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身體驗談談日企的平均主義

東京博士

每次談日企，都會有不少人來問我相關的問題，我認為日企有我們很多可學習的優勢部分，記得我的中國大學時代正值中日建交後兩國友好的鼎盛期，有很多介紹日本著名企業像豐田，精工等公司的QC管理的影片，甚至美國人都在學習日本的企業管理經驗，提升自己製造業的競爭力。

但是，上世紀高度經濟成長期的日企很多所謂的優勢，隨着時代發展和國際競爭環境的變化，逐漸成為遏制日企自身發展的弊病，應該說大部分日企是很高瞻遠矚的，他們的商業敏銳度常常讓日企能提前布局，為下一代產品開發提前投入巨資經費，甚至為企業本身即將面臨的下一代需求領域提前轉型。

我來日本是昭和時代末期，當時中國還在說自己地大物博，小日本資源貧乏云云。但是我一踏上日本的第一天就感受到了，所謂的資源，已經不僅僅是指坐吃山空的自然資源，而是可利用再生的二次資源。日本變廢為寶的能力堪稱第一，為什麼能變廢為寶，那就是靠技術，所以技術才是最大的資源，日本是個技術立國的地方，那不就是它是個無窮盡的資源大國嗎？

然而，進入21世紀以後，很多亞洲國家開始大搞經濟了，日本的國際環境變了，包括技術很快會被山寨會被剽竊，所以躺在技術上數錢的日子已經過去，日本已經不再是技術立國，而是向創新立國轉型。企業也是如此，大家知道資生堂是日企的化妝品名牌，可是你知道Kanebo也是日企化妝品名牌嗎？Kanebo的日語漢字是鍾紡（全稱叫鍾淵紡績），它的本業是紡織業，怎麼搞化妝品了，那就是企業轉型嘛。

FujiFilm曾經與美國柯達公司在世界攝影膠捲市場是不分伯仲的兩大巨頭，半導體數碼影像技術的發展，銀鹽膠捲除了特殊用途基本上落下了差不多2個世紀的帷幕，美國人的柯達名字也消失在人們的視野甚至記憶中了，但是日本的FujiFilm卻不僅依然健在，甚至在醫藥生物化妝品領域不斷推出矚目的新技術和新產品，而這些產品技術其實都是基於它的膠捲技術延長線上新開發的，只是市場領域新開闢了，這就是日企成功的創新轉型例子。

所以，常常有人說日本失去了30年，這個不精確，這30年，日本整體有失去的歲月，也有看似失去卻為下一代發展打基礎的轉型所必須支付的時間代價.具體到日企，我們大家都知道的有轉型失敗的SHARP，SANYO等企業，也有像FujiFilm，SONY，Panasonic這樣轉型成功的很多企業，至於我長期所在相關的東芝集團問題，則是美日貿易摩擦中的另外一個特例，與其說是經濟，不如說更多的是政治問題。

那麼說到阻礙日企發展的因素，我已經提到了很大的原因其實是日企自身的弊病所致，這些弊病隨着時代的變化日顯突出。有人問我，日本企業中的平均主義的文化，能夠激發創新和改變嗎？會不會員工比較不想多付出?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可能會展開很大的背景，限於文字篇幅，我儘量長話短說。

平均主義是集體主義的近義詞，注重集體主義才會衍生平均主義，否則集體主義難以成立。平均主義讓日企在產品的標准化和品質管理方面得到了非常高水準的生產性，製造業的很多大型的團隊運作可以高效運作。但是平均主義與創新思維是格格不入的，平均主義下不僅難以創新，而且還因為抹殺了鼓勵個性的發揮，讓創新不僅扼殺在搖籃中，甚至整體失去創新的意欲。

平均主義成為正能量的前提，是集團的決策者必須是出類拔萃的優秀和權威，這樣的日本人其實不少，比如我上文提到的我那個炒了SONY魷魚後單干的恩師，決策者的能力和判斷，能否正確預見未來，是計劃性並迅速構建組織運行能獲得最大執行力的一種文化，而日本人的兩極分化（一個優秀領導一群馬鹿）特別擅長玩這樣的游戲。

但是如果領導者不那麽優秀，或者偶爾一粒砂子卡在眼皮里導致預見失誤，那麽所有人都會跟着一起倒霉,最後大家的飯碗都砸了。比如錄像帶時代的VHS與β的制式之爭問題，到了之後又重演了混亂的藍光碟盤記錄制式不統一問題，還有號稱世界液晶王的SHARP繼亀井工廠之後，大規模新建堺工廠後走向完蛋之路，都是日企的失敗例子，因為領袖人物的決策失誤，同時平均主義又抹殺了優秀個性的發揮所導致的。

這30年來日本幾乎年年得一個諾貝爾獎好像很厲害，大家一定記得有一個在企業中幾乎被抹殺的人叫田中耕一，他只是個大學畢業學士學位的人，2002年現役工薪層獲得諾貝爾化學獎後，才被追授大學的名譽博士。他還算是運氣好的人，如果不是平均主義，日本的諾獎數量會翻倍。

還有2014年因為發明藍色LED獲諾貝爾物理獎的中村修二，獲獎當時他已經是美國籍了，在這之前，他長期就職於德島最著名的日亞化學工業（這家還是我的客戶）。德島就是日本阿波舞最著名的發祥地，因為在日企的憋屈事太多，被女兒的一句“爸爸，你這樣太不值得了”，中村依然拋棄了日本去了美國，到了美國除了繼續研究，還要忙着應對日美兩地與原公司為了專利的官司糾紛。

中村在德島日亞的時代，一個專利自己最多只能拿1萬日元的專利轉讓費，也就是公司拿一萬日元買斷該專利了，少則只有幾千日元。我也是啊，公司規定我一年平均申請專利的指標是6個，大致上申請成功率是50%，然後每個專利也就幾千，最高也就1萬日元，然後這個錢還要幾個人平分，因為申請的專利不僅要掛上辦公桌最近的幾個同事，還有頂頭上司，儘管他們啥也沒做啥也不懂，有的名字還要掛在我前面。

在我看來一個耕一，一個叫修二，都是平均主義下還算是破土而出的竹筍，有多少有志者在平均主義下一輩子都事未成。平均主義下，像我這樣的“一匹狼”,自己能單獨一人從頭到尾設計製作調試AI工業設備的人，其實退休前的幾年在大公司也就是混日子領薪水，實際在干私活為自己退休後的單干做各種准備。

因為我想幹的事，公司不讓干，它沒這個計劃也沒安排團隊，讓我干？覺得沒人懂這塊，都是我一人掌控，大企業它絕對不願意，而我是個只干別人無法取代我的人，這就是平均主義扼殺個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