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站在中間，三面作戰
《讀書》雜誌向我約稿，要我對吳敬璉先生的《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一書寫篇評論，我感到十分為難。中國當代學術界前輩中，無論是文章還是人品，我最敬重的莫過於吳敬璉先生。雖然讀過不少吳老的文章，也多次當面聆聽他的教誨，受益很深，但總的來說，對吳老的思想進程我沒有進行過系統的研究，達不到整體把握的程度。
為了寫這篇評論，我只好仔細重讀了《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還找來《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等幾本吳老著作認真研究了一遍，似乎慢慢理清了吳老近年來思想的一些升華路徑，也似乎逐漸觸摸到了吳老思想的一些核心結構。一邊閱讀吳老的著作我一邊在心裡想，如何才能比較凝聚地將吳老的想法和風格展示出來呢？我想到了“站在中間，三面作戰”這樣的描述。這個“中間”，就是吳老反覆提及的“新中等階層”，即現代企業家、科研人員、技術專家、醫護人員、教學人員等。而這個“三面”，一面是毛時代的舊既得利益群體的殘餘，用吳老的話來說，就是“舊體制和老路線的捍衛者”；一面是改革以來形成的官商特權既得利益者，用吳老的話來說，就是以權謀私的“權貴資本主義”的受益者；一面是某些有暴力平均主義革命傾向的新左翼人士。這樣的概括，未必完全符合吳老自己的想法，只能算是從我自己的特殊視角得出的結論。
毛澤東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將這樣的話語結構轉用到改革上來，我們可以採用這樣的提法：“誰是改革的阻礙者，誰是改革的促進者，這個問題是改革的首要問題。”吳老的理論生命，與中國改革三十年的命運緊密相連。閱讀吳老的著作，我總在尋找這樣的信息：吳老支持誰，反對誰？這樣來尋找，我似乎找到了吳老的“階級立場”，吳老是站在新興中等階層立場上講話的。吳老在“三種社會力量對待改革態度的分析”一文（1999年）中，對三種不同社會力量與改革的關係進行了分析。他談到了阻礙改革的兩種力量，一種是具有保守思想和在命令經濟中有既得利益的人們，計劃經濟時代的舊既得利益者。這些人已經不再是社會的現實中堅力量，但他們仍活躍於思想意識形態領域中。一種是新既得利益者，“這些新既得利益者和留戀計劃經濟‘好時光’的舊既得利益者不同，他們並不希望回到計劃經濟的體制去，但也不願看到規範化的、平等競爭的市場的建立，而是希望維持甚至擴大目前的市場混亂和行政權力廣泛干預的狀態，以便繼續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自由自在地弄權‘尋租’、發財致富。”除了這兩種阻礙改革的社會力量外，在這篇文章中，吳老對促進改革良性發展的社會力量的定義仍然還是十分模糊的，他談到他們是居民的大多數（機關幹部、工農大眾、順應時代潮流的政治家、具有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他們所力圖建立的，是一種符合大眾利益的市場經濟，以便求得社會公正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但是，吳老在這篇文章中對健康改革力量的階級定義的模糊性在2006年底的《為了迎接中國發展新階段需要研究的若乾重大問題》一文中被徹底改變了，他明確地提出了新中等階層。文中寫道：“如何對待在現代社會中嶄露頭角的中等階層（西方統稱為‘middle class’，在中國，有時也譯為中產階級或中等收入階層），對任何一個現代政黨而言都是一個性命攸關的重大政治問題。------各國現代化過程中社會結構的一個重大變化，是以各類專業人員為主體的等中等階層（新中產階級）的崛起各取代傳統社會性中的權貴階層，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包括技術人員、經理人員、教學科研人員、醫護人員以及公共機構工作人員在內的專業人員的隊伍不斷壯大，在社會經濟體系中的作用也愈來愈大。”吳老後來在許多場合的發言中，反覆強調中等階層的興起與發展與國家富強社會穩定的正相關關係。他強調要使傳統兩頭大、中間小的“啞鈴形社會”（少量的權貴和多數的貧困人群）轉化為現代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社會”（中等階層為主體）。
從新中等階層的價值立場和原則取向出發，吳老三面開戰，他反對“舊體制和老路線的捍衛者”，這些老舊的保守人士懷念着舊政治集權和計劃經濟時代的舊特權，希望中國走回頭路。吳老並不太擔心這些人能對社會大眾有多大的影響，但很擔心這些人憑藉他們在體制內的某種歷史地位而影響到國家的決策。吳老反對“權貴資本主義”，認為一些特權腐敗官僚和官商們不斷擴大對社會資源的占有和控制，通過設租和尋租掠奪大眾。而且吳老認為，舊體制的既得利益保守分子與現體制的一些特權腐敗新既得利益分子某種程度上是相互依存的，前者強調政府對市場經濟的政治干預和控制，後者則將這種政治干預和控制轉化為特權腐敗的私人資本。權力資本化，前者在強調特權，後者在資本化。在《正本清源，分清是非》（2001年）的這篇文章中，吳老明確提到：“大致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逐漸可以看到有兩種極端的傾向：一端是打着改革的旗號主張為少數人弄權發財大開方便之門，實際上是支持建立權貴資本主義；另一端是打着社會主義的旗號主張回到集權計劃經濟和‘左’的政策。”
在反對舊保守主義和新權貴主義的同時，吳老對社會中開始出現的某種平均主義暴力革命極端情緒也保持了警惕。他在“法治中國”（《財經》2003年第1期）的對話中說：“我們要什麼樣的民主呢？是不是過去所說的‘大民主’或者‘群眾專政’？現代社會所說的民主制度是‘憲政民主’，也就是說，任何權力主體都要受到一定的約束，而不能容許存在至高無上、不受約束的權力主體。因為如果不這樣做，而是把主權賦予某一不受約束的主體，所謂‘主權在民’，會變成雅各賓式的領袖專政和暴民專政。”他明確地反對“大民主”和“暴民專政”，他反對新暴力革命者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來解決社會兩極分化和腐敗的問題。他在1998年《關於中國改革前途的對話》（財經1998年11期）中就說過：“成問題的是，這些人並不善於也不願意在誠實的勞動和經營中使自己和整個社會富裕起來，卻有一種傾向，總想在不斷進行的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中分一杯羹。如果這些人成了社會的中堅力量，他們就會變成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不斷革命’的社會基礎。”他並不希望“不斷革命”不斷出現，他不願看到一些新政治野心家以解放弱勢群體為旗號來實現自己的集權控制。
從“站在中間，三面作戰”角度出發，我們就比較容易理解吳老其他方面的論述。他強調自由市場制度，因為自由市場競爭是中等階層健康成長的制度前提；他強調法治，因為中等階層要用法治來約束權貴，也要用法治來約束可能的暴民，也要用法治來調解他們自己內部的交換關係；他強調憲政，因為憲政是對政府權力的約束，使公共權力的掌握者不能侵犯中等階層的權利；他強調民主，因為民主是中等階層有序參政議政的政治制度保障；他強調社群自治和公益組織的發展，是因為中等階層傾向於組織自己的建設性的公益團體。
而在這一切的後面，吳老有一個基本的隱性前提，這就是在這個世界上，唯有中等階層是最具生產性的，而其他“三面”則不具有生產性，不是財富的生產者。這“三面”在本質上是相通的，他們都是追求通過權力來搶奪和分配財富。吳老之所以“站在中間，三面作戰”，是希望中國最具生產性的社會集團不斷發展壯大，使中國成為一個以創造和生產為核心的秩序井然的充滿活力的國家，而不再是一個以暴力分配資源為核心的混亂和衰敗的國家。貧困群體的發展之路，不是重新追求集權與分配，而在於逐步進入中等階層，成為中等階層的一員。唯有中等階層發展壯大，貧困群體的發展才會有真正的社會依託。在這個意義上，吳老是在強調，唯有跟着中等階層的需要、價值和原則走，中國才有希望。所謂改革，就應該是為新中等階層的成長開道。《聖經》中寫道：“曠野中有人呼喚，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吳敬璉先生是在呼喚：“預備自由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的道，修直新中等階層前進壯大的路。”
（《讀書》200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