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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那他的太太李淑嫻當時採取什麼的態度？

·李淑嫻

管：李淑嫻比他還厲害，所有的觀念都比他還要前進一步。但是我跟他接觸不多，她在北大，擔任副教授。當初在他們的學生時代，李淑嫻是黨員，他跟李淑嫻比較好以後，李淑嫻幫助他成為預備黨員。反右時，李淑嫻打成右派，正式被開除黨籍。方勵之取消預備資格。為什麼說他沒有野心呢？六四後一年他出國以後，許多民運人士希望他當頭，他也沒有同意。原因是，在國外喊打倒共產黨非常安全，但是在海外講話，已經沒有啟蒙的意義了。在國內講話需要勇氣，在國外，隨便講都沒有關係。另外，他說如果沒有真正的先進性，沒有本領，如何去帶領民運。這個人是透明的，所謂透明是指你對他不需有任何戒心，這個人不會講假話，跟他討論問題可以直截了當，我也曾經直接批評過他，他也無所謂很坦然，不記仇、不記恨。因為我跟他的關係，等於是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通常第一把手對第二把手都是戒慎恐懼，我們之間就沒有這個問題。譬如說，後來有三位省委領導批評他找他談，一般的人被批評以後都不高興，他回來很高興，也不認為那三個人不好，但是他也沒接受批評。他的態度是，你有你的觀點，我有我的，我尊重你，我也向你表達我的觀點，對人我沒有意見。這就是一種民主的精神，這很不容易的，常常一個人對另一個人有意見時，也會記仇，不看意見本身，也不坦然地去面對意見。他有一句話是“你對不一定我錯”，你我都可能在某一方面是對的，你對我一定錯那就是敵我不能調和，毛澤東講的階級鬥爭不可調和，是你死我活的鬥爭，這個東西很厲害。實際世界上很多東西都是多元化的，你對可能我也對，就等於我們物理學裡頭，你說它是粒子也對，說它是波也對，也不能說是粒子就全盤否定波。同樣在政治上也應多元化，不見得是你對我就錯。我們在科大公然提出一個“兼容並蓄，民主辦學”，這是我提出來的。這句話其實是當年蔡元培辦北大時提出的口號。可是當時蔡元培是進步的，因為當時保守派勢力占上風，在學校裡頭，後來為了吸收一些人進學校，才提出“兼容並蓄”。何東昌後來有一篇社論，中國教育報，就批評我這個觀點。當時蔡元培提出兼容並蓄，是為了把進步的勢力引進北大，你現在提出這個口號，是要把資產階級自由化弄到學校裡頭，共產黨是馬列主義唯我獨尊的，你要打破這個東西你就是反動分子。

李：何東昌這個人是怎樣的背景？

·何東昌

管：他是在清華解放以前，航空系的學生，清華解放的時候剛好畢業。他是地下黨員，而且清華比北京城早解放一個月，這個時期他就出來公開，學校成立黨委，他就是黨委書記，我進清華念一年級時，他已是學校的黨委書記。清華當時的校長梅貽琦到美國去了，他的夫人還在北京，中共那時為了爭取梅貽琦，因為統戰的關係，就把校長缺空下來，成立一個校務委員會，主任是葉企蓀，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都是這樣空着，一直到很後來覺得梅貽琦不可能回去，甚至到了台灣，才任命蔣南翔為校長，蔣南翔是延安時期的老幹部了，也是清華的學生，他一來以後就是校長兼黨委書記，何東昌一直在清華擔任副書記。我在東北時就跟蔣南翔有接觸，蔣南翔在哈爾濱時，那時叫毛澤東青年團，蔣是哈爾濱市團的書記，共產黨原來在早期有共青團，後來抗日戰爭時期就沒有了，好像出了什麼毛病，把共青團的一些人吸收入黨，年齡不夠的就成為預備黨員。在解放戰爭時期，為了團結青年人作為黨的外圍組織，就成了民主青年聯盟，我還是遼寧省民主青年聯盟的負責人，所以開會時有過接觸，但是接觸並不是很多。後來他到清華時，我已經離開清華到北大，後來留蘇去了。方毅說蔣南翔和何東昌都是花崗石腦袋。北京的清華是國內最左的一所大學，學校的老師在外國拿到錢，回去以後就要繳上去，清華執行最徹底，像北大、科學院都沒有。另外這個學校的政治工作做得最徹底，每個班裡頭都有一個政治輔導員，都是高年級畢業的學生留下來，本身原來是學生，畢業以後覺得這個人政治上最好、最可靠，就留在學校裡頭做一個政治輔導員，專門管一個班，到現在可能還有。後來提倡很多學校都有，科技大學本來也有，我們去了以後就把它取消了。政治輔導員人家也不太願意做，因為以後沒什麼出路。另外何東昌規定，本來就有一套馬列主義的課程，他又規定一門課講道德，也是政治課。除了原本的政治課以外又加了這個課，我們到科大以後也取消了。這些他當然都很不滿意，但是我們是科學院辦的學校，在他那裡也只是備案，對他就不太買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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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何東昌那時就是教育部長？

管：有一段時期他是教育部長，我們去的時候他是教委副主任，不叫教育部長了。

·校長負責制

我接着講科大的教育改革，我們取消了教育部的一些規定，更重要的當然是我們自己實行了校長負責制。校長負責制實際上對學校的領導階層來講並沒有太大關係，本來就是我一個人，左手換右手而已。但是對每個系，原來每個系是黨總支委員會領導下的系主任負責制，我們把它改成系主任負責制，這就有實質意義了。原來每個系都設一個總支書記，這個總支書記是處長級的幹部，是領導系主任的，是一個脫產幹部，專職作總支書記，他們是黨政幹部完全不懂業務，有的是大學畢業生留下，原來是政治輔導員再升為總支書記，相反的系主任是由教授兼職的。實際上系裡的業務都是由這些書記來處理，因為他們是專職的脫產幹部（脫產即脫離生產，專門從事政治思想工作，不做其他業務方面的工作），他們是領導，但又不是真正的權威，因為沒有業務，做領導只是空架子，人家不佩服你，所以這些人就喜歡搞運動。這些人如果占那個位子白吃飯也就算了，實際上還要興風作浪，所以我們去以後搞系主任負責制，把他們的權限削弱了。第二，按照黨章，總支書記選了誰就是誰，並不是由上面派一個人指定。原來指定的那個人，如果不當總支書記，他在系裡就沒事了，沒有地位，所以派來這個人，雖然叫做選舉，實際上是假的，是由上面指派的，我們就說，你選了教授、實驗員都可以，黨員都是平等的，按照黨章應該是這樣，而且蘇聯、東歐國家都是這樣。我們物理所的黨委委員李林，他到羅馬尼亞去訪問那時中共和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比較好，鄧小平出來，提出要學習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我們有一個物理代表團，去羅馬尼亞的物理所訪問，訪問完以後李林就提出我是黨委委員，希望能見他們的黨委書記交換黨的工作經驗，就把他領到實驗室見一位實驗員，就是黨委書記，沒有自己的辦公室。而且我在蘇聯物理問題研究所，有一個黨支部，黨支部書記完全聽卡皮查的，卡皮查比他權威多了，並沒有黨委書記領導的問題，只有中共才是這樣。因為中共是政治掛帥、突出政治，非常厲害，政治凌駕在一切之上。我們提出來選了誰就是誰，這個非常要害。第三條是，不設專職的黨政幹部。譬如說你是實驗員選了擔任黨支部書記，但是你還是做實驗員的工作，只是同時做總支部書記的工作，也就是不脫產。這一來以後，這一部分人意見很大，但是教授非常高興。這兩套人馬，黨政系統和業務系統之間，假如為了鞏固自己領導，最好能保存這兩股勢力，讓他們互相矛盾，你在上面可以凌駕，但是我就是傾向削弱黨政方面的勢力，所以人家按我罪名我也是罪有應得，削弱黨的領導，削弱學校思想工作，這是我以後的兩大罪狀，說實在也是名副其實。後來說要整黨，所謂整黨就是搞運動，就是要整人，最後總是有幾個人被整得灰溜溜的，我們就把它應付過去了。科大學生提出來，學生是不是可以自己辦報紙，我們允許學生集會結社及言論自由。學生一開始很懷疑，覺得真的是這樣嗎？當時我有一個口頭禪，這就是我天真的地方，十一屆三中全會，我認為鄧小平復出以後，是我們黨內政治生活最健康的時期。這是我的口頭禪，所以後來方勵之也是埋怨我這一點，說上了我的當，以為真的可以隨便講，我當時真的不是引蛇出洞。胡耀邦把當年的右派幾乎全部平反了，只留下兩三個已經沒有什麼意義。鄧小平自己說是反右的積極分子，因此他表面說反右還是對的，只是擴大化而已。胡耀邦有好幾個很生動的例子，找最大的右派，親自去找他們談，比較大的右派也一個個平反了。要百分之百平反，那整個反右運動就都不對了，為了保持反右運動不是百分之百不對，而且基本上是對的，只是擴大化了，所以還留了一些，實際上鄧小平不滿意，覺得胡耀邦執行太過頭了。這種歷史情況下，是學生有疑慮怕引蛇出洞，就問學校是不是真的，我們告訴他們是真的，而且如果要刻蠟板、鉛印，我們可以提供你條件，可以補助經費、紙張，最多的時候出現有五十幾種小報，除了極少數有人身攻擊，絕大部分我認為還是健康的，尤其是你上面很開明以後，學生反而不會提出非分的要求，有的也只是文藝性的，沒有政治目的居多，我們覺得不可怕。中共是沒有開放的經驗，它叫“一放就亂”，我們覺得不是這樣，所以確實在學校出現比較生動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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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成立了教授評等委員會，另外還有學術委員會，專門討論學校的科研方向，由幾個副校長分頭擔任會議的主席。還成立一個“中老年俱樂部”，主要是教授和職員參加，是一個化學系的教授叫馬行孝倡議的。這個教授相當不錯，他的兒子在六四時也在合肥參加運動，被抓起來了。“中老年俱樂部”每個月集會一次，大家在一起聚餐或舉辦文藝活動，在這個俱樂部里沒有階級之分，就算是校長也只是個會員，所以大家可以發表對學校的建言，相當和諧，而且確實有不少很好的建議。因此科大在外面的名聲就慢慢提升起來，就認為是民主辦學，人民日報連續報道五篇文章，每一次報道介紹一部分，然後有一個短評，其中每個報道都有我剛剛講的這些精神，然後寫些方勵之講的話，當時方勵之的名氣比我要大，就是關於“民主”這方面的問題。這個大部分都是在八六年，就在我們垮台以前一個月，安徽省科協正好面臨第五屆改選，要選一個主席，省委先研究誰來當主席，安徽省委決定讓我來當主席，就派一個組織部的人來跟我談。我一心一意想把學校辦好，精力不夠，怎麼還能管理地方的事，我就說，第一安徽省的人並不認識我是誰，另外我也不認識他們，對人事一概不知，所以沒有同意擔任主席。後來我才知道，原來是下面很多人想讓方勵之當主席，上頭的人控制不了，如果用選舉的方式，肯定是方勵之當選了，唯一有可能不讓方勵之當選的方法，就是讓我出面，這樣才能鎮得住，這是他們的企圖。第二次又來找我，就說這是黨委的決定，不是徵求我的意見了，也不能反對，因為從延安時期開始，中央有一個決定叫“一元化的領導”，就是在任何一個地方，所有的單位部分中央或地方，統統歸當地黨委一元化領導，所以黨委就是我們的上級，他做的決定只能服從了，後來我就當選了。一個月後中共中央下令免除我學校職務，這個事情（當選安徽省科協主席）是我下台前一個月，換句話說，安徽省委這時候還不知道我要下台，要是知道我這個人有問題，他當然不會找我，這就說明那時他們還不知道。免職以後，我就到北京的物理所，中央同時在人民日報都公布把我和方勵之調回北京，所以我都不用跟我的同事、朋友聯絡，大家都知道我的通訊處改了。我雖然調回北京，但是我安徽省科協主席並未取消，中央沒有這個命令。後來不久安徽省委給我來了一封信：“根據你本人的要求，我們免除你主席的職務”，我根本沒有要求，不過我也不戀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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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里

科大第一次開始上街遊行的導火線，是因為選舉合肥西城區的人大代表。大陸的制度是，老百姓只能選舉區人大代表，區人民代表一起開會再選舉縣人民代表，或者市人民代表，縣（市）人民代表再選舉省人民代表，省人民代表選舉全國人大代表，所以在全國人大會議上的代表，是省人民代表選的，並不是老百姓直接選的，所以西城區的人民代表實際上並沒有多大意義的。學校裡面一般由黨委來安排，我們有一個副書記負責這件事，他就按照習慣安排了八個候選人，人家分配給我們就是八個名額。大陸通常是等額選舉，八個代表就是八個候選人，換句話說不是候選人很難當選。而這八個候選人學校黨委決定了是六個教師、兩個學生，這兩個學生還是一年級學生，學生看到這份名單以後就認為太不民主了，我們學生那麼多，怎麼只有兩名代表，而且還是一年級的學生，為什麼不選高年級。後來學生一鬧事，我就調查這件事，人家說為什麼選一年級是因為任期四年，如果選高年級的學生很快就畢業走掉了，並不是故意要找一年級的學生。但是學生也解釋不通，我們很開明，就取消這原先的八個候選人，讓大家重新提名，投票初選。選出來以後，排名最高的八個人，全部都是教職員，連我跟方勵之都在裡頭，因為學生認識的都是教職員，同學之間除了班上同學以外，別人也不一定認識，這樣票數怎麼可能很多。我們幾個人包括我和方勵之就主動把名額讓出來，後面四個同學就遞補上來，學校裡面就沒有意見了。但是有些學生就認為國家選舉都是由黨委包辦，所以要上街去宣傳民主。

上街以前發生一件事很要緊的事，我們自己知道學生要上街了，外面還在宣傳科大辦得好，還鼓勵，人民日報國家的報紙，實際上那個記者很進步，所以他們寫得並不一定符合上頭的意思，像何東昌就看了很生氣，後來就大罵人民日報，說你不表揚清華大學，幹嘛表揚科技大學。這時萬里去參加寧波大學的開學典禮，是香港的船王包玉剛出一半的錢，國家出一半的錢。萬里出席以後，回程路過上海，那時上海市長是江澤民，就把方勵之在上海同濟大學還有交通大學的演講錄音給了萬里，等於是告了一狀。講的內容當然現在看都有問題，後來我下台原因也有人說我是方勵之的後台，因為方勵之言論集裡還有，等於方勵之陷害我，他當然不是故意的。學生問他，你這樣講，上面肯定是不滿意，對你壓力很大，你們學校領導對你看法怎樣？他就說，我們學校非常支持我，像管惟炎就把上面要方勵之向張百發道歉的要求頂回去了。這些收集上去以後，就統統成為我的罪狀。萬里本來要直接回北京，他那時是第一名副總理，排名在李鵬前面，趙紫陽是總理，他而且是政治局委員分管教育的。他當時聽到告方勵之的狀，另外溫元凱在他當省委書記時，他支持過搞教育改革，主要是生產和社會結合，何東昌也是反對的。他（萬里）就打電話給安徽省委書記，說他要到合肥跟科大座談，他的意思是要幫助一下方勵之，覺得方勵之講的言論可能有點出格。所以他在電話里就講方勵之、溫元凱一定要在場，因為他主要就是要跟這兩個人講。他是在我們要上街遊行前到合肥，他來了以後我們科大黨委委員還有一些教授二十幾個人，出席座談會。因為他是中央的領導，省委書記也參加了。安徽有七個高等學校，每個學校的黨委書記和校長也來了，可見那是以科大為主，只是座談會。首先萬里講，我在人民日報看到你們科大辦得很好，我是來學習的，他很謙虛，他是管教育的，說來學習科大民主辦學的經驗。他說全國有十個學校學生在鬧事，但都是小事，有的是伙食問題，有的是因為校長處理事情不公正，都是與政治無關的事情，只是學校內部的糾紛，但是還是不平穩。你們科大放得這麼開，還不會鬧事，所以他要來學習。實際上我們心裡有數可能要鬧了，但是他還不知道。因此他要求我上台匯報，因為他的耳朵不好，所以不能在台下發言，坐到主席台他的旁邊，湊到他耳朵邊匯報。這個匯報我講了差不多有兩小時，首先我跟他講說人民日報的報道對我們是過獎了，我們實際上並沒有做得那麼好，並沒有什麼值得領導來學習的經驗。也稍微講了一些民主改革，但是我主要是講對領導有意見，他說是對哪位領導有意見，我說對教育部及科學院，就是我的兩個頂頭上司，安徽省對我們很尊重，他覺得我們是中央機關，只是形式上歸他領導，實際上對我們都是平起平坐。我就說教育部的何東昌反對中央六中全會的精神，六中全會要求實行廠長負責制，我們根據這個精神，實行了校長負責制。因為教育部正好有一份文件送到學校來，何東昌在文件中說：兩個實行校長負責制的試點學校，已經實行一年了，總結一下經驗、教訓，何東昌在報告裡講，根據這一年多的經驗，覺得校長負責制是不對的，他認為校長負責制沒有必要，第一是，校長也不是專家，譬如校長是學化學的，他對別的系也是外行，黨委書記雖然是外行，校長也一樣。這倒是毛澤東之前也說過“外行領導內行是普遍規律”，何東昌這樣講好像也有道理。第二個理由，現在又不是打仗，集體領導有什麼不好，可以集思廣益，如果只讓校長一個人就拍板定案，那容易犯錯。最後結論就是，已經在試點的，那就繼續下去，其他的學校就不要搞了。萬里就不相信，說：他能這樣講嗎？因為這確實是違反中央的決策，中央說要實行廠長負責制，是六中全會的決議。所以我把報告影印本帶在身上，馬上就給他看，萬里說，何東昌這個人是黨委書記出身，他怎麼可能贊成校長負責制。萬里就像方毅那樣的人，很直截了當，馬上就表態，不是像周光召那樣的人，就算你當面很尖銳地批評他也不表態。當時他的隨行人員裡頭，有一位教育部的秘書長或副秘書長，他就跟那個人講，據說（這不一定準確）那個人是胡啟立的老婆，你回去以後跟何東昌報告，人家對他有意見，我也贊成人家的意見。對我們來講，這樣的領導很窩心。然後他有問科學院有什麼意見，我就把谷羽那一套全跟他講了，他也表示同意。但是他這一次來主要目的並不是要收集我的意見，是想糾正方勵之。我講完以後，他就點名叫方勵之上去，坐在他旁邊匯報、討論，他就講了一些話，有點批評方勵之的意思，就是說你們鼓吹民主自由，民主自由不是已經都給你們了嗎？這話以後引起外面很多爭論，許多社論報道都跟這個有關係，實際上把萬里的話傳歪曲了。萬里是說，你們要求民主自由，國家不是都已經給你們了麼嗎？現在老百姓都敢講，老百姓都敢發牢騷說：現在什麼物價都漲，就是胡耀邦的個子不長。民主自由了，連總書記都可以批評了。方勵之馬上接着講，民主不是上面給我們的，應該是我們下面爭取的。這成為後來方勵之被民運人士奉為經典的一句話。萬里人非常聰明，他馬上說，我說上面給你不是我給你的，是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這樣講就沒有語病。方勵之曾經批評過胡耀邦對知識分子實行“三寬”，是錯的，他認為不是上面要對知識分子“寬”，二是知識分子自己爭取到“寬”，換句話說，如果上面不給寬，那不就沒有了。萬里修改成憲法賦予，那就沒有語病了，憲法也是人民集體制定的。這句話引起以後有些民運人士罵萬里，包括方勵之也是對萬里有意見，實際上萬里完全是愛護他的意思，而且，方勵之本人並不知道，中共中央已經提名他為中央委員候選人，後來因為有事情就取消了。我想也是萬里、方毅這些人提名的，別人也不敢提方勵之，因為他的言論有問題。萬里因為原來在合肥他了解方勵之，他是安徽省第一書記，方毅是管科學的當然也知道。其他的講話就不重要了，這是一句關鍵的話，成為以後的一個議題，經常討論的。在我們下台以前，我們十一月十二日下台，人民日報大概在十二月十七日的社論，就歪曲了方勵之的話，就說“有些人認為民主要用激烈的手段，自下而上地去爭取”，他加上一個“激烈的手段”，我在現場根本沒聽到方勵之這樣講。實際上很多人看了都知道是點了方勵之的名，雖然社論上沒提到名字。我們那個黨校的講話是在這一篇社論以後，後來省委有一個副書記兼宣傳部部長，他也是好意，他跟我說，你怎麼看到人民日報的社論以後還敢這樣，我當時還覺得這是歪曲，也不曉得會怎麼對我們，那是很不明朗。討論會上還有一個花絮，就是馬行孝也參加了這個會，他上去本來也想幫助萬里批評方勵之，糾正方勵之，他就說方勵之有一次從北京參加中央的會議回來，學生問他你有沒有跟中央的領導一起照相，方勵之說，我才不跟他們照相，每次跟他們照的時候，都是他們一排坐在前面，我們站在後面，很不公平。萬里馬上說，方勵之是科學家怎麼沒有科學頭腦，有幾十個人開會照相，總要分前面後面，排成一排怎麼照，反正也是有點說笑和批評的意思。溫元凱上去，把我表揚了一通，最後的結論是，大學校長至少還要大學畢業。萬里說你講的不對，像你這樣講，那世界上第一個大學誰來當校長。那個會開得非常生動活潑，人民日報和隨行記者就說，很可惜這些話不能見報，人民日報的內容都是硬梆梆的幾個要點，他們說我們國家不可能有像西方出的那種名記者，因為寫出來都是官樣文章。這個會開了一整天，中午休息吃飯，吃完飯以後當然也要照相，也是一樣前面一排椅子，萬里坐中間，後面兩三排，等大家都坐好站好，萬里才來，方勵之這次參加合照了，沒有拒絕，而且站在後面。萬里一來看到方勵之站在後面，就說，這真是進步非常大。這確實給人一種沒有壓力，很自然感覺。可是這次會議以後，第二天第三天肯定人民日報要見報，很小的一段，寫萬里到合肥參加座談會，那個會議上根本沒有討論其他學校的問題，全都是科大，報紙上完全沒有提科大，反而把另外一個學校的黨委的發言登在上頭，跟這個會議完全無關，我們看了以後就知道有問題了。萬里回去以後可能人家也覺得他有問題了，萬里其實兩頭吃蹩，下面民運人士認為他批評方勵之不對，上面的人認為是他在煽風點火，因為他走了以後科大就鬧起來了。後來六四以後，他的態度跟別的中央領導也不一樣，他這個人是不錯的，我們跟他有親自接觸，算是中共領導裡頭比較開明的。李鵬也是副總理在他後面，他在某種意義上爭奪教育領導權，我們科大的黨委書記已經離開科大，我來代理他，他是安徽省委的副書記提拔到省里去了，他原來是團中央書記，跟胡耀邦李昌這些人差不多。萬里就把楊海波調到中央當教委主任，取代何東昌，那個人原來在團中央是胡耀邦系統，思想也比較開放，如果不是他的話，方勵之在科大早就待不下去了。但是他的缺點就是太官僚，不管事，但並不是要整人的人。胡啟立那時是中央辦公廳主任，已經打電話通知他去接那個職務，後來忽然李鵬自己說他要兼教委主任。實際上是有鬥爭。另外設兩個副主任，一個是何東昌，另一個是楊海波。本來何東昌就已經是教委主任了，這樣變成副主任，當然有點委屈，這兩個人雖然是副主任，但是還是正部長級的待遇。李鵬公開在教育部說實際上他不會管，還是由何東昌管。何東昌在教育部裡頭的人幾乎全安排清華出身的班子，他把原先在清華的人帶過來，所以每天在教委上班都是從清華園開車一大批人。楊海波當副主任，下面沒有支持他的人，所以只能坐冷板凳。不久以後，楊海波變成中國派駐教科文組織的代表，科大的事件以後，連他這個職位也免掉了，認為他有問題，換句話說，萬里想提拔的人，都被李鵬他們給打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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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一年以前，教育部收集了方勵之的兩次講話，一個是在浙江大學對研究生的講話，浙江大學研究生會就把全文印出來，我們學校的研究生也把它翻印出來，我也看到了。那裡頭講話的內容有兩點值得提的，就是說趙紫陽沒水平。趙紫陽訪問意大利，在羅馬時，羅馬市長送給趙紫陽一幅古畫，趙紫陽就問市長，這個古到什麼程度，是在哥白尼以前還是以後，方勵之接着就說，趙紫陽很有水平，因為哥白尼確實是劃時代的人物，在他以前跟以後很不一樣，問得很有水平。但是趙紫陽接着說，沒有哥白尼，我們還不知道地球是圓的，這就是大笑話，哥白尼是地動說，地球是圓的早在亞歷士多德時代就知道了，一個總理怎麼連這點常識都沒有。但是他說不僅僅總理沒常識，翻譯也沒有常識，如果翻譯有常識就不會這樣翻了，因為會造成國際大笑話。而不僅僅翻譯沒有常識，連人民日報的記者、總編都沒有常識，還把它編到報紙裡頭，因為方勵之是從人民日報看到這個事情。這個當時好像也沒什麼事，只是一般人不敢講，但是他批評不止趙紫陽，而是一連串的人，說明中國領導階層包括新聞記者、編輯都沒有水平，把這種錯誤公布出來，要不我方勵之也不會知道。他還講這樣一句話，“最近鄧小平提出來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我覺得這個中國式只是空洞的口號，沒有內容”，一般人也不敢這樣講。這篇文章大概就這兩點比較有問題。後來他在北京大學的講話，就講了張百發的事，另外就是知識分子待遇橫着比、豎着比，都是水平最低的。教育部收集的這兩個講話，是比較早期的。後來在上海講的，被告到萬里那裡的，那裡頭還講，過去我們只點了張百發的名，只到副市長這一級，現在我要挑戰胡喬木，就到了政治局委員，這是更嚴重的。前面這兩句話，按理說應該沒很大問題，除了說點了鄧小平說他太空洞，其它也不是政治性，但是教育部何東昌就把這兩個報告送到中共中央，說方勵之在亂講。那時中共中央日常處理事情的人是胡啟立，叫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這種小事他可以處理，他就批示說勸方勵之退黨，這是我們下台一年多以前，方勵之都不知道。當時還要經過幾個人傳閱，一個是中共中央的整黨委員會主任薄一波，也簽字同意，再經過胡喬木，就批評了一下方勵之講他的那一段，最後要經過韓光批准，韓光是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這四個人輪流批准就定案，下面就要勸方勵之退黨，可是韓光這時在上海，正好胡耀邦也在上海，所以韓光就覺得既然胡耀邦在這，也讓他看一下。胡耀邦一看就不同意，就批了一個不能貿然要人退黨，至少要教育三次，他也沒說方勵之對，只是說不能這樣就要人退黨。但這以前，胡啟立這個勸其退黨的文件已經傳達下來了，在科技大學只有我能看到，我們也搞不清楚這是怎麼回事。這時候，方勵之在第二年一月份，本來美國紐約科學院請他去訪問，院裡也同意了，院黨組看到胡啟立的批示後，就不讓他去了，覺得這個人有問題，怎麼能讓他出去，當然沒告訴他要退黨，只是找了藉口不讓他去。方勵之久很着急，他覺得這個事情已經跟人家說好了，他認為很重要，他就找我，看我能不能去找一下嚴濟慈，嚴是科學院主席團主席，又是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而且方勵之過去當過他的助教，所以他跟方勵之有師生關係，他也對方勵之很愛護，但是他已經八十多歲。我就到北京去找嚴老，托他幫忙，嚴老拿出一個條子給我，說胡啟立已經給打過招呼，叫我好好教育你這個弟子，你這個弟子有問題。嚴老說他是新黨員，怎麼能凌駕在黨組之上，黨組已經做的決定，我怎麼能改變。這件事我想可能就這樣吹了，方勵之要回復美國方面，正在這時候，我看到胡耀邦的批示了，知道事情將好轉，胡啟立要找他談話，胡啟立可能覺得自己批錯了，就對方勵之非常禮遇，我也知道這個新消息，就跟方勵之說，現在可能沒問題，有可能去得了美國，我當然沒告訴他前面的整個過程，我只說胡啟立要找他談話，黨組一定會有人陪同，叫他在那時提出說要去美國，胡啟立如果答應，黨組也就不會反對了，後來他果真這樣就去成了。方勵之去找胡啟立時，有一個很大的誤會，胡啟立實際上是在批評他，可是他不敢批評得太厲害，非常客氣，所以方勵之完全沒有聽懂。而且胡啟立還建議他在春節以後，在安徽省，我們中央也陪一些記者去，辦一個座談會，談一談他的想法，實際上這個意思說穿了就是要他自己消毒一下，方勵之也沒聽懂。安徽省委看到胡耀邦的批示，至少要教育三次，他就派了三個人，分別跟方勵之座談，很機械的執行命令。方勵之每次回來都跟我講，實際上有點批評他，但是他也認為這三個人不錯，因為確實很客氣，不是教訓他，因為他們看胡耀邦的態度也不敢對方勵之太過嚴厲。方勵之尊重人家的觀點，但是他有自己的想法，回來跟我講也不覺得人家是在批評他，真是一個由民主素養的人。後來省委按照胡啟立的指示，就在春節前安排了一個會，讓方勵之消毒。參加會議的人有省委委員、一些記者，就請方勵之去了。方勵之去了以後，把這個會的政治目的完全誤解，就講了“天體物理”的科普，完全沒有政治，後來安徽日報還等了報道說方勵之跟這些人講了科普，這樣就把胡啟立的指示應付過去了。所以方勵之有些內幕他自己並不知道。後來方勵之就沒事了，我就覺得不錯，所以我才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是我們黨內政治生活最健康的時期。方勵之都說，這已經變成我的口頭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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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前，在上海有一個很有名的刊物叫《科學》，通俗介紹科學。解放以後就中斷，文革期間當然更加中斷。到文革以後復刊了，繼承原來刊物的科學精神，主編是周光召，副主編有方勵之還有其他幾個人。刊物上有一篇文章是方勵之批判胡喬木的，當然不是點他的名，不是政治批判，而是討論哲學問題，意思是胡喬木的哲學著作有錯誤。胡喬木大為不滿，就寫了一封信送到三個單位，一個是周光召，認為方勵之是唯心主義，第二個送到安徽省委，另外一個是教育部，反正是和方勵之有關的三個領導單位，我是從安徽省委那看到的，胡喬木對方勵之的文章有意見，給周光召建議對那個文章進行批判。周光召也沒提到胡喬木的信，找方勵之來談，口頭上講，說胡喬木要批判他的文章。方勵之就說，我們這個是學術性刊物，只討論學術問題，不討論政治批判，他拒絕檢討，也拒絕批判，反正就是跟胡喬木對上了。當時周光召的態度並不是很鮮明，也沒說支持哪一方。所以後來我們下台以後，周光召在人民日報上說“方勵之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敗類”，如果方勵之是敗類，他又是你的副主編，你怎麼能用敗類來當副主編呢？反正是不能自圓其說。胡喬木的老婆是谷羽，反正就糾集在一起，再加上何東昌，非要把我們搞下去不可了。中間還有一個小插曲，我們化學系曾經提出，要聘請李遠哲為科技大學的榮譽教授，那是李遠哲還沒有得諾貝爾獎。但是我們自己沒有權決定，需要院裡批示，所以就報上去了，院裡馬上就打回來，說科技大學不是簡單的大學，怎麼能把榮譽教授隨便給人，認為我們選擇不當。就在他不批準的同時，李遠哲得諾貝爾獎了。我們當然還是要聘請，科學院也知道自己不對了。我來台灣以後，有一次在吳大猷九十壽辰的會議上看到我，李遠哲就說，我拿你們的榮譽教授證書還是你簽名的。我在科大下台回到北京以後，我就是普通研究員，被打入冷宮，沒我的事了，李遠哲去訪問物理所，還特別指名要見我，所里叫我去會客室跟他談了一回，他主要也是想了解科大究竟是怎麼回事。我會成為國科會邀請大陸海外傑出人士的第一人，其中推薦人之一就是李遠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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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上街

科技大學在萬里走了以後，學生就開始上街的，那次是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一日，全國後來有一百多個學校上街，第一個導火線是科技大學，我們是罪魁禍首，可以這樣說。我們一直都是反對學生上街，包括方勵之，從來沒有鼓勵他們，認為他們是瞎胡鬧。我甚至講，當初我們在抗日戰爭時期，我也是鬧事的，就是故意要把學校搞亂，但是那時很危險，有手榴彈，學生也真的被抓起來，用木頭棒子敲腦袋，你們現在明明知道政府不會抓你們，就趁機瞎鬧，我們是保守的態度站在與學生對立的狀態，方勵之也是一樣。上街的前一個晚上，我們知道他們布置好了，第二天下午一點鐘在大操場集合，然後上街，我從一個島上開會得知消息以後趕回來，就把方勵之還有學校一些人找來，想辦法要把這件事都勸阻下來。學生都睡了，還是把學生的頭找來，問他們上街的目的，他說上街宣傳民主、自由，我們學校選代表已經民主了，可是全國代表還是不民主，這個也是事實。我說你們要宣傳，自己得先在家裡把憲法學好，再去宣傳，你自己都不懂，上街宣傳不是胡鬧嗎？實際上就是要鬧事。他們說不會鬧事，他們組織得很好，而且有秩序的。後來真的遊行，確實是這樣，並沒有瞎鬧，只是宣傳而已。後來方勵之說，我可以在學校跟你們辦學習班，學習憲法，學好以後，我們再看怎麼樣去宣傳。目的也都是想怎樣把這事緩下來。後來他們也被說服了，但是已經十二點，大家都睡了，他也沒辦法去通知第二天不舉行，明天一點鐘開會，恐怕挽救不了，就決定由方勵之到會場上去進行勸說。第二天下午，學生集合了，方勵之上去演講，叫大家不要上街，而且說，我們在學校怎樣都可以，就是不要上屆。在學校大禮堂進行民主討論都可以，我陪你們。他本來是比較有威信的，學生都認為他是鼓吹民主的，所以有一半的學生就沒去，但是還是有一半的學生上街去遊行。學生不但自己上街，還到合肥各地去串聯，鼓動人家，就整個合肥市有許多人都上了街，上了街以後，我們也知道，你不要去刺激鎮壓他，上一兩次街也就完了，還能幹嘛！所以我們就真的不理不管，讓他們遊行宣傳之後就沒事了。但是之後，上海的學生開始鬧起來了，就因為我們這個導火線，當然上海可能因為方勵之在幾個學校演講過，可能也有關係，一看合肥的學生鬧事，他們自願支援合肥。上海的起因是學生被打，外國的一個藝術表演團體，演完以後，號召觀眾上台，學生就跳上去，這本來沒什麼政治內容，只是娛樂，表示演員跟下面打成一片，結果由幾個學生膽子大就跳上去，上去以後被保衛的人打了，因為大陸規定不能跟外國人隨便接觸，但是這個執行的也是太過火了。以後，學生本來就已經很不滿，這也是一個導火線之一，就要求政府承認錯誤。上海鬧的比我們厲害，最後包圍江澤民的市政府三天三夜。北京後來也起來了，北京也有一些故事，學校都已經下了禁令，學生沒有辦法集隊到天安門，因為北大和清華離天安門很遠，只有個人分頭走然後到天安門集合，這個事情也被北京當局知道。上海當時比北京厲害，最後江澤民沒辦法，就採取“行政措施”，所謂“行政措施”也不是拘捕學生，就是派大轎車，一些警察，把靜坐的學生強行拉上汽車，送回學校，沒有抓起來。學生抗拒，雙方發生扭打，外國記者也拍了照，場面不太好。合肥都平息下去了，上海的學生又跑到合肥來串聯，就是說我們都聲援你們，你們現在倒無聲無息了，合肥學生覺得不夠義氣，就又要起來，這是第二次。也學習上海，包圍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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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這大概是什麼時候的事？

管：十二月七日左右吧！還沒有三天三夜，第一天下午坐在市政府，準備包圍三天三夜，市委、省委當時對我們是信任的，沒認為我們有問題，就跟學生講，十二點以前我們派護士照顧你們，衣服不夠我們送棉被給你們，但是十二點以後你們一定要離開，否則會妨礙我們的公務，如果你們不離開的話，我們也要採取行政措施。我們知道以後，就跟省委說行政措施不好，第一，警察跟學生要扭打，對學生來講，就造成政府跟我永遠是對立的深刻印象，第二，外國記者一到，又認為我們是在鎮壓學生，這樣總是不太妥當，而且這樣處理以後，後果怎樣我們也不知道。我們來想辦法勸學生回去，我就打包票說可以把學生勸回去，省委當然很高興，你們如果能勸回去，不用警察，那不是更好。但是我們也要他們做一些讓步，學生提出幾個要求，第一個是全國要民主，候選人不要等額選舉。另外，他們上次遊行人民日報都沒有登，人家並不知道他們有學生在要求民主，這不太公平，學生的聲音，其他地方都聽不到，總共三個要求。我跟方勵之就找學生代表商量，你們要求省委答應在人民日報登你們的消息，省委可能辦不到，因為省委管不到人民日報，但是省委同意安徽日報可以登。以後不要等額選舉可以增加幾個候選人，省委也同意了。另外我們還採取另一個措施，就是用轎車派二十幾個教授，混在學生裡面勸說。教授裡面有一個叫吳杭生，他教課教得非常好，在學生裡面威信非常高，有一年我們調整學生宿舍，新生進來以後，希望把舊生調整到另一個地方，可是舊生覺得調整以後的位置不如原來的位置，他們不肯去，總務處也沒辦法，就說服不了學生，就請吳杭生出來動員，他本來只是個教授，不管這個事，他去了以後根本就沒有勸，就把那學生罵一通，學生乖乖的搬走了，這說明他教授的威信相當高。我就把這樣比較好的教授，弄到學生裡頭，在底下講，我跟方勵之就硬着頭皮，在大會上向學生規勸。一開始方勵之讓我上去講，最重要是省委也作了一些妥協，學生也有台階下，就這樣講一講以後，學生就都站起來，學校也派了車，就把學生都接回去了，沒出動一個警察。這樣做的結果，省委也很高興，也很吃驚，認為說我們學校本領真不小。其實這種妥協後果也沒有什麼不好，學生本來在那裡又冷又餓，根本就不想坐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