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記者前不久訪問了一個老工程師，他參加過“兩彈一星”的技術攻關過程，他說中國當時的技術力量，無論是就人員數量還是技術裝備水平而言，都遠遠不如蘇聯和美國，但是中國從原子彈爆炸到突破氫彈技術的障礙，在時間上都反過來比蘇聯和美國短得多。他說取得這樣的“奇蹟”不是偶然的，根據自己的體會，60年代初到76年期間技術能夠進步的關鍵奧秘有三個，而且這些奧秘是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都無法具備的。

第一個關鍵的原因是真正的技術民主。他說，由於當時批判反動學術權威，報章上連篇累牘地嚴厲指責各種管卡壓和專制學閥作風，因此，幾乎沒有什麼人敢於以權威和老子自居，在研究隊伍內部形成高度民主的風氣，大學剛剛畢業的學生和老資格的科學家可以同場辯論，有的時候為了爭論技術問題通宵達旦，甚至拍桌子，鄧稼先這樣的老科學家也常常參與跟毛頭小伙子的拍桌子辯論，這樣充分的學術民主帶來了思想和技術的快速進步。不僅加快了技術進步的速度，在這樣的過程中間也加快了技術梯隊的成長過程。這個老工程師還談到，當時由於人與人關係的普遍平等，許多社會和階級的藩籬都實質上不存在了，一些老工人也參與拍桌子討論，許多細節問題和工藝障礙也能夠集思廣益，結果使得整個的項目進程相對均衡，而不是局限於關鍵技術的率先突破，這就避免了後續試驗中間細節引致的失敗，所以當時許多項目的試驗，幾乎都是一次成功，所有的問題和隱患常常是在技術民主中間，已經得到充分的“鳴放”和重視，提前就有了很多的預案和設計。

第二個非常關鍵的地方是徹底地破除了“技術私有觀念”。這個老工程師回顧說，不管是什麼樣的研究機構，無論是他們花了多少心血得出的最新成果，只要持一紙介紹信到，只要符合保密的規定，他們所有的最新成果都會無條件地呈現給你，而沒有一絲一毫的保留。這在任何國家都做不到。技術創新如果聯繫着市場潛在利益，當然就格外需要保密，即便是僅僅聯繫着個人的職稱和學術地位評價，相關人員也肯定有藏私的必要，但是在當時的中國，一切私有觀念都遭到徹底批判，許多有助於鞏固私有觀念的評價體系都被破壞，所以人們能夠空前地敞開自己的所得，公之於眾。這樣，全國只要任何一個研究所，任何一個研究人員在技術上有了突破，其他的相關人員或者項目，都不再有必要進行重複勞動了，都可以無成本地共享最新的技術成就。徹底破除私有觀念，是真正意義上的“全國性的技術大協作”成為可能，有限的技術力量和經費能夠空前地節約和有效地利用，避免了許多可能的浪費。

第三個原因是幾乎“如人使臂、如臂使指”那樣的高靈敏協調機制。這個老工程師提到，在衛星項目中間，有一個同步控制問題當時只能是用機械方式實現，這個就要求四個完全一樣的小彈簧。項目單位反映到主管的聶榮臻元帥那裡，說上海工業力量比較強，希望請上海的同志幫助解決。聶榮臻給張春橋寫了個小紙條，張春橋給馬天水打了個電話，馬天水連夜召集上海幾十個單位的老工人技師開會，一個校辦工廠的老工人說他能夠實現，回去之後連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彈簧做出來了，合計不到24小時。在這樣的過程中間，沒有任何一個人講條件講價錢，所以幾乎沒有耗費什麼談判時間和交易費用。老田前不久還訪問了一個南京大學的老師，他在1969年參與主持我國的電子計算機項目。據他所說，當時的項目立項完全不需要去找路子跑關係，國家直接按照技術力量優勢所在，甚至在沒有事先打招呼的情況下，就撥給南京大學1000萬元經費，指定用於電子計算機項目，項目辦公室成立之後，不需要他去找江蘇省委，而是項目立項的同時由國家指定江蘇省委配合研究工作，無條件地承擔項目的協調工作，許多電子部系統的七字頭的工廠，就按照研究進度和要求來進行配合試驗，江蘇省和南京市的相關部門直接受項目小組的領導，結果是“產、學、研”的高度緊密結合。項目經費絕對不容許個人為私人目的動用，許多工廠在利用自己的技術和工藝積累基礎上來參與這個項目，已經有的技術和工藝都不再重複投資和花錢。計算機項目的背景是1963年毛澤東說要繼續大躍進，不能老是跟在洋人的後頭搞“爬行主義”，要儘可能地採用已有的先進技術，跟蹤科技發展的先進水平，這個意見在三屆人大上通過。為此，中央科學小組、國家科委黨組於1963年12月提出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報告、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及科學技術事業規劃，這個規劃是在原有的1956－1967年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的基礎上，參照世界科學技術進展狀況制定的，總的要求是動員和組織全國的科學技術力量，自力更生地解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關鍵性的科學技術問題，在重要的急需的方面掌握六十年代的科學技術，力求接近和趕上世界先進科學技術水平的道路上，實現大躍進。這樣在70年到76年期間政治上初步穩定之後，許多科學技術項目就分解落實到具體的研究機構，除了南京大學之外，清華大學也是計算機項目實施的重點單位，到1970年代末期，已經產生豐碩的成果，一個清華的教授告訴我說當時的計算機技術水平，中國實際上和美國是基本同步的，後來由於這些項目和“運十飛機”的命運一樣下馬，這樣我們國家在今天的關鍵技術領域，就被西方國家遠遠甩在後面。清華大學在1970年代中期就拉出了單晶硅，現在反而不會了。還有一個人告訴過我，前幾年某研究單位以單晶硅立項，結果得到數千萬的研究經費，最後是在美國去拉出單晶硅來結項的，事情竟然演變到這個樣子，特別值得那些真誠關心中國技術進步的人們深思了。

當時中國能夠以有限的技術力量，去跟蹤世界先進水平，優勢在於全國技術力量的無成本合作，有限的經費和人力資源能夠集中使用，在產學研緊密結合的基礎上搞集中突破，降低相互學習的成本並實現研究隊伍的迅速成熟和壯大。而中國今天的問題還在於，中國不僅落在後面，在市場規則急功近利的“短視”眼界裡根本就喪失了追趕的動力，而且在中國技術力量和經費和西方國家有巨大差距的情況下，還硬要一味地抄襲西方的技術發展路線，這註定只能是產生“爬行主義”後果，一切有價值的成果都不可能產生在中國。

西方的實用技術發展，往往依託企業的壟斷利潤，在公司的實驗室里完成；而前景最不明朗和風險最大的技術，是政府在國家安全的名目下撥付經費支持下完成的，例如計算機和網絡技術。中國的企業在全球分工中間處於底層，沒有那種足以在市場上大量攫取資源的壟斷企業，因此企業就不可能拿出巨額經費去長期支持技術研究，如果政府再不進行主導型的開發投資和全國協作，顯然就不存在什麼高招能夠促使中國技術的進步，這樣一來倒是要問一個問題：中國的技術進步靠什麼？靠教授們在“核心刊物”上多發文章嗎？靠布置中學生多作習題嗎？

過來的人們都知道：過去農村的土地不用說山區丘陵地區，就是平原也都是坑窪不平的，絕大部分無法水澆，常年有旱有澇，好年景產量就是每畝二、三百斤。而正是在六、七十年代的“學大寨”運動中，農村公社展開了以整平土地、修畦田為主要工程的農田基本建設。當時廣大群眾和幹部一起奮戰在田野，吃的是窩窩頭、玉米粥，用的是钁、銑、獨輪車，硬是以手推、肩抬、愚公移山的方式，將土地搬了家，使大地變了模樣。用了十年左右的時間把大部分耕地改造成了畦田水澆地，變成了旱澇保收的穩產高產田。的確，當時農民勞動的報酬是很低的，差的生產隊一天的工分只有二、三角錢。然而，他們所創造的真正價值卻遠遠高得多，他們譜寫了中國農業變革史上最可歌可泣的事跡，他們的汗水並沒有白流，其功績惠及當代！

止於1977年，十年內全國農村共建了56000座中小型電站，農村80％以上的公社、50％以上的生產大隊都通了電，機電排灌動力達到6500萬馬力，有二萬多眼機井，灌溉面積達到七億多畝，農業人口達到每人有一畝穩產高產田。與1965年相比，全國農田灌溉面積增長了51％，農業用電增長了470％，機井數增長了935.89％，機電排灌面積增長了355.58％，水電站機電總裝機容量增長了643％。全國拖拉機有56萬台，產量比1965年增長了 5.7倍；手扶拖拉機140萬台，增長了65倍。①

①數字來源於《中國農田水利》，水利電力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25—43頁。

中國農業的發展，始終是建立在科技發展基礎上的。從70年代始中國在改良品種、消除病蟲害方面取得的成績就是世界聞名的。我國著名的水稻專家袁隆平研究雜交水稻從60年代就開始了，70年代其成果就開始推廣，新品種使水稻產量提高了20％，畝產達千斤以上。另外，有關科研所培育的小麥新品種、水稻新品種以及雜交玉米、高粱等不斷更新，給農業產量帶來很大的變化。在防止病蟲害方面，1968年就解決了馬鈴薯退化的問題。到1977年我國連續十年沒有發生蝗災，這一危害中國數千年的“東亞飛蝗”之災被消滅，也是農業科學史上的一個重大勝利。

由於70年代支農工業的發展，我國化肥、農機等產量都迅速增加，1978年化肥產量達到869萬噸，農藥50萬噸。到80年代土地包產到戶時，化肥、農藥已大量使用，這成為當時農業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

總之，那段期間中國農業在基本建設和改變生產條件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生產力發展是具有歷史決定性的。從此中國農業不僅告別了因發生自然災害而使產量顯著下降的歷史，而且為後來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其直接成果就是80年代初期的農業大發展。可以想見，如果沒有七十年代的成就，中國農業仍然停留在60年代中期的條件上，儘管你實行什麼樣的管理體制改革，農業產量在短時間內有那麼大的提高是不可能的。

□ 經濟發展事實不可因政治需要而任意加以褒貶

其實，要正確說明那段時期中國經濟的發展並不是困難的事情。一個簡單方法就是將那段時期後的中國經濟狀況與那段前的1965年相比較。人們知道，在上個世紀 60年代初到1965年的國民經濟調整時期是共和國歷史上經濟發展較好的時期之一，當時大多數經濟指標都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而經過了十年的這段時間，中國經濟與1965年相比究竟是降低了、沒有變化，還是大大提高、發展了？這對於稍有一些歷史知識和經驗的人來說都是顯而易見的。兩個時期相比，中國經濟狀況不僅存在着量的巨大差別，而且存在根本層次的差別。

1965 年中國經濟形勢雖然很好，但那主要是調整、恢復的結果。應該看到，那時中國的經濟基礎還是十分薄弱的，工業、農業、交通等各方面都還沒有什麼“大東西”，發展並無後勁。工業方面，那時獨立、完整的體系尚沒有建立起來，交通、能源建設和製造業還落後；農業方面基本建設很差，水澆地和化肥使用量很少，抗自然災害能力很低，產量不穩定。可以說當時在工、農業基礎建設和科技水平各方面都不能適應繼續大發展的需要。而這一根本狀況的改變，主要是在60年代後期和70 年代實現的。正是在這個時期，中國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發展都上了一個很大台階，基礎、實力大大增強。它在中國經濟發展史上具有十分特殊和重要的地位，成就不可磨滅。

人們對那段時期的經濟建設成就諱莫如深，對那段期間的事情採取“報憂不報喜”、發展數字寧抑不揚的做法。即使如此，依據國家統計部門所公布的數字仍能看出一些真相：止於1978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達3624億元，這比1965年的1716億元翻了一番還多，年均遞增率達6.8％。主要產品的產量更是大幅度增長，超過歷史最高水平。例如：鋼產量達3178萬噸，原油產量達10400萬噸，原煤產量達61800萬噸，糧食產量達30475萬噸，它們分別是 1965年的2.6倍，9.2倍，3.09倍，1.6倍。①這樣的增長速度從哪方面能說是緩慢呢？如果那段時期經濟發展是“停滯不前”，那就是說它比 1965年沒發展、沒變化，這豈能是事實！

據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鑑(1994)》。

談到那段時期的經濟建設，還有兩個重要情況值得指出：其一，當時是在沒有任何外援、借貸情況下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獨立建設的。中國在1968年就全部還清了公債，成為世界上少有的一個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的國家。其二，當時經濟發展是沒有任何“泡沫”和虛假現象的。人們都知道，改革開放以來中國GDP增長大多年份高達百分之八、九，然而這其中僅銀行不良資產就達百分之三、四十，還有大量的資源浪費、“豆腐渣工程”、腐敗成本等，而這類現象在那時期是極少見的，因而更加真實。

有人說那時期國民經濟到了“瀕臨崩潰的邊緣”，試問：當時全國沒有任何企業倒閉，沒有一年農業減產，沒有金融危機，沒有通貨膨脹，沒有產品買不出去，沒有工人下崗失業或發不出工資，經濟總量年均增長6.8％以上，世界上哪有這樣的“瀕臨崩潰”！所謂“長期發展緩慢”究竟有何根據！

按工農業總產值計算，1966年至1978年年均增速是8.5％，大大超過了改革開放之後的1979至1981年6.7％的增速。有許多經濟指標，如煤、石油、鋼鐵、發電量、機床等產量增速更是超過改革之後。國家財政收入年均增長6.9％，遠遠超過1979至1981年年均負1.7％的增長速度。如果說那期間經濟“瀕臨崩潰”，那麼改革之後的1979年至1981年經濟豈不更是“瀕臨崩潰”嗎！

有人說：“自從1957年以後，中國耽誤了二十年”。還說“十年動亂使中國經濟步入低谷，進一步擴大了與西方國家的差距”。事實真的如此嗎？

據《中國統計年鑑》提供的資料，從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的時間裡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達6.5％；而同期世界的增長速度是3％，美國是 4.3％，日本是6.7％，英、法、意還低於美國。這就是說中國的發展速度是世界同期的2倍多，遠遠高於美、英、法、意等，與處於高增長期的日本差不多。從主要產品的產量看，50年代初中國都排在世界工業國家的大後面，而到了1978年鋼產量就超過了英、法、意，成為繼美、蘇、日之後的第四位國家；石油由過去有名的“貧油大國”而一躍成為基本上自給的世界“第八產油大國”。其他如：原煤躍居第三位；棉紗產量躍居第一位，發電量躍居第七位，糧食產量躍居第二位，棉花產量躍居第三位等。事實充分說明，從50年代以來的中國的一直是迅速趕超西方發達國家的歷史，而關鍵性的建設大都在文革期間。中國同西方國家的差距從沒有拉大，而是逐漸縮小。中國科技和經濟發展，以幾十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一、二百年的路程。所謂中國“耽誤了二十年”從何說起！

70 年代，西方國家進入新～輪的經濟危機，美蘇兩霸冷戰不斷升級，西方國家經濟發展普遍趨緩，但這時中國在“備戰”的拉動下投資建設步伐進一步加快。據韓德強《中外對比五十年》中提供的材料，1965年至1985年西方國家GDP年均增長率是、：美國1.34％，英國1.6％，西德2.7％，日本4.7％。其他亞洲有關國家和地區是：新加坡7.6％，韓國6.6％，香港6.1％，印度1.7％。而同期中國是7.49％。可以看出其中除了新加坡、韓國、香港與中國速度接近之外，西方發達國家和印度等都遠遠低於中國。所謂中國“經濟發展步人低谷”、“擴大了與西方國家的差距”等等純系一派謊言。

經濟發展有時候並不是單憑產值增長率所能完全說明的。讓我們回顧一下在六、七年代中國人所於的許許多多大事情，所創造的雄偉業績，也許更具有其真正的意義。

對於一個落後的農業大國來說，首先把工業搞起來這是富民強國的關鍵問題。從歷史上看，中國工業投入規模最大、建立企業最多、發展最快的時期，一是“大躍進” 時期，二是那時期。“大躍進”時期所建立的企業有些在“三年困難”、時期下了馬，(但其中大部分在後來形勢好轉時又陸續恢復發展起來)與此不同，那時期的工業發展卻要謹慎得多，穩健得多，項目建設一個成功一個，幾乎找不到有何效益不好的企業。

在僅僅30年的時間裡，中國建立起了一個獨立的、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在許多領域進入世界先進行列。這只要看看當時國家在能源、鋼鐵、建材、機械製造、化工、交通、國防工業建設等方面作出的一系列重大決策和投建的大量工程項目情況就很清楚了。

以石油、煤炭、電力和鋼鐵、水泥為主的能源、原材料建設是實現國民經濟發展的最基礎性的工業。那時期中國工業發展最突出的成就也正是在這個方面。僅在 1967年至1976年期間國家對能源建設的投資就超過了500億元。在石油工業中，不僅擴建了大慶油田，而且新建了勝利油田、大港油田、任丘油田、遼河油田、中原南陽油田、江漢長慶油田等。原油產量以每年平均遞增18.6％的速度增長，1978年產量突破了1億噸，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5倍多。其發展步子之大是任何時期所無有的。如果沒有當時石油工業的大發展，我國八、九十年代以及現在的石油自給將是大問題，與此相關的化工、化肥、化纖等工業也不會發展起來。在煤炭工業中，新建了山西高陽煤礦、山東兗州煤礦、河南平頂山煤礦、四川寶頂山煤礦、新疆哈密露天煤礦；在電力工業中，不說各地興建的眾多的中小型發電站，僅全國大型的發電站就有：劉家峽水電站、丹江口水電站、龔咀水電站、黃龍灘水電站、碧口水電站、八盤峽水電站以及唐山陡河發電廠、山東萊蕪火力發電廠等，發展同樣是很快的。十年間中國能源產量年均增長率達到9.2％。全國80％以上的縣都建立了水泥廠，產量比1965年增長4.1倍。這都大大超過了八、九十年代的增長速度。

在看待那期間的經濟發展時有一個重要的背景必須看到：當時的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是十分嚴峻的：在南方正在進行援越抗美戰爭，美國軍事飛機還不斷侵入我國領土上空；北部與蘇蒙的邊境上蘇聯陳兵百萬，戰爭一觸即發；西南印度軍隊不斷侵入我國邊境等。在當時形勢下既要搞建設又要加緊備戰，為此工業發展不能不採取以內地“三線”建設為重點的方針。從1965年到70年代末期，國家在三線建設中投資達2050億元，建立起了攀枝花鋼鐵基地、六盤水工業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鋼鐵、有色金屬、機械製造、飛機、汽車、航天、電子工業等新的工業基地，使國家的基礎工業和國防工業狀況大大改變。這期間中國的造船工業由造萬噸巨輪逐步提高到造五萬噸和十萬噸級巨輪的水平，發展極為迅速。全國有許多著名的大企業，如湖北二汽、貴州鋁廠、邯鄲大型水泥廠、德陽第二重型機械廠、江油特殊鋼廠、成都無縫鋼管廠、山東托拉機廠等也都是那時新建的。至於各地建設的大型骨幹企業就更多了。到70年代末期僅三線地區的工業固定資產就由原來的292億元增加到1543億元，增長4.28倍，約占當時全國的三分之一。工業總產值由258億元，增加到1270億元，增長了3.92倍。這極大地促進了中西部經濟、科技和教育的發展，對於改善經濟布局，克服過於集中於東部沿海大城市的狀況，縮小東西部地區差距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人們看到，改革開放以後一改原來的指導方針，實行以東部沿海地區為重點、向沿海傾斜的方針，使中西部大批人才和資金“孔雀東南飛”，造成地區差別和社會矛盾迅速擴大。可以說，如無過去“三線”建設時期的基礎，目前中西部的經濟發展還會更加落後。

在這期間，各地新建的工業企業特別多。1965年全國企業總數是15.8萬個，其中全民所有制企業4.6萬個，集體所有制的11.2萬個；到了1979年企業總數就達到35.5萬個，是原來的2.25倍。其中全民8.4萬個，集體27.1萬體，分別是原來的1.83倍和2.42倍。而且企業規模普遍擴大，其中大中型企業有4500個。全國職工總數近一億人(9967萬人，其中全民制7693萬人、集體制2274萬人)，比1965年的4965萬人(其中全民 3738萬人、集體1227萬人)增長70％以上。這也大大促進了就業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這時中國基本上建成為一個工業化國家。1952年，中國工業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0％，農業占64％，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就顛倒過來了，工業占72％，農業占28％了。

“要想富，先修路”，這是改革以來喊起來的一個口號，20多年來中國交通發展十分迅速。然而不能忘記的是早在六、七十年代國家就開始大力加強全國的大幹線建設，這期間在鐵路、公路、航空、大橋梁建設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十分驚人的。十多年間，不僅建成了成昆鐵路、湘黔鐵路、川黔鐵路、襄渝鐵路、焦枝鐵路、枝柳鐵路、京通鐵路、陽安鐵路等十多條鐵路幹線，而且建成了包括滇藏公路、韶山至井岡山公路在內的許多貫穿各省城鄉的公路幹線。到1979年，全國鐵路通車里程達五萬多公里，有複線的八千多公里，並且開始了電氣化鐵路建設。內燃機車也投入使用。鐵路貨運量達十億萬噸。全國公路通車里程達80萬多公里，全國兩千多個縣基本上每縣都通了公路，大大改變了全國交通幹線落後的狀況。這個時期鐵路、公路建設與以往不同的是：它大多是在西南地區高山峻岭的複雜地形條件下施工的，而施工技術、物質條件又很落後，其艱難程度中外少有。工人階級、技術人員硬是靠發揚“敢啃硬骨頭”和“一不怕苦而不怕死”的精神去戰勝困難，譜寫了人類建設史上最豪邁的篇章。

在交通發展的同時，中國的大橋梁建設步入新階段。1968年世界聞名的大工程一一南京長江大橋建成通車。此後，十年間中國又先後建成了長沙湘江大橋、山東省北鎮黃河大橋、前扶松花江大橋、浙江省蘭江大橋、蚌埠新淮河大橋、上海黃浦江大橋、閩青大橋、洛陽黃河大橋、田莊台遼河大橋、江蘇省淮南大橋、五河淮河大橋、重慶長江大橋等，使我國大橋梁建設無論在設計施工水平，還是在建設速度上都躍上一個新台階。

那時期中國的航空事業發展很快。在國際航空方面開通了北京、上海與巴黎、與日本、與巴基斯坦、與蘇黎世、與瑞士、與德黑蘭、與地拉那、與亞的斯亞貝巴、與萬象等許多新航線，與外國100多家航空公司建立了業務往來。在國內，新開了上海——蘭州——烏魯木齊、上海——桂林、蘭州——拉薩、成都——上海等航線。到1973年國內建立了以北京為中心連結全國70多個城市的80多條民用航空線。

其他方面，在大港口建設、長距離輸油管道建設、高壓遠距離輸電變電工程、載波通信幹線工程，衛星通信地面站建設等方面都創歷史最高記錄，填補了許多歷史空白。

僅十多年時間，國家工業建設就干出了這樣多的大事，取得了這麼大的成就，難道就可以將其一筆勾銷嗎？

70 年代，毛澤東和黨中央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礎上一直在探索同西方發達國家開展經濟技術交流的渠道，並形成了一個對外引進的新高潮。1972年以後，以“四三方案”為中心，毛澤東、周恩來多次批准關於引進國外設備、技術和擴大經濟交流的報告。先後投資50多億美元，引進了26個大項目，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纖、3套石油化工、10個烷基苯工廠；還有武鋼一米七軋機，3個大電站、43套綜合採煤機、1套彩色顯象管成套生產技術以及透明壓縮機、燃氣輪機、工業氣輪機工廠等。通過這些引進，建成了北京石油化工總廠、上海石油化工總廠、山東勝利石油化工總廠、遼陽石油化纖廠、北京石油化纖廠、黑龍江石化纖維聯合企業、福建維尼綸廠、四川維尼綸廠以及大慶化肥廠、南京棲霞山化肥廠、遼河化肥廠、洞庭氮肥廠、四川瀘州和貴州赤水天然氣化肥廠等國內一大批化工企業。當時引進的這些項目都取得了很好的經濟效益，大大促進了我國基礎工業，尤其是石油化工、化肥、化纖、冶金工業的發展，直接為80年代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創造了條件。例如，武鋼一米七軋機工程投產後，1984年就實現利稅6.85億元，比投產前增長1.66倍，所生產的大量鋼板填補了國內品種的一些空白，減少了進口所需要的大量外匯。

在大規模引進國外技術和設備的同時，70年代我國對外貿易和出口創匯也獲得迅速發展。1973年、1974年、1975年全國出口總額先後達到58.2億美元、69.49億美元、72.64億美元，分別是1970年的2.58倍、3.07倍、3.21倍。1975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額達到147.51億美元，是1970年的3.22倍。這樣的增長速度即使在改革開放以來也是沒有達到的。

有人說：那期間中國實行“閉關鎖國”、“自我封閉”政策，“同外界隔斷了十多年”，這完全是對事實的顛倒。相反，正是在這個期間，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同日本、加拿大、奧地利、墨西哥、巴西、馬來西亞、土耳其等全世界數十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正是在這個期間，打通了同美國的關係，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兩國進行了實現關係正常化的會談，並於1978年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正是在這個期間，中國同歐、亞、美、非洲許多國家簽訂了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參加了許多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開展了大量經濟技術合作和援助活動，開通了許多國際航空新航線；正是在這個期間，毛澤東提出了“三個世界”理論，奠定了 “三分天下”的基礎，使我國國際地位大大提高；正是在這個期間，如前所述，我國的對外引進，對外貿易步子迅速加大等等。十年的時問發生這樣大的變化，作出這麼多的重大決策，所謂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同外界隔斷了十多年”、“關起門來搞階級鬥爭”之類的謊言何據之有！

事實說明，中國共產黨在積極開展對外開放方面是一貫的，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並沒有超過毛澤東。所不同的是：那時的對外開放決沒有帶來這樣多的蒼蠅、垃圾和病毒罷了。

在中國農業發展史上，人們都知道在改革之初的80年代曾出現過一個大發展的時期。對此有些人歸結為只是實行改革、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結果。我認為這種看法是很片面的。

其實，農村幹部和群眾都很清楚：當時實行土地承包，一時調動了農民積極性這只是一個原因，但更重要的還在於農業生產條件的變化。其中主要是：一是農田灌溉面積大量擴大；二是化肥使用量增加；三是種子改良、病蟲害防治等農業科技成果的推廣。而這三個方面都是70年代取得成就的必然結果。在看待這個問題時，不能只講果子豐收時的成績而不講當時栽培、灌澆時所投下的勞動和汗水吧！

事實是，那期間中國農業的發展是最具有決定意義的。1965年至1978年全國糧食產量由19445萬噸增長到30475萬噸，超過了歷史最高水平，增幅達 42.4％。油料產量增幅達61.6％等，增長速度超過了改革後的90年代。中共《關於建國以來黨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不能不承認：“文革”時期“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其實，何止是糧食生產保持了穩定的增長，最重要的還是在提高農業生產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如果沒有六、七十年代中國的大規模水利建設、農田基本建設、支農工業和農業機械化建設、農業科技發展等，能夠有後來中國農業的大發展、大變化嗎？

歷史說明，在“三年困難”時期過後，毛澤東和黨中央對農業發展就一直十分重視，長期堅持“以農業為基礎”和“逐步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方針。尤其是在1965 年以後，國家對興修水利、大搞農田基本建設、發展農村電力、推廣農業機械化等方面投入越來越大。至70年代後期基本上完成了包括海河治理、淮河治理、黃河治理、遼河治理等在內的許多大江大河的治理工程。不僅消除了水患災害，而且建立了許多具有綜合利用功能的水利樞紐工程，產生了興利除弊的巨大效益。

例如1973年完成的海河治理工程，前後用了十多年的時間，共修築防洪大堤4300多公里，開挖、疏浚河道270多條，新建涵洞、橋、閘六萬多座，同時還建了許多水庫，對洪、旱、澇、鹼等災害進行了全面治理，使海河的排洪能力比歷史上提高了十倍多，使海河流域實現了每人一畝水澆地，1973年糧食總產量比 1963年增長了一倍。

又如1972年竣工的遼河治理工程，共修築堤防4500公里，修建水庫220座，流域共建電力排灌站920處，可灌溉農田1100多萬畝。

1969年竣工的江都水利樞紐工程，由三座大型抽水機站、五座中型節制水閘、三座船閘和疏浚河道等十多項工程組成，它把長江、淮河、大運河和里下河聯結起來，利用這些河流的不同水位，通過自流和機動引水結合進行排澇和抗旱，可灌溉農田250多萬畝。

在水利建設中，止於1977年全國各地共興修了近百條人工河，建了七萬多座大中型水庫。例如，令世界震驚的林縣紅旗渠，被稱為“人造天河”，1969年全部建成，總幹渠長104里，灌溉面積可擴大60萬畝；湖北省的漢北河也是一條人工河，1970年竣工，全長110多公里，建成後擴大灌溉面積100多萬畝。

諸如以上這樣的艱巨豪邁的工程，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從未實現的，而且都是在當時物質條件匱乏、施212212具落後的情況下完成的，它完全稱得上是人類史上的一個奇蹟！如果不是靠集體的力量、靠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怎有可能實現呢？

人們看到，到了80年代，由於土地承包到戶，農村水利建設和農田基本建設不僅大部分停止，而且大量工程失去維護並遭到破壞。一些堤防被扒了，河渠被平了，排灌設施被拆了，以至洪水等自然災害重新肆虐。到了90年代，有些地方雖然又建了一些水利工程，但辦法就與以前大不相同了：大部分是靠資金堆起來，一個工程動輒數千萬、上億投資，幾乎是沒有錢就沒人去干。有很多工程還帶有“形象”、“政績”的色彩，其中僅吃喝、送禮、慶典等費用就占去不少工程款，更不用說主管部門和承包人層層剝皮。工程建起來有相當部分還是“豆腐渣”。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建設方式何者更有成效？人們豈不是看得一清二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