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男秦暉
博雅人文2024年11月2日
很多人與秦暉相遇，都會遭遇一種電光火石般的衝擊。
你越有邏輯能力，就越能體會他的清晰與穿透力；你對生活越有常識感，就越能體會
他的重要性。
比如福利與自由的關係。
有些人不滿意美國，覺得美國過於自由，不保護窮人，也不滿意瑞典，認為瑞典的福
利太過分，養了懶漢。言下之意，這兩個國家都有毛病，都不應該學習。
秦老師說，美國人的自由咱們學不來，那咱們學習美國人的福利行不行？瑞典的福利
學不來，那瑞典人的權利我們有嗎？
比如為了抗疫，讓民眾隔離在家，對窮人不友善的美國居然也緊急安排了失業救濟的
福利，人人皆可申請，甚至自由職業者也可以申請。這樣的福利，我們能學嗎？同
樣，如果我們有瑞典人的基本權利，恐怕我們也不會發生因為警示公眾而遭訓誡的事情吧？
最糟糕的是既不給福利，也不給自由，那就等於把人往絕路上逼。典型的就是農民工
進城，既沒有城鎮救濟、子女入學、醫療保障的福利，也沒有路邊擺攤、住貧民窟、
鑽橋洞的權利。
說白了，中國與世界的對接，沒必要刻意培養出一種苦大仇深、橫眉豎目的氛圍。作
為後發展國家，我們抄全世界的作業，可以先不抄別人家高的部分，但至少可以先學
別人家最低的部分。
這最低的部分，就是底線。我們與世界的接軌，應該是底線的接軌。
秦老師強調，也許這是我們唯一必須要接的軌。
再比如左右之爭。
這是最爭論不休的問題，尤其當話題涉及政府在社會的角色時。
左派認為，政府應該把事情統統管起來。右派則認為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
於是，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上大家爭論不休。
於秦暉老師來說，如果不把政府的權力與責任分開描述清楚的話，這種左右爭論，往
往是雞同鴨講。
不把權力責任區分清楚，就會出現這樣的尺蠖效應：左派主張政府擴大權力，右派主
張政府不用負責任。一放一縮之間，結果只會是：政府的權力不停擴大，責任又在不
停縮小。
以北宋王安石與司馬光的鬥爭為例。王安石主張「摧制兼併，均濟貧乏」，照顧窮
人、保證平等，有今天左派的意思；司馬光主張「國家不與民爭利」，有今天自由右
派的味道。
問題是，爭論雙方都不是「受權於民」，所以落實的結果，變成了老百姓一方面被王
安石的國家統制限制住了權利；另一方面，司馬光的自由放任給了「官品形勢之家」
放手聚斂的權力。
這兩種政策輪番上場，北宋也就在「尺蠖」的一放一縮中走向危機，最終在危機中滅亡。
秦暉說，在這種情況下，你讓我選擇做王黨？馬黨？騎牆黨？得了吧，我誰也不選。
因為我是人，又不是尺蠖。
因為是人，應該有最樸素的常識，那就是：
左派可以主張一個責任大權力也相應大的政府，右派可以主張一個權力小責任也相應
小的政府。但左右兩派，要的都應該是「權責對應」的契約性政府，我們都不能接受
那種權力大到不受制約，責任小得不可追問的政府，這就是「共同的底線」。
秦暉又沉重地補充道：實現共同的底線之前，我們有什麼資格妄稱「左」「右」，標
榜這種或那種現代文明中的「主義」呢？
秦暉的主張，在一些場合，甚至成了左右派公敵。
不過，他不在乎。學者，但求學理嚴謹，邏輯一致，何懼流言蜚語？
這是秦老師的氣度。
當然，也是因為「共同底線」過於重要，非如此說不可。
理解秦暉所說的共同底線，並不需要多複雜的頭腦。
比如，我是儒教徒，你是基督徒，但我們都主張信仰自由、政教分離，反對異端審
判、神權政治，這也是「共同的底線」。這個底線並不要求我們放棄或修改原有信
仰，或是「和稀泥」地搞個「半儒半耶」的「中間道路教」。
再比如，你是代表底層的左派，我是代表中產階級的右派，我們彼此各自主張互相辯
論，但我們都同意遵守現代政治的基本文明規則，不搞「你死我活」，不會將政見不
同上升為暴力剝奪、驅趕或鎮壓。這就是共同底線。
沒有底線的共識是靠不住的。在一個可以把「異端」燒死的神權體制下，基督教和儒
教可以討論什麼樣的共識？在一個可以互相人身傷害的社會，左右派談什麼共識？
強調這樣的共同底線，說穿了，就是一種大白話，大實話。
卑之無甚高論。
我們今天的時代，重視秦暉，喜歡秦暉，也正在此。
不僅僅在於他罕見的淵博、極度的專注力，更在於他以難得的清晰邏輯，為我們守護
最基本的底線。
如果我們的社會少了共同底線的共識，會演變成何等的殘酷狀？
珍惜秦暉，就是珍惜我們自己，
無論左右。秦暉的學問，是「早稻田大學」培養出來的地氣。早年失學務農，在田間
地頭，反而造就了他極其犀利的問題意識。
秦暉的格局，是一種世界性的眼光。他有這樣的視野，是因為他從小喜歡看世界地
圖、轉地球儀嗎？很難說。但是這種縱貫東西的大格局，實乃吾人之福氣。
和他同一個時代，是我們的幸運。
在當今中國輿論場，秦暉老師是非常稀缺的學者。此前，他長期在清華大學歷史系任
教，2018 年，於清華“退休”後，前往香港中文大學任教。
在學術圈，有個說法是，“老輩看余英時，中生代看秦暉”。在大陸史學界，秦暉老
師是為人稱道的人品與學養都深厚的學者。更重要的是，他不是象牙塔學究，他有坦
言“主義”、直面“問題”的精神，對中國現實有極深的思考力和洞察力。
看一下他的觀點就知道了：
◎當今“中西文化碰撞”的問題，不是西學還是儒學的問題，而是西儒皆滅，“秦
Z”與“痞風”相繼、強權與犬儒互補的問題；
◎從中國現實的“問題情境”出發，我們現在不是自由主義太多或社會民主主義太多
了，而是寡頭主義與民粹主義太多了；
◎中國無論是左派得勢，還是右派得勢，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強勢者，而吃虧的也是同
一些弱勢者。左時“公權”侵奪個人領域卻無心公共服務，右時放棄公共產品卻不保
護個人權利。“左派”建不起福利國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場；
◎道家強調無為，是權力對權利的無為，但我們的主流卻在踐行着權利對權力的無
為。如果說前者是寬容，後者就淪於苟且了；如果說前者意味着自由，後者就意味着奴役。
秦暉老師被稱作“百科全書式”的學者，涉獵廣泛，但其實他的研究一直緊緊圍繞着
中國國家轉型的核心問題意識。這是他作為一個中國現代歷史親歷者的反思，也是一
個歷史學家“通古今之變”的責任與擔當。
他是典型的“π ”型的學者，從中國古代歷史一路走來，輻射世界上其他面臨同樣問
題的國家，以社會史和經濟史兩條理路為基本支撐，為我們提供了關於轉型的全景式思考。
雖然秦暉老師的很多觀點飽受爭議，而且一些作品也受到了限制，但是無論對於專業
歷史學者或是普通讀者來說，理解中國現代轉型問題，認清當下現實困境，秦暉絕對
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
張鳴老師說：秦暉令我震驚，他是學界大人物，沒有人比他更睿智、更犀利，對中國
的問題剖析得更深，每個論點的提出都會引起社會的一陣悸動。
劉瑜老師說：秦暉先生很像是一個思想的管道工，哪裡出現了認識和觀念的嚴重堵
塞，他就常常“趕赴現場”，進行疏通清理。他傳奇般的知識面、記憶力和思辨力，
總是能三下五除二，將一堆雜亂無序的論爭梳理得一清二楚。讀先生的書，讓我有豁
然開朗之感。
正如張宏傑所說：“秦暉是個頗有幾分英雄氣的人。他就是《皇帝的新衣》裡的那個
孩子，只有他有足夠的清澈和‘天真’說出石破天驚的話。”
（秦暉講課像大幹部作報告，不停的“哼、啊、哈”）
博雅人文2024年11月2日
很多人與秦暉相遇，都會遭遇一種電光火石般的衝擊。
你越有邏輯能力，就越能體會他的清晰與穿透力；你對生活越有常識感，就越能體會
他的重要性。
比如福利與自由的關係。
有些人不滿意美國，覺得美國過於自由，不保護窮人，也不滿意瑞典，認為瑞典的福
利太過分，養了懶漢。言下之意，這兩個國家都有毛病，都不應該學習。
秦老師說，美國人的自由咱們學不來，那咱們學習美國人的福利行不行？瑞典的福利
學不來，那瑞典人的權利我們有嗎？
比如為了抗疫，讓民眾隔離在家，對窮人不友善的美國居然也緊急安排了失業救濟的
福利，人人皆可申請，甚至自由職業者也可以申請。這樣的福利，我們能學嗎？同
樣，如果我們有瑞典人的基本權利，恐怕我們也不會發生因為警示公眾而遭訓誡的事情吧？
最糟糕的是既不給福利，也不給自由，那就等於把人往絕路上逼。典型的就是農民工
進城，既沒有城鎮救濟、子女入學、醫療保障的福利，也沒有路邊擺攤、住貧民窟、
鑽橋洞的權利。
說白了，中國與世界的對接，沒必要刻意培養出一種苦大仇深、橫眉豎目的氛圍。作
為後發展國家，我們抄全世界的作業，可以先不抄別人家高的部分，但至少可以先學
別人家最低的部分。
這最低的部分，就是底線。我們與世界的接軌，應該是底線的接軌。
秦老師強調，也許這是我們唯一必須要接的軌。
再比如左右之爭。
這是最爭論不休的問題，尤其當話題涉及政府在社會的角色時。
左派認為，政府應該把事情統統管起來。右派則認為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
於是，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上大家爭論不休。
於秦暉老師來說，如果不把政府的權力與責任分開描述清楚的話，這種左右爭論，往
往是雞同鴨講。
不把權力責任區分清楚，就會出現這樣的尺蠖效應：左派主張政府擴大權力，右派主
張政府不用負責任。一放一縮之間，結果只會是：政府的權力不停擴大，責任又在不
停縮小。
以北宋王安石與司馬光的鬥爭為例。王安石主張「摧制兼併，均濟貧乏」，照顧窮
人、保證平等，有今天左派的意思；司馬光主張「國家不與民爭利」，有今天自由右
派的味道。
問題是，爭論雙方都不是「受權於民」，所以落實的結果，變成了老百姓一方面被王
安石的國家統制限制住了權利；另一方面，司馬光的自由放任給了「官品形勢之家」
放手聚斂的權力。
這兩種政策輪番上場，北宋也就在「尺蠖」的一放一縮中走向危機，最終在危機中滅亡。
秦暉說，在這種情況下，你讓我選擇做王黨？馬黨？騎牆黨？得了吧，我誰也不選。
因為我是人，又不是尺蠖。
因為是人，應該有最樸素的常識，那就是：
左派可以主張一個責任大權力也相應大的政府，右派可以主張一個權力小責任也相應
小的政府。但左右兩派，要的都應該是「權責對應」的契約性政府，我們都不能接受
那種權力大到不受制約，責任小得不可追問的政府，這就是「共同的底線」。
秦暉又沉重地補充道：實現共同的底線之前，我們有什麼資格妄稱「左」「右」，標
榜這種或那種現代文明中的「主義」呢？
秦暉的主張，在一些場合，甚至成了左右派公敵。
不過，他不在乎。學者，但求學理嚴謹，邏輯一致，何懼流言蜚語？
這是秦老師的氣度。
當然，也是因為「共同底線」過於重要，非如此說不可。
理解秦暉所說的共同底線，並不需要多複雜的頭腦。
比如，我是儒教徒，你是基督徒，但我們都主張信仰自由、政教分離，反對異端審
判、神權政治，這也是「共同的底線」。這個底線並不要求我們放棄或修改原有信
仰，或是「和稀泥」地搞個「半儒半耶」的「中間道路教」。
再比如，你是代表底層的左派，我是代表中產階級的右派，我們彼此各自主張互相辯
論，但我們都同意遵守現代政治的基本文明規則，不搞「你死我活」，不會將政見不
同上升為暴力剝奪、驅趕或鎮壓。這就是共同底線。
沒有底線的共識是靠不住的。在一個可以把「異端」燒死的神權體制下，基督教和儒
教可以討論什麼樣的共識？在一個可以互相人身傷害的社會，左右派談什麼共識？
強調這樣的共同底線，說穿了，就是一種大白話，大實話。
卑之無甚高論。
我們今天的時代，重視秦暉，喜歡秦暉，也正在此。
不僅僅在於他罕見的淵博、極度的專注力，更在於他以難得的清晰邏輯，為我們守護
最基本的底線。
如果我們的社會少了共同底線的共識，會演變成何等的殘酷狀？
珍惜秦暉，就是珍惜我們自己，
無論左右。秦暉的學問，是「早稻田大學」培養出來的地氣。早年失學務農，在田間
地頭，反而造就了他極其犀利的問題意識。
秦暉的格局，是一種世界性的眼光。他有這樣的視野，是因為他從小喜歡看世界地
圖、轉地球儀嗎？很難說。但是這種縱貫東西的大格局，實乃吾人之福氣。
和他同一個時代，是我們的幸運。
在當今中國輿論場，秦暉老師是非常稀缺的學者。此前，他長期在清華大學歷史系任
教，2018 年，於清華“退休”後，前往香港中文大學任教。
在學術圈，有個說法是，“老輩看余英時，中生代看秦暉”。在大陸史學界，秦暉老
師是為人稱道的人品與學養都深厚的學者。更重要的是，他不是象牙塔學究，他有坦
言“主義”、直面“問題”的精神，對中國現實有極深的思考力和洞察力。
看一下他的觀點就知道了：
◎當今“中西文化碰撞”的問題，不是西學還是儒學的問題，而是西儒皆滅，“秦
Z”與“痞風”相繼、強權與犬儒互補的問題；
◎從中國現實的“問題情境”出發，我們現在不是自由主義太多或社會民主主義太多
了，而是寡頭主義與民粹主義太多了；
◎中國無論是左派得勢，還是右派得勢，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強勢者，而吃虧的也是同
一些弱勢者。左時“公權”侵奪個人領域卻無心公共服務，右時放棄公共產品卻不保
護個人權利。“左派”建不起福利國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場；
◎道家強調無為，是權力對權利的無為，但我們的主流卻在踐行着權利對權力的無
為。如果說前者是寬容，後者就淪於苟且了；如果說前者意味着自由，後者就意味着奴役。
秦暉老師被稱作“百科全書式”的學者，涉獵廣泛，但其實他的研究一直緊緊圍繞着
中國國家轉型的核心問題意識。這是他作為一個中國現代歷史親歷者的反思，也是一
個歷史學家“通古今之變”的責任與擔當。
他是典型的“π ”型的學者，從中國古代歷史一路走來，輻射世界上其他面臨同樣問
題的國家，以社會史和經濟史兩條理路為基本支撐，為我們提供了關於轉型的全景式思考。
雖然秦暉老師的很多觀點飽受爭議，而且一些作品也受到了限制，但是無論對於專業
歷史學者或是普通讀者來說，理解中國現代轉型問題，認清當下現實困境，秦暉絕對
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
張鳴老師說：秦暉令我震驚，他是學界大人物，沒有人比他更睿智、更犀利，對中國
的問題剖析得更深，每個論點的提出都會引起社會的一陣悸動。
劉瑜老師說：秦暉先生很像是一個思想的管道工，哪裡出現了認識和觀念的嚴重堵
塞，他就常常“趕赴現場”，進行疏通清理。他傳奇般的知識面、記憶力和思辨力，
總是能三下五除二，將一堆雜亂無序的論爭梳理得一清二楚。讀先生的書，讓我有豁
然開朗之感。
正如張宏傑所說：“秦暉是個頗有幾分英雄氣的人。他就是《皇帝的新衣》裡的那個
孩子，只有他有足夠的清澈和‘天真’說出石破天驚的話。”
（秦暉講課像大幹部作報告，不停的“哼、啊、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