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素描：高海燕，實驗核物理學家。上海人，84年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89年赴美留學，94年獲得加州理工學院物理學博士。博士後研究之後，97年進入麻省理工學院執教，任助理教授和副教授，2002年受聘於杜克大學，現在是杜克大學終身教授，並擔任杜克大學物理系副系主任。本篇訪談由海燕本人口述整理而成。

　　 一、家庭的影響和童年

　　要談我個人的成長經歷，首先要說說我的家庭。我的爸爸是浙江黃岩人。他的經歷比較坎坷。他中學畢業後做到了中學校長。當時國家提倡“有志青年去大西北”，所以他也就響應國家號召，熱血沸騰地報考了青海民族學院。當時他的目標是畢業之後去西藏，在那裡做民族工作。59年到61年之間是“三年自然災害”，爸爸在那裡沒有少吃苦。當然我們現在知道也有人為的因素在裡面。63年他回到上海，在上海近郊插隊入了戶。

　　父親是學文的。在文革的時候被安排抄寫大字報。一次他寫得實在太累了，寫錯了一個字。結果就被關了起來，關在長興島（上海邊上的一個小島）一段時間。父親是個非常豁達的人，他從來不記仇，他總是說沒有什麼不好的人，因為當時的環境就是那樣。我們家從來都是往前看。所以周圍的朋友、鄰居和同事都特別尊敬我爸爸。差不多我初中的時候爸爸被平反。他平反之後，領導要調他去中學工作，但他決定在當地鄉鎮企業發展，一直從事企業管理直到退休。

　　媽媽家在上海寶山，畢業於上海機器製造學校。畢業之後被分配到了長春氣象儀器廠。那個年代是文革，專業也沒有什麼用武之地，媽媽自從畢業後，就沒有再接觸過自己的專業。那時候在長春，因為我們一批人來自上海，就被看作是“上海幫”，那時候有所謂的“武鬥”，通常幾批人打得不可開交。

　　我是出生於66年，原名陳燕，後改名為高海燕。海燕在當時比較受歡迎的一個名字，父母給我取這個名字就是希望我能像海燕一樣高高飛翔吧。從小父母對我管得就不多。他們一直認為：重要的事情是為女兒創造好的學習條件。那麼創造了條件之後，如何實現，就要靠自己了。

　　談到讀書，我想我以前對於讀書的概念其實是很幼稚的。因為從我開始懂一點事情開始，就知道爸爸曾被抓過。我小的時候，一年在上海和爸爸生活在一起，下一年在長春和媽媽在一起。有一年春節我和媽媽一起回上海探親，爸爸有事出去，很晚還沒有回家，媽媽非常擔心。在我小的時候，就知道母親總是特別擔心父親。那時候是冬天，天氣特別冷，媽媽帶着我去公共汽車站等爸爸。我不太懂這些東西，後來才明白這與政治有關，與愚昧有關。那時候我就暗暗下了決心：我如果讀書好，就沒有人能欺負我的爸爸，所以我要讀書讀得比誰都好――這樣人家才能不欺負我父親（聲音一度哽咽）。

　　我從小就很獨立。個性比較強。這裡還應該提一提我的外婆。我的外婆是非常能幹獨立的女性。剛解放的時候，她在上海從事婦女工作，是一位極其出色的女性，就靠一點東西，她就能很好地養活一家人，並去幫助別人。只可惜我的外婆因為哮喘，去世得比較早。我的媽媽也非常獨立，當時在上海和長春兩地生活，所以我有時候會想，也許是媽媽繼承了我外婆的性格，我又繼承了媽媽的性格（笑）。

　　我小的時候一直喜歡唱歌。當時我夢想的地方是長影樂團。你們可能都沒有聽過，長影樂團是新中國最早成立的樂團之一，《我的祖國》、《敖包相會》等膾炙人口的經典曲目均出自該樂團。那時候家長都特別希望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女孩能夠進文工團。覺得這是比上山下鄉要好很多的一條人生道路。所以我那時候學唱歌，還學拉小提琴。

　　時候轉眼到了73年，媽媽總算能調回南方了，準備把我寄宿在姑媽家。這樣將來可以進長影樂團。但是我不太願意遠離父母，而且加之對北方的飲食不太習慣，就隨媽媽一起回到了南方。那個時候，我在上海上了一年小學，因為妹妹出生了，所以我就去了江蘇崑山，邊上學邊幫助媽媽撫養妹妹。妹妹比我小8歲，我們姐妹倆感情非常好。

　　那時候在崑山北窯工業區的子弟小學讀書，小學老師姓曹，我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他教書教的非常好，但是非常辛苦。有件有趣的事情：當時我們三年級和五年級的學生在一個教室裡面上課。每節課一個小時，前半個小時是三年級的課，後半個小時是五年級的課。所以對我來說，先上半個小時的三年級的課，然後曹老師就會讓三年級的同學做作業，同時給五年級的同學上課。而我聽完三年級的課之後，就會接着聽五年級的課，這樣學到了好多知識。

　　崑山北窯原先是個勞教農場，後來變成了一個工業區所以地特別多，我們就開墾荒地。我們當時種毛豆、向日葵、山芋，收穫的時候，每個上學的小朋友都可以帶很多農產品回家。通常是媽媽還沒有買到，我已經帶回家了。所以我想現在我還是喜歡在自家院子裡面種東西，與小時候的經歷不無關係（笑）。

二、中學時光

　　來說說我的中學時光吧。我在崑山一直呆到77年，然後回上海，在上海我考入了行知中學。這是中國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抗戰時在重慶一手創辦的學校。前身叫做育才學校，後來遷移到上海，改名為行知中學。當時上海有十個區，十個縣。大概的市重點中學有十幾所。行知就是其中的一所，學生的主要來源是崇明縣和寶山縣。我第一年中學時還是回家的，從初二到高三就一直住校。所以同學之間的關係非常不錯。

　　行知中學的老師對我的一生都有很大的影響。那時候他們都是寶山縣最好的老師，絕大多數畢業於文革前，可謂“群賢畢至”，非常認真負責。我印象中，數學、物理和英語這幾科的老師尤其棒。如果要說影響最大的老師，我想是物理老師張安倫。她和著名電影演員陳沖的媽媽張安中是堂姐妹。她年輕的時候經歷很坎坷：她一直的夢想就是成為一位物理學家，但後來生了一場大病。師範學院畢業之後，她走上講台，把自己對物理的熱愛傳遞給學生。聽她上課，能真切地被她對物理學的那種執著和熱愛所感染。

　　英語老師也要提一提。我初中和高中的兩位英語老師，趙雪芳老師和林和卿老師剛好出自同一位外語專家的門下。這位外語專家是當時出口譯製片的翻譯。我的英語老師對大家的口語發音要求非常嚴格。我日後用比較純正地道的英語和同事交流時，常常感悟這得益於中學時打下的堅實基礎。

　　初中考高中是全縣統考。我以第一名的成績進入行知高中。在高中時，最讓我驕傲的有兩件事：一是高二的時候我擔任班長，那一年我們班獲得了“上海市三好班集體”的榮譽稱號，我代表班集體去領獎。參加夏令營得到了一次去濟南泰安旅遊的機會，還爬了泰山。另一件是高三時，我被評為“上海市三好學生”，這次是去了北京清華大學，在那裡住了十天。即將去清華讀書，所以那次的清華之行印象特別深刻。

　　談談高考吧。猜猜看我當時的理想？說出來你不一定相信。我中學時對越劇着迷，高三時曾經很認真地考慮過報考上海市越劇團。但是越劇團需要的兩個“硬指標”我都達不到：一是上海市戶口，二是身高，差了兩厘米吧（笑）。所以我才放棄了這一想法。

　　填志願的時候我有幾個想法：我喜歡清華的物理系，在我印象里，清華的學風樸實，清華的學子樸實，這都是我所喜歡的，所以這是第一選擇。第二個選擇是復旦的生物系，那個時候生物算是新興學科；但我覺得天地很大，不想一直留在上海；第三個選擇是南京大學的生物系。所以最後志願是這樣填的：第一志願清華，第二志願南大。

　　高考時我回到江蘇崑山，算是“客場作戰”。如果在行知中學考試的話，監考的都是自己的老師，老師會送來橘子水和冰毛巾。而在崑山，我和媽媽住在縣教育局的招待所裡面，晚上很多人在一起講話，吵得我睡不着覺。當時考完之後，感覺非常不好，覺得沒有達到自己最佳水平，後來成績出來之後，還是我們高中第一名。

　　清華派來了招生老師到上海做宣傳。這個老師正好也是上海人，他來了之後，在各個市重點中學做宣傳，要找最好的學生。給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我考取清華之後，他專門來接學生。大概有70多個考入清華的上海籍學生，裝了滿滿一節車廂，那時候上海到北京還沒有特快列車，我們大概顛簸了20多個小時才到北京。我們這70多個人關係很不錯，就首先要歸功於當年火車上開始結下的友誼。後來大家分布在清華的各個系，每次見面都特別親熱。

　　我是我們當地文革之後最早的一個大學生，尤其還考上了清華大學。這在當時我們那裡算是比較轟動的事情。我妹妹喜歡建築和環境工程，後來她考上了同濟大學，當時她的分數也達到了清華的錄取分數線。

　　 三、清華歲月

　　高考的時候有語文、數學、英語、物理、化學、政治和生物共七門科目，前六門每門100分，生物30分。我的高考成績在清華物理系一屆上百人中算是前20名的水平，但不是最頂尖的。當時憋了一股勁，一個學期下來，我考了最高。在清華物理四年我一直是全系第一名。

　　剛進清華那會兒，我有兩個感覺：一是清華特別大，自行車是最重要的代步工具，沒有自行車真是寸步難行；二是課間換教室特別匆忙。那時候課間只有很短的十分鐘時間。人群熙熙攘攘，大家摩肩接踵。即使是你撞了別人也不用說“對不起”，因為別人很快就會撞你的（笑）。

　　剛進清華的一個小插曲是國慶35周年閱兵。高年級的同學為了這次遊行，準備了很長一段時間，他們也選擇一些低年級的學生去參加，我就很幸運參加了這一慶祝活動。那時在天安門前人山人海，特別熱鬧。

　　在清華，老師的水平都很高，他們研究教學，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論。對我來說，從行知到清華的一個重要轉變，就是明白了大學學習光靠老師是不夠的，你必須要學會如何自己去圖書館，去找資料，以前中學時，我會光顧圖書館借點小說看看，後來明白了圖書館不光是一個休閒的場所，也是一個學習的場所。

　　物理系分專業的時候，我選擇了核物理作為自己的專業。重要的原因就是居里夫人和吳健雄――這兩位我所崇拜的女性物理學家都是做核物理的――就是這麼簡單。如果說還有其他理由，20世紀物理學的發展幾乎就是一部核物理發展史。你看看近幾十年的諾貝爾獎，與核物理相關的占很大一部分。核物理對於物理學的發展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再來談談理論和實驗這兩個部分，以前成績比較好的學生總覺得自己應該做理論，後來張禮先生，清華的一位老教授，曾經是留英的，也在加州理工學院作過訪問學者，他給我們開過一門暑期課程――現代物理學引論，就是告訴大家一些最前沿的理論。他給我專門提過建議，說做實驗應該更適合我。這差不多是在大二的暑假。

　　雖然有張老先生的指導，但坦率地來說，上大學之前接受的動手方面的訓練很少。在中學，也就做過一些生物方面的實驗，一些簡單的解剖，物理方面的實驗是比較少的。進了清華後，我覺得動手方面的訓練還是不足。我們課程設置中分普通物理實驗和近代物理實驗兩大類，近代物理實驗包括穆斯堡爾效應這樣的實驗，核物理專業還有核物理方法導論的實驗。採集數據，分析數據，最後再寫實驗報告。來到美國後，我覺得比起美國本科生的動手來，我們的訓練還不夠。這些年肯定有進步，所以這樣的訓練在當時也算是很不錯了。

　　大學期間我還讀了很多課外書，瓊瑤的言情小說當然必不可少（笑）。大陸的作家我比較喜歡王安億、宗璞、張抗抗、王蒙、賈平凹等。我發現了一個巧合，我喜愛的女作家大部分都是上海籍，或是把故事的背景放在上海。我從小在上海長大，也在其他城市呆過，所以城裡城外都經歷過，特別能夠體會故事中包含的意思。我還喜歡讀一些世界名著，比如《傲慢與偏見》、《雙城記》等等。

　　我在清華的四年是比較典型的80年代的大學生生活。經歷過文革動亂的日子，大家普遍覺得要把失去的時間給補回來，風氣非常踏實。學校裡面很少有人經商。大概有幾個同學從外面買來一些東西，再回學校裡面賣。但是老師當中絕對沒有。

　　要談對大學畢業之後的打算，說真的我當時沒有特別考慮過。80年李政道先生主持的CUSPEA考試在物理系學生中特別有名。當時北大和科大考 CUSPEA的風氣比較濃厚，相比較而言，在清華就沒有那麼濃厚的氣氛。一些學生考CUSPEA，花在系裡面的專業課上的時間就相對比較少。所以有些老師覺得專業課與CUSPEA考試在時間方面有衝突。當時也有老師幫助應試訓練，但是他們更看重物理學的素養。清華在當時和德國的研究機構有一些合作，所以院系的老師給我設計了一條“4+4”的道路：就是用4年讀完本科（那個時候清華本科五年），然後送到德國聯合培養，再用4年拿下博士學位。我大一就過了英語六級考試，上了兩年德語。當時覺得自己的德語學得很不錯，但是96年到德國做實驗的時候，發現自己的德語已經全部忘光了，當然這是後話（笑）。當時我覺得這個計劃很不錯，所以沒有怎麼想過到美國讀博士的道路。

　　我的畢業設計被安排在原子能研究所。在那裡，我遇到了我以前的先生。他要到美國讀書，我就隨之改變了自己的人生道路。當時已經是88年5月中旬了，和系裡面提出我的想法後，清華的老師非常遺憾，但是他們還是尊重我的意見。我當時要結婚，大家都不是特別理解。但我現在看來，也沒有什麼特別遺憾的，年輕的時候人總有比較衝動的時刻。畢業的時候，我費了一番力氣，在原子能研究院謀得了一份職業。

四、加州理工的日子

　　我原來的先生先到了密蘇里大學，他給我寄了一些申請材料。其中包括密蘇里大學和加州理工學院。密蘇里大學先錄取了我，所以我先去了密蘇里大學，當時出來時I-20上用的是密蘇里大學，按要求必須上完一個學期，所以我在密蘇里上了一個暑期的課，然後轉學到了加州理工學院。在加州理工的日子是從89年秋天開始的。

　　我想每個留學生都會清楚的記得第一次出國，離開父母的情景。89年4月19日，是我離開中國的日子，父母當時去機場為我送行，這是我第一次坐飛機。飛機慢慢爬升，我鳥瞰上海，淚水不由在眼眶裡打轉。我要離開中國，去一個完全未知的世界了。我91年回了一次國，見到了父母、親戚，那是很不一樣的，生活過兩年，再回到熟悉的環境就完全不一樣了。

　　來到美國之後，我適應得比較快。在實驗室里，剛開始對自己的自信心不是特別足，有些害羞，但一直按部就班的前進。我所在的研究小組，每周五會在一個西班牙風格的教工俱樂部吃飯。加州的天氣特別好，大家喜歡坐在室外邊吃邊聊。除了工作之外，他們的話題海闊天空，比如棒球賽和最新的電影。剛開始我真的是一句話也插不上。因為說到球賽，我不懂規則和球星的名字；侃電影的話，我沒有看過幾部。如果說我到美國來之前的一些電影，那就更是一無所知了。但是這種局面很快就有了改觀，我努力學習他們的文化，加上我的性格比較外向，所以很快就交了很多朋友，大家相處很舒服。

　　我做學生的時候別提有多開心了。社交生活豐富多彩：學校裡面有各種各樣的活動，我經常在家舉辦聚會，也經常被別人請去參加聚會。開的聚會真是多的數不清（笑）。我還做過一年的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主席。所以在當時加州理工那個社區裡面，大家都認識我。我的朋友很多。朋友多的話你就會覺得生活比較有趣。

　　我現在常對學生說，做學生的日子是最開心的。有的時候你可能項目做得不好，有些沮喪。但是你再仔細想一想，其實你要做的事情是定義非常明確，目標非常清晰的。如果把研究繼續深入的話，就會發現其實最難的事情往往是與如何確定題目。你到底要研究哪個方向。你要知道哪個方向的問題你很感興趣，但同時也有做出來的可能。最後的一點，你要爭取到研究經費，否則你有再好的想法也沒法實施。

　　我第一個學期就是助研。低年級的研究生往往課程很重，通情達理的導師就不會對研究要求太高。我從來沒有因為自己要上課就不做研究，我的研究進展得也不錯。我當時選了一門“電動力學”，這門課每周要交三次作業，每次都是很多題目。我經常做作業做到兩點，到了早晨六點就要爬起來。有的時候實在是起不來（笑）。現在想想，最緊張的可能就是到加州理工的第一個學期的第一個月，一個quarter過後（加州理工學期採用quarter制，暑假算作一個 quarter，平時還有三個quarter），對這一切就比較適應了。後來就沒有覺得那麼累。你看看那些文件夾（指着書櫥里裡面的文件夾），都是我在加州理工選課時記的筆記或是做的作業。應該說我選的課還是比較多的。

　　我讀書的時候，從來不熬夜。因為我不相信熬夜。如果熬夜只有40%到50%的效率的話，那麼我想還不如好好休息一下，回來之後效率會更高。

　　90年代初在加州理工學院的中國人就已經不少了。清華、科大、北大、復旦的人居多。那個時候，留學生們開始轉到計算機和電子工程這樣的專業是挺普遍的事。所以我剛到加州理工的時候，這也是我讓我有些沮喪的事情。總有些中國學生會搞的聚會，碰到了新朋友，就會互相詢問，你是哪個系的？我說我是物理系的，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就是：“你出來了，還幹嗎讀物理呢？”

　　這樣的話的確讓我很沮喪。我記得很清楚有個復旦的李兆平，當年的CUSPEA獲得了全國第一名。我去的時候，她剛剛準備要畢業。我印象特別深，在一個聚會上，我遇到了她。我就去請教她在物理系學習的一些經驗。她一方面很欣賞我，另一方面卻說“現在出來的人已經沒有再向我請教有關物理的問題了，所以你這樣問我，讓我倒是有耳目一新的感覺”。李兆平和她先生現在在英國名校任教授。

　　別人給我的信息讓我很是苦惱和迷惘。我就花了一些時間來仔細想想自己將來的道路，其中最核心的兩個問題是：自己究竟要學什麼？畢業之後我要找什麼樣的工作？我是這樣想的：如果我現在想學什麼都可以，甚至去學電影；既不用擔心導師會不高興，也不用擔心其他學校的或是其他專業的導師沒有錢來支持我。那麼我會學什麼呢？提一句：加州理工也有文科（笑）。我想到了最後，我還是要學物理，因為我很喜歡她。既然要學物理的話，那麼什麼物理都可以，天體物理、固體物理、粒子物理，顯然核物理還是我的“老本行”。我同時還會想如果我真的學了別的科目，將來畢業之後會去做哪方面的的事情。想清楚了之後，我就覺得物理還是我最喜歡，也是最適合自己的。所以後來一些學生遇到了迷茫，我會和他們說，迷茫都是再正常不過的。有的人會迷茫很長一段時間，這就不幸了，因為迷茫會對你的成長有一些耽誤。博士畢業出來，又是很多人要迷茫了，究竟是繼續做學術，還是到工業界去打拼，還是轉行再讀個什麼？我前面花了時間想明白了這個道理，我不會去工業界。所以我畢業時想都沒有想過要去工業界。這不是說我對工業界有任何偏見，但是不適合我。所以我非常明確，先做博士後，再去找教職。

　　在加州理工三年級的時候，發生了轟動全美的中國留學生盧剛殺人事件。這個事情當時對留學生震撼特別大。另外一個學生更受導師的器重，盧剛就想不通。我覺得從這件事情中，我們可以學到：如果單純地把人才定義為智商高那就太狹隘了。情商很多時候更加重要，在競爭激烈的社會中要善於把握心理平衡。遇到這樣的問題，你自己要想清楚。別人可能就是比你做的出色。有的學生甚至想，導師就是對他好，不對我好。這是一種沒有長大的表現。中國以前的教育有些偏差。如果有的地方，好學生比較少，所以老師就特別嬌慣。出了什麼錯，那麼一定是別人的問題。這個學生成績這麼好，怎麼會是他的錯呢？這些是對於成長非常不利的做法。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媽媽經常對我說：成績好是應該的。為什麼？因為你的工作就是在讀書。如果你讀不好書，這就好比我在上班，卻不能勝任自己的工作一樣。媽媽一直和我強調獨立生活能力。她對這方面看得很重：比如如何和長輩打交道，待人接物是不是很有禮貌。所以我從小就注意觀察父母是如何與親戚朋友打交道的，當別人有了困難的時候，他們怎麼樣去幫助別人。他怎麼對待長輩的。我的父母就是那種別人對他們一份好，他們起碼要回兩分；別人有五分好，他們就要回贈十分的那種。滴水之恩，湧泉相報。這讓我從小獲益匪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