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復（左）2005年回母校——上海市五四中學探訪。

人物簡介

錢思亮 （1908—1984），中國化學家。原籍浙江杭縣（今杭州市）。生於河南淅川。1931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化學系。後赴美留學。回國後，任北京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化學系教授，從事有機化學的教學和研究。1949年去台灣，1951年任台灣大學校長；1964年當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1970年任院長。

錢復 （1935— ），1956 年畢業於台灣大學政治系。1962 獲美國耶魯大學國際關係哲學博士學位。與連戰、陳履安和沈君山並稱為台灣“四大公子”。歷任台灣省“行政院”“新聞局”局長、“駐美代表”、 “外交部長”、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民大會”“議長”、“監察院長”等職。

錢思亮：大器早成

錢思亮的父親錢鴻業，在抗戰期間曾代理上海特區法院院長, 1940年被日諜殺害，只留下一個獨子錢思亮。

錢思亮小時候生性沉默，但聰敏好學，老師們都視為天才，父母卻極少給他誇獎，怕他驕傲。

1927年9月，錢思亮19歲，奉父母之命與張婉度女士結婚。同時，錢又考入清華大學化學系，開始了他的學術生涯。

同年9月，錢思亮同吳大猷等人一起赴美留學，入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化學系。 拿到博士學位後，錢思亮於1934年8月回國，受聘為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講授普通化學，同時在清華大學和輔仁大學兼課，三兒子錢復也於次年出生。

錢思亮是一個認真、嚴格、負責的老師，他學識廣博，講課也很有藝術，所以深受學生的愛戴。對他所執教過的學生，即使在事隔多年之後，錢思亮仍能準確地說出學生的姓名和學習成績，這樣的細節，常常讓學生們感動得流淚。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校被迫南遷，錢思亮隨同前往，任三校組成的長沙臨時大學工學院化工系教授。次年春，該校又遷往雲南昆明，錢思亮受聘為三校組成的西南聯合大學化學系教授。西南聯大被稱為中國教育史上的奇蹟，而錢思亮也被聯大師生公認為以教學質量著稱的七教授之一。

尷尬的台大校長

抗戰勝利、北大復校之後，錢思亮回到北大任教，併兼任化學系主1949年1月，錢思亮應台大校長傅斯年的邀請，攜全家五口赴台，任化學系教授兼教務長，並曾一度代理理學院院長一職。 這個家族被自願地連根拔起，從大陸遷徙到了台灣。

應該說，錢思亮晚年最重要的經歷，就是擔任台大校長。在主流的敘事中，他被視為台大自由民主精神的保護神，“在最嚴厲的年代，他以傳統中國讀書人的包容敦厚，抵擋校外政治風雨，帶領台大師生，走過最大限度的校園自由，長19年。”

當然，在另外一些當事人的回憶里，錢思亮的形象就未必如此崇高了。李敖曾經恨恨地寫道：

碧潭之游後，殷海光跟我建立了新的友誼，這時他在台大已被剝奪了講學講演的自由，而我早就沒有了這種自由。1964年台大學生陳宏正等邀我到法學院演講，我去的時候，學校派校警將演講場所的門鎖起來，校長錢思亮控制言論自由有如是者！1965年法學院請李聲庭演講“民主與自由”，講完後聽眾鼓掌要殷海光和李敖插播幾句話，我們應聲而出，極受歡迎，這是我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公開露面。後來胡秋原寫信給錢思亮提25個問題，要殷海光答覆，如不答覆，就視同“不學無術，誤人子弟”，應該停止教書。錢思亮怕了，居然朝這一方向迫害殷海光。

如此多元的記憶，其實正反映出錢思亮角色之尷尬。上個世紀70年代之前的台灣，難以容忍獨立於政治權力之外的自由主義堡壘存在。當局對台大充滿了心理上的戒慎恐懼，一直試圖進行控制。錢思亮處於夾縫之中，一方面需要以最大耐心與當權者周旋，一方面又要以最大包容，為自由主義的精英在校園中找到安身之所，這註定了是一個“兩頭不討好”的差事，只有小心翼翼地裝糊塗，受得了各種委屈，才能保持那微妙的平衡。

錢復說，“我父親給我最大的一個留下來的資產，就是四個字：潔身自好。”其實，“潔身自好”大可以換成另外四個字：“如履薄冰”。

錢復：從“小災星”到大才子

錢思亮一輩子最大的功績，除了為台大和“中央研究院”所做的貢獻外，或許就是他培養出了三個了不起的兒子。長子錢純學經濟，曾擔任“財政部長”，乃是台灣經濟起飛過程中的重要角色。次子錢煦學醫，其研究領域與血流、血壓對脈管的影響有關，專業上成就卓越，享有很高的聲望，1976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94年又受命創建UCSD的生物工程系，後該系升格為研究院，學術水準位居全美前列。

當然，知名度最高的還是幼子錢復，他歷任“駐美代表”、“外交部長”、 “監察院長”等要職，成為近30年來台灣政治生活中的關鍵人物，在若乾重大歷史事件中，我們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錢復剛出生的時候，其實很不討家裡喜歡。因為之前已經有了兩個哥哥，錢母一直盼望生個女兒，所以生下錢復不免失望。而在他出生前後，家裡的祖母和外祖母先後去世，錢母也因生產的後遺症住院，所以一家人都對這個“小災星”另眼相看。他童年時代正值國家危難，跟着家人輾轉奔波，吃盡苦頭。不過，這個家族遺傳的聰明智慧，在錢復身上一覽無餘。幼年時的他就掌握了多種方言，也因用寧波話與當時國民黨政府的行政院長翁文灝交談，而得到翁的喜愛。

錢復自小就讀於名校。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上海時就讀的初中“大同二附院”，後來改名為五四中學。這所創建於1912年的學校文化底蘊深厚，包括現任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原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國際設計大師貝聿銘、漫畫家華君武以及18位兩院院士都是其校友。錢其琛任外交部長時，錢復也在對岸任“外長”，師兄弟二人“交手”之餘，或許心頭別有一番滋味吧。

成為蔣家紅人

錢復的青年時代是一帆風順的，出身名門、才華過人、外表出眾，幾乎被所有的光環籠罩。而他從台大高才生到耶魯博士，從當選台灣省第一屆“十大傑出青年”到擔任蔣介石的英文翻譯，其間似乎沒有任何懸念。

錢復從蔣經國主持所謂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初始，積極參與該組織的各項活動，並且得到了蔣經國的賞識，而蔣經國成立“救國團”的目的，就是為自己日後掌權準備人才。今日仍在台灣政壇上活躍的馬英九、宋楚瑜，當年都曾在蔣經國身邊做過侍從翻譯———需要特別補充的是，錢復與馬和宋都有極深的淵源。他在台大兼課時的最器重的學生就是馬英九。馬英九後來到哈佛留學，也得到了他的許多關照，錢對馬的影響是巨大的；宋楚瑜的發跡與錢也有莫大干係，那時候蔣經國需要找一個英文秘書，錢復馬上就推薦了宋，而且專門到美國找到宋，把他送進了“總統府”。

“救國團”還給予了錢復額外的美好際遇：他在活動中結識了一位叫做田玲玲的漂亮女生，並與之結為夫妻。

在蔣經國刻意栽培下，錢復的仕途相當順利，從“新聞局長”扶搖直上，並於1982年被任命為台灣“北美事務協調會駐美代表”。在華府活動了6年時間，他竭盡所能，在華府建立了深厚綿密的關係。

勸蔣“解嚴”

在蔣經國時代，錢復最了不起的大手筆，就是勸說蔣“解嚴”。這件事情改變了台灣的歷史命運。

1986年3月，錢復從美國返台後曾到中山樓與蔣經國長談。當時“江南命案”等事件大大影響到台灣的“國際形象”，錢復在美國直接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他也看到，結束“戒嚴時期”已是大勢所趨，儘管這個話題在當時還是政治上的禁忌，但仍決定冒險向蔣進諫。結果，“這一段話，我說了約半小時，蔣‘總統’很慈祥地聽，沒有打斷我，等我結束以後他回答說：‘我曉得你在這個問題上受了許多委屈，我要告訴你，這個問題我也想了很久，不能做，做了會動搖“國本”的。’”

看起來，蔣經國雖然口頭上沒有鬆動，但內心受到的觸動是極大的，因為錢復是他最親信的人之一，而且錢復代表的是美國人的意見，他不可能不認真考慮。四天后，他又召見錢復。再過了四個多月，有秘書到華府看錢復，說台灣正在積極處理一些敏感的政治問題，最先解決的可能是戒嚴問題。此後錢復接到蔣孝勇從台北打來的長途電話：“父親要我告訴你，他想了很久，認為還是你的意見對。”

三周后，蔣經國會晤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夫人，他直截了當地表示：“將很快終結此項緊急命令（戒嚴）”。錢復的提議終獲採納。緊接着，台灣開放報禁、黨禁。

被李登輝排擠出權力中心

錢復在蔣經國時代，處於相當特殊的位置，儘管他遠在美國，但他的言行舉止，都代表着台灣政壇的風向；他的意見，也總能“上達天聽”，影響蔣經國的決策。

不過，錢複本人也深深地認識到，“形勢比人強”，無論他如何長袖善舞，也逃不過“外交”失敗的命運。他目睹了蔣家政權的代表被逐出聯合國，他費盡了心血，卻還是被譏為“斷交部長”。

在另外一個層面上，錢復作為一個政治人物，他的清高，和台灣政壇的風氣格格不入，免不了被人認為是恃才傲物；他處事謹慎，卻並不圓滑，尤其在大是大非的原則上，他決不願意為了權位折腰。所以蔣經國去世之後，他雖仍然保持了尊榮的地位，而且一度得到李登輝的重用，但最終與李交惡，逐漸被排擠出權力中心。

李登輝繼任“總統”之初是非常重視錢復的，錢復不僅有美國的背景，而且在島內沒有權力基礎，不會對李構成威脅。於是1990年，錢復當上了“外交部長”，但隨着李登輝的“台獨”面目逐漸暴露，兩人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1995年，李登輝執意訪美，錢復極力阻止，認為會破壞兩岸關係，結果大大得罪了李登輝。當年12月，錢復又在“外交部”年終記者會上稱：“外交政策”只是當局政策的一個環節，而大陸政策關繫到台灣未來走向，其位階應高於“外交政策”。這番話讓正在極力搞所謂“務實外交”的李登輝無法忍受，很快把錢復發配到“國民大會”當“議長”。

在魚龍混雜的所謂“國民大會”里，彬彬有禮的錢復備受煎熬，自嘆過着“禽獸不如的日子”。“國大會議”結束後，他又被提名為“監察院長”。按規定，“監察院”官員須超然於各黨派之外。於是，錢復脫離國民黨，在這個毫無實權的冷衙門裡，昔日意氣風發的“外交才子”終於一天一天地老去了。

70歲的錢復，目睹台灣的種種政治亂象以及“台獨”勢力的猖獗，表面上沖淡平和，不得罪任何一派政治勢力。但他的一言一行，都讓人窺視到他內心的波瀾難平。

錢復曾經直言不諱地告訴陳水扁，“我死了化成灰，也是泛藍，人老了，要朋友，這些朋友每一個人吐一口口水在地上，就會把我淹死，我不能得罪他們。”

仔細回味這句話，顯然，這決不是一句簡單的告白，也不僅僅是在表明政治的立場。一個人說到“老”，說到“死”，總是要表達某種決絕的心態。公子老矣，貴族已是歷史的絕響，錢復家族的百年榮光，或許真的就要在這個被故意混淆了歷史的海島上歸於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