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過了多年的研究生涯後，牛頓依然過着緊巴巴的日子。於是在1692年他50歲的時候決定要改善自己的窘困狀態，跳槽找一個收入頗豐的工作。早已以自己的學術成果蜚聲海內外的牛頓一經發出信息，當然就有人熱心幫助。先是有人推薦他當倫敦查特蒙斯公立學校校長，但考慮到該職位報酬不豐，牛頓謝絕了。直到1696年哈利發克斯爵士推薦牛頓當英國皇家造幣廠廠長，牛頓才欣然應允。
　　後來的結果應當預料得到，牛頓是真正的名利雙收。由於他的出色工作，英國皇室授予他“造幣局局長”職銜，僅這一職務每年的年薪就達2000英鎊。而當時英國建築格林威治天文台總共才花了500英鎊。
　　牛頓跳槽後除了變富，也從一個隱居者變成了在倫敦官場上有舉足輕重地位的人，同時也與皇室關係密切。但是在迄今可見的史料中還沒有看到他成為御用文人或幫凶的記載，或干一些損人利己和惟利是圖的勾當，更沒有權力尋租和魚肉百姓。自從牛頓任鑄幣大臣後不久，1701年他就退出了三一學院，辭去了劍橋大學教授的職務。牛頓辭去教職也表明了他的清廉，並沒有既占着教職，又占着公職。他的跳槽打破了研究人員和學者在研究學問上是高智商，但在生活上在掙錢養活自己和家庭以及經營和經商上是弱智的形象。
　　另一方面，牛頓跳槽從政，用自己的智慧和知識把一個國家的鑄幣局搞得有聲有色，成為穩定國家金融秩序，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有力武器，其意義相對於中外幾千年來文人與研究人員經商投資幾乎無一例外都落得慘敗結局或悲劇結果而言，更凸顯了智慧或知識更為值錢的意義，只要運用得當。
　　牛頓跳槽的意義還在於，他為研究人員、學者指明了一條可行的道路，學者也可以不必過清貧的生活，只要你能把自己的學問和知識與實際生活和社會的需要結合起來，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也就有可能走向小康、中產甚至富人。這對於今天仍然是很清貧的知識分子更有模範作用。
　　牛頓的棄研棄教從政所能反映的還有另一層涵義。當一名學者投入與所得不成比例，過着寒酸窘困的生活之時；當他已失去競爭力，無法在學術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或難以取得社會所要求他必須完成的高水平的成果之時，他應當也可以選擇自己感興趣的 可能更有意義的事來做。而且科學史表明，牛頓晚年到18世紀中期，科學上是沒有重大突破的時期，儘管也有不少優秀學者，也有不少論著。
　　沒有科研競爭力或沒有興趣的人要勇敢的去尋找嘗試新的職業，新的路，也許你會發現一片新天地，這也是需要創造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