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已經求學三年，這次暑假回國呆一個月，在與老師同學不斷
的接觸中我第一次突然強烈地意識到我的學術神經和血液已經被徹底地“芝加哥化”了
。這是一種在耳濡目染潛移默化中形成的近乎宗教的學術信仰和自豪感。芝大的校訓直
譯過來就是“讓知識不斷積累，以豐富人生”；每當別人提起“芝加哥學派”，我總是
會聯想到武俠小說中一個剛入少林的小弟子對於前輩方丈高僧的無限景仰之心和對同門
的手足之情，或許在別門別派前還帶有那麼一點點輕稚的“傲氣”。
現在想來，或許這種傲氣是外人慣出來的罷。因為每次向別人自我介紹說在芝大念經濟
學，對方常常會馬上客氣地說起諾貝爾獎。半年前回國在上海返簽，我緊張等待美國簽
證官的第一個提問，聽到的居然是“Oh, so you are from University of Chicago,
do you want to win the Nobel Prize? ”，讓我不知如何回答卻非常開心，站在那裡
傻笑。其實我們在芝加哥的時候反而很少說諾獎，經濟系學生中間流傳最多的關於諾獎
的故事是Lucas和Heckman曾經都沒有在第一次就考過芝大經濟系core exam，Heckman還
為此轉到了普林斯頓，但是他們後來都拿了諾獎。所以我們系就有個名言“要想拿諾獎
，最好第一次考core exam不要考過”。但是據我觀察考前好像每個人都非常賣力地准
備應考，“諾獎”似乎沒有任何誘惑力。
芝大經濟系目前還在講課的諾獎得主有四個人。研究經濟史的Fogel常常呆在商學院而
且一度曾經常去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但是我沒有選過他的課因此幾乎沒有見過他。
76歲的諾獎得主貝克爾教授與我的辦公室在同一套間，因此幾乎天天見面。他即使在周
末都會來辦公室，還打網球，周一的workshop上他最為活躍，這個暑假他要在歐洲三四
個國家做包括牛津大學的希克斯講座在內等四場講演。每次當我坐在Becker教授辦公室
里凌亂的大書桌前看他在黑板上做推理的時候，每次當我在晚上八九點鐘時的經濟系走
廊里見到Heckman教授背着個大黑挎包剛要回家時，每次與Lucas教授見面討論論文聽到
他說“ I don’t Know” 時，我的心中總是涌動着一股莫名的激動，我私下將他們尊
稱為“學術貴族”，因為我找不到更好的詞來形容他們，拿了諾貝爾獎以後還是那麼地
一如既往平心靜氣地勤奮着和謙遜着。這些學術泰斗尚且如此，我找不到理由為什麼號
稱“熱愛經濟學”的青年學子們還會有那麼多時間去請客吃飯卡拉OK而不是去做嚴謹的
學術研究。
了解經濟思想史的人稍加回憶就不難發現，“芝加哥學派”的內涵並不是一個一成不變
的教條而是在眾多先賢的不斷學術創新中而動態變化着的。從這些大師的課堂上我感受
最深、覺得最珍貴的是他們舉手投足間的精神承傳：是那種堅韌不拔的開拓學術的理論
勇氣，是那種捍衛芝加哥學派榮譽的忠誠與強烈的自豪感，是那種充滿激情永遠學術的
不竭動力，是那種氣定神閒笑看風雲的超然自若。我想，也許不在芝加哥仍然可以學到
他們的經濟理論，但是絕對感受不到在手捧芝大同門前輩學長的論文進行學習閱讀時的
那種充滿親切感，聽芝大老師們講解這些論文時的那種自豪的神情，以及與此榮耀感相
隨的催人奮進的無名壓力：他們也曾和你一樣在這相同地方相同教室研究與學習過，那
與他們相比，你現在又做得怎麼樣呢？
我最喜歡的研究領域是宏觀，就來說說宏觀理論吧。隨着盧卡斯批判和動態分析工具的
系統引入，現實與理論的發展將傳統凱恩斯主義宏觀學理的一系列重大缺陷暴露無遺。
如今的宏觀經濟學子不再熱衷於用國別數據做索羅殘差或是進行Klein的大規模的宏觀
聯立方程組運算，而是一套動態優化的一般均衡模型。後來的所謂的新凱恩斯主義吸收
了新古典宏觀的分析方法將一系列價格粘性理性化，對經濟科學也做出了實質性的貢獻
，儘管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還是沒有被說服為什麼被新凱恩斯主義所最為關注而被新古
典宏觀基本放棄的那些問題是足夠重要的。那些簡單根據時間出現順序武斷認為新凱恩
斯主義超越了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人顯然需要重修一遍研究生一年級的宏觀課，令人驚
訝的是國內持這種觀點的人不在少數。Edward Prescott最近發表在《政治經濟學》期
刊上的諾獎演說和Lucas教授2002年美國經濟學會主席演講《宏觀經濟學的要務》對此
已經做出了最為權威而又足夠清楚的總結。
在評論是否像盧卡斯這樣的頂級的芝加哥學派的宏觀經濟學家適合做美國總統顧問時，
斯蒂格利茨曾誠實地說道，“作為總統怎麼能指望一個認為（在成熟市場經濟中）政府
干預政策大多數基本上不是無效就是有害的人能幫上忙呢”。的確，新古典經濟學思想
已經深入人心，現代的經濟學子與學者對於政府干預的第一反應便是審慎的懷疑。儘管
如此，“芝加哥學派”的觀點也並非科斯所批評的那種“黑板經濟學”，價格理論與收
入理論的大師的思想觀點在政策界仍然產生了廣泛而又深遠的影響。我們看到五六十年
代一群“芝加哥小子”回到拉美推行自由化的經濟改革成效卓著，美國70年代的滯脹之
後掀起的一系列deregulation的新古典經濟政策的市場化回歸，同樣的由芝加哥學派所
倡導的私有化政策在歐洲各國也得到了廣泛的推行。在美聯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
及世界銀行等經濟組織中經常可以看見出身芝加哥經濟系的學生和學者的身影，之中很
多人都占有重要決策位置。事實上，與其看到一些不懂經濟的人管理經濟，我們這些芝
大的學生更願意看到訓練有素的出色的經濟學家參與經濟政策的制定，並將此看成是整
個經濟學家群體的值得稱讚的成就。
“江山代有人才出”，芝加哥學派的世界性聲譽是由芝加哥前輩一代一代奮力開創的。
而前輩的輝煌能否保持則主要依賴於經濟系和商學院更年輕一輩的中堅的教授們。也許
他們長時間被諾獎大師們的光芒所遮掩，然而我們還是有足夠的理由相信目前還有好幾
個芝加哥大學的教授排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的那張waiting list 上。提出“有效市場假
說”的Eugene Fama，倡導行為金融的 Richard Thaler，提出revelation principle並
在機制設計領域做出重要貢獻的Roger Myerson，提出了GMM並在資產定價方面有着重要
貢獻的Lars Hansen，創立了貝葉斯計量經濟學的Arnold Zellner，也許還可以加上在
契約理論與發展經濟學領域做出重要貢獻的Robert Townsend，等等。在宏觀方面，也
許還可以加上芝大畢業生Paul Romer， Neil Wallace 等人的名字。如果一定要拉拉關
系的話，我們芝大的學生也在熱切盼望着Barro與Sargent兩位芝大曾經的教授能早日拿
到諾貝爾獎。再年輕一點的，我們從Kevin Murphy和 Steven Levitt，以及最近加盟的
John List身上看到了芝加哥價格理論和實證傳統後繼有人，宏觀方面經濟系裡的
Robert Shimer, Fernando Alvarez以及馬上要加盟的Sam Kortum顯然正如日中天，芝
大GSB里陣容強大的金融系也是宏觀的一個強力互補後盾。我期盼着芝大畢業生
Narayana Kocherlakota有朝一日也能返回母校執掌宏觀教鞭。
之所以要重複以上這些主流業內人士的常識，是因為這次我回北大經濟中心教課並且參
加留美經濟學會和CCER-NBER年會等學術會議期間，深深感覺到國內學界很多人都對芝
大經濟系有着嚴重的誤解。誤解之一便是認為芝大是個“老人系”，不過這個誤解容易
消除，只要對現代經濟學有足夠的了解並且到芝大經濟系主頁上稍微看一下即可。誤解
之二是以為芝大的教授個個都高高在上讓人不可接近。別人怎樣我不知道，就說說我自
己的經歷吧。曾擔任芝大校長達7年之久並且曾擔任世界計量經濟學會主席的Hugo
Sonnenchein教授（是復旦校友周林教授在普林斯頓時的導師）每次遇到我們這些學生
，常常毫無架子地和我們先打招呼。2003年我赴美簽證遇到挫折，他還特意為我寫了一
封支持信給美國大使館，儘管我當時還只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還沒有入學的學生，為此
我至今心存感激。今年6月我在芝大參加了一場大概是我學生生涯的最後一場期末考試
，是 Lars Peter Hansen教授的“資產定價和宏觀經濟學”，非常技術化的一門課。考
完試，Hugo Sonnenschein 教授路過我的辦公室，特意提醒我說GSB有一場我們自己經
濟系助教授William Fuchs 的關於動態契約方面的論文的報告，曾作為他的job market
論文入選RES European Tour，問我去不去，我這學期和Hugo聊了好幾次我的動態契約
的論文，他知道我一定感興趣。我很感激他提醒我有這個講座，跟着他一塊去了。聽完
回來路上正好遇到了Gary Becker 教授，問我試考得如何並且充滿鼓勵地說相信我一定
會考得很好。我有些愧疚，因為我為了準備期末考試而一直拖着他的RA的工作，但他很
體諒我說完全可以考完再做。在我給Hansen教授當RA期間，他也特別的大度，與RA的時
間安排發生衝突時常常允許我先做自己的研究。去年的感恩節前夕Hansen教授看到我孤
單一人呆在辦公室里，沒有親人，就邀請我去他家吃火雞，在飯桌上我還見到了他的岳
母，也就是在台灣大名鼎鼎的經濟學泰斗蔣碩傑的遺孀，她祖籍黑龍江，普通話非常好
，聊得很開心，我當時很有一種“他鄉遇故知”的感覺。還有一次，我在系裡報告一篇
習作，Lucas和Stokey兩位教授正好有事出差，但是沒想到事前他們竟給我發了一封郵
件，說抱歉無法參加並讓我給他們倆再單獨作一次報告，讓我受寵若驚了很久。所有這
些事情都讓我激動地感覺到，儘管我們還只是無名小卒，但是系裡的這些世界級的大師
還是很關心重視我們這些學生的，這個世界上恐怕沒有任何東西能比這些更能鼓舞青年
學子的士氣了，大概我就這樣不知不覺地被“芝加哥化”了。
對芝大經濟系的常見誤解之三就是認為芝大經濟系的學生之間關係肯定很緊張。也難怪
，芝大考試淘汰率之高是“臭名昭著”的，我們班2003年入學24人，現已經走了9個人
了。外人想當然地認為如此殘酷的競爭關係肯定把學生之間搞得跟仇人一樣，見了面會
兩眼發紅。然而事實卻是，身處“圍城”之內的我們沿襲歷史慣例，組成一個個學習小
組(study group)，互相支持互相鼓勵一起奮鬥。當時我們班還有一個中國人，來自台
灣，是會講四川話的“外省人”，服軍役時為少尉，我們關係很好，我一直戲稱他為“
周少尉”。我們一起做飯吃飯準備core exam。我做的菜當然天經地義地很難吃，他大
義凜然地說只要吃不死就行。還在考試前熱心地幫我搬家。有次課程結束時，他遞給我
一張紙條，上面寫着“好好努力，我們一起過core”。我覺得我們同學之間是一起奮戰
的戰友關係。特別是我的study group 里的人都很優秀，人也好，我們曾口出狂言要發
明一個屬於我們的“四人幫模型”。一般人是無法體會我們之間的那種既競爭又團結的
友誼的。其實我們已無選擇，因為我們都被“芝加哥化”了。
那麼芝大經濟系老師有沒有被“芝加哥化”呢？Steven Levitt教授在其暢銷書《
Freakonomics》書中深情回憶了他小兒子一兩歲時不幸夭折後，芝大經濟系教授們，尤
其是D Gale Johnson教授和Becker教授，對他巨大的精神支持。在芝大的好幾次場合中
發言時他顯然流露出了強烈的芝加哥情結。 Becker教授的辦公室里掛着的唯一一幅照
片是他與他的老師Milton Friedman 和George Stigler的大合影，而上次我去Becker教
授家裡參加一個聚會，有張桌子上擺了很多照片，很後面的一排我看到了一張很不起眼
的小照片，是他和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的合影。記得有一次我作為價格理論的TA與
Murphy，Becker兩位教授在辦公室里討論作業習題，中間Becker教授的眼鏡不小心掉在
地上摔壞了，這時已經是芝大傑出服務講座教授的克拉克獎獲得者Murphy教授連忙蹲下
身子在地上認真尋找那個小螺絲，為他的恩師兼同事擺弄修理這副眼鏡，結果還真被他
當場修好了。我看着他們這一對師徒，心裡特別感慨。上次芝大成立貝克爾中心，眾多
明星教授雲集，他的得意弟子之一的哈佛教授 Ed Glaezer飽含感情地回憶了Becker教
授的傳道授業之恩，說芝加哥永遠是他的精神家園。
這些讓我想起幾年前林毅夫教授為其芝大導師T W Shultz 以及D Gale Johnson的不幸
去世撰寫悼文，字裡行間情真意切，使人愴然。經濟中心的學生一定會記得那張在萬眾
樓前林老師彎下身子推着輪椅上D Gale Johnson教授的合影，那時是首屆中國經濟學年
會期間，林老師在開幕式發言時看着坐在輪椅上的恩師深情地說“一日為師，終身為父
”。林老師顯然將這種師恩毫無保留地傳承給經濟中心的弟子們。沒有林老師的鼎力推
薦我不可能享受到芝加哥經濟系的奢侈教育。沒有林老師長期以來的關心與愛護，我也
不可能有現在這麼好的鍛煉自己的學習和研究機會。顯然，林老師的其他很多學生也都
對林老師充滿感恩之心。林老師是我在經濟中心的碩士論文答辯委員會主席，而我的導
師、素以準確預測中國宏觀經濟運行而聞名的宋國青教授也曾是芝大經濟系的學生，他
在出國前就已經是一個優秀的宏觀經濟學家，擔任國務院下屬的一個宏觀經濟研究室的
主任。宋老師為人低調，不喜張揚，但是業內學者個個對他的宏觀經濟學洞察力敬重有
加。到目前為止，從CCER研究生項目畢業出去在美國著名大學經濟系畢業後留在北美或
香港地區學術界發展的幾乎全部都是宋老師門下的學生。經濟中心畢業生中第一個在北
美頂尖雜誌上發表論文的就讀於杜克大學經濟系的郭明師兄也是宋老師的學生，他畢業
前就在JET上發了一篇文章。我的好朋友、CCER同班同學王鵬飛在康乃爾大學經濟系已
經有好幾篇文章發表於國際學術期刊，他也是宋老師門下。到現在為止我一共回國了兩
次，每次總要回到CCER，去藍旗營登門拜訪的第一個老師就是宋老師。當年宋老師給了
我他在CCER辦公室的鑰匙，允許我使用所有的研究設備。在我申請出國留學時他曾關切
地和我說如果赴美學習生活資金方面有需要的話，他願意動用他個人存款幫助我，雖然
後來我拿到了芝大經濟系比較高的四年的Fellowship，但是宋老師的恩情一直讓我銘記
在心。在經濟中心研究勞動經濟學的趙耀輝老師也出身芝大，在我們那年畢業生座談會
上她說D Gale Johnson就像父親一樣。現在我們經濟中心趙老師門下的眾多弟子也廣泛
分布在美國各個頂尖大學的經濟系，他們每一個人都對趙老師的細緻關懷充滿感激。我
想，這種芝大師生間的深厚感情是一種精神的默默承傳。
前面說起Becker教授辦公室里的照片，我就順帶八卦一下，Lucas教授的辦公室牆上掛
了一張他的學生Prescott和Kydland倆人的合影，桌上則放了一張年輕時的Stokey教授
的美女照片。Stokey 教授辦公室里的窗前也放了一張Lucas教授四十幾歲時的照片，害
得我一開始幾次去Stokey教授辦公室討論助教事務時老是分心。Lucas教授的秘書則在
她的辦公室里掛着一張瑞典國王向Lucas教授頒獎時的照片，顯然她也感到很自豪。一
個行政秘書尚且如此，就不必說我們這些經常拜讀他們經典論文的學生了。
是的，作為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一名博士生我感到很自豪；作為一個中國人我還為芝大
經濟系畢業的華人經濟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鄒至莊的Chow Test感到自豪，為林毅夫
教授應邀作劍橋大學久負勝名的馬歇爾講座以及芝加哥大學紀念D Gale Johnson首場年
度講座感到自豪，也對芝大畢業的一批優秀華人經濟學家如謝丹陽、朱曉東、Li Hao（
李浩？）等人感到自豪。非常有個性的張五常教授與芝大經濟系有着很深的淵源，作為
後學晚輩的我也一直對他在新制度經濟學領域中的重要學術成就充滿敬仰。
促使我寫下這篇文章的直接動因是今天我與在波士頓大學學經濟學的女友打越洋電話。
在聊天時，我說到芝大畢業的一對搞宏觀的夫婦沒有在Minnesota拿到終身教職而離開
，我惋惜不已。女友則不以為然地說芝大畢業的拿不到tenure這不是很正常嗎？我馬上
憤怒地說可是他做得很好啊，我們芝大是最好的！女友並不相讓，很誠實很客觀地說“
得了吧，你們芝大比起MIT就差的遠了，你們宏觀也就一個Lucas，MIT有Blanchard呢，
還有Ivan Werning, Golosov, Angeletos呢”。她當然知道這後面三個年輕的宏觀經濟
學家尤其是Ivan Werning,是我經常掛在嘴邊的我的偶像。但我這次居然真的對女友發
火了：虧你居然說什麼Blanchard比Lucas差不了太多，你根本就不懂宏觀經濟學！這時
我和女友的智商與情商都下降到了五歲孩子之間爭吵比誰爸爸的官更大的水平，事實是
我之前不久還在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和北大經濟中心的眾多老師面前誇耀我女友將來會是
一個不錯的宏觀經濟學家呢（我現在仍然這麼認為）。女友一針見血地說“他們老師是
老師，你們學生歸學生，MIT的學生就比你們Chicago的學生好多了，你老拿芝大的老師
拉虎皮扯大旗無不無聊啊？”我心裡當然知道MIT這幾年的placement的確是最好的，
MIT的學生的確是非常優秀的，也很刻苦。MIT是除了芝加哥以外我最喜歡的經濟系了。
但是我結交不久的女友並沒有意識到她的很多話此時此刻已經傷及了我深深的芝加哥情
結。我以前也從來沒有意識到我居然被“芝加哥化”到這麼深的地步，也許我這位熱愛
經濟學的女友也已經被“波士頓化”到了很深的地步。我當時心裡狠狠地怪自己：為什
麼我只是一個芝加哥榮譽的消費者而不是投資者呢，當然也嘆息為什麼天天給我打越洋
電話的女友就這麼“野蠻”呢？
是的，我被“芝加哥化”了，也許因此而變得有些傲慢和自以為是。不過一個從人大直
升到經濟中心的馬上要入學的06級師妹在課後發郵件對我說，我應該保持芝大人的驕傲
，這是一種令人羨慕的歸屬感。“歸屬感”，真是一語中的！是的，但是也許更重要的
是，我怎麼做才能為享受“芝加哥化”支付力所能及的利息呢？
12日初稿於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13日修改於芝加哥大學經濟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