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月20日，一代甲骨學大師董作賓寫了一封信給胡適。信里談了很多，特別是言及關於這一年即將舉行的第一屆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研院）院士選舉的事，尤其發人興味。董作賓殷切地表明，他自己願意放棄膺選為考古學領域的院士的機會，反而勸說胡適投梁思永和郭沫若一票，因為前者在病中，應該藉此“給他一點安慰”，至於後者呢，“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其實，不要等董作賓的建議，在胡適的心目里，郭沫若早就具備院士桂冠的資格了，反倒是梁思永“名落孫山”。試看胡適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的日記可知，他於當天發出了“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選舉‘人文組’的‘人文’部分擬提名單”，洋洋灑灑，充分體現了他對於誰可以享有這分學術榮譽的認可程度：

哲學：吳敬恆、湯用彤、金岳霖。

中國文學：沈兼士、楊樹達、傅增湘。

史學：張元濟、陳垣、陳寅恪、傅斯年。

語言學：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

考古學及藝術史：董作賓、郭沫若、李濟、梁思成。

至於在“人文地理”與“民族學”這兩個領域裡，胡適則“想不出人名”，無法肯定有哪位學人可以進入院士的行列。

依據第一屆院士當選人後來更擔任中研院院長的吳大猷回憶，這一次“破天荒”的院士選舉過程，從1946年開始籌劃，先由各大學院校、專門學會、研究機構及學術界有資望人士，分科提名候選人，約四百人，至1947年由中研院評議會審定候選人一百五十人，翌年再由評議會選出院士八十一人。當時的胡適是北京大學校長，也是中研院的評議員，自然可以北大校長的身份提名院士候選人，同時還可以在選舉之際投票。董作賓的“請求”，自有其原因。

然而，究竟誰才得以享有院士的榮光，絕對不是胡適一個人說了就算。當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同樣也可以“研究機構”的身份提名院士候選人，因此史語所所務會議上也通過了一份史語所的“推薦院士候選人”名單：

哲學：吳敬恆、湯用彤、馮友蘭、金岳霖。

史學：陳寅恪、陳垣、傅斯年、顧頡剛、蔣廷黻、余嘉錫、柳詒徵、徐中舒、陳受頤。

中國文學：胡適、張元濟、楊樹達、沈兼士。

考古及美術史：李濟、董作賓、郭沫若、梁思永（以上考古）；徐鴻寶、梁思成（以上美術史）。

語言：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王力。

民族：凌純聲〔1〕。

和胡適的提名名單兩相對比，出入之處頗堪玩味，像哲學大家馮友蘭居然不在胡適的名單之列。本院翟志成教授便認為，這很可能象徵着胡適對馮友蘭的敵對態度。不過，胡適究竟未可一手包攬，馮友蘭終究還是榮膺了此銜。更有意思的是，向來和胡適唱反調的郭沫若，非但名列候選人，而且最後還可以戴上這頂學術桂冠，其象徵意義，更是令眾人側目。

異軍突起於五四時代的郭沫若，本來是詩人，政治興趣亦濃厚之至。早在1927年他便公開發表了《請看今日之蔣介石》這一篇討蔣檄文，把蔣視為“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污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政治立場鮮明，可見一斑。郭沫若流亡日本之後，身為遠航的遊子，無法直接加入“武器的批判”的陣營里去了，於是又轉而拿起筆來將之當成“批判的武器”，在文化戰場上開火。然而，作為詩人而崛起文壇的他，並沒有繼續深入向文藝領域進軍，反倒開始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歷史和文獻方面的問題。這樣的轉折頗為費人疑猜，也引起史家探究的興趣。史界前輩余英時先生與逯耀東先生都曾論證指出，郭沫若之轉治古史最重要的動機之一是他想要打倒胡適。觀乎他發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意有所指地嘲諷胡適，可謂確得其解。郭沫若的這部書，極力論證中國歷史的發展階段符合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實可視為另外一種表達政治意見的方式。但是，這部書的史料基礎卻也頗稱紮實，是他“頗用心於甲骨文字與古金文字之學”的結果。同樣，亦治甲骨之學的董作賓便曾評價述說道：

……唯物史觀派是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領導起來的。這本書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初版到二十一年十月五版時，三年之間已印了九千冊。他把《詩》、《書》、《易》裡面的紙上史料，把甲骨卜辭、周金文裡面的地下材料，熔冶於一爐，製造出來一個唯物史觀的中國古代文化體系〔2〕。

郭沫若與董作賓之間，對雙方研治甲骨之學的成果，本即早已有所交流。郭沫若的《卜辭通纂》於1933年出版後，他即致函是書之出版者日本東京文求堂書店主人田中慶太郎，要求寄贈給董作賓三部（亦包括贈史語所者）。董作賓亦嘗函告郭沫若曰彼友亦欲購之〔3〕，還寫信給胡適推薦郭沫若為院士。其實，這些都是雙方長久學術往來的結果。

當然，史語所同仁對郭沫若的成果，未必都持正面意見。首任所長傅斯年便批判說，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以舊史不足征，惟新史料不妄，用是新舊史料之相衝突者，則推翻舊史料而抹殺之，顧不論其本不必合與無須抹殺也”〔4〕；而以《甲骨學商史論叢》揚名的胡厚宣亦在致傅斯年報告己身打算撰述是書的信函里，同樣批評郭沫若“以研究甲骨文字之人，而抹殺甲骨文中證據，此大不該也”〔5〕，評價不高。

待郭沫若之名列入院士候選人的名單，在中研院評議會裡討論時，意見就更多了。當時傅斯年遠在美國治病，所務由他向來欣賞的夏鼐代理，他很詳盡地向傅斯年匯報了當時的場景。夏鼐在信里說，當時評議會裡討論各方推薦名單誰有資格列名為院士候選人時，各有所見。例如，胡適於哲學領域又多推薦了一位陳康，因為“陳氏希臘哲學造詣頗深”；周鯁生則認為李劍農“對於中國經濟史及近代政治史皆有成績”，故予以推薦；會中還“有人提出何以不列入熊十力、朱起鳳、向達三先生。經胡適之先生解釋後，亦無異議”。至於不是評議員的王叔岷則揚言謂“劉文典先生之《淮南子》及《莊子》，校勘考據皆甚糟糕，並雲傅先生如出席，必不推薦為候選人”（但是，劉文典最後還是居於院士候選人之列）。然而，最引起爭議的便是郭沫若了。在本來的推薦名單上有化學科之趙承嘏與薩本鐵二人，惟“因其曾任偽大學行政職務，故加刪除”等。不是評議員但是代理所務的夏鼐，代理傅斯年出席盛會，見此局面，“以為此事關係頗為重大，故起立發言”，聲言曰：“……Member of Academia Sinica以學術之貢獻為標準，此外只有自絕於國人之漢奸，應取消資格。至於政黨關係，不應以反政府而加以刪除。會中意見分歧，最後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投票結果以十三票對八票，仍決定將郭氏列入……”〔6〕

顯然，郭沫若之終可當選中研院院士，實有賴於夏鼐的一席話，否則，他可是連院士候選人的資格都沒有呢。

夏鼐本人對於這次的院士選舉還有一些想法，在給傅斯年的私信與公開發表的文章里〔7〕，都有長篇大論的說明，這裡就不多談了。

法國思想家Pierre Bourdieu對“知識場域”（intellectual field）的構成，有精彩的論述。在他那裡，某個特定時間與空間的知識場域，是由占據着不同知識位置（intellectual positions）的眾多行動者（agents）所構成的。在這個“場域”里的每一個分子（elements）不但以某種明確的方式相互關聯在一起，他們亦各有其明確獨特的“重量”或是權威性，所以，這個“場域”其實也就是一種權力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power）的“場域”。這個“場域”里的行動者，彼此相互競爭。競爭什麼呢？那些可以界定什麼是知識／思想既成體制（intellectually established）及文化正當性（culturally legitimate）的權利（right）。只是，在一個“場域”里，其實還可以看到許多的“次場域”（sub-field），它們在這個“大場域”里各有一片天地，而它的內部也有和在“大場域”一樣的情境。Bourdieu更強調了各式各樣的理念的位置或關係的屬性：在一個“場域”里，正統／異端其實是相互界定的。這樣看來，第一屆中研院院士的選舉，本為學林盛事；然而，它絕對不會只是“學術”而已。學者之間，對於誰可以榮膺這頂知識場域的桂冠，各有想法，各有所見；更令人驚異的是，“政治立場”居然也可以成為“封殺”某人如郭沫若列居院士候選人的理由。“知識場域”里的權力關係，於此思過半矣。還好，有夏鼐的“臨門一腳”外加那十三位中研院評議員的學術理性，政治／學術的“異端”，也可以找到他們的生存空間，乃至於揚名立世（當然，郭沫若大概對此榮銜“不屑一顧”罷？他並未出席第一屆中研院院士會議）。從第一屆中研院院士的選舉來看，中央研究院作為當時的學術界裡的一方學術淨土，還是自有其學術獨立自主運作的空間的。

“三年內不許發表文章”：從王叔岷的故事說起

1941年秋天，懷抱着“奇書十萬卷，隨我啖其精”心願的王叔岷，來到了四川南溪縣李莊的板栗坳。這裡是地圖上絕對找不到的地方。日本空軍的炸彈，沒有朝這兒丟下來的理由。漫天戰火之際，飄泊萬里，中研院（以史語所為主）的一群讀書人，好不容易才尋覓到這方“桃花源”，終於可以暫時歇腳一下了。不及而立之年的王叔岷，是才向北大文科研究所報到的“新鮮人”。照當時的規矩，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可以選擇到板栗坳來完成學業。王叔岷的學術道路，就在這片“庭前多好鳥”、“戶外多修竹”的天地里開展了。

王叔岷是四川大學中文系1939年班的第一名畢業生，卻沒機會留在系裡當助教。前途茫茫之際，經過老師徐中舒的點撥，他才決意報考北大文科研究所。在川大校園裡頗有才子之名的王叔岷，來到李莊，首先拜見了兼任文科研究所所長的傅斯年，並把自己的詩文呈請指導。傅斯年翻了一翻，便詢問王叔岷的未來研究課題。王叔岷稱想研究《莊子》。傅斯年笑了一笑，竟開始背誦起“昔者莊周夢為蝴蝶”這一章，一幅怡然自得的樣子。忽然，傅斯年嚴肅地告誡王叔岷道，研究《莊子》要從校勘訓詁入手才切實。他又翻了一翻王叔岷的詩文，定下了一條規矩：“要把才子氣洗乾淨！三年內不許發表文章！”王叔岷只好唯唯諾諾而退。在名義上，王叔岷的導師是遠在昆明的湯用彤，師生之間只能靠書信聯絡。王叔岷在信里嚮導師報告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湯的復函則告誡道，研究學問只有“痛下工夫”四個字而已。在傅、湯兩位學術巨人的鞭策之下，王叔岷確實“痛下工夫”，1943年畢業，留在史語所任職，此後著作等身，在文史學界掙得了難能替代的一席之地。

像王叔岷這種初入學術天地的青年，得到傅、湯兩位的點撥，似“獅子吼”，若“海潮音”，終於一步一腳印地取得了傲人的學術成績。然而，傅斯年為王叔岷定下的規矩“三年內不許發表文章”，卻就此成了史語所對新來報到的青年學者制定的需共同遵守的金科玉律。比如，比王叔岷晚一年從北大文科研究所畢業，但同樣留任史語所助理研究員的李孝定，於到任後的第一年或第二年，就向史語所《集刊》投了一篇稿子，不久就被退稿了。他回憶道，這是忽視了傅斯年“進所三年內不得撰文的明訓”的必然結果。他痛苦地述說了自己的心境：“這是我生平所受最嚴重的打擊，因此造的自卑感，壓抑了我至少十五年。”當然，經此“打擊”，李孝定並未灰心喪志，仍是努力不輟，日後在甲骨研究領域竟自成一家之言。

來到台灣，傅斯年“三年內不許發表文章”的規矩一樣有效。從台大文科研究所畢業後進入史語所擔任助理研究員的許倬雲，回憶自己剛來報到的情況：“按照舊規矩，進所新人，有一定的任務。同時，入所之初，學習為主，不得立刻寫論文，急於發表。”於是，他在那一年內，即承所內前輩芮逸夫與陳盤庵先生之命，從先秦典籍中選取《周禮》與《左傳》，連本文加註疏，一句一句，一行一行，仔細點讀，為他在中國古史領域的研究工作打下了深厚的根基。

傅斯年為青年學者定下“三年內不許發表文章”的規矩，用心是良苦的。即如本院林毓生院士所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裡的學術工作者，如果不甘心在原地兜圈子，不屑於只是做些舞文弄墨的工作，而想在開拓與累積人類的知識板塊上有積極的貢獻，就不得不養成“比慢”的工作習慣，為學術原創性的積累，奮力以進。顯然，要求青年學者“三年內不許發表文章”，正是傅斯年以前輩身份對後學的期待。

時過境遷，傅斯年定下的這項規矩，在當前的中研院有實現的可能嗎？在俗稱“八年條款”的壓力下，新聘為助理研究員一級的青年學者，“不出版就完蛋”。面對現實的壓力，有勇氣篤踐“三年內不許發表文章”規矩的，大概不多。這等景況，能算是學術社群“進步”的象徵嗎？值得深思。

“白色恐怖”陰影下的中研院：從費正清說起

在“中國研究”的圈子裡，大概沒有人不知道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的大名。從英國牛津大學拿到博士學位，並長期任教於美國哈佛大學的他，始終倡言，想要了解中國的現狀，就得要認識中國的歷史與傳統。他之全力推動“中國研究”這個學術工業領域的發展，無疑深具學術與現實相結合的意義。正是在如此的現實背景之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費正清竟不免捲入了“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的風暴。當美國參議院在1952年公布的《“太平洋學會”調查報告》裡“控訴”太平洋學會（Inc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IPR）是共產黨的大本營的時候，由於費正清與太平洋學會的密切關係，也由於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任職於重慶時與某些中共人士的交往等等“事實”，他遂被戴上了“紅帽子”。如《時代》周刊就稱費正清是“共產中國長久以來的辯護者”，而他想訪問受美軍占領的日本即被拒絕，甚至FBI對他的調查報告多達一千餘頁。

在太平洋此岸的台灣，費正清也不是受歡迎的人物。特別是他從美國自身利益為出發點而提出的美國應該在外交上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他對以蔣介石為首的強人威權體制的批判，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例如，“雷震案”爆發時，他在《紐約時報》發表的公開批評都讓他被台灣的極右派人士戴上“親匪媚共”、“中共文化特務”等等帽子。

在這種幫人戴上“紅帽子”思維的影響下，凡是和費正清有所往來的人物，就統統上了“黑名單”，甚至於羅織成網，以“費正清集團”為名，欲入人於罪。像當時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正接受美國福特基金會補助，而在“右”派的“想象”里，費正清是福特基金會的“核心人物”，而他又是中共的“同路人”，所以，中央研究院裡與費正清有關係的學界人物，必然是與他“隔海唱和”的“同夥”。如“立委”徐中齊於1967年10月4日提出質詢，指稱“費某與中央研究院勾結”：王世傑與郭廷以勾結費正清，應將接受福特補助的名單送“立法院”，調查他們目前的工作與費正清往來的情形，調查近代史研究所是否仍被費某控制住。

在“立委”的質詢里，近史所所長郭廷以還被控以“掩護匪諜”的“罪名”，只因為他聘用曾被治安機關以“匪諜”嫌疑傳訊的人員，也讓因“思想”問題坐過牢的人士來所里擔任按日計酬的臨時抄錄的工作人員。至於由近代史研究所保管之外的舊檔案，將其編制目錄，供學者研究參閱，並計劃與國外大學合作搜集檔案資料，進一步打算製成微卷，以供研究，也變成了“出賣國家機密”的“勾當”。有如排山倒海而來的“控訴”，讓作為最高學術機構的中研院，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陰影里。

當過“教育部長”、“外交部長”和“總統府”秘書長的王世傑，即便沉浮宦海多年，面對各式各樣的“抹紅”批判，終而興起“不如歸去”之念，而於1968年2月1日當面向“總統”府秘書長張群表示想要“退休”，辭去院長一職。不過，他要到1970年4月方才遂其所願。這時他已是年逾八十的老人了。

身處風暴核心的近史所所長郭廷以，也一樣難過至極。當時身兼“救國團”主任等數項要職的李煥，是郭廷以過去的學生。他給這位當朝新貴的門生寫了一封信，稍稍透露了自己被攻擊的事情。李煥立即回信安慰老師，並謂他已向蔣經國報告郭廷以的處境。蔣說“不加理會為宜”。然而，郭廷以還是難能釋懷，決定“乘桴浮於海”，放棄了他一手經營十餘年的近代史研究所，於1969年秋天前往美國，一去不回，最後於1975年客死異鄉。

1961年春天，肯尼迪就任總統後不久，曾向幕僚表示，他希望在任完成三個心願：一是給物理學家、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平反（J.Robert Oppenheimer）；二是給國務院中國問題專家戴維斯平反（John Davis）；三是給世界著名幽默大師卓別林平反（Charlie Chaplin）。因為這三名不同領域的超卓之士，都是“麥卡錫主義”的受害者，都是冷戰年代“白色恐怖”下的犧牲品。肯尼迪希望在“麥卡錫主義”的猙獰面目已完全被揭發的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重新肯定這三位精英的貢獻。遺憾的是，肯尼迪遇刺猝逝，未能落實他的三個心願，而由繼任的約翰遜總統代其完成。只是，迫害知識分子這一頁醜陋的歷史，是再怎樣也洗刷不掉了。

注釋：
〔1〕參見：《傅斯年檔案》，檔號：IV：39；原件將柳詒徵誤書為柳貽征，徑改之。
〔2〕董作賓：《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大陸雜誌社1952年版，第8頁。
〔3〕馬良春、伊滕虎丸主編：《郭沫若致文求堂書簡》，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275～277頁；郭沫若的其他相關著作亦擬寄贈給董作賓，不詳述。
〔4〕傅斯年：《中國上古史與考古學》，《傅斯年檔案》，檔號I：807；原件將是書誤稱為《古代社會研究》。
〔5〕《胡福林致傅斯年（1942年5月18日）》，《傅斯年檔案》，檔號III：833。
〔6〕《夏鼐致傅斯年（1947年10月20日）》，《傅斯年檔案》，檔號III：535。
〔7〕夏鼐：《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的分析》，《觀察》周刊，第5卷第14期，1948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