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人發現娜莎事實上並沒有親身到過俄羅斯採訪佩雷爾曼，如果這個情況屬實，撒謊對於一個記者的職業聲譽是一個巨大的影響。田剛至今只承認自己接受過娜莎合作者David Gruber而不是娜莎本人的採訪，可以看作是一種比美國人更“美國”的精明。

誰都用不着端着

前兩天有同事說，如果你條線上的人會把你看作他們圈子的一員，把整個圈子的烏煙瘴氣都毫無顧忌地向你抖漏的話，那麼條線記者算是做成功了。也許哪裡都是有烏煙瘴氣的，我很幸運的是，在之前的歲月里跑在三條空氣相對清新的條線上，或者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個氣場，所以，我聽有趣的業內八卦的時候比吸入有害氣體的時間多。昨天又是一場。

八卦從去年“龐加萊風波”的相關人員施皖雄講起。這位1963年出生的中科大畢業生、丘成桐當年的第一高徒，據說僅僅因為在印度尼西亞著名的普度大學任教七年而未得終身教授的榮譽，就從1999年開始，像本屆“菲爾茨獎”得主——俄羅斯數學家佩雷爾曼那樣，在美國西部過起隱居生活——不參與任何工作，不接待任何客人，但每周上一趟大學圖書館，查看最新研究成果。他大學時的同窗和僅有的兩三個好友中的“半個”，也就是我昨天的聊天對象，現在已開始用數學和物理結合的方法，做比龐加萊猜想更進一步的多維幾何流形的猜測，而在這位普林斯頓高等數學研究院畢業的高手看來，當年施皖雄所達到的成就，已超越他的今天。他曾多次給這位故友寫信，寄去支票，希望他能回國任教，並托前往美國西部的學生給他帶去家鄉的茶葉，代為問候，可是說好十一點在他家見，十點鐘他就離開了，連他的導師邱成桐都沒法聯繫上他。據後期還見過施皖雄的人說，他家裡的陳設極其簡單，床上沒有床單，只有海綿墊，辦公室里除了一張寫字檯，僅有一部電話。而他對一位老師關心的詢問：“你成家了沒有？”的第一反應竟是：“你說的‘成家’是什麼意思？”——後來還是他的“半個”朋友猜測，也許他是太把“成為數學大家”的事放在心上。他自小父母離異，跟隨母親在福建長大，考入中科大後，在安徽的父親高興地來看他，他也拒見。是否幼年的孤獨讓他養成一種特異於人的思考，現在無人知道。在這位“數學奇人”身上發生的最幽默的事是，一次導師開車載着他和一幫同行、學生在美國的公路上出了車禍，所有明明只是略受輕傷的學生在接受警察關於事故後果的調查時，都無病呻吟地稱自己傷得很重，施皖雄的回答最絕，說自己“Not as beautiful as before.”簡直要把人笑暈了！

再說丘成桐，這位《紐約時報》科學記者筆下的“數學國王”與田剛的師徒恩怨竟像他當年與自己導師陳省身關係的半個翻版。丘曾當着陳省身的面說：“我沒有你厲害，你培養出來的學生得了菲爾茨獎，我的學生中就沒有。”而陳最讓他佩服的則是，即便在兩人已有不和的日子裡，老師從來沒有在人前說過學生的一句壞話，最多是該說好話的時候不說，這點讓丘非常自愧不如。田剛成為南大副校長有他母親是南大教授、從小看他長大的南大老校長希望在自己卸任後培養接班人的用意，丘成桐此時站出來指責田剛一年在國內任職僅四個月，卻拿200萬年薪水的做法太過分，本是出於為年輕學者爭取有限資源的公心，但在田剛看來，顯然屬於“多管閒事”。田剛因而轉去北大，丘又帶着對北大數學系那批當年“聖迭亞哥分校”自己門徒的不屑，繼續對該問題窮追不捨，使他成為了“北大公敵”。丘成桐與《紐約客》記者塞爾維亞·娜莎的官司，如果娜莎只是用“蒙太奇”的手法調整呈現了丘的答話記錄，而沒有在實質意義上對丘的人身造成傷害的話，丘成桐很難打贏，但最近有人發現娜莎事實上並沒有親身到過俄羅斯採訪佩雷爾曼，如果這個情況屬實，撒謊對於一個記者的職業聲譽是一個巨大的影響。田剛至今只承認自己接受過娜莎合作者David Gruber而不是娜莎本人的採訪，可以看作是一種比美國人更“美國”的精明。

三說弦理論，按業內的評價，霍金的貢獻重在普及，他的盛名得來有點像文化界的余秋雨，同時，殘疾的身體可能也為他的成就增添了神話色彩，而這一領域真正的頂尖人物卻推普林斯頓的威藤。娜莎的文章出來後，丘成桐最在意的是文中提到丘十年裡沒有什麼大的作為，這點也是他最希望澄清的。至於旁人的抵毀或讚譽，其實因為那些人和丘成桐根本不在一個層次，他並沒有把他們的話多放在心上，作為當今世界數學和物理第一人的威藤的評價才是他真正在乎的。但威藤終於還是沒有願意出來趟這趟混水，只是向丘派去的說客表達了一通與數學完全不着邊際的對丘的善意，讓丘成桐真正非常鬱悶。威藤的夫人也是一位物理學者，按學術水平足以當上教授，但在普林斯頓大學區多年找不到工作，最後威藤以不帶夫人自己不任教的姿態，才使夫妻倆同在一個區內的大學工作，並有機會參加同一個討論班。說到這個話題是因為我們討論為什麼大學女教授相對少，是否存在制度方面的原因——既然生命科學已證明就連白種人和黃種人之間的基因差異都不如白種人本身之間的差異大，所謂人種和性別的差異幾乎已成為假想。眼前的高手又給我舉了一個例子：寫《論自由》的米勒，他的女朋友也是一個很有才華的學者，米勒在自傳中提及《論自由》是他和女友合作的成果，但書的作者署名只有米勒一人。可是如果結合米勒的其它個人作品，可以發現這本書的文筆、觀點顯然優於它者，類似“中國教育最大的成功在於把人都變成了一樣的人，最大的失敗也在於此”之類的精到觀點顯然不是出自米勒本人。另一個作者的聲音和形象，顯然被遮蔽和遺忘了。　

四從我這兩天正關注的社工問題談到如何從富人口袋裡掏錢，最後大家的結論是其實很多富人不是不願意捐錢做好事，關鍵是不要讓他們覺得捐了錢就像沒捐一樣，沒有名堂，比如連減免稅收的優惠都沒有等。扯着扯着又扯出一個笑話：陳景潤攻克歌德巴赫猜想後得了一筆獎金，他在機場接受採訪時，記者問起他是否打算捐獻這筆獎金，陳景潤一時衝動就說了“是”，但回頭再想想總覺得有點冤，所以後來一直推說那筆錢在美國，要等他本人再去美國才能從銀行里取出來，否則不能兌現。很久以後，等人們已經把這事忘得差不多了，他才讓一個朋友代他從美國取回這筆錢，他的這位朋友在美國就遇上了我的師友。又有傳言說，陳景潤每次給他父母寄錢，都要從全部金額里扣除八分郵票錢。哈哈，真是太絕了，這種事一般人怎麼想得出來？

聊完這些，結論還是只有一個：誰都用不着端着，人就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