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我是李雅明，今天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二日，第十三次請管教授錄音，管教授，請。

·物理所改革

管：今天我想講一下我在物理所擔任所長時的一些問題。那是在四人幫打倒以後不久，在文革期間派過胡耀邦，批鄧時又把他打下去，第二次胡耀邦已經升任中央宣傳部部長，不可能再到科學院來，就派了李昌重新回到科學院。他是一二九學生領袖，念過清華大學物理系沒有畢業，後來就到延安解放區，所以是老幹部。他之前當過團中央的書記，又當過哈爾濱工業大學的校長，文革期間被打成走資派，這次又重新被派到科學院。他到科學院以後，曾經到物理所提出要改善知識分子的待遇，拉大差距，希望給研究人員的薪水猛提一下，但是遭到當時黨政幹部的強烈反對，一般的科研人員不能提，因為那時的經濟情況還很差，不可能普遍都提，少數人先提的話，好像很不得人心，就如同在文革期間包產到戶，農村一家一戶的種田，已經被批倒批臭了，認為是劉少奇的資本主義道路，所以剛開始萬里和趙紫陽分別在安徽、四川提出包產到戶時，也是很多人覺得不可思議，後來因為萬里魄力很大等於是蠻幹，後來才被鄧小平肯定，萬里貢獻很大，因為這樣一來農村糧食問題馬上就可以解決，是非常有效的。同樣的，李昌也是想要對知識分子再優厚一些，後來遭到反對，就沒能成功。這說明很多正確的東西，在你的研究單位有很多庸人或有些人事、黨政幹部，互相介紹一些親戚朋友，跟物理一點關係也沒有的人，充斥在研究所里，相當多，加上大躍進時有一部分解放軍，復員到物理所，擔任見習員，有的擔任黨支部書記等黨政幹部，也有相當數量。這些人就製造一些輿論，因為這些人在所里要生存的話，必然創造一種哲學證明自己生存的必要性。每一個研究室有一位黨委書記，他是頭，但是這個頭平常在業務方面是無能為力的，一點都不懂，完全是外行，但是他又是領導，這樣無法顯出他的地位，所以這些人非常願意搞政治運動，就是要無事生非，一搞運動，他們就有權威了。所以平常搞思想工作，每周還有思想匯報，挑人毛病，被挑的人不服氣，就爭論起來，越爭越厲害，就製造是非。這些人極力反對改善知識分子待遇，如果要改善，得連黨政幹部一起，當時阻力非常大。

另外是關於出國的問題，我們比較開放。李昌來了以後，覺得原來的所長八十多歲了，身體也不好，實際上不能管事，但是大陸也沒有任期制度，等於終身制，其他的單位也是這樣，不可能把他弄下去。他到西德考察，Max Planck固體研究所，很有名的，我在那也待過，實驗室的裝備，僅次於貝爾實驗室，關於凝聚物理方面，這個研究所裡面有十個研究室，每個研究室的主任輪流當所長，一個人當一年。同時那個大樓里有一個金屬研究所，那個所長也是老得不得了，就是終身制的，所以德國的制度是多元化的，各個不同研究所都不一樣。李昌回來以後就想出用這樣的辦法，任命四個人作副所長，包括我在內，但是把我確定為執行所長，準備要輪流，但是後來也沒有輪流，就把我正式任命為所長，這是一九八〇年的事。其實在這以前，文革以後，我也是實際負責物理所的工作。

Page 279

李：我記得您剛回國是一九六〇年，那時是助理研究員，什麼時候升成副研究員？

Page 280

管：副研究員是在一九六六年，就是文革要開始的那一年，到文革以後就完全停止升級了，十年中間沒有任何人可以升級，連教授的稱號都取消了，我轉為正式研究員是一九八〇年，四人幫打倒以後，同時在那一年我就是所長了。也是在一九八〇年被選為科學院的學部委員，那是要經過選舉的，現在改名為院士。

李：物理所那時有多少人？

管：在我開始當所長時，可能一千人左右。

李：這一千人裡面，真正研究物理或跟物理比較有關的，大概有多少人？

管：可能有四百多人。另外一部分技術人員和工人，這也是必要的，可能將近有一百人左右吧，也就是說大約有一半人可能是不合格的。在我擔任物理所長以後，就做了比較重大的改革，這個改革在中關村也有震動、有影響。現在不是講下崗嗎，比下崗好一點，把一部分人掛起來，薪水照發，但是你沒事了，當時我們哪有魄力讓人下崗，社會主義是鐵飯碗，保證每個人都有工作的，任何人都沒有權力把一個人趕走。但是我就說把他們掛起來，原先每個研究室有一個支部書記，支部是黨的組織，我們也能取消，就把研究室取消掉，直接由所來領導的各個研究組。確定所的編制，分成四十幾個研究組，首先確定四十幾個組長，有學術委員會來討論，每個人都有權利申請擔任組長，因為那時大陸人都沒有學位，極少數的人是在解放初期在外國拿到學位回國的。申請的人必須提出課題，然後在學術委員會裡論證，最後確定四十幾個組長。由所里提供編制即每個組長可帶幾個人，其他的人就可以向這些組長申請，組長可以挑選研究人員，研究人員也選擇組長。原先都是服從組織分配，每個人要換單位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我們給全所編制的數目，比所內現有人數少將近一百人，換句話說，有一百人會在所內找不到位置，我們是故意這樣，這一百人就掛起來。薪水還是照發，但是在所里就是沒事，把他們集中在一個辦公室。這個措施在當時，如果沒有很大魄力，是沒有辦法做的，搞得不好如果有人跳樓，我就完蛋，批評的人當然也不少。當時有一個好處，科學院辦了一個工作組，盧嘉錫是院長，這個人是一位真正的學者，很不錯的，他好像還是台灣人。他派了一個工作組，方案是我們提的，這個工作組研究了以後，表態支持我們的做法。我們是試點單位，原本黨委書記是第一把手，是黨委書記領導下的所長負責制，物理所和計算所改成所長負責制，黨委只是監督保證，只能監督不能下命令，還要運用黨的力量保證所長提出的任務，削弱黨在研究所的地位。大陸跟台灣不一樣，黨委也是拿國家的薪水，在大陸各單位都有黨的組織，拿薪水是理所當然。物理所改成所長負責制的試點單位，就不需要黨委的討論，我就可以做決定。另外把組分成A、B兩種，B組表示組長、課題弱一點，經費、編制就有差別，每年要重新評議一次，A組如果表現不好，就降為B組，反之，B組如果表現好，就可以升格為A組。這樣搞了以後，那些被掛起來的人就待不住，當然他們是怨聲載道，很有意見，他們就自己想辦法找地方，陸陸續續走掉了。後來我們總結經驗覺得這樣做很好，原本李昌提出說把這些人交給北京市去分配，北京市也不願意。那時沒有別的單位這樣做，我們第一個試點單位大膽這樣搞。我們後來發現，組織分配反而不好，他自己去找，一定會找一個他比較滿意的地方。第二，過去很多人譬如住在東城，他要跑到西城來上班，他自己找，可以找一個離家近的。他們那些人根本沒什麼專業，到哪工作都可以，他自己找，比組織分配亂點鴛鴦譜來的好。基本上這些人經過不到一年的時間都消化掉了，我們堅持把他們掛起來。現在比我們那時厲害叫下崗，可能有失業救助什麼的，我們那時叫掛起來，讓他們自己感覺難受。

Page 282

李：這個做法是完全你自己想的，還是也參考國外的經驗。

管：當時我一直有這樣的想法。在蘇聯的話，真正實行社會主義按勞付酬的原則，知識分子待遇就比較高，而且，像卡皮查也講過西方學者都羨慕他們，覺得蘇聯的教授比較好，因為蘇聯只要是教授的話，就是鐵飯碗，西方有的研究員並沒有那麼穩定。蘇聯真正是按勞計酬，所以大家還拼命，做得多薪水就多一點。中國是吃大鍋飯，有很多不學無術、無所事事的人在裡面，就製造一些輿論，讓你上不去。所以我一直有這樣的想法。現在物理所還是分A、B組，因為繼任的所長楊國禎是我親自挑選出來的，他貫徹得很徹底。現在物理所在凝聚態物理方面，在大陸是第一名，他做了十四年，我只做了四年就到科技大學去了，他做得相當不錯的，而且那個所里收入相當高，比北大、其他地方都高。

李：是有一些其它的補助嗎？

管：現在大陸的制度大大的改善了，假如你申請一百萬經費，你可以從這一百萬里提百分之十放自己腰包，這樣就有些組收入很高。原來我在時，一直到我離開，我的工資是二百多塊人民幣，完全固定的，現在一般大學教授，像北大可能是兩千人民幣左右，但是物理所的研究人員可能拿到六七千，差別就很大了，原因是他有辦法，國家給的錢還是那麼多，但是如果有額外的方法可以搞錢，就可以抽成，從這些研究經費里提百分之十，這百分之十不一定完全進組長一個人腰包，組長有權可以分配給下面的人，這個彈性很大的，甚至說大陸現在比台灣還要資本主義。住房問題是很大的一個問題，後來科學院蓋了一些房子在中關村，逐年有一些人可以改善，完全按照工齡、職級分發，這樣一排，知識分子不一定能排得上。我就利用所長的職權，爭取了二十一套房子由我來分配，這個也是很武斷的決定，其中只有一套是分配給一個特別技術很強的工人，其他二十套都是給了知識分子，副研究員以上表現比較好的。當然那時我也很忙，因為大家都要來找我，擠破了頭，因為不知道以後什麼時候還會有房子。我的意思是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是糾正一下毛澤東消滅三大差別那種東西，來擴大一點差別，就是像鄧小平後來講的讓少數人先富起來那個精神。李昌原來就想推動，後來沒成功，我在的時候還沒辦法改善工資，都是固定的，分房子我把權卡住了，這個爭議性也是很大，知識分子都很支持，黨政幹部當然都很反對，所以從黨委書記起，歷來跟我都是有矛盾的。另外我還作了一個很重要的決定，當時並沒有周休二日，只有周休一日，甚至文革期間連星期天都要搞運動，文革期間每天都開會，早請示、晚匯報，真正做業務的時間很少，平時也是開會。後來鄧小平提出來保證六分之五，就是六天工作日至少有五天是搞業務的，一天是搞政治運動，這在其他國家來講也是很不可思議，哪有非要一定挪一天出來搞運動。文革以後，大家思想開始活動起來，這一天的政治學習並不能達到上面要求的效果，反而是大家發牢騷，傳播小道消息，並沒有像要求的學習人民日報社論，或中央文件、統一思想等等，根本做不到這一點，這樣只是白耽誤時間，有些人想做研究的，時間也都耗在那裡。知識分子一般都是夫妻倆口都工作的。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就決定星期六下午自己回去自習，這也是我的一項改革。我當時的想法是，有些研究人員可以利用星期六下午洗洗衣服、買菜啦、做點家裡的事，星期天還可以回所里做點研究。真的想幹活的人還是有，不像現在，周末沒有什麼人工作，所以我們這樣反而有利於工作，星期六下午雖然說回家自習，有的人也是回到所里搞業務。這幾項改革，當時中關村其他研究所的人也紛紛到所里來取經，有的也打算要這麼做，但這是比較大膽的侵犯了政治工作。後來楊振寧才會認為是因為這樣才提升到科大當校長，實際上並不是。當時海外的科學家也很關心大陸內部事務，尤其是物理界的就會關心物理所，聽到這樣的事也很高興，他們當然贊成這樣改革。現在來看，效果很好，物理所的工作狀態相對來說比較好。研究室這一級取消了以後，黨支部的作用就削弱了，我們無權取消黨支部，所以還是若干研究所聯合起來，組織一個黨支部，但是業務都是歸組長管，支部也沒什麼事，原本研究室的室主任也是在支部的領導下，我們乾脆把室主任取消了。這件事在當時來講是有爭論的，院工作組是支持我們的。周光召原來是在二機部，調到科學院，二機部原來的副所長是錢三強，正部長是一個老幹部宋任窮，周光召是錢三強的嫡系。二機部是製造原子彈的，他在二機部的九院，真正原子彈之父是彭桓武，主持工作的是鄧稼先。錢三強到科學院當副院長，就把他調過來，後來很快他就升任為科學院副院長，而且分管我們所。我第一次跟他發生矛盾的原因是，他召集各個所教育處的處長開會，教育處是管研究所招收研究生的，收研究生的辦法是出廣告，某某研究院要收幾個學生，是用個人的名義受學生。大陸在文革以後恢復研究生制度，文革中間完全停頓了，恢復研究生制度以後，大家都用個人的名義去召集研究生，七十八、七十九屆應考的學生都來自農村，十年左右都沒機會進城。十年裡陸續畢業，所有優秀人才都集合在這一年裡頭一起來考，等於是好的裡頭再選好的，大學招收的學生也是七十八這一屆最好，十年儲蓄起來自學的人。招研究生就每個人規定考試科目，那年我記得報考我的只有二十幾個人，很少。報考我們那個老所長，雖然他不管事，掛名跟另外一個人聯合招生，有三百多人報考，當然也有可能他的名氣比較大，最後考完以後，我的二十幾人里有十幾個人合格，他的三百多人最後卻沒幾個人合格，原因是我要考量子力學或統計物理，他規定了普通物理和高等數學，是一二年級的課，所以學生看他的科目容易，就統統報名到他那裡，而真正敢報名我的人，都是比較厲害的。最後我不能收那麼多，雖然有十幾個人合格，但是我只能收兩個或三個，其他合格的就再轉給他人。有一個笑話，有一個人叫周大偉，他是蒯(kuai3)大富的哼哈二將，蒯大富就是紅衛兵四大領袖之一，他報名考我的研究生，考試以後他沒有被錄取，我錄取的人也無法全收，譬如我只收三個人，剩下的也轉給別人，有的人是搶研究生，他招不到研究生，當時磁學研究所有一個人想要周大偉，但是他考試成績不合標準，因為判題是他們自己的人判的，他們就說他們判錯了，所以就把成績改了，變成合格。後來我想肯定是有問題，我一氣就說，既然合格，那我就要了，他們的目的沒有得逞。當時我也不知道他是蒯大富的左右手，後來，這個人也出國了，要出國當然得我同意才行，我還是同意了。那時審查文革期間的造反派，分成三種人，文化大革命以後，還是繼承那是搞政治運動時的做法，雖然鄧小平已經出來，比較好得多。就是要清理文革時四人幫的走狗，像蒯大富者這樣的人，因此就分成三種都是有問題的人，周大偉就是屬於這三種人之一，應當要挨整，但是他已經到美國，現在也一直沒回去。當時政工人員就來找我，說我怎麼把他放走了，是我同意的，黨政幹部就想利用這個機會來整我。我就說，我是他的業務指導的導師，政治審查是你們審查的，是你們有問題沒有審查出來，怎麼能怪到我這來，後來就不了了之。

Page 286

·周光召

各個研究所有一個教育處，就是管研究生的，周光召就召集三十幾個研究所的教育處人員開會，因為當時對我們的改革議論很大，他是副院長，在上午開會時他有個講話，就認為物理所這樣搞法可能有問題，打了很大的問號。但科學院工作組已經表示支持，工作組也是院裡派來的。他講以後，三十幾個研究所的教育處人員，原本大家對物理所的做法本來就已經有爭議，一聽他這樣講大家都有不同意見，中午休息時就要求把講話錄音，回去口頭傳達，傳達錯了，那影響很大。後來他不敢錄音了，但是人家要求回去傳達，不是轉述，要你的原話。結果他把這段話抹掉了，再讓大家錄音。到現在為止，我還是不太理解這個人為什麼會這樣。我們那個教育處長，回來就跟我講，然後也傳到下面去了，下面的人本來就有一些反彈，聽到院領導好像也表示反對，我就受到更大壓力。後來我就去找周光召，問他為什麼要這樣講，我說第一個你應該先跟工作組商量一下，因為院裡派來的工作組支持我們這樣做。第二，你當然有權認為這樣做不對，但是我跟計算所都是所長負責制的試點單位，你應該先找找我來談，你不應該先到底下教育處長來談，等於是發動底下、中間的人來攻我們，那就是文革的做法，人家說文革是“爺爺領着孫子鬧革命”，譬如說趙紫陽擔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如果上面的人認為他有問題，就把趙紫陽找來撤他的職才是，你也不跟他講，反而在底下發動紅衛兵，讓紅衛兵造反，然後慢慢把他打下去，揪來揪去，有的不知道的還保他，形成兩派，為什麼要這樣搞。我是共產黨黨員你是國民黨領導，我才在底下鬧革命，然而你是自己的人領導，中間的人有問題，為什麼還要發動底下的人去鬧革命呢？這等於是江青的搞法。另外計算所的所長也對他（周光召）有意見，不是這件事，是另外的事。他有個很大的功夫是遇事他不表態，他不講話，也不說你對還是不對，你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麼。所以我非常喜歡向萬里、方毅這樣的幹部，以後我再講萬里的事。方毅譬如說，我當了褲子也要把科大加速器搞上去，這樣講話講錯的話人家能抓得住，他敢表態，像他到西德去當場就答應洪堡基金會。周光召就是不表態，我們也沒有辦法。後來我下台的原因，從內部來講，實際上就是周光召，這只是第一次和他打交道的過程。科技大學第一任校長是郭沫若，創辦的時候，還有一首校歌是他寫的歌詞，現在學校還有他的銅像。郭沫若主要是文學家，但研究過甲骨文，也可以說是科學家，第一任的科學院院長兼科技大學校長，他還是人大常委的副委員長。

Page 288

李：當初怎麼會找他來當科學院的院長，他是一個文人。

管：他是研究甲骨文的專家，也算是科學，就是研究考古，後來方毅也當了科學院院長，那更不是科學家。那是大陸外行領導內行已是規律了。文革以後郭沫若去世了，嚴濟慈擔任科大第二任校長。嚴濟慈還是科學院主席團主席，也相當於郭沫若的院長，也是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年紀很大了，他是法國科學家朗之萬的學生，也是法國科學院的海外院士，他每次都跟我提起這件事，因為卡皮查也是海外院士。如果接待外賓跟他一起的話，有很大的好處，因為你都不用插話，他全都包了。科技大學成立第一年，講普通物理的是嚴濟慈和吳有訓，他寫過普通物理的教科書，他們兩個講普通物理，教室都是滿座，而且有很多人旁聽。後來嚴濟慈九十多歲了，就需要找一個年輕的來更替，當時聽說周光召想要自己去兼任，嚴濟慈反對，說如果要兼任，還不如我兼任。科技大學的前兩任校長，說實在的並沒有在學校管事，像郭沫若自己的事情忙得很，嚴濟慈年紀很大，也不可能到學校去。但是他們的作用非常大，有什麼問題無法解決，他們只要在上頭說一句話，或寫個條子，就可以打通。所以教育部對這個學校也沒有辦法，雖然名義上教育部也管我們，但是科學院有很多事情，譬如說，辦少年班、五年畢業、或者其他制度跟別人不一樣，教育部有的不同意，但是他們也沒有辦法。

Page 289

李：行政上科大屬於教育部，也屬於科學院？

·胡喬木、谷羽

管：對，黨組織還屬於安徽省。依中共中央規定，任何中央黨委在地方上都要一元化，所以我們有三個“婆婆”，一個教育部、一個科學院、一個省委，三個都是我們科大的上司。後來找來找去找到我，但是我一直在北京，科大從文革時期就已經搬到合肥去了。科技大學在北京，第一屆時，我剛從蘇聯回來不久，我在科大時給高年級生上過半年低溫物理，所以我只有半年教書的經驗。科大的三年級升到四年級時要選專業，各個研究所要派人去介紹自己的專業，讓學生了解，我就負責介紹低溫物理，那一屆的物理系，低溫物理的專業是最好的，那一批學生在科大里確實也是最優秀的。後來我就跟科大沒有關係了，因為它搬到合肥那麼遠，就沒法有什麼關係。

李：科大搬到合肥是那一年？

管：林彪的第一號命令，所以可能是六九、七〇年左右的事。科大學生五年畢業，有一年要在研究所做論文，有些人就到我們研究所做論文，有這樣的關係，跟學校倒沒有直接的關係，文革以後，我因為是在研究所曾經兼任過科大的副系主任，說實在是掛名的，主任就是我們的所長施汝為，那是文革剛結束，我們還到科大去過一次，是李昌帶隊，把我們這些研究所的人，統統都掛名到科大的系裡面，人卻都在北京，科大那裡當然還有一個副系主任是實際管事的。所以科大的系主任都是了不起的科學家，但是實際上都是假的。萬里當時是安徽省省委書記，他在安徽搞包產到戶，當時安徽下面的幹部對他反映很強烈，覺得他這個人霸道不講理，蠻幹，實際上我認為這個不錯。就像我在物理所也是蠻幹，因為你不蠻幹不行，吃大鍋飯那些人的哲學，你得把他頂住。萬里接見我們，跟我們一一握手。他還問我多大年紀，我說五十，他就說“正當年”，意思就是正好可以幹活的年紀。他對方勵之很了解，因為方勵之一直在科技大學。還有溫元凱，萬里也支持他搞教育改革。溫元凱的教育改革，主要是跟外面的產業結合，這一方面是萬里比較欣賞、支持，但是何東昌（教育部長）是一直打壓、唱反調。後來就任命我去科大，但是安排了五個副校長。副校長就各人分管一些事，另外學校還有黨委書記，實際上是第一把手，有兩個副書記。還有黨委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是集體領導，校長要聽黨委的決定，重大的事情都是黨委討論決定後，校長去執行，這叫做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當時決定我去當校長時，另外五個副校長，都是原來學校的人，五個人在提名當中，兩個人是有爭議的，一個就是方勵之，一個是包忠謀，包忠謀也是西南聯大的，也是黨員。當時科學院有一部分人同意，但是也有部分人像谷羽（編註：1918-1994，本名李桂英，安徽人）就反對，這個人是胡喬木（編註：1912-1992，本名胡鼎新，江蘇人）的老婆，胡喬木原來是毛澤東的秘書，人家說“鄧小平拉二胡”，一個是胡耀邦，另一個就是胡喬木，也就是鄧小平最得力的兩個助手。胡喬木曾經是中宣部副部長，是大百科全書主編，還擔任國務院學位評議委員會主任。這個學位評議委員會分若幹個組，我是物理組的召集人之一，召集人共有四個人。大陸很多人的名片都寫上博士指導教師，這個博導就是要這個委員會最後審查。譬如像安徽省的大學，先送到安徽省審查，再報到國務院，物理方面的，就由我們這個組來審查。胡喬木是頭頭，我根本沒見過他，等於是掛名的。他的老婆也是延安時代的老幹部，當時可能有七十歲左右，這個人不學無術。她到科學院的時間很長，在文革以前擔任過科學院新技術局局長，但並不懂新技術，是一個完全的黨政幹部，她很霸道，科學院很多人都拿她沒辦法，因為她是胡喬木的老婆，所以大家都不敢得罪她。當時胡耀邦已經是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曾經通知科學院，因為那時提出幹部要兩個化，一個是專業化，另一個是年輕化，谷羽這兩個條件都不符合，一方面年齡早就超過了，另一個方面她根本就沒有專業，所以中央組織部曾經告訴科學院黨組，能不能動員她退休，叫她自己退下去，比較好看一點。科學院黨組沒有人敢去跟她講，怕一講以後得罪胡喬木。谷羽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反對方勵之，也可能是胡喬木反對方勵之吧，因為方勵之在文革後講過“馬列主義過時了”這樣的話。在反右時，本來是預備黨員，撤銷預備資格，他的夫人本來是正式黨員，被開除黨籍。他本來是分配在原子能所，後來認為他政治上有問題，轉到科技大學去。科技大學當時的黨委書記叫郁文，比較開明願意要他，所以科技大學收羅了一批學術上相當不錯，但是人家認為政治方面不好的。谷羽當時就不同意這兩個人，她也不是院黨組成員，那是在科學院的身份是顧問，已經不是正式的職務，但是她說話別人不敢不聽，所以這是科學院黨組就跟我說，沒辦法。有兩種意見，既然由我擔任校長，就由我做最後決定，把矛盾推到我這來。當時我是說，這五個人我都不了解，院黨組書記就說，那你到合肥去一下吧。當時大家也還不知道我要當科技大學的校長，我就用物理所所長的名義去訪問，私下了解了一下。包忠謀是負責同步輻射的，大家對他反映很好，沒有理由不讓他當副校長。當時谷羽看中一個姓李的，不是科大的人，很會拍馬屁，想要把他調進來負責這個事，包忠謀不善於逢迎拍馬，所以谷羽就不喜歡他。大家對方勵之印象也不錯，唯一有顧慮是他是學理論物理的，過去沒做過行政工作，怕他沒經驗，只會紙上功夫，不會管事。後來我也找方勵之聊了一下，，覺得好像還可以，所以回去以後，我就決定這兩個人都可以，這就得罪了谷羽。

Page 292

李：我問幾個問題，第一個副校長是誰提名的？

管：是院黨組提名，包括校長也是他們提名的。這不像這邊還要教授討論什麼，完全是黑箱作業。當然他們也有派人到科技大學去了解。

李：有人以為你是因為物理所進行改革，才被提升為校長，你認為不是，那您擔任校長當時是什麼原因？

Page 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