生睡夢中的這一點點私人空間都要強占，如同重錘一樣致命地打擊了先生的心，他絕望了。從來備受尊敬的老先生，這時已經77歲，他不能再忍受這樣對他人格的凌辱了。10月16日晚，睡覺鈴響，工宣隊點名，沒有聽到饒先生回應，大家馬上在周邊尋找，但沒有找到。隨後光學教研室葉學敏等幾位老師趕到燕南園51號先生的家去敲門，但無人答理。門沒鎖，進門後，他們發現先生臥室的門反鎖着，裡面一片漆黑。其中孫老師用手電筒從門窗往裡照射，突然看到天花板水管下吊着一個人，正是老先生，孫老師嚇得驚叫，他們找來吳女士打開房門，趕緊叫校醫來搶救，但先生早已氣絕。

就在此時，比饒先生小七歲的同代物理學家葉企孫先生，根據中央軍委的命令，被扯入抗戰時冤死的學生熊大縝案，正在經受着嚴厲的審訊，殘酷的監禁摧毀了葉先生的健康，他一度精神失常，但他沒有自殺，勉強活到了1977年。物理學家錢臨照曾把饒先生和葉企孫做過比較，他們兩人都很剛強，葉先生像一塊鋼，不僅硬，還有塑性。饒先生更像玻璃，雖然硬，卻容易碎，但是兩人的結局具有同樣的悲劇性。

師生之間的傳承是儒家千年的傳統，父親成長於貧困之中，從小缺少父愛。自他步入北大的校門，他受到饒先生的一手扶植。1951底，在他辭別斯坦福大學之際，他告訴布勞赫教授，他要回國去接替自己老師的工作。像饒先生一樣，父親一生樂於做一個甘為人梯的教書匠。2002年底，在父親彌留之際，他想以自己的積蓄設立一個饒先生獎學金，以感念老師，但他的積蓄，在通脹的壓力下已經所剩無幾，他因此決定用這錢在物理系為饒先生鑄一座銅像。父親沒有能活着看到銅像，當我把中央美院董祖怡老師做的塑像模子照了相拿去給病榻上的父親看時，我問他，“像饒先生嗎？”“像，”父親點點頭，然後說，“真想念饒先生啊！”就這樣，父親踏着恩師的足跡，走完了他自己的人生旅途。

註：作者為物理學家虞福春之女，曾就文章某些內容與饒毓泰先生的外甥，物理學家丁渝之子丁維謇先生商討並核實修改，在此向丁先生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