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繪與眾生相-讀亦夫《黑白浮世繪》

葉端

一、世間

作為陝西作家中的傑出人物，從《土街》開始，亦夫的文字就展現出一股生猛的力量。他旅居日本，卻刻意不學日語，保持語言和思想的純粹性。但令人驚訝的是，他的新作《黑白浮世繪》卻是一部非常日式的小說。雖然在前作《無花果落地的聲響》中，他已表露出轉型的意願，開始以日本為背景，寫日本移民生活；在敘述上，也首次變第三人稱為第一人稱。但《黑白浮世繪》直接以在中國留學過的日本女人為小說主人公，並承擔第一人稱敘述者的角色，仍讓人非常意外。在某種程度上，這幾乎是一部以假亂真，會讓人錯認為翻譯過來的日本小說了。

說它像日本小說，不僅表現在作品發生的背景上，而且表現在小說的風格和形式上。小說以“黑白浮世繪”為題，是一種巧妙的代稱。眾所周知，浮世繪早先多為黑白木刻版畫，後來隨着上色技術的發展，才形成了我們現在更熟悉的彩色套版浮世繪。本質上，浮世繪即是一種風俗畫，浮世繪的繁榮，與市民文化的發展有分不開的關係。

《木板浮世繪 》落合芳幾  

亦夫藉助一位來自日本的“中國問題專家”，巧妙地在不同文化之間，構築了一個展現社會現實與眾生相的橋梁。就像浮世繪對人物的描繪，常常存在夸張和變型。小說中有着眾多象徵性的人物，代表着市場化浪潮下，不同性格和身份的人性畫像。

小說主人公高橋直子是位退休教授，在羅長文的引薦下，以日本專家的身份受聘到北京的大龍文化公司任職。大龍文化公司老闆謝大元是位俗氣的生意人，靠着做盜版書起家，經營理念和為人處世都與高橋直子格格不入。一開始謝大元對高橋直子還有些尊重，發現她沒什麼用處之後，就以開設日語班為由榨取她的剩餘價值，迫使她自己離職。下屬鄒逸對謝大元這個暴發戶十分鄙夷和不屑，可一旦有機會陪同老闆到日本出行，又一路討好奉承、卑躬屈膝，極盡諂媚。因為此次曲意迎奉，他本來可以得到升遷，卻不巧謝大元酒後向他吐露了自己招妓日本小姐，卻被假扮的中國小姐欺騙的丑聞，被迫離職，聰明反被聰明誤。他非常不客氣地請高橋直子幫他推薦日本的大學，做他在日本的擔保人，並且借一些學費給他，卻沒有考慮到自己與高橋直子交情並沒有到這種程度。

小說中的人物對日本懷有復雜情感。比較典型的除了謝大元這種用日本小姐發泄日本仇恨，還有謝大元的下屬牛萬邦。牛萬邦是南京人，曾有親屬被侵華日軍殺害，所以一直懷有強烈的仇日情緒。這種仇日情緒也體現在他和日本人的日常溝通上，使高橋直子感到既壓抑又無奈。反之，也有中國人顯露出對日本的強烈痴迷，並時時夸張地表現出來。比如和高橋直子曾任外教的同一所大學老師段龍，他痴迷日本的言論，甚至讓高橋直子都覺得有些肉麻。段龍對羅長文的學術水平非常不屑，認為不過是靠着人脈和金錢弄些頭銜；另一方面，又對高橋直子十分吹捧，讚揚她學貫中日，依然謙遜隨和、溫婉高雅。段龍夫婦親熱地提出暑假到高橋直子的日本居所借住，一旦她拒絕，就改變態度。

此外，小說中還出現了兩位記者。一位是一家中國國際文化網站的日本記者謝紅，大龍文化公司委託她采訪高橋直子用以宣傳。她致力於挖掘高橋直子的個人生活隱私，冠以“短暫的婚姻後，數十年單身不嫁”、“嗜酒”、“一個偏激的女權主義者”等種種標籤，在網絡上引發討論。另一位是遊走在黑白兩道之間的中國記者王時倫，報道了許多社會新聞。高橋直子希望藉助他打聽一件舊事，王時倫也希望藉助高橋直子的信息在日本購房。結果，因為和一個私人俱樂部老闆之間80萬元辦事費的糾紛，王時倫徹底失聯，沒有機會躲到異國他鄉去買房養老了。

總體而言，高橋直子以日本式的距離感，對一些中國人直接、粗俗的交往方式頗不習慣；但另一方面，在親情上，她又對兒子和自己相處時，既有禮有節又十分生疏的距離感十分苦惱。這就牽涉到小說的感情處理和情感認知了。

二、男女

高橋直子來到北京，倒不是為了來大龍文化公司任職。小說開始，高橋直子得知前夫北原邦彥的死訊。他們的婚姻始於他的熱烈追求和她的一再躲避，前夫是個溫柔且善解人意的男人，將她明顯夸張的反應視為了一個相對沉悶的女孩子的羞澀，可直到結婚以後，高橋直子對他的親密接觸仍有着強烈的抗拒。這段婚姻只維持了兩年，離婚卻有二十多年了。她認為自己對前夫的不幸負有責任，卻迴避與前夫相關的任何事件，包括他的生日與葬禮。

在這樣的情況下，由前夫撫養的兒子自然與高橋直子算不上親密。可是在疏遠了兒子二十多年之後，當兒子有了孫子以後，她卻忽然有了與兒子親近的意願。“我說不清楚自己這樣做的動機，到底是想彌補作為母親職責的缺失，還只是因為自己到了孤獨無依的晚年。”多年以來，高橋直子不僅受到失眠困擾、常常酗酒，而且還有一樁難以啟齒的煩惱，那就是她的下體有一股永遠說不清、道不明的異味，尤其在夏季。“儘管我自己也一直懷疑，這種異味並非來自自己的身體，而只不過是心理作祟所致。但四歲的孫子陽太，卻在與我的近距離接觸中，數次證實了它的存在。”

亦夫在小說中，鋪墊了一個失意的老年女人的形象，其中的關節點，指向了性的異常。果然，應兒子北原英士尋找北原家族徽的請求，高橋直子在家中的閣樓上找到一本自以為早已燒掉的日記本，牽涉出一樁長久封藏的往事——三十多年前，尚且年輕的高橋直子在北京留學時，被一個保安侵犯，她在掙扎中用啤酒瓶刺瞎了保安的雙眼。

前夫的死是一個引子，另一個牽動她的心的論據是，她讀到一篇報道北京警方掃黃行動的網絡文章，提到一位年老的嫖客。這位老嫖客年輕時當過保安，因與人打架時被扎瞎了眼睛，一輩子未能娶妻，所以只能靠嫖娼解決性需求。當記者王時倫采訪他時，老嫖客說：“除了認栽，還能有什麼教訓？我被抓被罰都不下十次了，不讓嫖，難道讓我去強奸不成？”這段文字讓高橋直子心猛地一抽，保安、眼睛被扎瞎、強奸，這些字符讓她聯想到曾經傷害過她的那位仇人，她想要去看看。

高橋直子回到北京，如願以償地找到老嫖客開的按摩店，認出他就是自己憎恨了半生的那個仇人。出乎意料的是，他瘦骨嶙峋，滿頭白發，已是一位消瘦羸弱、和藹慈祥的殘疾老人，一切都昭示着生活於他的艱辛，還有一位年邁的母親需要他來照顧。她的仇恨沒有去向，反而生出悲憫與好奇。尤其在他因為擋住汽車的道路，被車主毆打住院後，她對他的同情占據上風，將錢包裡面僅有的兩千元整錢全部拿出來給他。“不知不覺間已經不再是一個讓我想起來就血壓飆升的仇人，而是一個與我無關的陌生老人，一個像一匹小獸、一隻蟲豸般艱難地活在社會底層的失敗者。而對他因年輕沖動而犯下惡行的懲罰，在那個到處瀰漫着丁香花芬芳氣味的夏夜，就已經由我親手做出了。只是我當時並沒有想到，在隨後漫長的歲月里，這個懲罰會變得如此殘酷、如此沒有解脫的餘地。對比我所承受的創傷，懲罰帶給這個男人的人生打擊遠在我之上。”

在對這樁往事徹底釋然之後，她將那本日記本真正燒掉，下體的異味也從此不見了。小說最後，她去前夫的墓碑前上了柱香，沒有過去面對北原時那種復雜的情感，只有一縷淡淡的暖意。就像小說題記所說：“囚禁我們身心的，只不過是無謂的執念”。

除了高橋直子以外，小說還寫了幾對經歷各異的夫妻。比如住在高橋直子附近的青木夫婦是一對歡喜冤家，“每逢節假或喜慶之事，兩人必外出聚飲，飲而必醉，醉而必爭，甚至大打出手。而一覺睡醒的次日，相互道歉，重新舉案齊眉，感情彌堅……”這樣持續了四十多年，最終由於一次意外的大火，兩人一同在火中死去。而在高橋直子北京租住的房子隔壁，也有一對奇怪的夫婦。黃維出軌被妻子胡小燕發現，黃維卻以跳樓要挾，反逼得胡小燕道歉，不但如此，他還經常把胡小燕關在門外，即便她有孕在身也如此。但另一方面，“黃維不但風趣幽默，而且對人生有着非常深刻的洞見”，認為“對性愛排他的追求，不過是一種潔癖”。每次矛盾過後不多久，兩人又會以甜蜜的姿態出現，和好如初。

除此以外，也有一些在感情上不滿足的男女，比如高橋直子的兩位好友。古川舞雪介入中國教授鮑思遠的婚姻，導致鮑思遠的妻子自殺，鮑思遠出家；阿倫拒絕富有的清宮的追求，也堅決拒絕了畫廊老闆阿部幫助他功成名就的誘惑，燒掉自己的全部畫作，沿着往日蹤跡，尋找多年前離他而去的妻女。高橋直子兒子的婚姻也以離婚告終。倒是高橋直子旅行時偶然認識的麗江客棧老闆譚小菲有一番奇遇，她為躲避前夫的死纏爛打遠走他鄉，又與一位年歲不小的富翁的戀愛。這位北京大妞大大咧咧、沒心沒肺的態度，反而讓沉重的高橋直子輕松愉悅起來。

三、對倒

這部小說在很多層面，都展現了一種奇異的倒錯。作者實際是一個旅居日本的中國人，寫的卻是個到中國留學的日本人；明明是個粗獷的陝西男人，卻要以一個陰柔的日本女子的視角敘述。如果說《無花果落地的聲響》中男主人公對岳母的迷戀，仍可以聯想到谷崎潤一郎小說中痴狂的主人公。這部《黑白浮世繪》如同戴着面具起舞，展現的似是高橋直子，流露的卻是不知名的內心。

在亦夫筆下，性成為一種象徵。小說不斷用高橋直子身軀的顯在特徵——酗酒、異味、抗拒性關係——表現往事的影響，以及影響的消弭；而當年的強奸犯的力量的削弱，也顯在地體現在他的瞎了、瘸了、老了身上。見到了舊日仇人今日的模樣，高橋直子卻注視着鏡中的自己，想道：“這樣的肉體，還會有男人願意強奸嗎？”這種具身化的讀解使小說就像浮世繪一樣，將世情賦予形象。

小說的主線是一種與往日和解的套路。但是在無形中，卻曝露了小說中的另一重聲音。這種聲音的出現，既出於寫法的不同，也是兩性的不同。很多時候，男性誤以為生理能解釋一切，其實在突破界限的時刻，信任的摧毀才是最重要的。一旦信任被摧毀，就不再是原來的自己。林奕含筆下房思琪反覆追問文學是不是巧言令色，就反應了男女作家視角的不同。

另一方面，在小說着重描述的鮑思遠與古川舞雪的愛情上，也透露些許古怪。鮑思遠是位學者也是位作家，就像戲中戲一樣，他寫了兩本小說。一本名為《另類愛情》，寫的是貧困的“我”在一位寡婦的資助下，讀完大學並端上了鐵飯碗。“我”懷着報恩的心情娶了寡婦為妻，但仍然沒禁得住欲望的誘惑，愛上了一位女學生。另一本名為《悲傷的櫻花》，講述強烈的道德感使“我”放棄了女學生的愛情，但是去日本訪學時，“我”又愛上了風情萬種的山本秀子。恩人妻子知道後，選擇了自殺來讓“我”追求愛情。這不但沒有帶來自由，反而將“我”的精神打入了不可解脫的死牢，只能拋棄一切出家。

這兩本書都以鮑思遠的自身經歷為藍本，高橋直子認為前一本書有炫耀的成分，卻受到後一本書的感動，認為“這本書的文字沒有創作的痕跡，而完全是一個男人坦誠而痛苦的傾訴，是對一個女人極度愛慕卻無力擁有的糾結和焦慮”。高橋直子的看法使得她能正向地看待鮑思遠，也體現了她對文本的信任。但是，這就是絕對的真實嗎？ 

在小說里，高橋直子曾多次懷疑記憶的真實。比如，她常常在家中看到一隻烏龜，卻沒有其他人看見，後來從水中撈出北原家族徽，上面正好刻着烏龜形狀的浮雕；她常常想起一個名叫夏蓮的女孩子，和她母親一起自殺的情形，卻查不到此事的任何論據。而她散步時常常看到的野良貓，也未必是她熟悉的樣子：“自己所熟悉的不過是表象，是日常，而在這些表象的背後，同樣顛覆認知的事情可能隨時都在發生。”

回到前話。亦夫小說中的日本風味，正是小說中的一股微妙態度。日本小說常有種讓人覺得很輕的感覺。這種輕中隱含着一種沉重，就像托舉着鉛鐵卻讓人以為是羽毛，為了輕承擔着重的重量。重重拿起，輕輕放下。還有一些時候，小說用鮮艷的色彩，給人造成強烈的印象，仔細去看，卻朦朦朧朧。

那麼，浮世繪是真實還是虛構呢？小說的道德觀念，是贊同，還是反諷呢？水月鏡花，看不分明。就像水中行船，教人摸一摸波紋，剔透水潤。然而當你低頭去看時，鏡像里卻是另一個人，這或許就是這部小說的有趣之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