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景路：我們為什麼始終認不清日本？
“余觀日本士夫類能談中國之書，考中國之事。而中國士夫好談古義足已自封，於外
事不屑措意。無論泰西，既日本與我僅隔一衣帶水，擊柝相聞，朝發可以夕至，亦視
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鄒衍之談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誕不足以議論
者也。可不謂狹隘歟！”這是清末文化名人，首任大清國駐日使團參贊黃遵憲先生在
其《日本國志》自序中的一段話，辛辣地指出了以“同文同宗”、“一衣帶水”等表
象來自我陶醉的中華上邦士大夫們之膚淺。
成書於戰國末期的《三海經》中曾寫道：“蓋國在鋸燕之南，倭北，倭屬燕。”大約
三百年後，成書於公元一世紀的《漢書·地理志》又有記載曰：“夫樂浪海中有倭
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之。”由以上可見，中國對日本的認識，遠可上溯至
三千年前，僅從徐福入日尋藥、倭王來朝等歷史資料來看，中國與日本打交道的歷史
也有兩千餘年了。不過對日所知，可謂泛泛。
記得曾看過一則報道，說日本人在中國新疆進行非法地質測繪，被我有關部門依法實
施了處罰云云。前些年四川汶川的那場大地震，日本救援隊不僅是第一個進入災區實
施救援活動而為國人所稱道，救援隊臨出發前就繪製成災區地圖，更以其詳實、周
密、專業、全面而讓國人震驚了一把。其實，關於這些，旅日華人就很少驚詫了，因
為他們在日本的書店圖書館已看得多了上至天文地理，下至政治社會，包括飲食生
活、文化習俗諸般在內的詳盡的中國各方面之書籍資料，對日本了解中國之深，早已
見怪不怪。極具諷刺意義的是，“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在日本才讓我們找到了最
完美的註解。
回頭再看我們對日本的認識，按理說，向來以“同文同宗”、“一衣帶水”來自我阿Q
的中國應該是最懂日本了，可事實卻不然，雖然中國認識日本已久，但中國史書關於
日本的記載卻始終是止於一點道聽途說，泛泛表象而已。雖然在清末的1842年，魏源
編著了一部《海國圖志》，遺憾的是最初版本並未提到過日本，直到1852年增補卷數
時，才補添了日本。但卻又依樣畫葫蘆犯了1848年徐繼畲所編《瀛環志略》書中將日
本地理說成是由對馬、長崎、薩馬三島組成，而忽略了本州、四國和北海道三大島記
述的這一事實。直到1887年黃遵憲完成了40卷50萬字，囊括了日本國統志、鄰交志、
天文志、地理志、兵志、刑法志、禮儀志等十二志的煌煌巨作，才可以說我們終於有
了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認識日本之範本。同樣遺憾的是，就是這樣一部對於中國研
究日本不可或缺的史籍，卻根本沒有引起士大夫階層的重視而被打入了冷宮，直到八
年後的1895年，也就是甲午戰爭中國慘敗的翌年，此書才得以面世。不可避免的是正
如一滴浪花，它迅即就被湮沒在了上邦大國的滾滾歷史長河之中。接下來我們所能找
得出的中國人關於日本之專著，大概只有戴季陶的《日本論》和蔣百里的《日本人》
了，當然，短篇論述日本的文章不計其中。實際上，從古至今，直到二戰爆發中國陷
入被日本侵略的水深火熱之中，也包括今日今時之國人，每每談起日本，乏善可陳。
可悲的是，我們能夠引經據典的竟還是一生未踏進日本半步的美國人本尼迪克的一部
《菊與刀》。
那麼，又是什麼原因制約了中國對日本的認識呢？為什麼中國對日本的研究始終不甚
發達，總是停留在大而化之的淺層次呢？從大的方面講，這與國人對外國的心態有直
接關係。
首先，就是一種“大中華心態”制約了國人對日本的認識，所謂的“大中華心態”，
就是自認為作為泱泱大國的中華子民對外部世界所持有的優越感的心態。中國自古以
來地處東亞中心，文明起源最早，地大物博，道統悠久，並不斷以自己的文化乳汁滋
養着周邊國家。這就自然而然的使中國人形成了一種高高在上的大國優越感。對於日
本，由於日本傳承了太多的中國文化，因此，中國自古可以說一直就把日本視為自己
文化意義上的屬國。認為日本的一切，皆為中國所賜予，因此從根本上就沒有重視過
日本。即使是通過甲午海戰，蕞爾小國日本重創了大清上邦，讓這個上邦大國割了地
賠了款，也沒能真正把中國人打醒，而是自欺欺人地歸咎於日本是用中國的文化和西
方的先進技術相結合，才取得了勝利。也就是說，大國心態的虛榮心，使得中國人在
面子上不肯承認當時日本在各方面已經優於中國的事實。即使是今天，持有如此觀點
的國人也還大有人在。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情緒化因素也一直在左右着國人的對日認識。由於日本在近百年
來的大部分時間裡是中國人的“國恥”所在，因此，每每提起日本，國人就會引發那
種揮之不去的痛。正是由於這種泛情緒化，使得我們在對日本的自然的、人文的社會
歷史現狀以及面對日本的先進、文明、敬業等諸多優點時，既沒有耐心去研究也不願
承認這些事實，即使勉強承認也不願深究其所以然，這就使得我們對日本的認識一直
停留在表層而無法認識其廬山真面目，當然也就無從窺測和把握日本這個特殊國度了。
值得慶幸的是，黃遵憲當年所看到的中華民族的生存危機和可能的解救之道，即“中
國必變從西法，其變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強，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轄，或
如波蘭之瓜分，則我不敢知。”今天，已被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所理解並正在孜孜以
求地盡心力以解日本之謎。黃遵憲當年的“我不敢知”的幾個推斷也正在國人的“或
如日本之自強”的“自強”中被實踐着並已取得了諸多成果，黃遵憲或可瞑目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