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告別中醫中藥風潮，我認為，既然以“科學”的旗號，首先，立論就應恪守科學精神，尊重客觀事實，注重歷史地考察問題，講究哲學思考，而不可不顧事實與歷史背景，隨意編造；也不可削足適履，以“物理科學”觀，規範所有的科學學科。以科學的名義圍剿中醫學，命題本身就是錯的。

近來，一場以“科學”名義對中醫的“圍剿”正吸引着眾多的眼球，中西醫辯控雙方激戰正酣。作為醫學界的一員，筆者亦願參於論戰。不過在此只想先提醒一點：既然以“科學”的名義，請守住科學的底線。

導言：有必要先交代一下有關細節。2006年春節前後，筆者收到了《醫學與哲學》雜誌社的幾份稿件，其中一篇就是導火索：《告別中醫中藥》，作者口氣很大地以科學的名義，以文化進步的名義，以維護生物多樣性的名義，以人道的名義，提出要“告別中醫藥”。說實在的，作為《醫學與哲學》雜誌的中醫副主編，關於中醫學的稿子看了不少，這篇口氣好大的論文“真不怎麼的”！然而，我們還是力主其發表，且堅持原文不改。基點有三：一、既是《醫學與哲學》雜誌，理應關心熱點問題，且應充分尊重原作者意見（這也是科學的底線之一）；二：本文雖不怎麼地，但相關的問題已廣泛引起爭議，近幾年的第四次“科玄”大戰，證明社會關注這一話題；三：不管怎麼說，作者張功耀是個大學教授，且為哲學教授，他的觀點更易引起人們的重視。總之，當今討論一下中醫藥問題，並非壞事，爭鳴是一種進步。

在此，敝人也介紹一下自己的學術經歷，以便人們更好的理解筆者的觀點。作為60年代末上山下鄉的一員，年青時夢想在數學中有所作為，下鄉的7年中，空閒時間只啃了兩類書，一類是舊書店淘來的《幾何辭典》《代數辭典》等，一類是哲學書，當時對恩格斯的《反杜林論》《自然辯證法》等愛不釋手。當時，社辦企業盛行，72年被招入社辦廠，從事有色金屬加工，又想走工程師之路。75年，陰差陽錯，被送進上海中醫學院。我身體強壯，很少生病，素不好醫，再從未聽說過“中醫”還有“學院”。當時的浙江很亂，公社黨委書記勸我好生把控這次機會，過了這次，也許就再也沒有上大學“跳龍門”機會了。懷着忐忑，來到中醫學院。第一學期，基礎課陰陽藏象等聽不進去，與腦海中的原有知識牴觸太大，下課多次質詢老師。特別是講到“經絡”，逼問老師，究竟“經絡”是什麼？請拿出證據來。77年底恢復高考，我向（當時管學校的）工宣隊提出要退學重考，被工宣隊訓斥了一頓，沒同意。78年初恢復研究生考試，我仍在讀，報了上海第二醫學院，居然高中，當時我正在畢業實習，班主任到郊區來找我，說我已考取研究生了，由於名額調劑關係，我被轉到中醫學院，考慮讓我讀“通里攻下”（中醫外科）碩士，我一聽，沒興趣，也就放棄了。想不到畢業後，被動員留校，第2年（79年）繼續考研，又報了上海第一醫學院，審核沒過，說不夠兩年臨床。直到80年，這時，我對中西醫學的態度已發生變化，從而成了一名中醫研究生，走上了以中醫為主的醫學研究與應用之路。

促使我改變的是一系列的事實。當時（78年）社會正在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連串的事實，讓我這個自以為理性又有一定哲學根基的人開始對中醫學改變看法。最初是見習時，我獨立診治了一個心源性水腫的老人，此人心衰厲害，在用洋地黃製劑，又因水腫，加用了利尿劑，卻未見控制。我想起了張仲景的“真武湯”，全方稍作調整，用上了，不料，效果奇佳。一周后複診，水腫退了，行走不喘了，這老者後來十分相信我這個小醫師。第二件事是兒科見習，我去了上海市兒童醫院，由於門診用房擁擠，該院創始人，中國兒科奠基者蘇祖斐老教授（時年80多歲左右）與我們擠在一間房中，她看的是小兒過敏性紫癜，用的是中西醫結合方法，出於好奇和尊重，有空我就坐在她旁邊，我看她用的都是涼血止血藥，遂百無禁忌地提出：老師上課講，這種病症，大多病於脾虛，脾不統血，當用補脾益氣攝血法。想不到作為大師級的蘇老竟十分謙虛，說她那套是西學中的,中醫就用你說的試試看。每周一個下午，三個多月，我們可以說“祖孫倆”系統觀察了近40例少女，效果非常好，近半數患兒2周后血小板上升，80％一月後血小板正常。蘇老很高興，因為比她那套效果明顯要好。我也很高興，我高興的是，與大專家在一起，抄抄弄弄，居然也有效？而且，中醫理論好像還是管用的。

徹底改變我看法的是兩件事情：78年夏天的一個下午，我畢業實習在奉賢人民醫院，急診值班，一個19歲的小伙子，身高1.80米，滿臉通紅，騎車來看病，是公社衛生院轉來的，查了一血象，考慮是白血病，我囑其入院治療。當時住醫院是要帶被褥，熱水瓶的，故囑其回去取。他家離縣城30里地，當晚他回到醫院。住院第二天即開始化療，化療到第三天，他起不來床了，第四天晚上，他死了！當時我的心象撕裂一樣的痛。這個比我小几歲的壯實青年幾天前還蹬着自行車90里，用藥四天后居然就這樣死了！？我的心非常愧疚，我覺得是我殺死了他。那天我不收治他，他不會這樣死；也許我救不了他，但他至少不至於只活4、5天。那以後，我一頭鑽進醫院圖書館，查有關資料，那時，醫學書十分有限，有的就是《希氏內科學》的老版本，書上清楚地寫着這種治療方法沒錯，那證明這是權威的、科學的，但人卻死了！？在“科學”與“事實”之間，我迷茫了。

畢業留校後不久，我插隊地方一位退休了的縣革命委員會生產指揮部領導來上海找我，希望我這位接受過“貧下中農再教育”的上海醫師能幫助他治肺癌。我陪他走了好幾家醫院，一概拒絕，因為他患晚期肺癌，又伴較嚴重的冠心病。無奈之下，我和他實說了，想不到他認定上海，希望我幫他看。那時，我幫他找了我校內科權威張伯臾老中醫，先幫他調整冠心病再說；至於肺病，我則在張老的方上加幾味藥。由於找張老很難，故以後就由我直接改方，想不到這一改，78年是60多歲的老人，一直或到了89年，整整活了10多年。80年研究生報名時，他已大大超過了當時西醫給他定的壽限：3個月到半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句當時最時髦的口號，使我改變了對中醫的看法，也促使我下決心改考中醫研究生，這也是驅使我臨床上一直致力於中醫腫瘤治療的最初動因。

還需指出的是，本人自認為崇尚科學精神，也有一定的哲學與人文根基，因此，從不主張把中西醫學對立起來。對本科生上課，總會強調：我們首先是科學工作者，其次是醫學科學工作者，再次是以中醫藥方法為主的醫學科學工作者。筆者與同仁們80年代末做過一件至今都引為自豪之事：我們十多人花了2年時間，系統地比較過中西醫學，出版了一本影響較廣的《差異、困惑與選擇——中西醫學比較研究》。而在發表張先生的《告別中醫中藥》論文時，我也寫了一篇，題目是：《跳出中西醫之爭看醫學》，潛台詞是很明確的，沒有必要和理由，情緒化地執着中西醫之一端而偏執地指摘另一端。另外，作為一個補充，筆者現任中華醫學會心身醫學分會主任委員。換句話說，在西醫學專家占主導的學會中，筆者主持着工作。這不是想炫耀什麼，只是想說明兩點：一、對中西醫學的評價，也許筆者還是很有話語權的；二、事情絕不象張功耀所說的那樣，中西醫師在一起，討論的就是中醫學何時消亡問題，筆者接觸有一定的層次的，包括海外現代醫學專家不下數百人，從無人談及過這類問題。張氏杞人憂天之說，不知從何而來。

一、請尊重事實 尊重事實，是從事任何科學工作的底線與前提，而恰恰是在這一點上，張功耀等突破了這一底線。

★ 療效事實與否 張功耀反對中醫學的論據首先有：“一、中醫中藥的理論脫離實踐；二、中醫中藥的‘療效’經不起實踐檢驗；三、中醫的立方方法脫離實踐。”一句話，中醫中藥無用。這是事實嗎？！對此，他們設了一道防線“個案沒有一點說服力”（方舟子語）。筆者臨床主攻腫瘤，所治患者近萬，健在者大半。從2000年起，所有患者都保存了原始資料和聯繫方法。我不想泛泛而談，只想就胰腺癌作一比較。文獻中，晚期胰腺癌者中位生存期3～6個月；無法手術的，國外1年生存率就在2～5％。就筆者所診治的晚期胰腺癌患者而言，總共有300多人，絕大多數無法手術切除，均以中醫中藥為主治療；約100多人仍健在，現已過3年的有40多人，在上海的就有20多人。這不應該是個案吧！若誰願意，我可召集這些健在的患者，開個小型研討會交流交流，眼見總為事實吧？！唯一前提是：來者必須尊重和承認事實，公布所見事實。

其實，並非筆者能幹。我周邊的許多中醫專家，在自己擅長的領域內，成功案例大都成百上千。只不過過去人們並不強調DME（臨床流行學研究），循證醫學的興起，也只是近期的事。君不見，敝校已對臨床博士生強調了臨床研究DME的重要性，不少博士課題論文正按此標準操作；君不見，國內主要的中醫學術刊物上，有對照、或雙盲、或循DME的臨床論文正越來越多，不看看這些事實，信口胡說，還以捍衛“科學”的名義，只能令人啞然失笑。

★ 中醫藥的“另類”問題 方舟子有一支持性論據，說：“美國國家衛生院和美國醫學會”把“中醫和其他亂七八糟的民間醫術”打入了“另類醫學”，因此，中醫沒有存在價值。事實並非如此！握有主流醫學話語權的美國衛生總署（NIH）在92年已成立了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s(CAM)中心，中醫及針灸是其中的最主要內容之一。中國去的針灸師田小明博士是該中心的五人委員會之一。其後又擴大為“國家研究中心”，每年經費為一億美元，國會和白宮也先後成立了相應的工作機構。連偏於保守的英國上議院科技委員也提議英國政府設立基金，鼓勵CAM研究，認為CAM能推動臨床醫學進步，對於未來醫學領域的發展有很大的助益。⑴

很顯然，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s英語的規範翻譯應該是“補充（輔助）和替代醫學”。在CAM中，並無“另類”之貶義，更無“中醫和其他亂七八糟的民間醫術”這類垃圾之詞。人為杜撰只是借洋人打壓中醫，但與真相違背。

★ 民族繁衍與醫術無關？ 方氏認為：一個民族的繁衍生息並不需要醫術來維持。言下之意，中醫藥並無歷史價值，更無現實意義。果真如此嗎？已有學者對此作了反駁：“中華民族歷史悠久，在中國歷史上曾經發生過許多戰爭和天災，但卻沒有發生歐洲黑死病那樣高死亡率的大規模疫病，也沒有在與異族文明交往過程中出現導致印加文明湮滅的那樣嚴重的傳染病，這裡不可忽視的一個因素就是中醫藥的功效！”遠的不說，2003年的非典，人們記憶猶新，作為傳染源重災區的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能做到零死亡、零傳染、零轉院，而北方的其他的一些醫院呢？我們不認為中醫藥能抗“非典”，但在防止“非典”過程中中醫藥有很好的輔助治療及最大限度減少後遺症之效，卻也是不爭的事實。

★ “辨證”與“辯證” 更令人不解的是，把中國傳統文化90％斥之為糟粕的何祚庥院士指出：“中醫冒充科學還有一個很不光彩的方法，就是把‘辨症施治’偷偷改成‘辯證施治’”。筆者無從考證何老此言何據，但作為現代中醫界的一個常識，“辯證論治”的“辯”是個錯別字。從85年五版統編教材起，這類字的出現就被認為是個低級錯誤！又何有不光彩的“冒充”之說呢？

二、請歷史地看問題 恩格斯有句名言：“科學的歷史，就是這種（指巫術等）荒謬思想漸漸被排除的歷史，是它被新的、荒誕性日益減少着的荒謬思想所代替的歷史。”⑵筆者學習時的許多西醫內容在今天看來已經過時了。中醫學也同樣，近幾十年來，只要認真翻一翻中醫專業雜誌，看看中醫教材，就可以發現也已有很大的不同（儘管我們對這些進步仍感到非常不滿）。在筆者看來， “圍剿”中醫者，大都連今天的中醫現狀，中醫究竟怎麼了？都沒有過多的興趣去了解，憑自己的一絲記憶或道聽的一些傳聞，便大張旗鼓討伐開了。這至少缺乏起碼的歷史主義觀點。

★ “藥引”的歷史演變 討伐中醫者，大多以中醫的“引藥”為論據。的確，過去的中醫，特別是民間醫很看重“引藥”問題。這有幾類情況值得重視：一是歷史上有明確記載，後也廣為尊奉的，即“藥引”問題，這大多有一定的經驗依據，比如：柴胡之於肝經病症，葛根之於太陽經病症等。這些藥引臨床還在用，它們的事實機理，尚待探討。妄加評議，有欠科學。還有一些的似乎較難理解的，如所謂的“長流水”之類，已有學者作了辨析。筆者對此從未用過，無法評說。

另一類便是人們常常引起爭議的。如魯迅所謂的“原配的蟋蟀”，這類多存在於民間醫之中。筆者曾作過一個小規模的社會學調查，結果表明這類“藥引”大多為民間醫家為保護自身的一技之長，以便在激烈競爭中保有優勢的一種“伎巧”。說白了，具有商業上的迷惑對手之義（因為中藥方抄襲太方便了），並無多大的實際價值。而近五十年的正規中醫學著作及教材中，這類“伎巧”早已被拋進了歷史垃圾筒，無人再去理會了。這只是人們告別謬誤過程中的小插曲而已，能說明什麼呢？！如一定要較真，那麼19世紀歐洲臨床醫學中類似荒謬的情況可信手拈出不少，難道就此應該把西醫學也 “告別了”？

★ “五四”與現代 有人自認為告別中醫中藥是繼承五四運動先驅的傳統，可為中國現代化掃清巫術與迷信的最大障礙。筆者認為：這是全然不顧歷史。上世紀初，中國國門剛開，愚昧、無知與迷信，充斥着整個中國，而一批最先接受海外新思想的精英們，痛感中國之落後，又見日本明治維新之成功，故大談“德先生”、“賽先生”，希冀以科學興國，並不無偏頗地認為：傳統文化，包括中醫藥學就是愚昧無知的代表，遂有第一次的廢除中醫藥之運動。儘管這場運動不乏偏激，但從歷史角度看，精英們的救國胸襟與探索精神仍值得敬仰。

如今，情況大不相同，儘管中醫學的發展不盡如人意，但她在國人生活中的意義依然凸現。對於今天的中國，人們不僅僅需要科學精神，同樣還需要人文精神。著名的未來學家奈斯比特就曾明確指出：醫學越是高科技，就越需要人性的關愛，就越需要傳統醫學的呵護！⑶為此，我們曾大聲疾呼：“呼喚人性的醫學”！在《健康報》討論怎麼當一個好醫生時，直書：“治療：怎能忽略了人性”。因此，在這種現實背景下，再大談“告別中醫中藥”之類，不僅是唐吉柯德戰風車樣的“作秀”，更是背歷史大勢而動之逆流。

五四啟蒙者當時高舉反傳統大旗，首先要砸爛“孔家店”。筆者不禁想起，改革開放不久，85～86年間，國內文化界也有過一場“文化反思熱”！“文化尋根熱”！筆者當時納悶的是：同一場學術會議上，為何國內學者一致批孔、批傳統，認為傳統文化一無所是，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擋路石和最大障礙；而海外學者卻競相肯定，對傳統文化褒多於貶，認為傳統文化對後工業化社會有一定的裨益作用？沉思多年後終悟：原來，改革開放之初，一切不順，事事有阻礙，而現實（中外）的落差又非常巨大，“貧窮導致偏激”！此乃偏激之見也，這是歷史條件使然。相對而言，海外專家有了比較，有了切身體會，故持論公允得多了。而在今天，在國力大增，不僅 “中國製造”走向了世界，中國文化也開始走向世界。我國已在多個國家創辦了“儒家學院”，筆者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舉辦的“巴黎中國文化周”上，代表中國中醫界向全世界介紹中醫，成為所有中國館中最受歡迎、人氣最旺得場館。誰在今天，再肆談砸爛“孔家店”，廢除儒學，恐怕只能被認作意識有點錯亂了。

★ “漢醫”沉浮之啟示 其實，歷史是最好的鏡子。他山之石可攻玉。日本漢方醫學的沉浮足以提示很多。日本明治維新後，漢醫界傑出人士看到了“蘭醫”（“荷蘭醫”，荷蘭曾占據日本）中的“軍陣醫學”（即創傷外科）很實用，有強國強軍之效，故鼓吹效仿之，並力主破除原本主導的漢醫。80～90年後(上個世紀50～60年代)，日本的現代醫學界發現單憑現代醫，並不足以解決許多臨床問題，遂又主動倡導恢復和振興漢方醫，只不過試圖改為“東洋醫”。甚至組建了“振興漢方醫學議員團”。貫穿其中的一條主線就是實用精神。⑷從這一歷史之鑑中，難道我們不足以領悟什麼嗎？

★ 期望壽命的歷史解讀 張功耀的新作：“中醫諸‘優勢’辨析”中，列了一張平均期望壽命比較表，表中中國從1951年的平均期望壽命42歲；到了1981年的67.8歲；到了2000年，71.3歲；到了2004年71.8歲。以此為據，張氏認為在期望壽命增長中，“中醫貢獻甚微”。⑸正是這樣嗎？對這組歷史數據，我們完全有理由作出另外的解讀：80年代以前，正是有效的合作醫療制度加中醫中藥，使得中國的人均壽命迅速提高了的20多年。而當時在全國各地的西醫力量還是很弱的，張功耀在該文中也承認是“改革開放以來，西醫在我國被接受的程度，（才）首次超過了中醫”。⑸其實，客觀地說，是初級醫療中的中醫的“一根針、一把草、一雙手（推拿）”對此起着重要的作用（香港“鳳凰衛視”五月底一檔“回眸百年中醫”節目中，對此有過相關的專家分析）。仍用張功耀的數據：1951年，中國和歐洲期望壽命差27歲，1981年差6.2歲，2004年差4.2歲。80年代之後，西醫占了主導，儘管我們在現代醫學硬件與軟件方面投入甚巨，有時，人們看一個感冒竟然要支付4000多元，但人均壽命只延長了有限的3、4年。這不足以說明什麼嗎！？

★ 20年的巨大反差 上世紀80年代以前，中國人用的占世界1％衛生費用，解決了占世界22％人口的醫療保健問題，而且人均期望壽命與發達國家相差不大。故當時世界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中，把（充分利用中醫藥優勢的）合作醫療列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典範”；有西醫背景的前衛生部部長錢信忠也指出：“世界衛生組織前任總幹事馬勒博士，曾積極向發展中國家推薦中國農村衛生工作經驗”（《中國衛生事業發展與決策》）。而20年後世界衛生組織在發表了《2000年世界衛生報告》，對全球191個成員國國家衛生系統的業績做了量化評估，中國在“財務負擔公平性”等方面，排在了所有評估的191個國家的第188位，倒數第四。筆者並不認為中醫的相對萎縮是造成今天中國醫藥衛生的高投入、低覆蓋、少效益，社會怨言大之禍首。但至少認為，努力發展中醫，是解決上述醫療衛生事業尷尬局面的良好對策之一。誰都知道，純粹依賴張氏等眼中的所謂的“唯一”的、科學的生物醫學，代價之昂貴，投入產出剪刀差之大，連美國這樣的唯一超級大國都無法承受。這是再清楚不過的事實。張功耀不顧這些事實，鼓吹要中醫藥退出中國醫療保健體制，真不知知識分子的良知何在？

三、善作哲學思考 相比較於張功耀等哲學教授，筆者對哲學只是種興趣和愛好，只是認為科學研究需要哲學思考，並非專業所攻，故提出來請教。

★ 科學“唯一”論 方舟子等反對中醫藥的最主要論據是：科學是唯一的，不存在特異性（包括區域性），中醫無法為現代主流醫學所容納，因此沒有存在許可證，應當廢除。這看似振振有詞，但前提卻有着重大破綻：（一）、西方傳統上，科學是從近代物理學發展而來的。因此，很多情況下，科學、物理科學、物理學是同義詞。此科學若僅指狹義的“物理科學”或“物理學”，此話不錯。在無生命的物質運動中，規律是存在的，解釋是唯一的，沒有例外。但除簡單的物質運動外，在其他領域，這種斷然的排他卻有“科學”霸權之嫌了。至少，我們所關注的在生物學領域：西方有着全然不同的聲音（對此下文有評述）。（二）、方氏所說的“唯一說，”其實早在80～90年代醫學哲學就熱議過，即中西醫學理論的“不可通約”問題，學科間語辭系統的可否通約問題曾是科學哲學的命題之一。筆者並未聽說哪些科學哲學大師認定兩學科間“不可通約”可成為一學科否定另一學科的是非的依據。（三）、主流醫學理論與實踐“唯一”嗎？不見得吧？舉例而言，心身醫學與精神醫學有個公認的疾病類別名：文化相關綜合症（cultural-bound syndromes），既是“文化相關”，文化多元，綜合症亦各國有異？何來唯一？又如，前不久，有位歐洲醫界人士寫了本醫書，分析同為主流醫學，美國與德國、法國、英國醫學界對同一病症的不同處置傾向！這又何有“唯一”可言？⑹再如，同為腫瘤，主流醫學有“唯一”正確處理方案？！恐怕是外科有外科見解，內科有內科傾向，放射科有放射科所好，微創也有其自主的聲音。即便同為腫瘤內科，聲音也不完全一樣。這不單純是利益之爭，還有經驗、學識、視角等的不同。何來“唯一”之說。

其實，剖析唯一說，應該說在中國是很有市場的。80年代以前，中國只有唯一正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馬列主義。這成了中國人，特別是老一代人的思維習慣了。然而，今非昔比，“多元”代替了“唯一”。這不僅僅是哲學問題，同樣也是歷史發展之勢。今天再肆說“唯一”，難免有失孤陋與迂腐了。

★ 中醫“偽科學”與“證偽”問題 何祚庥先生把中醫理論貶作為“偽科學”，甚至認為連“偽科學”都不是。他認為關於偽科學，波普爾曾有一個定義：凡是不可證偽的“理論”，即是“偽科學”。且慢，我們知道“證偽說”是科學哲學家波普爾的立論綱領，就科學哲學而言，上世紀受人敬仰的大師不少，從邏輯經驗主義的亨貝爾，歷史主義的庫恩，到新歷史主義的拉卡托斯、夏皮爾，以及“怪傑”費伊爾阿本德等等，都有建樹。波普爾的“證偽說”只是諸多頗受重視的學說中較為重要的一種。它並未給出“科學”的世界公認標準。即便如此，波普爾的本意也“只是一個理論或假設，一旦被證偽，它就必須被排除”。換句話說，（能否證偽）重結果，而非前提。若按何祚庥的理解，那麼，我們不禁要問：心理學有多少理論能證偽？精神醫學多少理論能證偽？ “進化論”有多少環節能“證偽”？“星雲假設”能“證偽”嗎？宇宙“大爆炸”理論能“證偽”嗎？地球板塊“漂移學說”能“證偽”嗎？顯然，答案是否定的。何祚庥先生一方面以“證偽”為利器，痛斥陰陽學說；另一方面又高抬同為傳統思想的“元氣論”，（見下文分析）試問：“元氣論”又有多少能“證偽”呢？

其實，對波普爾，筆者還是很推崇的。他曾指出：“較好理論的一個首要條件，就是可檢驗性程度較高”。“一個科學理論的可檢驗性或可證偽性的程度越高，它的經驗內容就越多，同時，它的概率就越低。而概率越低的理論，內容也就越豐富。”同時這位波普爾，還耐人尋味卻又充滿智慧地說：“真理不是科學的唯一目的。我們要尋找有趣的真理——重要的真理。而在自然科學裡，這就是尋找哪些有較高程度的說明力的真理。但這就意味着它是邏輯上的不可信的，概率很低的。”⑺⑻尊重原作者的話，這些話中我們並不能得出中醫理論連“偽科學都不是”的武斷結論。相反，可作完全相反的另一層思考。

★陰陽五行與元氣論：截然不同的待遇 何祚庥先生對陰陽五行及元氣論持截然不同的態度。在我們看來：陰陽五行與元氣論同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它們都欠完備，有許多缺憾或不足，但都是有價值的傳統思想。元氣論更多地回答了自然界是由什麼組成，怎樣組成的之類“自然觀”（本體論）問題。陰陽及五行學說則更多地是種說理及分析方法，即方法論。陰陽學說偏重於一分為二，合二為一地思考問題（順便指出：這些詞，都是源於陰陽學說的，“陰陽者，一分為二也”是明朝醫家張景岳語）。五行學說更多地涉及五分法，涉及樸素的系統論思想。儘管東漢以後，陰陽五行學說有被拔高及泛化傾向，但那只是末流與枝節問題，⒀就象馬克思也曾被泛化一樣。

科技史權威李約瑟等（Needham. J）曾追尋過“歐洲的辨證唯物主義來源於何處”，他們從馬克思上溯到黑格爾，“循着黑格爾的蹤跡，我們（指李約瑟等）可以追溯到萊布尼茨，可是然後卻難以在歐洲找到辯證唯物主義的源頭了。不過我們知道，萊布尼茨曾對中國的哲學抱有極其濃厚的興趣。”而他們認為“新儒學（程朱理學）對世界的看法同辯證唯物主義是一致的”，歐洲辨證唯物主義的源頭在中國，在中國的陰陽學說和理氣之說。他們並以此來解釋馬克思主義哲學為何如此容易在中國流傳，為什麼那麼多的中國知識分子會輕易地靠攏馬克思主義 “這似乎就是他們自己的基本思想重返故里，不過是穿了件新的外套而已”。 ⑼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毛澤東主席藉助辯證法寫下了《矛盾論》，書間充滿了傳統陰陽學說的烙印。60年代初黨內思想界（毛澤東與黨校校長楊獻珍之間）就“一分為二”，還是“合二為一”，展開了激烈的思想交鋒，在我們看來只不過是宋明陰陽學說的現代演繹而已。若沉下去，作些深入的研討，對陰陽、五行學說的方法論意義是容易理解的（限於篇幅，不作展開，可參見拙作《中醫學導論》與《中醫學方法論》）。

我們非常欣賞何祚庥先生關於元氣論歷史與現實意義的評價。他公允地認為：元氣論“是一種天才的猜測，閃耀着思想的光輝！如果說古希臘的原子論曾經預示着道爾頓原子學說的出現的話，那么元氣學說就是現代量子場論的濫觴。特別是元氣學說中的物質和運動既不能創造又不能消滅的觀點，氣和形的相互轉化觀念，和陰陽二氣的絪藴、隱現、屈伸、消長、激盪、闔辟等等辯證觀念就又比古希臘原子論在觀點上高出許多了。”⑽在另一篇論著中，他提到曾拜訪過李約瑟教授，向他請教了中西學術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即萊布尼茨與笛卡爾在創立“以太”說和近代物理學“場”論時，是否受到過中國哲學思想的影響。得出的結論是：這種影響是存在的。並認為中國的元氣學說，如同古希臘的原子論一樣，曾經對近代科學作出貢獻，至少是通過萊布尼茨真的對物理學發生重要的影響。且強調說：“元氣論已在近代的自然科學中產生重要的影響，並將在未來的自然科學裡繼續發生影響”（作者在原文中特別強調了“真的”以及“已在”兩字）。他還指出：“中國哲學，尤其是元氣論，在世界哲學史里，無疑比古希臘哲學占有更重要的地位”。⑾

我們知道，講中國哲學史，陰陽、五行、元氣、道、理都是核心內容，陰陽五行與元氣可以說是傳統中國哲學史思想之“硬幣”的兩面，相輔相成。何祚庥先生自已也在上文中提到了“陰陽二氣”。而“陰陽二氣的絪藴、隱現、屈伸、消長、激盪、闔辟等”則完全就是陰陽學說的內容。我們在80年代的中醫本科大學教材中討論中醫理論體系的結構特點時，明確指出：“元氣論是中醫理論體系的基石”，“陰陽五行學說是構築中醫理論體系的方法”，“藏象經絡學說是中醫理論體系的核心”。但不知何故，何祚庥先生一方面力捧“元氣論”，另一方面卻硬貶“陰陽五行學說”“我反對的就是中醫陰陽五行這套理論，我把它稱為偽科學”。同為傳統文化的兩面，何以有此涇渭呢？

恕筆者直言，我們在80年代即對當時社會對“陰陽學說”評判的兩極化傾向做過分析，認為這源於對“陰陽學說”等的性質認識之模糊。“陰陽學說”實質上就是“兩分法”，就是一分為二，就是一種方法論。《靈樞》中已經說得很清楚：“明於陰陽，如惑之解，如醉之醒”。《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也有：“善診者，察色按脈，先別陰陽”之告誡。明代大醫張景岳也精闢地指出：“…設能明徹陰陽，則醫理雖言，思過半矣”。

方法是種認知工具，本身是中性的。人們既可借它以分析自然之理，如醫學，如何祚庥先生所提及的“陰陽二氣”；也可用於分析陰宅陽宅，風水陰陽。就象氣在傳統文化中也常被用作解釋“靈魂”存在一樣（魂者，陽氣也）。那我們究竟應該怎樣看待傳統呢？很顯然，取其精華，去其糟糠，無疑是科學的態度，何祚庥先生對於元氣論的闡述就是例證。只不過他對於陰陽學說的態度又當另論。

四、醫學與科學關係分析 這場中西醫學論爭，更深層的原因恐在於對醫學性質及醫學與科學（物理科學）關係認識的局限。對此作一剖析，也許有助於許多無謂爭議的平息。

首先，筆者認為：科學與“科學的”是兩回事。前者為專有名詞，經典的主要指物理學及從物理學演繹、發展而成的一系列相關的知識體系。“科學的”只是“形容詞”，相對於“迷信”、無稽而言，講的是有道理、有根據、理性的，可以被接受的。

★ 想當然的邏輯 許多人想當然地認為：醫學就是門科學，就是物理、化學知識在醫學的運用，就是用還原方法去解析生命及疾病的本質。物理科學的定律是唯一的，醫學也不例外。西方醫學已成功地發展成世界唯一的主流醫學，她的概念體系嚴謹性，還原方法的可證偽性均是不可置疑的。因此，中醫學沒有存在的價值，中醫學要麼被主流醫學吞併、同化，要麼消亡，舍此並無歧途。我相信，這就是張功耀與方舟子等先生的邏輯推演思路。其實，這也是早年筆者堅信不疑，且多次放棄中醫的思想根源。然而，隨着學識之長進，筆者卻逐漸放棄了這一堅信的信念。

★臨床醫學：診療尚夠不上科學 須指出：醫學不完全是科學，或者說她的主體並非通常意義上的科學。此話並非本人所言，而是傑出的科學哲學家、歷史主義學派代表庫恩所言。庫恩在其名聲如日中天的60年代中期對美國醫學會的講演所言。這是科學哲學界的著名論斷。科恩的依據為：醫學的主體為臨床診療，生物學等作為基礎學科，只是醫學所傍依的，借用的，並非醫學所獨有。臨床診療是門經驗，完全夠不上“科學”的標準。儘管醫學家們聽了以後，非常不悅，但誰也沒法否定。不是嗎？臨床醫療主要依賴經驗，不僅中醫人們要找老大夫；西醫內科人們同樣要找50歲以上的主任醫師，為什麼？經驗豐富唄！真正的“科學”，最富創造性的年齡段是30歲上下，50歲是告別前沿的年齡了。作為佐證，當今大興特興的“循證醫學”，明顯地具有反科學實證主義的傾向。循證醫學現已成為臨床診療研究的新原則。它強調“回歸臨床”；主張以患者為中心，而不是以生物學的疾病為中心；以可信的臨床證據為依據，而不是盲從實驗室的指標或實驗結果；力求對臨床多種信息作出採集，分析、評估；強調整體綜合考慮；強調醫患良性交往互動…，一句話，對過去的科學實證主義採取了某種形式的反叛，更注重臨床證據與經驗。

★ 基礎醫學：“生物科學需與物理科學保持持續的隔離” 即便是作為臨床醫學重要傍依的生物科學，人們近來也發出了明確的不同聲音。

對於生物學與物理科學的關係的認識，目前有兩大對立派別： “分支論”與“自主論”。分支論認為：生命現象本質上就是物理化學現象，生物學自然是物理科學的一個分支，整個生物學最終將還原為物理科學。自主論卻與之相對，認為生物學的規律不是一般的物質運動規律。因此，生物學理所當然地是一門自主的科學，它所研究的對象，它的概念結構與方法論體系與物理科學有着根本的不同。

20世紀生物學科領域，除分子生物學外，群體遺傳學、綜合進化論、生態學、行為學、分類學等學科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這些學科各自有着自身的詞彙、方法論和概念結構，她們與物理科學聯繫不多。從事這些學科的學者和生命科學哲學家就常對“分支論”持相反的立場。他們認為，儘管物理方法在生物科學研究中曾取得過重大成就，但它們並不完全適用於生物學的主要研究。“生物學真正重要的目標以及獲得這些目標的適當方法，與其他科學的目標和方法是如此不同，以致於生物學的理論和實踐必須與物理學的理論和實踐保持持續的隔離”（羅森伯格⑿）。他們強調，生命不同於一般的物理運動，有其鮮明的特殊性和特殊規律，因此，生物學追尋的是生命過程中用物理學無法回答的問題，需要而且必須運用物理學所提供不了的方法與手段。至於目前的物理科學的種種研究手段與方法，生物學（生命科學）可以最大限度地借用，但它必須形成自己的方法。在他們看來：生命科學當然應該成為一門自主的科學。

自主論者認為，物理科學的解釋框架是因果論的或機械論的，而生物學的解釋框架則是功能論的或目的論的，後者無法還原為前者。就自主論看來，生物學探討的很多現象是功能學意義上的，它有着某種明確的目的性，進化論揭示的生物長期的演化過程是這樣的；解剖學發現的生物體中解剖構造是這樣；生物研究中明確了的各種生理調節環節和過程也是這樣的，而這些，在一般物理世界是不存在的，故從物理科學中抽取的圖景無法揭示生物學的真正的本質特點。

物理科學已經達到這樣一種水平，不同定義的理論可以邏輯地、數學地整合在一起，形成公理化體系，並建立公理化方法。而生命科學領域遠未達到這一水平，或者說根本無法達到這一水平。它的許多理論只能作出定性的描述，根本無法建立起嚴密的公理化體系。

科學哲學把規律和定律看作是科學理論的象徵，認為物理科學中的每個學科都應有自身的規律與定律。然而，生命科學領域，這一點並不十分明顯。據此，有人認為，生命科學中並不存在規律，規律只是傳統科學哲學的偏見；或者生命科學中的規律只能求助於P值（概率）表達。⒀

美國著名生物學家、生命科學哲學家邁爾（Mayr.E）倡導的新生命科學哲學可以說是自主論的代表，他有許多觀點：如物理科學不是科學的標準範式。他強調，應改變科學統一的傳統信念，適當強調科學的多元性。他批評說： “彷佛世界上並沒有活生生的有機世界。因此，必須建立一種新的哲學，這種哲學主要的任務就是擺脫物理主義的影響”。

我們知道：“還原”為物理學的核心，主流生物醫學也只注重“還原”。但邁爾卻認為：還原是徒勞的、沒有意義的。因為，生物階層系統的不同層次都有新的突生屬性出現。他說： “儘管階層系統的較高層次與較低層次都有原子、分子組成，但高層次的過程常常不依賴於低層次的過程。”“在生物階層的不同水平上有不同的問題，所以，在不同的水平上就要提出不同的理論。這樣，在從大分子系列一直到細胞器、細胞、組織、器官及其他，每一層次都導致獨立的生物學分支產生：分子水平是分子生物學，細胞水平是細胞學，組織水平是組織學等。所以，要充分解釋生命現象，就必須研究每一層次”。

他又強調：歷史敘述比定律更重要。認為：“人們平常所說的生物學定律，都不是普遍的，因為它們大多都有例外”。 “生物學中只有一條定律，那就是所有的概括都有例外”。 “歷史敘述是有解釋價值，是因為在歷史序列中，早先的事件通常對於後來的事件起到一定的作用”。他主張：生物學領域重要的不是本質而是個體。許多生命現象，特別是種群現象是以高度的變化為特徵的，進化的速度或物種形成的速度彼此的差別常可巨大到3-5個數量級。物理世界罕見這種情況，物理世界的實體具有本質不變的特性；生物領域的實體卻以可變性、個體性為最重要特徵。邁爾還認為：在生命科學研究中，傳統的觀察、比較等與實驗方法一樣同屬於科學方法，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和富有啟迪性。

很顯然，要批駁邁爾、羅森伯格等的論點並非易事，自主論自有其事實依據。

★ 醫學：一個龐雜的知識與技藝體系 從更廣的意義上說，醫學（無論中西醫學），絕對不只是一門狹窄的科學技術體系，它的涉及面甚廣。早在十九世紀中葉，細胞病理學奠基者魏爾嘯就曾有過一著名論斷：醫學也是門社會科學。而很有影響的醫學史專家西格里斯在其《醫學史》專著（1959年）曾這樣說：“當我說，與其說醫學是一門自然科學，不如說它是一門社會科學的時候，曾不止一次地令聽眾們感到震驚”。追溯到更早，西方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又睿智地指出：醫學（療）的藝術乃是一切藝術之中最為卓越的藝術！⒁王一方先生則以“醫學：科學的，更是人文的”為第一講題，展開了他的醫學人文學十五講。筆者在教育部全國十五規劃教材《中醫學導論》中則明確地指出：醫學是多學科交互的產物，她不僅僅是門科學，是種技術，也具有社會科學屬性，與哲學關係尤其密切，且有技藝、藝術與仁術的成份，它的目的是祛除病痛，添增快樂，醫學還是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又是一種生活方式，因為“飲食起居皆關乎康疾壽夭”。醫療還是種社會建制。⒂有一本書，書名可譯為《醫學與文化：美國、英國、聯邦德國和法國的不同醫療方法》（Medicine ＆ Culture：Varieties of Trea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England,West Germany and France. Lynn Payer,）。作者比較了這四個國家的醫學現象，發現差異極大。例如，在這四個國家中，醫生開處方的藥量會有10至20倍的差別；美國的人均外科手術率是英國的2倍，乳房切除術的比例是英國的3倍，冠狀動脈手術率是英國的6倍；美國的高血壓到了英國則是正常的，而在德國就算病狀；……誰都知道，這四個國家之間的交流和溝通應該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了。作者認為：醫療中的這種巨大差異，就是由於文化造成的。⑹總之，所有這些，都明白無誤地指明了醫學的綜合性質，醫學的複雜性。若僅執物理科學之一端，以“科學”為尺度作為評判標準，前提就是站不住腳的。結論更是無意義的。

基於上述三點，筆者以為：以科學的名義圍剿中醫學，命題本身就是錯的。

平心而論，這場中西醫論戰的積極意義還是不容否定的。它至少讓人們再一次意識到中醫學的現實意義及其價值，也提高了公眾對中醫學的關注程度，相信它將會是中醫學現代發展的一個契機，或曰轉折點。儘管這也許不是引起這場爭鳴的張先生等的初衷，我們還是要感謝他們所作所為的積極意義。這就是辯證法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