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真的物理人生–憶虞福春先生

虞英曾

虞福春1914年12月9日出生在上海。他的祖父虞汝鈞，光緒戊子年在福州中舉，曾在廣東揭陽和南海做縣令，在當地大力推廣西式教育，改書院為學堂，他也擔任過廣東武備學堂總辦。後來，他在兩廣總督府任職，官至四品道台。祖父在南海期間，寧波商人虞洽卿與外國人發生糾紛，狀告縣衙門。當時南海和番禺兩縣分管廣州府，廣州西關商行在南海轄區。因為祖父懂外文，在一夜之間將一些重要文件轉移，為虞洽卿保存了大部分財產，因此，兩人就認了本家。辛亥革命以後，祖父不再做官，就帶着全家移居上海，住在虞洽卿的家裡，一住就是五年，這樣，虞福春就出生在虞洽卿的家中。那時祖父雖然不再作官，但在政界頗為活躍，1912年他出任復旦公學董事，八月他去北京參加了孫中山的同盟會成立國民黨的大會並且被推選為參議。

1916年底，虞福春隨祖父母遷居北京。不久，作為北洋財長陳錦濤助手的大伯父虞熙正被捲入陳錦濤銅廠賄賂案，和財長一起被捕入獄，祖父受到很大打擊，因此中風而死。這樣，大家庭就沒有了頭，從此就衰落了。第二年，伯父出獄，大家庭仍住在一起。虞福春的父親虞蒙正排行老二，在五兄弟之中是個好吃懶做、游手好閒、殘忍而且自私的人。祖父曾送伯父和父親去日本留學，但父親很快把錢花光，被哥哥趕回了家。母親林保芳出身於官宦人家，因為外祖父與祖父在福建鄉試同年中舉，他們就定下父母的婚事，但是他的父母感情很不好，祖母對母親也分外厭惡，不滿意時甚至動手打。母親是個舊式女子，沒有自己獨立的經濟來源，又不大會管家，事事總是逆來順受。

父親當時在北洋政府鹽務署做一個抄寫員，本來他的工資是足夠養家的，但是父親從不顧家，每晚喝酒賭錢，鬧得他們這一房一貧如洗，大家庭里所有的人都對他們看不起。虞福春七歲時，他們被大家庭掃地出門，只好在公寓裡租一間房子，一無所有，生活十分貧困，總是飢一頓，飽一頓。一年五月節，全家等待父親發工資回家買吃的東西，孩子們站在街頭一直等到下午，父親頹喪歸來，他已經把錢全部賭光了。父親在家時，總是不停地製造矛盾，對孩子隨手就打。他不喜歡兒子們讀書，因為兒子讀書，就會壓倒父親，但母親是主張孩子去讀書的，認為只有讀書，才有出路。

1921年，虞福春進入石駙馬大街的北京第十小學，1927年他考入北京著名的男四中。這時，國民政府遷都南京，父親失業了，家中負債累累，連菠菜也吃不起，全家喝了一年的稀飯。後來，父親去南京工作，他與母親、姊妹五人留居在北京，但父親很少寄錢回家。他進四中後，第一年因為交不起十二元五角的學雜費，幾乎被勒令停學。那時，他的三叔虞宏正已經是北京大學農學院教授，曾為他交了一學期的學費，從二年級開始，他每學期以年級第一名免去學費，這樣才得以繼續就學。在四中，他開始對物理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李直鈞老師特別注意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化學老師劉景昆使用的是美國州立大學一年級的課本，課上他僅做重點講授，而讓學生自己對全書進行研究。在他們的薰陶下，虞福春養成了獨立思考的習慣，同時他非常心儀教師這個的職業。他高中時，他已經在輔導伯父姑母子女的功課，開始了他做教書匠的嘗試。在他漫長的教書生涯中，他始終認為，教師不但要讓學生獲得知識，還要讓學生理解知識的來源和獲得知識的辦法。在他講課時，如同他四中的老師，他也是對關鍵地方重點講授。在學生時代，他經常到北京圖書館看日本《朝日新聞》上刊登的吳清源圍棋對局，看畢每一局都能背下來。他說，一局棋看似復雜，但僅有幾手是關鍵的，其餘都是定式。關鍵的幾手記住了，全局便瞭然於胸，學習也是一樣。他的圍棋技巧，到聯大時已是全校聞名。

1932年，他高二時，發生了九一八事變，他因為參加了學生的抗議活動，為躲避校方的懲處，他以貴陽未立案中學畢業生的身份直接考入了北京大學物理系。不久，饒毓泰先生出任北大物理系主任。饒先生一反以往物理系學生功課繁重，自行研究少的弊病，將課時大大減少。他善於啟發學生學習的自覺性和興趣，要求學生少受教材的束縛，在學習和實驗中要敢於創新。這樣，在北大的學習為虞福春打下堅實的理論基礎，也培養了他極強的獨立鑽研能力。自二年級起，虞福春每年以優異成績獲得學校的獎學金，他省吃儉用，用這筆錢加上自己在校外做家教的收入幫助母親贍養他的兩個妹妹和小弟弟。

1936年，虞福春從北京大學畢業，同時考上北大研究生和位於上海的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員。由於家庭經濟困難，他只好去上海就業，在那裡磨了十個月的玻璃。1937年，他回到北京，本來擬讀研究生，但是七七事變後，北大南遷，他已無法就讀。他的父親和哥哥也都已失業，哥哥這時得了肺病，沒錢治，很快就死去了。此後兩年，他們全家困在淪陷的北京,沒有收入，生活極為艱苦，沒飯吃的時候，全家只能躺下睡覺。

1939年夏，饒先生托人寫信要他去昆明擔任西南聯大物理系的助教，他向同學王棟借來旅費，從天津乘船先到上海去見了饒先生，饒先生又拿出四十元資助他。從上海，他乘船經香港抵達越南海防，再乘火車到昆明。不久，饒先生為他償還了他向同學借的三百元，使他最終從極端潦倒的境地中解脫出來。自那時起至1946年中，他在聯大工作了近七年，先後擔任物理系助教、講師，併兼任系秘書的工作。饒先生當時身體非常不好，他就代饒先生管理物理系行政事務，饒先生不能上課後，乾脆把系裡的圖章也給了他，由他簽字批准學生選課、退學、轉系，同時他代饒先生講授光學。在日軍頻繁轟炸的時候，他負責把實驗設備運到鄉下，實驗需要時再運回。他也曾任周培源的力學課助教，並協助理學院院長吳有訓管理雜務，包括為教授們買米送菜，同時他在吳大猷和馬仕俊指導下做原子核碰撞截面的計算和介子場論的研究工作。在昆明期間，他失去了在北京淪陷區的四位親人，他的父親、母親、一個妹妹和小弟弟。母親的死使他極為痛心，如果沒有戰爭，他本希望能夠賺點錢，讓母親過得好一點；他憤恨父親不負責任，痛惜母親一生受難。這時，他遇見田曰靈，他們在1945年5月結婚，婚禮很簡單，鄭華熾夫人做了一桌菜，請了幾位朋友。

1946年夏，由吳大猷介紹，虞福春經印度加格達乘船越過大西洋去美國，在俄亥俄州立大學物理系攻讀博士，三年後，他獲博士學位。那時，他對核殼層理論非常感興趣，他讀到瑞士物理學家布勞赫（F.Bloch）的論文《用中子束共振法精確測得中子的自旋和磁矩》--這就是著名的核磁共振，布勞赫是海森伯格（WarnerHeisenberg）的學生，1952年獲得諾貝爾物理獎。他覺得布勞赫的工作非常漂亮，就希望去斯坦福大學在布勞赫指導下工作。饒先生說，他正好認識布勞赫夫人的哥哥，北大地質系的米士教授（PeterMisch）。米士是瑞士猶太人，在抗日戰爭期間逃到中國，在北大地質系當教授。這樣，饒先生就把他介紹給布勞赫，很快布勞赫就同意他到斯坦福去。

在斯坦福大學，虞福春與布勞赫的另一個學生，美國物理學家普羅克特（W.Proctor）合作。普羅克特擅長電子學，他用布勞赫的方法製作了世界上第二台核磁共振儀，而虞福春在大學一年級時對化學定性分析有很大興趣，在那時已經打下了很好的實驗基礎。就這樣，他用普羅克特製作的核磁共振儀，對穩定同位素的自旋和磁矩進行系統測量研究，在精確測定各種14N化合物的磁矩過程中發現了著名的化學位移效應，即核磁共振的頻率與核在分子中的化學環境有關，隨着化學環境的不同，稍有改變，使其譜線稍有移動，而兩種14N信號的頻率差正比於磁場強度。幾乎與此同時，哈佛大學的狄肯遜（W.C. Dickinson）對19F核的不同化合物進行測量，也發現了類似現象。因此，虞福春、普羅克特和狄肯遜三人成為國際公認的化學位移發現者。在今後短短的一年時間內，虞福春和普羅克特一共測量了20多個穩定核素的磁矩，占周期表內具有核距的穩定核素總數的20%。他們在測量KSbF6水溶液中SbF6—離子的核磁共振譜線中，首次發現了由於自旋耦合而產生的譜線劈裂現象-J耦合現象，J耦合現象後來成為核磁共振光譜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斯坦福大學，他又與瑞士人奧德（F Alder）合作，在普通水中測定了17O的自旋為5/2，其磁矩與中子磁矩精確吻合，他當時測得的17O的磁矩值與50年後國際公認值相比只差0.3%，而這正好落在他當時公布的誤差范圍之內。化學位移的發現使核磁共振成為分析物質結構最有權威的方法，為它在化學、醫學和其他諸多領域中的應用開擴了廣泛的前景。英國劍橋大學物理化學教授Jacek Klinowski在90年代給一位北大朋友的信中精確地說明了化學位移效應的意義，虞福春“把核磁共振的方法按照化學家的意願送到他們的手中，做的如此完美。“布勞赫的另一位學生，同時在實驗室工作的Martin Packard先生這樣說到化學位移，”化學家一下就明白了它的真諦，他們感謝物理學家，馬上把工作接了過來。“布勞赫的研究項目是美國海軍部的計劃，實驗室的工作，他都要向海軍部匯報。海軍部官員獲悉後，來到斯坦福來視察，他們特別向虞福春道謝。虞福春回憶說，美國海軍部是非常有眼光的，他們常常會支持完全渺茫的基礎研究。布勞赫最早做核磁共振時，完全是基礎研究，和海軍一點關係都沒有，可是到發現化學位移的時候，核磁共振運用的前景就很大了。比如，幾年後硅谷的瓦里安公司（Varian Associates）用核磁共振結合其它科學成就做出了磁力探測儀，可以測量很弱的磁場，從而探索在海底潛艇的位置，他們此後研發出了一系列商用核磁共振波譜儀。那時，斯坦福的人覺得很奇怪，問虞福春怎麼他是個化學家，其中一個人竟問他怎麼會降低身份做化學工作？他知道他畢竟不是個化學家，他做化學方面的工作，需要有勇氣去學習，闖路子，創造條件。為了做氣體氙的核磁共振，他需要把氙這個惰性氣體用三十立方的高壓灌入一個瓶子裡封起來。這樣，他就需要自己做一個真空系統，但是他不會吹玻璃。他找到化學系的留學生陶愉生，請陶愉生教他吹這個真空瓶，最後這個實驗做得很成功。虞福春回憶，在斯坦福大學，如果你有一個奇怪的想法，人家馬上會支持你。每天下午，實驗室里有一個短暫的休息時間，大家一起喝一杯咖啡。在這個時間，他向同事們解釋化學位移是怎麼一回事，大家討論起來，你一言，我一語，雖然這些討論不一定有什麼結果，但這些討論都會對每人有啟發。那裡的科研環境坦率而又平等的，一次，諾貝爾獎得主，伯克利大學的Emilio Segre親自來到他們的實驗室--Segre是意大利人，布勞赫的同代人，吳健雄的老師，和布勞赫很熟悉。虞福春了解到Segre有鍀（technetium）的化合物--這個化合物只有他有。當他問Segre是否可以借用他的鍀化合物做核磁共振時，Segre馬上答應，幾天之後打電話來叫他去拿樣品。虞福春回國後，一直希望能繼續做核磁共振研究，但這從來就沒有被列入國家計劃，他不但不能做，他分到的實驗室很快被強行拆除了。因此，他再也沒有機會繼續他核磁共振的工作。

1950年底，虞福春准備攜妻兒一起回到祖國。當時，布勞赫問他為什麼要回國，他說他想要回國教書。布勞赫說，你想要教書，在這里也可以教，為什麼要回去？為此，布勞赫還特意為他長了工資。虞福春回答說，他需要回去接替他老師的工作。回國前，他還有很多未完成的工作，本來這些都可以單獨發表文章，但是他已經沒有時間了，這些最後都保留在他的筆記本里。他的三本筆記的內容現在公布在斯坦福大學的網站上。

1951年2月，虞福春全家到達北京，饒毓泰先生時任北大理學院院長兼物理系主任，他馬上任命虞福春為物理系教授。同時，虞福春的夫人田曰靈也聯系了曾昭掄教授，被任命為化學系副教授。那時，大家都非常興奮，認為過去中國受帝國主義壓迫，現在中國獨立了，國際地位提高了，他們都以最大的熱情投入工作。可是不久，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問題就被提到日程上。1951年9月，周恩來總理在京津高校教師會議上做了關於思想改造的報告。次年1月，三反運動開始，北大校長馬寅初馬上積極響應，這場運動很快鋪天蓋地地變成一場人人檢討，互相揭發的“洗澡運動”。那正是朝鮮戰爭時期，在海外留過學的人都被迫承認自己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實施者”，雞毛蒜皮的一點事情，被無限放大，對教授們的批評尤其嚴厲。這些民國時代成長的知識分子，大多是誠惶誠恐，順勢而行，同事、師生、朋友、乃至夫妻、父子之間互相批判，儒家傳統的私德被神聖的革命道義所替代，文化人的自尊和人格被掃除殆盡。那時，知識分子對這套方法並不熟悉，甚至還真相信它的正義性，他們思想的轉變是在經歷了反右和文革之後。二月底，虞福春在大會上檢討自己，檢討中他被迫批評老師饒毓泰要求研究論文趕上世界先進水平是出於自私自利。事先並未打招呼，他在大會上公開批評老師，使饒先生非常生氣。同時校長馬寅初對饒先生並不寄予同情，副校長湯用彤也批評他思想有問題。饒先生當時精神受到很大得刺激，很快病倒。對這件事，虞福春終生感到非常懊悔和難過。

1952年春，北大辦了工農幹部文化補習班，給參加過革命的年輕人進行培訓，使他們能進入大學。虞福春被任命為文化補習班的主任，同時代理物理系主任及北大工學院沙灘分部主任，補習班就設在祖家街的北大工學院。補習班的學生多半只有初中程度，但知名教授們都積極參與補習班的教學活動。虞福春作為主任，承擔了程度最差一班的教學，在其中投入了非常細致的工作，使全部學員考試合格升入了大學。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後，虞福春擔任北京大學物理系普通物理教研室主任，講授力學、熱學、電磁學、光學和原子物理的全部課程。北大中關園的房子蓋好以後，他和黃昆就住在隔壁，常常在一起備課，討論怎麼體會教材，有時半夜十一點他們還見面在一起討論，怎樣把學生教好。

早在1945年原子彈爆炸之後，饒毓泰先生已經敏銳地看到物理學發展的主流方向，幾次致函校長胡適，認為在北大建立原子核研究中心刻不容緩。後來因為政權轉換，這自然沒有下文。五十年代初，周培源任北大教務長時，虞福春向他提出在北大辦原子核專業的想法，周培源就去跟錢三強請教，因為當時錢三強在原子核領域是個大權威。錢三強認為，如果這樣，就需要把原子核專業調出物理系，所以，他們必須要慎重考慮。

1955年1月，中共中央做出了發展核工業、研製核武器的戰略決策，由周恩來總理親自組織實施。四月的一天，錢三強突然找虞福春去開會，到會的還有浙江大學的胡濟民、東北人民大學的朱光亞和復旦的盧鶴紱等三人，他們一起討論了如何在北大辦核教育專業。那年夏天，北大的物理研究室正式成立，由錢三強的弟子胡濟民任主任，虞福春和朱光亞任副主任。初創期間，物研室一切都是保密的，他們從幾所大學招收專業相似三年級的學生改學核物理專業。這時，虞福春首次在中國講授“原子核實驗方法”課，同時，他建立了相關金工、木工、玻璃工、儀器儀表加工車間，還把他從美國帶來的吹玻璃工具和防護眼鏡交付實驗室使用。

1955年至1957年兩年間，物研室培養出核物理和放射化學專業人材300多人，其中國防科工委核實驗基地司令員錢少鈞少將就是當時的畢業生。1958年秋，物研室改為原子能系，後來又改稱技術物理系。

在今後的幾十年內，虞福春一直兢兢業業地從事他教書匠的職業。他總是十分低調，從來是甘為人梯，對年輕一代教師，他會毫無保留地分享他的備課筆記。他講課深入淺出，非常生動，語言簡練，推導嚴謹、層次分明。據學生回憶，他講課時，總是一邊講，一邊像將軍操練一樣，正步從講台的一頭走到另一頭，然後180度大轉彎，再正步從講台另一頭回到這一頭，非常神氣。他在黑板上的板書就像藝術品，四塊黑板哪兒寫什麼，在備課時，他早就准備得一清二楚。他推算公式，更是嚴格，在他手下絕不會錯一個字母，漏一個小數點。他是個嚴肅的人，很少當面說人好話，學生很敬畏他，甚至有點怕他。他說，“要做位於世界前列的科學家，不能只跟在別人後邊跑，重複人家的科研成果。這是一個辛苦的過程，就像游泳一樣，你下了水，就只能拼命往前游，不論多累，不論風浪多大，只能拼命向前游，才能到達彼岸。“他考試的苛刻是有名的，一位學生在他的電動力學課考試中拿了59分，不及格，這樣，這個學生一個假期都要復習補考。班幹部找虞先生去通融給一分，被他拒絕，他要這個學生，好好復習，重學一遍。

年輕的教師都看不起基礎物理課程的教學，但虞福春認為這是不對的，他說，不要小瞧大學物理那四本書，力、熱、電磁和光學，把這些給學生講明白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位學生在去美國留學之前，因為大學微積分已經陌生，讀到泊松分布時，他怎麼也搞不明白這分布方程是怎樣推導出來的，他就去向虞福春請教。先生說，“你先把這放下，我想一下再回答你。”

第二天上午，學生聽到有人敲門，那是先生的保姆。她交給這位學生一張紙條，說“你問先生的問題，你走後沒多久先生就想出來了，這是他給你的紙條。昨天下午我已經來過了，可你家沒人。“

1968年文革中，虞福春因特嫌被隔離審查。一位朋友的夫人在逼供信中承認自己是中統特務，又指控丈夫和虞福春同為特務，因為那位丈夫經常找虞福春下圍棋。隔離期間，軍宣隊半夜審問他，叫他靠牆站，因為靠牆，打人，人不會倒下。這位戰士原來是個機槍手，他叫虞福春反覆地站起來，再蹲下去，然後問他，“你是什麼時候回來的？你在美國拿多少錢？”

“四百美金吧，也許是兩千多塊錢，”先生回答。

“拿這麼多錢，你為什麼回國？你帶什麼任務回來的？”

“我為了愛國才回來的，”先生說。

“混蛋！“機槍手一個嘴巴打下來，打得他滿臉是血。

後來，看守他的班長在他關押的房間里偷偷看小說，弄得他哭笑不得，“如果我真是特務，你找不到證據，還在玩忽職守看小說。”

1969年10月虞福春隨着技術物理系遷往漢中，房子沒有，要基建，要搬磚、挖坑，還要扛着三屜桌跑步，說是要培養工農感情，他又跟去修鐵路，住在一個破廟里。後來，因為他把自己的一床被子送給一位工廠管理員，他受到表揚，指導員讓他寫改造的體會，隨後，他被選為勞動模範。雖然是莫名其妙，至少，他可以比較自由了。1971年底，他終於又回到北京。此後一段時間，他擔任物理系主任，但那時，文革尚未結束，工作並不順利。

北大的理科實驗室經歷了文革的浩劫，需要恢復，教學儀器需要更新和補充，但是學校的經費很少，必須要精打細算。負責科研經費的陳守良教授對科研儀器不夠熟悉，就向虞福春請教，他吃驚地發現虞先生對各種理科儀器設備都非常熟悉。先生回憶說他在西南聯大物理系做助教時，他遵照吳大猷先生的建議，把國外出版的儀器設備目錄當作課本一樣閱讀。1978年，七機部部長宋任窮專人送信，要求向北大借用一種測試儀器，為測試導彈發射的精確度。他們查遍了全國各部門，發現只有北大有這種儀器。陳教授向虞福春咨詢，先生說，北大有這儀器，不但有，而且有兩套。虞先生早已了解到這種儀器的重要性，而西方又對中國禁運，他因此通過曲折的途徑，設法買到了這種儀器。陳教授問為什麼要買兩套，先生說，一套用於測試，一套用於校準。他與七機部科研人員聯系後，建議他們來北大技術物理系實驗室，在他指導下進行測試，這樣使這些科研人員順利完成測試任務。

電動力學是物理專業必修的基礎理論課，1962年，虞福春率先為超大班主講電動力學，共136個學時，兩個學期完成，教學任務非常繁重。文革前，他三次教授這門課，不厭其煩，三異講稿，每次均有更新，撰寫了二十萬字。那時，鄭春開先生開始做他的輔導教員，但是，這門課在文革時停授了15年，文革後，他們又重新開課。90年代初，他們決定編寫出版這部教材，由鄭春開執筆。當虞福春知道鄭先生工作繁重時，他主動提出幫助抄寫，每天5000字，14頁稿紙。出版時，他堅持不要署他的名，當他們兩人最終同為作者時，他又寫信給出版社，要求把鄭春開列為第一作者。

1979年，技術物理系終於從漢中搬回北京，這時，系裡老師們自行設計的4.5MV靜電加速器正在建造，虞福春立刻領導籌建研究所，在藍旗營選址蓋樓。1983年，教育部正式批准成立北大重離子研究所，他被任命為首任所長。他創建了離子束物理與應用組，招收研究生，開創新的課程。他敏銳地認識到計算機對物理研究的重要性，雖然年近七旬，他先後自學了Basic、Fortan、C++幾種高級語言，率先開辦了計算機語言訓練班，把計算機引入實驗物理教學。他特別強調交叉學科，認為交叉學科會帶來新的發展的突破點。他以自己為例，當年發現化學位移時，他的化學基礎對他有很大的幫助。他很重視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在家裡他總是准備有各種電子元器件和各種工具，自己常常動手做一些小儀器。他說，在家自製一些小東西，不僅鍛煉動手能力，而且自己有想法時，能很快實驗是否可行。當時，重離子所每晚11點都要鎖樓門，他認為這很不利於科學研究，因為有些實驗過程很長，一些步驟必須要一直在旁邊守候，在美國，研究人員可以整晚都呆在實驗室里。

在他的晚年，他的思想仍然非常活躍，時刻關注科學最新發展，他在八十五歲時還學習了新的計算機語言MATLAB。八十歲以後，他時時還要到所里走走，並風趣地說，“教授來了，今天有什麼要考教授的？”他對物理問題幾乎無所不能，有求必應。

少年時代，他喜愛京劇，沒錢看戲，就站在門外聽戲。去美國後，他愛上了古典音樂。晚年時，他常常把自己收集的古典音樂與朋友和學生分享。一位學生到他家裡去請教學問，聽到他在放鋼琴大師魯賓斯坦的演奏，馬上請先生為他轉錄。為了幫助這位學生節省電池的費用，先生特地自製一個直流電源，裝在一個鋁制小飯盒中送給這位學生。

他的一位學生說，“有兩種老師，一種老師是把學生當作自己成功的跳板，另一種是把自己當作學生成功的梯子，虞先生就是第二種。”她說，“虞先生有很強的組織管理能力，因為他在西南聯大受到過全方位的訓練，但他是個有個性的人，耿直而坦率，一片丹心可對天。他總說，他不大會與人打交道，動不動就把人得罪了。他從未學會油滑的處世哲學，也從未窺測過權力，但當學校委以重任時，他又是勇敢的，以他單純的性格，他實在是適合當一個純粹的科學家和教育家。”但是，現實是復雜的，在復雜得人際關係中虞福春不是個成功者。

他早年在斯坦福做的核磁共振研究，今天惠及無數人，造福了人類，但他從來沒有被評為院士。一位學生感到不平，直接問他，他只是淡淡地說，“也許人家對核磁共振理解不夠吧。”在中國，院士是一種資源，僧多粥少，每個學科名額有限。他是個傳統典型的老派讀書人，不能適應變化莫測的世道。一些人對他的理解，在一位學生的話中很清楚，“他沒有當上院士，是因為他發表的文章不多。他在外國搞的那東西，人家恐怕也不大看得上。”

直至他去世，他始終住在中關村一所五十年代建造的破舊寓所里。在2001年12月一個大雪紛飛的晚上，他突然腦溢血中風，家人到處尋找救護車，但因為積雪，交通不便，幾小時後才把他送到附近的中關村醫院。第二天早上，幾位學生來醫院探望他，他第一句話是對學生顏莎說的，“你跟我說的那個問題，我昨天想了一夜，想出來了。”因半邊癱瘓，他在病榻上痛苦地躺了14個月，他本想用自己的積蓄設立一個饒毓泰先生獎學金，以報恩師，但那時候，他的積蓄，在通脹的壓力下，已經所剩無幾。他決定用這錢在物理系為饒先生鑄一座銅像以報達老師。在他最後的日子裡，他囑咐給保姆留一筆退休金。直到去世前的一刻，他的頭腦始終清楚。2003年春節後不久，2月12日早晨，他開始嘔吐，呼吸困難，他知道他的時間到了，他問保姆，“是今天嗎？”中午過後，他那顆活躍的心停止了跳動。

（作者為傳主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