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導師與同學

　　再來談談我在加州理工的導師Bob。Bob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當初選擇他作為導師也是一段非常有趣的經歷。當時我被加州理工錄取，有好幾個教授都比較希望我能夠加入他們的研究小組。有個教授還特別找了個中國博士後打電話告訴我這個好消息，這個博士後就是現在大名鼎鼎的理論物理學家季向東教授，他當時在加州理工作博士後研究。後來那個教授還專門給我寫信，希望我能夠對他的研究感興趣。還有一個老教授也給我寫信，希望我能夠跟着他做。我當時看了加州理工的物理系教授花名冊，Bob的相片是他剛到Caltech時照的，他頭髮留得很長，媽媽到現在還對長發沒有好感。我媽說，你應該跟這個老教授。

　　到了加州理工之後，我和Bob第一次聊，他說到了自己的研究課題——用極化氦三氣體靶來研究中子的結構，神采飛揚。我對極化物理不是特別懂，只是說了自己將來要做極化方面的研究，Bob說了極化氦三靶，是中子的近似靶。我聽了以後就覺得特別有意思，特別入境。Bob的聰明不光體現在物理上，他還很會察言觀色。他看到我如此入神，立刻就說：“海燕，看起來你非常感興趣，讓我們就去和秘書談談吧！”他馬上就帶着我去找秘書，意思就是我馬上就要跟他做學生了。我當時願意和他做，但是我也很擔心，我是從中國來的，中國特別講究先和後的關係。比如說有兩個教授先和你聯繫，那麼你就應該先給他們一個答覆。至少我覺得我當時應該和所有的教授都聊上一遍，再決定我究竟應該跟哪個教授。Bob當時就和我定了，我和後面的教授還怎麼有一個談法呢？

　　偏偏湊巧的是，Bob和那個極力希望我加盟的教授在一個大組。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都覺得對不起那個教授。這種心態一直存在，我離開加州理工後，這種內疚的心態才逐漸消失。當然，我從來沒有後悔過我的選擇。

　　Bob對我的影響主要有三點。第一是他對我做的研究，一直給予很大的自主權和發揮的空間。他放心大膽地讓我去做。這也是我這麼多年，對待自己的學生一直採用的方法。當然對於個別遇到困難的學生，我會更多的關注。一般情況下，我還是很放心大膽的讓學生去做。第二點，我的導師，他的大門總是向我敞開。你遇到任何問題和他討論，只要他不出差，不教課，隨時隨地我可以和他交流。把我的想法和他討論。

　　第三點是Bob的物理直覺讓我特別佩服。當時就覺得，哇！他為什麼這麼厲害？！現在想起來，直覺和經驗有很大的關係。準確地說，所謂直覺更多是長期從事某項工作的研究，帶來的經驗的積累。因為你諳熟這項遊戲的規則，並且知道哪些問題是最重要的。比如說一次，他讓我去做一個模擬，當我把模擬的結果拿給他看的時候，他略加思索，告訴我這個結果可能是有一個2倍的誤差。我將信將疑，他就拿出一張紙，來給我估算了一下。我回去後仔細一檢查，果然犯了一個錯誤，漏掉了一個係數。把這個條件修正之後，就和他的估測很接近了。時間久了，我就明白。當然我的導師是公認的核物理界的權威。

　　Bob對我一直非常支持。我在波士頓麻省理工學院做實驗時，孩子生病了，我想飛回加州照看他。Bob二話沒說，就打電話讓秘書給我買機票。我當時非常感激他的支持和體貼。當自己做了教授，開始管理研究經費時，這種感激是更加有過之而無不及。尤其遇到自己的經費不足的時候，我就會時常想起當年孩子生病，導師買機票的事，看起來很小，其實不是特別容易做到。另外Bob的性格也很風趣，非常開朗。

　　我在研究生院的時候，還有兩個人對我影響特別大。一個是Cathleen Jones，是我師姐。她是個非常要強、獨立的女性。遇到困難不灰心，仔細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案。同時她又是一個豐富多彩的人。她喜歡跳舞，喜歡烹飪。另外一個是Besty Beise。她對我的影響更多的是怎麼做人方面。比如說一個大型實驗裡面，有來自不同學校，各種各樣的人。那麼你如何與別人和睦相處，共同達到這個目標。我還和兩個博士後合作的非常愉快。一個是Wolfgang Lorenzon。如果他的肚子餓了，他會發火；如果我的肚子餓了，我也會發火。另一個是Tom Gentile，他是一個非常嚴謹的實驗物理學家。當然我從其他人身上也學到很多東西，但是這四位應該說對我的影響是最大的。我在加州理工的這四年半算是和他們都有重疊。

　　我在研究生院四年級的時候，得過一個獎。那是西南四省的Ou You-Yi獎學金。這個獎每年發給一位訪問學者，一位研究生。當時導師和Betsy給寫了推薦信。拿到獎學金之後，我買了自己的第一台電腦。畢業答辯進行得很順利。原定2個小時左右的過程，到了50分鐘就結束了。我記得一個現在已經過世了的做中微子的老教授，問了我一句話，接下來會怎麼樣呢？意思就是說，我接下來會怎麼做。其他教授也問了一些問題。

　　加州理工學院畢業之後，我就去了伊利諾伊大學香濱學校(UIUC)。導師是Roy Holt，他得到了05年美國物理學會核物理的Bonner Prize，吳健雄女士也是此獎的得主。從他那裡，我也學到了很多東西。比如如何去選擇好的題目。特別值得一提的是：Roy特別會用人，這也是我在不斷學習的。Roy常說的一句話是：在一個大的公司或是機構裡面，如果一個人在A這個位置上做不好，你不妨讓他去嘗試B位置，而不要立刻就把他炒魷魚。他的意思是，一個好的領導者應該知人善任，根據下屬各自的才能安排不同的位置。而不說做不好我就開除你。另外他自己特別喜歡看一些討論領導才能的書籍。

六、麻省理工學院和杜克大學執掌教鞭

　　兩年博士後的日子轉瞬即逝，我受聘來到了阿貢國家實驗室。當時還拿到了一個學校的教職，我選擇阿貢是因為它核物理研究的水平是第一流的，核物理方面的知名教授大部分與阿貢都有一些聯繫。比如Bob就在阿貢做過博士後研究。從我導師的小組裡面前前後後畢業的學生在阿貢的有很多。96年8月1日我開始上班。到了秋季麻省理工學院(MIT)就開始有教授的空缺位置。我就抱着試試看的態度開始申請。

　　當時競爭這個教授職位還是很激烈的。最後範圍主要集中在三個候選人：一個是我，一個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助理教授，一個是歐洲CERN過來的女科學家。在 MIT的時候，我給了一個演講。當時心態比較放鬆，不是特別有壓力。主要還是因為我在阿貢已經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所以對這次面試看得不是特別重。而且在 MIT的那些教授，通過種種途徑，我都已經或多或少的認識了。比如說有個教授是Beise的導師，通過Beise，我就已經聽到過他的很多故事了，我的大師兄Richard Milner已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還有教授在不同的會議上也都見過。這些相互的聯繫使得我獲益匪淺。

　　差不多到了97年3月份，我知道自己拿到了這份工作。97年秋季就來到了波士頓。在MIT，最大的一個轉變是開始要教書。我覺得剛開始壓力比較大主要和教學有關係。因為自己知道和去講給別人聽是兩回事。只有當你去講給別人聽的時候，才意識自己原來對這個問題的理解是比較膚淺的。這些年我一直覺得教課對我來說是非常大的事情。自己看得很重，也投入了很多時間。

　　研究方面也是個不小的轉變。以前在阿貢，我是一個小組的項目負責人，這個小組已經有兩三個博士後，所以在人員配置方面不用我操心。到了MIT之後，我要白手起家。招學生是個很大的挑戰。尤其對於一個剛開始學術生涯的年輕教授來說，如何吸引學生到你的組來，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中國學生選擇導師時往往有這樣的想法：我要找一個有名的，事業比較成功的教授。我那麼年輕，沒有什麼經驗，所以挺擔心的。MIT在這方面做得很好。她的體制是鼓勵學生去找研究工作更加活躍的教授。年輕教授往往就比較活躍。所以我很快發現自己做得不錯。我在MIT一共五年時間，在第四年的時候，就已經帶了7個博士生了。用任何一種標準來衡量，都算是很出色的。

　　這裡面老教授對我的支持不可或缺。你想，光是招來了7個學生，在經濟方面如何支持他們？當時我們組裡面，有5位資深教授，我的資格最淺。而整個大組裡面，從整個國家能源部給的資金來說，我使用最多。

　　我覺得在大學裡面做教授和在國家實驗室作研究人員還是很不一樣的，在大學裡面，你既是研究人員，還是老師，同時還是一個管理者。管理自己的人員，管理經費——有時候覺得自己像個會計師。在MIT這點感覺不是特別深，到了Duke以後，自己理財更多了。可能也是我是獨立的實驗室管理人員了，人員也不少。所以你還需要有經濟方面的頭腦來管理好整個研究基金。

　　我一直比較佩服的人是學術上作的很好，同時為人也很謙虛的人。這是我很看重的。在MIT物理系，一個教授是我去之前得了諾貝爾獎，一個教授是我在的時候拿了諾貝爾獎，後來我走了之後，還有一位教授拿了諾貝爾獎。他們都非常平易近人。我從來沒有覺得這些同事們有怎樣的自大的心態。他們總是用很平和的心態與別人相處，所以也就贏得了別人的尊重。你和他們相處時，你想的更多的是，他們是我的同事，而不去想他們獲了諾貝爾獎。起碼我自己沒有這樣的心態。亞洲的文化在很多時候喜歡把人給神話。我覺得對於諾貝爾獎獲得者，“佩服”是一個比較準確的詞，但是沒有必要去盲目崇拜。當然也可能是因為美國的諾貝爾獎很多吧。

　　來詳細談談在MIT教書，和學生打交道的經歷吧。在MIT，我沒有遇到什麼學生讓我特別驚訝。或許可能也是我教的時間不夠長。不僅沒有發現，我發現學生在數學和物理方面的基礎層次不齊。有很好的學生，但是總的來說，我很驚訝他們普遍的基礎很薄弱。我教過大一的物理，我當時都不能想象，為什麼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數學底子這個樣子。

　　我覺得要是說基本功的訓練。國內名牌大學的訓練絕對遠超過美國名牌大學學生的底子。總的來說，美國高中的教育是有很多問題的，但是四年的大學，能夠在水平層次不齊的人中，培養出那麼多優秀人才，我覺得這是很了不起的。美國的高等教育毫無質疑在全球是處於領先地位的。我覺得這種鼓勵學生獨立思考，給學生充分的自由度來發揮的做法尤其值得我們學習。也許用傳統的觀念來看，有的學生不是一個好學生，他總是有很多題目做不出來，他考試的成績總是平平，但真正重要的問題是，他有沒有自己的想法？他能不能根據自己的想法，結合自己的長處，去腳踏實地地做一些事情？

　　我來杜克的第一年，教物理181課程——理論力學。感覺簡直就是棒極了！這個班的學生非常與眾不同。第一，當時一般是大二的學生來上這門課，結果很多學生一年級就來上了。第二，好幾個學生都是雙專業或是三專業的。既修數學，又修物理、化學、計算機等等。這些學生不僅成績好，而且還參加了很多社會活動。 Billy Hwang就是最優秀的人（註：2005年羅茲獎學金得主，現就讀於牛津大學）。這門課算是物理系的專業課，就是說選這門課的學生基本上都會成為物理專業的學生，我總的感覺這些學生比我在MIT看到的學生要好很多，這讓我特別驚訝。我和他們相處得也非常愉快。後來我發現，那一年比較反常，因為好學生特別集中。這門課第二年、第三年我又教了兩次，發現水平就沒有第一年那麼好了。總的來說，我覺得杜克的物理系本科生水平不比MIT的差。

　　再來說說招學生吧。我覺得學生的興趣和基礎要並重。如果一個學生說，我非常喜歡物理，但是我從來沒有上過物理系的課，如果讓我招這個學生，這就比較冒險。有了興趣和基礎之後，我就要看這個學生是不是一個很有想法的人，要看他（她）有沒有做過一些研究。做過研究的話，就要看他的老師對他的評價。所以推薦信在過了基本線之後就看得很重。對我個人來說，我比較看重這個學生是不是喜歡物理，是不是執著，同時是不是願意堅持不懈、腳踏實地的做事。我覺得到了杜克也好，到了MIT也好，學生的智商不會差很多。接下來為什麼有的學生做的很好？我覺得很大程度上就在於這個學生是不是喜歡他（她）做的事情。這是很重要的，因為你如果不喜歡你做的事情，加之這個事情又不是那麼容易做，花的時間也長——通常是五六年，那是很苦的一件事，你不喜歡肯定也做不好。所以我比較注意這一點。

七、奮鬥在美國

　　我覺得種族不是一個問題，人的性格和心態最為重要。人們常說，正確的時間和正確的地點。你不能否認，在人生一定的時間，會有好的機遇出現，碰到很好的人，正好在那個時候，這個事情非常重要，你也介入進去了。我覺得從我自己個人來說，一方面，我的性格比較隨和，我遇到什麼樣的問題，不會帶着一個框框去想，我是亞裔。就像林黛玉進了賈府，“不敢多說一句話，不敢多走一步路”。自己就帶着框框去做事，我覺得這種態度是消極的。再仔細想一想，在中國，你難道就不會遇到這些問題嗎？當然我自己很努力，很喜歡自己做的事情。我跟着的導師都是在領域中頂尖的教授。我算是比較順利，比較幸運。

　　中國的教育中值得改進的一些地方。第一，你要和別人進行平等的交流。中國學生很多時候會說，導師列出了12345共五點，我明明知道第二點是不對的，但就是不說。而在美國你如果和導師討論，導師會問，你覺得這個想法怎麼樣？你如果指出了不足，導師不但不會生氣，相反會對你刮目相看。第二，語言表達能力非常重要。即使你做了再多的事情，如果不會表達，那麼別人還是不知道你做了什麼。很多人在事業上受到挫折的話，我想與這不無關係。有的人很謙虛，說我做了十分的工作，講個七、八分的話，別人會不會認為我不謙虛了？如果講了十分，更是覺得我怎麼可以這樣？我中學、大學的老師都不是這麼教育我的。可美國人不是這樣，他（她）做了什麼，他（她）會講的很清楚，這樣別人就知道他究竟做了什麼。只要你講的都是實話，你為什麼不講？為什麼不呢？

　　在美國奮鬥，說白了，我覺得還是歸結到一個字“闖”。人如果有敢闖的勁頭，加上喜歡你自己做的東西，就一定可以很出色。碰到挫折的時候，要有比較樂觀的心態。不要遇到困難，就想到我是中國來的。大部分情況下與你是中國人，是亞裔沒有關係。

　　再說一點作為一個女性的想法。我在中國長大。以前就聽說過：婦女能頂半邊天。我的理解一直是：把天平分兩半，男人頂一半，女人頂一半。大家一樣重要。所以我是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在清華上課的時候，女老師不比男老師少。雖然女學生少了點――我們這屆100個學生，只有13個女生。但是有個有趣的現象。那個時候，80年進校是0字班，然後是1字班，到我是4字班，每一年全系學習最好的都是女生。所以我沒有專門的一個“女性”概念。

　　到了美國之後，別人開始給我灌輸這個概念了。我一直覺得自己就是一個物理學家，我從來沒有專門去想自己是個女性物理學家。通過交流，我能夠從別人的經歷中，得知這可能是個問題。當然我覺得美國這個社會很有趣。你去看任何一個文件，都說男女要平等。但是真正到了具體的事情上來說的時候就不是這樣了。一個女性如果要工作的話，有沒有很好的托兒所，有沒有好的產假，這是起碼的衡量標準。就是全球頂尖的MIT，它這種托兒所也是近幾年才開始有的。你知道中國任何一個大型的國有企業，都是有托兒所的。

　　現在很多中國家庭開始僱傭各種鐘點工。而在美國，一般的中產階級都承受不起。所以很多家庭算來算去，覺得一個人不去上班比較好。我覺得，作為女人來講，我雖然從來沒有專門去想我是一個女性，但遇到的困難也是很多的。經常要出差，孩子怎麼辦？平心而論，做個單身媽媽，還是比較不容易的。我比較幸運是因為父母對我有120%的支持。父母的大力支持和兒子的善解人意，是我堅實的後方。

　　從中國到美國，經歷了不少頂尖大學。站在不同的位置來看別有一番感受。總的來說，美國的大學對本科生非常好。因為本科生是從18到22歲，還沒有成年，所以需要的關懷更多一點。從東方的文化來說，如果家裡面有幾個孩子，你總是對小的更關心一點。關於學校的設施，我有一段有趣的經歷。我在MIT開始做老師的時候，那時候已經是97年了。第一年期末大考，考場被設在體育館。三個不同科目的考試同時進行。有十多個教授在監考。開始暖氣開的非常足，大家熱得受不了，拼命脫衣服；然後溫度往下調，大家又冷得受不了，把脫下的衣服一件一件穿起來。我當時就想：學生來這麼好的學校讀書，不應該受到這樣的待遇：在考試的時候，一會兒冷，一會兒熱。在中國，我84年上清華，那時候就有第三教學樓，簡稱三教。我覺得各種設施非常先進。到了十幾年之後，在麻省理工學院卻沒有非常好的教學樓，這是讓我比較驚訝的。

　　比起清華和MIT來，加州理工學院特別小，但是非常美麗。本科生和研究生各八百人左右。每座大樓之間都非常近，上課很方便，我也沒有意識到課堂會是一個問題。在加州理工的時候，我感覺比較忙，但是忙中還有一份悠閒，保持一份從容的心態。到了MIT之後，可能是北方，冬天特別冷，而且也長，從家裡到學校，花在交通上的時間也相對多一點。所以一直感覺時間緊張。學校的環境也給我一種工廠的感覺。

　　我擔任教職就在MIT和杜克。杜克的物理系相對比較小，教授們相互之間更加熟悉。我來了杜克不久，就和系裡面所有教授都見過面了。而在MIT，它的物理系規模是杜克的兩到三倍。MIT物理系在整個學校是分散開的，所以有的教授在別的樓里，加之開會時，也不是每個人都會來，所以我在那裡呆了五年，還有不少教授從來沒有見過。

　　來談談國內現在物理學的發展。總的來說，國內現在的物理學的研究發展很快。一方面一些當年就在國內讀的博士現在已經逐漸成長起來，成為了國內各研究機構的科研人員或是大學的教授。還有一批優秀的在海外拿的博士，回國之後進入國內各研究機構。有這樣兩批人相互協作，就大大促進了國內研究水平的進展。再加上一批老教授，所以整個規模是比較好的。但是有個現象我也注意到了，由於以前失去了一些時間，大家比較迫切的希望早點出成績。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光有心氣是好的，還需要有耐心。每次回國我都能看到在嘗試一些新的東西。但還是有一些比較浮躁的情緒。一方面是由於競爭的壓力，另一方面或多或少也有一些走捷徑的想法。

　　國內的物理系一般規模比國外要大很多。就算規模最大的馬里蘭大學也沒有這麼大。清華現在也在嘗試終身教授制。這不是一天兩天能夠解決的。終身教授當然只能對剛招的年輕教授，不可能適用於老教授。清華這幾年從國外招了一批高質量的人才。大家現在也都知道，從國外回清華任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還要說一說如何培養青少年對科學的熱愛。我覺得有兩個方面。一是社會的大環境，二是家庭的小環境。在中國，父母一般被稱為家長。每個家長都愛自己的孩子，但是對於孩子自己喜歡的東西究竟關心多少就是一個問題了。很多家長希望孩子學習什麼，而不是從孩子內心真正喜歡的東西着手。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為什麼學法律的人遠多於學物理的人？我覺得還是看社會的尋求與經濟基礎決定的。等經濟發展到了一定階段，大學生選專業還是要回歸到自己的興趣。美國學生選擇物理為專業，就是因為喜歡物理。他不會考慮究竟錢賺的多還是賺的少。中國發展到一定時候，整個社會就會更加注重精神方面的東西。我覺得那一天不會很久。

八、舐犢情深

　　我的兒子Calvin是92年出生的。那是我在加州理工學院第四年開始的時候，9月份開學，10月份Calvin就出生了。第二年的時候，我把所有的博士資格考試都通過了，所以生孩子的時候也是我做博士論文最關鍵的時刻。我在生孩子的前一天下午還在實驗室做到五六點。當時我是做極化靶，要準備四到五個低壓的極化靶。要測量好然後運到麻省理工學院。當時有一個博士後提出來，在飛機運輸的過程中，可能激化靶會承受不了飛機上的壓強的變化。所以有個技術問題我要解決，我用一種方法在反覆測試。我當時問Bob，你能不能幫我把最後一個試驗完成。我可以給你示範一下怎麼做。我說，剩下的幾個樣品，我明天再給你示範一下。你明天幾點能來？他反問我，你幾點能來？我說，大概八點到九點之間能到。他說，那好，我也差不多那個時候來。結果晚上回了家，大概11點左右，我就感覺要分娩了。1點多鐘到了醫院，Calvin6點22分出生了。Calvin生出來之後，我就在想，早上還和導師約好了要去做實驗呢，怎麼辦呢？於是我就給系裡面的秘書打了個電話，說：“你和Bob說一下，我今天去不了了，Calvin已經出生了，我現在在醫院”。Bob過了很多年，還常和別人說起這段故事。

　　讓我特別感動的是，上午10點多鐘，一個非常漂亮的大花籃就被送到了我的病房。那是我們實驗室的同事們送過來的。他們對我一直都非常支持。在孩子就要出生之前，他們為我舉行了baby shower（為即將出生的嬰兒舉行的送禮聚會）。我那個時候也不太懂baby shower。我們實驗室的人背着我籌集一些錢，送了我很多很多禮物，讓我特別感動。Calvin滿月的時候，我開了兩個聚會。第一天請中國朋友，我當時那個兩居室的公寓裡來了四五十個人。第二天請來了我們實驗室的人。那些食物也着實讓我忙活了一陣。

　　初為人母，感受非常強烈。以前看到小孩子，是一種禮貌性的喜歡。總是覺得自己的學習和事業是最重要的。等到Calvin出生之後，我就知道了自己非常喜歡小孩，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每個母親都偏愛自己的孩子。Calvin非常懂事，我想每個見過他的大人都會有同感；他同時也會體貼人。我覺得欣慰的是：他越來越珍惜這個事實——他的母親是一位物理學家，一位從事科學研究的人。以前他小的時候，可能會覺得“媽媽是個科學家”這句話聽起來不錯。等他上中學之後，科學方面的東西接觸得越來越多，數學上的計算也越來越難。他遇到難題，會和我交流。如果我不出差，他很放心，因為我可以和他一起討論問題。我平時也儘可能地把東西方的文化結合起來，與他進行平等的交流。所以我既是他的媽媽，同時也是他的朋友。對於孩子將來希望做什麼，我努力不干涉孩子的決定。我讓他嘗試不同的東西，如果是他喜歡的，我就鼓勵他堅持下去。他各方面做的不錯。

　　我和他有一些很愉快的經歷。說出來可能都有點讓人難以置信。我在MIT第二年，有個本科生和我做了一個學期的研究，可是什麼也沒有做出來。我覺得我應該和這個學生講一講，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思來想去，我覺得還是要和這個人說出來。我和她說完之後，她果然很不高興，學生當然都希望老師說一些好聽的話。這個事情過了，我也挺壓抑，就和兒子說：“這個事情媽媽肯定要和她說，但是為什麼真的講過了，我卻仍然高興不起來？”當時Calvin 6歲，才上一年級。他說：“媽媽你看，這件事情有兩方面：好的一方面是學生可以改進；不好的一方面呢，她有自己的感受，你不管用什麼方式說都會傷害她的感受。”我當時很佩服，6歲的小孩能懂這樣的道理，真不簡單。Calvin喜歡看電影，我就儘量抽時間陪他去看電影。他小的時候，喜歡看卡通，而我不是特別喜歡。他現在大了，我們可以找到兩個人都喜歡的電影。即使找不到，也可以他去看他喜歡的電影，我看我喜歡的。

　　我和Calvin關係非常融洽。有的時候我會這樣想，過若干年之後，我回過頭來看，不會後悔當初為什麼不多發表五篇文章？但若是Calvin成長過程中遇到了什麼麻煩，我就會想：我當時為什麼要發表那五篇文章而不多花一點時間在Calvin身上？所以說，兒子對我來講是最重要的。如果他有什麼重要事情的話，我肯定是儘量滿足他。前段時間我要參加一個重要的學術會議，可是他當時學校裡面有個演講。他問我：“媽媽，你那個時候會不會出差？”我說剛好不在，然後他就很沮喪。說：“這是我非常重要的一次講演”。我就感到特別內疚，和大會的主席聯繫了之後，把自己的行程作了修改。我的學術演講之後，立刻就飛回來了。那天晚上Calvin的表現特別棒，25分鐘的演講之後，回答大家提出的問題也是鎮定自若，讓我感到由衷的自豪。

　　九、尾聲

　　最後結尾的時候，再提提季向東教授。大家都應該有他這樣的好朋友。89年他從美國打電話告訴我被加州理工學院錄取的好消息，06年他介紹我認識了我的“准先生”美國馬里蘭大學數學系的劉建國教授。我們準備在今年8月共結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