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大劫

鍾沛璋

1957年的反右運動，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場大劫。這場運動是怎樣發生的？它造成了怎樣的禍害？這對中國的文明進程產生什麼嚴重的影響？只有經過認真反思，才能認識過去，看清中國未來應走的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出現了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兩大陣營的對立。中國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正以蘇聯為榜樣“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滿懷信心地奔向明天。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作的秘密報告，揭露作為社會主義陣營至高無上的領袖斯大林濫殺不同政見者和無辜者的罪行，使社會主義陣營和各國馬克思主義政黨，發生極大的震盪，波蘭和匈利牙出現了動亂，並開展了對共產主義運動的反思和大討論。毛澤東感到要吸蘇聯的教訓，結合中國情況，先後在內部發表了《十大關係》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並感到要改進中國*的領導作風。

1957年5月1日，中共中央發表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宣布一個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開始，說要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這對解放後一些年中，在“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一提不同意見，就有反黨反社會主義之嫌的壓抑下的廣大知識分子，如逢甘露，感到春天的來臨，喚起了對*提意見和參政的熱情。特別是聽過毛澤東關於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講話的錄音（與後來經過修改後，公開發表的文有很大不同），感到歡欣鼓舞。着名翻譯家傅雷給他兒子傅聰的信中就說：“他的胸襟寬大，思想自由，當然國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合貫通了的人。”當時，傅聰正在波蘭學習，對波蘭政局劇變感到戰鬥。傅雷勸慰他的兒子說：“毛主席只有一個，別國沒有”。可見，當時許多知識分子是對*和毛主席懷着極大信任對黨提意見的。他們都沒有想起脖子伸長了，是要掉腦袋的（傅雷夫婦後來雙雙自殺）。

5月4日中共中央又發表了毛澤東起草的《關於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的指示》，明確指出“黨外人士參加我黨整風座談會和整風小組，是請他們向我們提意見，作批評，而不是要他們批評他們自己。為貫徹執行這兩個指示，各地各系統舉行了許多座談會。

毛澤東看了報紙上登載學校系統座談會報道，作了批示：“這一整版值得過細一看，不整風黨就會毀。”說明他當時是想聽取意見，通過整風來改進黨風的。但是看到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的報道，談到民主黨派如何長期共存、有職有權，如何改變以黨代政等批評，感覺就不同了。在看到批判“無產階級小知識分子領導小資產階級大知識分子批判”，“好大喜功、急攻近利、鄙視既往、迷信未來”偏差等時，就感到不能忍受了。

毛澤東想起當年他只有8元錢工薪，當北大圖書館助理員不就被北京大學教授看在眼裡的情景。毛澤東在5月15日寫給黨內高級幹部看的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說要“硬着頭皮聽”，作好反右派的思想準備。那些身為民主黨派領導的大知識分子並不知情，還是懷着信任*、信任毛主席的態度，發生了一些高質變的“右派言論”。為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特別是6月1日在民主人士最後一次座談會上，各民主黨派中央機關報《光明子報》總編輯儲安平後來被稱為“黨天下”的發言，說：“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士’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開始了聲勢浩大的反右運動，人們奇怪，原是響應號召提意見幫助黨整風，怎麼出爾反爾，忽然竟變成是“引蛇出洞”的陰謀呢？毛澤東說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毛澤東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說，整風受到攻擊的教條主義，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而“什麼擁護人民民主義專政，擁護人民政府，擁護社會主義，擁護*的領導，對右派說來都是假的，切不要相信。”最近這段時期以來，在民主黨派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對他們要“誘敵深入，聚而殲之”。於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場歷史浩劫，也就這樣開始了。

這場浩劫造成的禍害：

一、使當時中國五百萬知識分子中的55萬（官方公布數，實際遠不止此數），原來是熱愛祖國，獻身祖國大業的知識分子，包括從大學教授、小學教師、到大學生，被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帽子，頃刻之間論為社會賤民，受盡摧殘。我當時所在的中國青年報社，是一個對建設新中國滿懷激情的青年集體，所辦的青年報不但為青年喜愛，也為中老年歡迎，並受到毛澤東的稱讚。在反右運動中竟有17人被劃為右派分子，包括兩位副總編輯和象劉賓雁這樣的骨幹。作為副總編輯之一的我，是一個15歲就參加*的老黨員。1957年整風鳴放期間並沒有任何反黨言行，卻因1956年團中央高層領導會議上發表過青年團改革的言論，到1958年反右運動已結束時，也被劃為右派。被劃為右派的知識分子，許多人後來成為國家的棟梁，如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文化部長王蒙，法學權威江平等等，說明許多被劃為右派的知識分子，都是社會的精英人才。新中國成立之後，文化落後貧困的中國，經過長期戰亂，百業待興，正需要原本人數不多的知識分子，大獻身手，為國效力，他們卻被勞改、流放長達二十多年，許多人甚至被*至死。其摧殘豈是數十萬社會精英，而且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有人說，如果法國一下子失去500個科學家、作家、音樂家、詩人，法國歷史就會倒退半個世紀。而1957年的反右運動，使中國一下子失去的知識精英，何止成千上萬！

二、破壞了中*與民主黨派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國民黨專制統治中結成的民主統一戰線（實際上是*與知識分子的愛國同盟）使一些民主黨派名存實亡，中國完全走向一黨專政。

三、孔子認為，足食、足兵、民信三者，民信為先，民無信不立，民眾不信任，國家是站立不起來的。反右使解放後在全國人民心目中有崇高威望的中國*失去了誠信，人們分不清是真話還是假話，是陽謀還是陰謀。

四、使人民內部分裂成為所謂左派與右派、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人為地製造人與人相鬥的所謂興無滅資的階級鬥爭。人人彼此戒備，不說真話。為了一已，不惜背信棄義，誣陷、告密，互相殘害，使中華民族仁愛、信義的傳統美德，喪失殆盡，形成親不愛、子不孝、人相惡，與社會和詣完全背相背的惡劣社會風氣。

五、使知識分子喪失了作為社會良心、民族智慧必須具備的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扼殺了全民族，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創造精神，使半個世紀來中國出不了大師級人才，攀登不了世界科學和藝術的高峰。

六、反右運動掃蕩了不同意見、不同聲音，使領袖的意志成為至高無上的聖旨，於是全國公社化、大躍進、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直到“橫掃一切牛鬼蛟神”的文化大革命，無不一聲令下，立即橫行全國。半個世紀來中國人民陷於一場又一場的大災難，大悲劇的噩夢之中。

人們只要清醒地面對這些慘痛的禍害，能夠相信反右派運動是取得偉大勝利，“反右鬥爭是必要，缺點是擴大化”這樣自欺欺人之談嗎？

《這是為什麼？》這是反右運動開始，《人民日報》社論發出的問題。五十年後的今天，人們在反思中漸漸醒悟過來，這是為什麼。原來，從秦始皇焚書坑儒，到1957年中國知識分子遭受的歷史浩劫，表明中國有延續兩千二百萬年的根深蒂因的專制主義傳統。辛亥革命只是革掉了清朝皇帝，並沒有反掉專制主義。五四運動掀起科學與民主的啟蒙思潮，但是帝國主義的侵略，使救亡壓過了啟蒙。直到全國解放，中國人民只是從外國侵略者的鐵蹄下解放，而並沒有從專制主義的陰影下解放。毛澤東曾多次為千古暴君秦始皇翻案。說秦始皇焚書坑儒算不了什麼，他坑的儒比秦始皇多一百倍。在批郭沫若“十批不是好文章”的詩中，又肯定秦始皇的專制制度，說“百代都行秦政法”。他還表明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而他所說的馬克思，是打着馬克思旗號屠殺大批蘇聯知識分子的斯大林。

毛澤東領導的新中國，本來就按蘇聯一黨專政的模式建起來的。斯大林的暴政被揭發後，毛澤東為斯大林辯護說，這是因為“他驕傲了，不謹慎了，他的思想產生了主觀主義，產生了片面性”，而不是由於蘇聯的專政制度。波蘭、匈牙利發生動亂後，毛澤東又說列寧、斯大林這兩把刀子不能丟，必須維護無產階級專政制度。

1957年5月發動整風，毛澤東心中的尺度，原來是不觸動專政制度的改進黨的作風。因此當他看到一些能動專政制度的批判，超過他的限度，就立即警覺到“事情正在起變化”。本來是開門歡迎批評，立即變成了“引蛇出洞”。這樣也就可理解，他不是“陰謀”，而是“陽謀”。因為毛澤東專制主義的思想本來是一貫的。

還應該看來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仇視是一貫的。《毛澤東選集》的開卷篇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這篇文章在1925年發表的時候，就把知識分子看成是反革命或半反革命。原文把中國社會各階級劃分為五大類：大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大資產階級中就包括“反動派知識階級”，他們是銀行、工商高等員司、政府的高等事務員、政客、一部分東西洋留學生、一部分大學校教授、學生、大律師等。說“這一階級與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終站在在帝國主義一邊，乃極端反革命派。”這類“極端反革命派”，顯然包括拿二三百元月薪，而不把只拿8元月薪的北大圖書館助理員毛澤東放在眼裡的那些大學教授們。在延安時，毛澤東就把大批投奔革命的知識分子當作特務、反革命進行清查。在全國解放後，毛澤東更連續不斷地發動*知識分子的運動。先是電影《武訓傳》，把文藝界、史學類、報刊編輯、記者，一大批知識分子都列入批判對象。堆崇過武訓的着名教育家陶行知雖已去逝多年，也遭到批判，並殃及他的子弟。接着發動知識分子進行“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運動。所有知識分子都有定性屬於資產階級的原罪。為了“脫胎換骨”效忠*，他們不得不作辱沒自己人的檢討，努力着成自己的奴性，而不得有任何自己的思想。接着製造“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把着名文藝評論家胡風與朋友之間的私人往來信件，作為反革命的罪證，使2100名文藝界骨幹都被當作“胡風分子”進行*，大批被逮捕入獄。胡風本人被蒙冤達33年，直到他死後三年才徹底平反。接着就是禍及我國知識分子近三分之一的反右運動。接着就遭“史無前例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以上這一切表明，1957年中國知識分子遭受的歷史大劫，不是偶然的，反思過去，展望未來，可以得出這樣幾點結論：

一、中華要振興，要走21世紀全球化的競爭中，為人類文明做出自己的貢獻，必須首先喚起知識分子的創造精神。

二、要喚起知識分子的創造精神，必須使知識分子有做人必須具備的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

三、要使知識分子有獨立的人格，自己的思想，必須有知識與賴以生存的環境，必須有民主的制度。因此必須堅定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徹底剷除專制主義的頑根。

2007年4月9日

作者年事已高不能親往美國參加在普林斯頓大學召開的［反/右運動五十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為會議提交的論文

（作者為原中共中央宣傳部新聞局長） (6/11/2007 1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