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思云:“六.四”給我們的啟示
寫於2000年6月4日
有位歷史學家曾說過:“歷史是一種需要時間和距離來認識的東西,一件事離我們越
近,我們越感到模糊不清,而一件事離我們越遠,反而看得越清楚。”“6.4”已經
過去 11年了。經過這一段時間和距離,重新思考一下“6.4”,會看到很多當時看不
到的東西和認識不全面的問題。
一、“6.4”為什麼缺少民眾支持
“6.4”運動被共產黨用暴力輕易地鎮壓下去了。有人以為這是由於中國人怕死、怕
流血而不敢反抗。但從歷史上來看,中華民族並不是特別貪生怕死的民族。
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1905年開始在中國發起反政府的武裝起義,前後發動了十幾次
起義,均被清政府血腥鎮壓下去。但當年的革命志士們並沒有被清政府的屠刀所嚇
倒,前面的人倒下去,後面的人再接着來。在數以萬計的志士們流盡了自己的鮮血之
後,1911 年的辛亥革命才得以成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共產革命更是用鮮血換來的勝
利。當年國民黨鎮壓共產黨,比“6.4”鎮壓要殘酷得多。幾十萬、幾百萬的共產黨
員抱着“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的信念,倒在國民黨的槍彈之下。然而共產黨人
卻是越殺越多,終於推翻了國民黨政權。
但為什麼清政府、國民黨的屠刀沒有嚇倒中國人,有數以萬計的中國人願意為推翻清
政府、願意為共產黨而流血犧牲呢?這是因為辛亥革命和共產革命,在中國民中間有
廣泛號召力,得到中國人民普遍的支持,所以才能前仆後繼,“一個倒下去,千百個
站起來”。辛亥革命和共產革命都有明確的目標。辛亥革命要“驅逐韃虜,恢復中
華”,要建立一個“三民主義”的中國。共產革命要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
大山”,要建立貧苦大眾掌權的共產中國。
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都告訴普通的中國老百姓,革命是為了替廣大民眾謀幸福,革命
的成功將使那些(亂碼)共產革命的明確具體革命目標,使中國的老百姓認為這場革
命和自己的前途命運息息相關,自己能夠從革命的成功中得到具體的好處,所以才有
那麼多中國人願意為革命的成功獻出自己寶貴的生命。
而“6.4”運動卻沒有任何明確的目標和理想。“6.4”的口號“民主自由”,只是
一些抽象的哲學名詞。中國老百姓不明白這場運動和自己的前途命運有什麼關係,更
不明白“新聞自由”等東西能夠給自己帶來什麼具體的好處,所以對運動持旁觀和冷
漠的態度。中國的老百姓不是害怕共產黨的槍彈,而是不願意為“民主自由”這些自
己不太明白的哲學名詞而莫名其妙地流血。
中國的歷史告訴我們,一個政權如果離開了民眾的支持,妄圖用流血恐怖來維持政
權,只會造成“一個倒下去,千百個站起來”的逆反效果,反而會更加縮短政權的壽
命。一場有群眾基礎的革命或運動,絕對不會被幾千、幾萬人的鮮血所嚇倒。
可是像“6.4”這樣脫離群眾的知識界運動,就很容易被鎮壓下去。在這一點上,
“6.4”和 1898 年的戊戌變法一樣,都是少數人的“精英運動”。這樣的運動像煙
消雲散一樣地過去,也是不難理解的。
現在海外的民運人士們,離中國民眾越來越遠,而共產黨對“6.4”的處理,比民運
人士高明得多。“6.4”後共產黨為了爭取民眾,除了敏感的政治領域以外,在經
濟、文化領域都大大加快和放大了改革開放的步伐,讓中國的老百姓從改革開放中得
到了具體的實惠,使共產黨安然渡過了政權的危險期。中國老百姓寧願要能夠使自己
得到看得見好處的共產黨,而不願要“民主人權”這樣的空頭口號。如果共產黨沒有
“貪官污吏”的包袱,在真正民主的選舉中,現在的民運派未必能贏得比共產黨更多
的選票。
“6.4”和戊戌變法一樣,終究因為缺少廣大民眾支持而失敗。這也告訴我們,要想
在中國搞民眾運動,脫離開廣大中國民眾的支持,是很難取得成功的。
二、“6.4”是民主運動嗎?
現在很多人把“6.4”運動看作是一場民主運動。這一點很值得商榷。
民主主義是地道的西方貨色。大概是由於中國傳統上根本沒有民主思想,很多中國人
心目中想像的民主主義,和西方人對民主主義的理解相距甚遠。西方人心目中的民主
是建立一個沒有貴族、沒有特權、人人身分平等的社會。西方人的民主運動就是爭取
人人平等的公民權運動。20世紀最著名的民主運動是美國黑人的“公民權”運動。美
國黑人提出的要求,不是要推翻白人政府讓黑人“當家作主”,而是要求美國政府給
予黑人與白人同樣平等的權利。
民主主義的根本就是反對特權的平等精神。而中國卻是一個處處表現特權的等級社
會。當官的根據級別的高低,有大小不等的特權。普通老百姓也具有貴賤不等的身
分,最差一等人是農民。中國的農民不要說政治權利,連選擇職業自由的最起碼人權
都沒有。農民生下來就只能從事農業。中國城市裡的招工廣告上,毫不掩飾地採取對
農民的歧視政策,公開寫着“只限城市戶口”、“只限北京市戶口”等字樣。
如果在美國誰敢在招工廣告上寫“只限白人”的話,非被揪上法庭不可。
中國人民的身分不平等問題,是存在於中國的最普遍、最經常發生的人權侵害問題。
中國最不民主的地方,並不是政府關押的幾個反政府政治犯,而是廣大中國人民的身
分不平等問題。一個主張在中國消滅一切特權、消滅官民不平等、城鄉不平等的運
動,才是真正的民主運動。
但“6.4”運動的目的,並不是旨在建立一個人人身分平等的民主中國。大學生們在
“6.4”中打出的口號,像“為胡耀邦平反”、“打倒官倒”等,只是要求共產黨內
部實現民主化,而沒有主張解決中國社會身分之不平等問題。因此嚴格地說,“6.4”
不應該算一場民主運動,而應該說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共、反政府群眾運動。有人
說:“‘6.4’中的民主口號,不過被用來作為反政府的藉口,就像當年共產黨用民
主口號來推翻國民黨一樣。”這話也不能說是毫無道理。
三、“6.4”是非暴力運動嗎?
非暴力運動是印度的甘地首先發明和提倡的。1920 年代,甘地在英殖民地南非首先發
起了非暴力運動。當時南非殖民地當局給去那裡打工的印度人發放類似於“良民證”
的屈辱性身分證,要求印度人必須隨身攜帶,否則就要處以刑罰。甘地號召大家用非
暴力的形式反抗殖民地當局。他們不搞示威遊行那樣的對抗性集會,只是把殖民地當
局發放的“良民證”撕掉、不攜帶。甘地帶頭撕掉了“良民證”,被殖民地當局關進
了監獄。可是撕掉和不攜帶“良民證”的印度人越來越多,從幾個到幾百、幾千。最
後,在南非的印度人全部撕掉和不攜帶“良民證”,使殖民地當局不得不放棄了歧視
性的“良民證”。
甘地說:“我們用非暴力的形式對抗暴力,不是因為印度人害怕暴力和害怕流血,而
是因為使用暴力是非正義的,所以我們才不使用暴力來反抗暴力”。甘地回到印度
後,又發起了全國大遊行的、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和平集會運動。跟隨甘地遊行的
人,從幾個到幾十個,最後發展到幾十萬人的大軍。這些遊行的人群沒有任何標語口
號,更沒有“英國人滾回去”、“打倒殖民地政權”等反政府號召。幾十萬人群只是
默默走過一個個城市、一個個鄉村。
英國殖民地當局對甘地的和平大進軍束手無策。因為,他們並沒有任何反政府的口號
和煽動,只是默默地走路,所以他們的行為沒有違反任何法律,也沒有任何理由逮捕
這些默默走路的人們(難道走路也犯法?)。
1960年代,美國的民權運動,也是學習甘地的和平大進軍方式,沒有打出“打倒白
人”、“白人總統下台”這樣的反政府口號,而是用非暴力的請願方式,來爭取黑人
的民主和人權。
如果“6.4”運動時,幾十萬學生們只是默默地在天安門廣場靜坐,沒有任何反政府
煽動性的口號,那就是典型的非暴力運動。對於這樣的非暴力抵抗,共產黨很難找到
武力鎮壓的理由:難道人們在天安門廣場坐一坐也犯法?可是“6.4”中學生們明確
打出了“打倒官倒”、“李鵬下台”這樣的煽動性反政府口號。所以嚴格來說,
“6.4”運動不能算是完全的非暴力抗議運動。
甘地的名言是:“英國人並不是壞人,只是英國人的想法有錯誤。我們的非暴力運動
旨在改變英國人頭腦中的錯誤想法,並不是要把英國人作為敵人對待。”甘地提出:
如果把英國人當作壞人,那就應該用暴力來消滅和趕走這些壞人;和壞人沒有必要講
什麼道理。正因為英國人不是壞人,只是他們的想法有錯誤,我們才試圖用和平的講
理方式,來改變他們的錯誤想法。1960年代,美國黑人的民權運動,也沒有把白人當
作敵對的壞人,所以採用和平遊行的方式來改變白人種族歧視的錯誤思想。
同樣在中國搞非暴力的民主運動,就要首先肯定共產黨不是壞人,只是他們反對民主
的想法有錯誤,所以才有必要用和平非暴力的方式,來改變共產黨人的錯誤想法。可
是有些民運人士一方面把共產黨描述成殺人不眨眼的惡棍,另一方面又聲稱要堅持搞
非暴力的民主運動,這本身就是矛盾的。如果共產黨真是十惡不赦的流氓惡棍,就應
該號召人民用暴力來推翻共產黨:難道還有必要和惡棍們講民主人權的道理嗎?
四、“6.4”是否錯了?
有一種看法認為“6.4”搞錯了:如果學生們不搞“6.4”,中共黨內部的“民主
派”就不會下台,就會給中國老百姓賞賜一些“民主”。類似地,還有人提出辛亥革
命搞錯了,應該按照康有為、梁啓超等人的君主立憲方案,走和平改良的道路。這些
看法應該說是片面的。
從歷史上看,任何國家的民主和自由都是人民爭取來的,並沒有統治者主動放棄權
力、賞給人民“民主”的先例。蘇聯人民一直就有民主化的要求。戈巴契夫(戈爾巴
喬夫)搞民主化,只不過是順應蘇聯人民的民心,而不是給蘇聯人民以賞賜。
蔣經國在台灣搞民主化也是順應台灣人民的民心,而不是給台灣人民以賞賜。當然出
現戈巴契夫、蔣經國這樣的開明人士,對民主化的進程有很大的促進。但戈巴契夫、
蔣經國這樣的開明人士可遇而不可求,中國人的民主化不應建立在等待中國的戈巴契
夫的出現這樣的偶然機遇上。如果中國永遠出現不了戈巴契夫,中國的民主化就永遠
實現不了嗎?
奴隸要求解放,不能寄希望於開明奴隸主的出現。當然踫到開明奴隸主最好,踫不到
也不必苦苦地等待。中國的民主化可以呼喚戈巴契夫這樣的開明人士,但也決不應該
被動地等待“大救星”來拯救我們。正如國際歌所唱的那樣:“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
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中國共產黨的很多作法不得人心。大學生們“6.4”時提出為胡耀邦平反、開放言論
自由、要求共產党進行民主化改革,並沒有什麼可以責備之處。他們只是做了他們應
該做的事情。如果我當時是北大的學生,我也會參加遊行,也會參加絕食。
當然一些“學生領袖”號召用激烈的手段和政府搞對抗,是有欠妥當的。梁啓超當年
批評孫中山等人:“徒騙人於死,己則安享高樓?”。梁啓超指責革命黨領袖們自己躲
在安全的海外,卻唆使別人在國內搞送死的暴力革命,是用別人的鮮血為自己謀取名
利的“遠距離革命家”。“6.4”是不是有這樣的“遠距離革命家”,我不敢肯定。
但即使有,恐怕也是個別現象,不是學生運動的主流。
從總體來看,“6.4”運動是中國知識份子對中國未來之前途的一場孤軍奮戰,和康
有為、梁啓超搞的戊戌變法一樣,雖然是一場失敗的運動,但其歷史地位和作用是應
該值得肯定的。
五、中國的民主化前途
如果中國民主運動的目的是打倒、消滅共產黨,它必然會受到共產黨的拼死抵抗,最
後只能用暴力解決問題。台灣民進黨之所以能用和平的方式爭得政權,非常重要的就
是民進黨的目標不是打倒和消滅國民黨。如果民進黨的目標是打倒和消滅國民黨,國
民黨必然不惜使用武力拼死抵抗,絕不會輕易把政權交給要消滅他們的人。
所以中國要想以不流血的方式實現民主化,就只能走非暴力運動的道路。這就要求我
們承認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承認共產黨並不是壞人,只是他們的想法和作法有錯
誤。中國民主化的目的,不是打倒共產黨,也不是解散消滅共產黨,而是改造和改變
共產黨,使共產黨變成一個可以在民主國家中與其它政黨和平共存的政黨。只有讓共
產黨人可以體面地走下政權的情況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不流血的民主。
不過,中國民主化的第一步,只是實現執政“精英”之間的民主。要想在中國徹底解
決人民大眾的身分貴賤不平等問題、在中國實現真正的民主人權,恐怕不是我們這一
代人能夠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