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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時報 8月2日 作者：藥非

不久前，有關中國數學家完成了龐加萊猜想的“封頂”之作，最後解決了這一百年世界難題的重大報道，使許多中國人為之振奮，為我們數學家所取得的驕人成績感到自豪，筆者更為完成這一傑作的二位數學家在成果和媒體面前所表現出的風範感到欽佩。丘成桐先生“也許是害羞，也許是怕了中國的媒體，我代替他們接受採訪”的一席話令人感慨，使人不但為當事人的謙恭所感動，也為丘先生甘為人梯的伯樂精神而感嘆。

接下來，我卻聽到了一些數學家的不同聲音，認為“封頂”之作不假，問題是像一座偉大的建築一樣，一般看法是功勞主要歸功於建築的設計者，而不是封頂者。貝聿明好像沒有給他任何的一個建築封過頂，但世界還是公認他是偉大的建築師，卻不記得誰封的頂。這的確是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事。我一方面傾向於這是“國人嫉妒和崇洋媚外的自卑心理在作怪”的看法，一方面覺得如果不用“封頂”這種無法定義的模糊語言來描述如此精確的數學傑作是否會更好。事實上，我更贊同“臨門一腳”的說法，畢竟踢球時誰進球誰得頭功，哪管球是如何傳來的。為此，我更期盼着爭論中所提到的即將來到的國際數學界的評論。

幾天前去波士頓開會，不曾想卻與一篇相關的評論不期而遇。7月21日《華爾街日報》一篇《據信重要的數學問題被隱士般的俄國人解決》的文章讓我大吃一驚。我吃驚不是這篇文章把解決龐加萊猜想的功勞一古腦地全歸於俄國數學家Perelman，甚至把中國數學家的貢獻排在其他外國數學家之後，也不是吃驚 Milnor教授對中國學者工作的評語居然是：Throwing “ a monkey wrench ” into the question of who gets credit.我吃驚的是：偌大的中國媒體界，上上下下這麼多的研究人員怎麼會卷進這樣的一場“世界性”的爭執，這種局面應該發生嗎？這種事情對中國科學發展產生的是何種影響？這樣下去，不管大家的主觀願望是如何的純正無邪，可客觀上數學研究是否也要被無奈地“忽悠”起來？

筆者不是數學家，無法對如此高深的數學問題作出判定，更不贊成由記者或作家的筆中得出是非與勝負。英語也不是我的第一語言，開始我甚至拿不定 “Throwing a monkey wrench”在此的確切意義，還希望是“扔進一把可調板手”完成“封底”之意。可Urban Dictionary 毫不留情地告訴我，Monkey Wrench: To Sabotage or Disrupt即“搗蛋”或“搗亂”之意。中國數學家的工作居然成了爭名奪利的“搗蛋”了？

一個甚至幾個單位或個人卷進如此的爭論或許不是什麼問題，但一個國家的名譽有可能為這樣的爭論“背書”時，這就可能成為一個大問題。任何一個對團體有責任心的人，都應盡力避免使團體的利益捲入這種風險之中。學術問題不應由媒體影響力來解決；國家的聲譽，即使可能性十分小，也不應被拖入學派甚至門第之爭。近來網上數學界的論爭幾乎成了金庸武俠小說的“數學”版，這對大家飯後娛樂或許有利，可對數學的健康發展難以產生正面的影響。有時善良的出發點、正確的觀點，往往導致不良甚至錯誤的結果，這雖不是理性數學的邏輯，但卻是人性數學的必然。任何有責任的學者對此應有更深更全面的思考。

此外，對數學的局外人而言，這場爭論所引起的哥德巴赫猜想與龐加萊猜想誰更重要之話題，似乎是社會與科學認識上錯位的結果而已。任何成果的意義與重要性，應根據當時的歷史條件相對地考慮與評價。祖沖之算出圓周率的幾位數就被稱為中國乃至世界上偉大的數學家之一，今天你就是算出其百億位數也一定稱不上偉大。就中國“文革”時的狀態，陳景潤關於哥德巴赫猜想的結果是沙漠之花，其震撼力與今天的許多工作無法類比，所以許多更好的成果也難以期望得到類似的反響。而且，我們還必須“認命”，承認“運氣”的作用。不論是個人的才能、個人的成果，還是個人的名聲，許多時候三者之間在一定層次上是“無關”的。再者，當年徐遲有關《哥德巴赫猜想》的報告文學的確為宣示科學春天的到來起了作用，也鼓動了不知多少青年學子獻身數學，但科學畢竟不能通過文學或媒體來推動。徐遲之傑作是否在當時產生了過度的影響，應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課題。無論如何，我們不應當再期望甚至“製造”昔日“哥德巴赫猜想”式的效果。

最後，我們對數學這一學科在國家整個科技發展中的地位，應當有一個正確的認識。讀大學時曾讀過上世紀初著名的德國數學家希爾伯特的傳記。當時數學的輝煌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時，數學家們也在“爭鬥”，但大家爭的是誰提出或解決了更多更重要的數學問題。無論如何，那種“打起你的背包，到哥廷根去”的熱烈場面不會再現。其實這是好事，是科學進步的體現，也是社會進步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