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背景：王帆，北京人，現任杜克大學細胞生物學系助理教授。1988年被保送進入清華大學生物系。1993年進入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神經生物學專業攻讀博士學位。師從2004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理查德•阿克塞爾 (Richard Axel) 。1998年博士畢業赴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 (UCSF) 從事博士後研究，師從著名發育神經生物學家馬克•特希爾拉維尼 (Marc Tessier-Lavigne) 。2003年受聘於杜克大學。其科研論文曾多次在《細胞》和《神經元》等頂級生物學雜誌上發表。在美期間曾獲Alfred Sloan Research Fellowship, Whitehall Foundation Award, Klingenstein Fellow in Neuroscience, McKnight Scholar Award等學術嘉獎。實驗室主頁: http://www.cellbio.duke.edu/Faculty/Research/Wang.html

DCSSA: 王教授，您好。我從您的簡歷中了解到，您是1988級清華大學生物系的學生。首先能請您談談當時選擇生物專業的原因嗎？

王帆: 對生物學的興趣和我的成長環境有關。我父母親是航天部的科研工作者。文革的時候他們被下放到河南，不能帶我去，就把我送到了地處上海郊區的外婆家，所以我是在農村長大的。外婆說我從小就對植物動物很感興趣，她教我的花名菜名我都記得一清二楚。可以說我從小對大自然就有一種親切感。

文革結束以後，我和父母親都回到了北京。上學的時候成績一直都很好，所以老師都比較喜歡我。我的學習興趣較廣，小時候很喜歡文學，到了中學以後開始迷上了科學。我中學的生物老師馬震生對我影響很大，她經常帶我看一些科普讀物，做一些有趣的實驗。我逐漸學到了基因，遺傳密碼等生物學知識。就覺得生物這個學科非常有意思，也很有發展前途，所以就選擇了生物科學，並在1988年被保送進入了清華大學生物系。

DCSSA: 大學的生活往往讓人終生難忘，如果讓您回憶在清華園的日子，您首先會想起什麼？

王帆: 1989年，大學一年級碰到的那場風波吧，那是難以忘記的回憶。動亂結束了以後有一個迷茫期，大家都不知道接下去要做些什麼了。清華生物系雖然當時很年輕，卻一直有出國留學的傳統。我們復系時，第一任系主任是蒲慕明老師，系裡面上課用的都是英文的教科書，所以我們也了解到外國的生物學研究非常的先進。我這個人一直都相信“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真心喜歡做科研，也早早樹立了要出國深造的理想。動亂完了以後，大家就覺得國家的大門突然間要關上了，於是就特別的擔心。記得在一次總結那次事件的會議上，很多人講完了，最後輪到系主任趙南明老師發言。趙老師說，“我也不想多說了，你們也都聽了很多了。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吸取教訓。但是我最後想強調一句話，那就是我們系改革開放的政策是不會變的！” 這句話在那個時期對同學們真是莫大的鼓勵。

還有就是後來張孝文校長講的一句話讓我終生難忘。張孝文校長是一個很好的校長，他講的很多話我可能都記不太清楚了，只記得一句，那就是“人的一生中會有很多不盡如人意的事情，這種時候感情要粗糙一點”。意思就是說碰到什麼不順心的事情，想開了就好，不要太計較了。他說這句話會對我們很有用的。確實，這句話讓我受益終身。

DCSSA: 我聽說在大學的時候，您已經在學術上開始展露頭角，在清華大學生物系小有名氣，能具體談談當時的情況麼？

王帆: 有麼？沒覺得啊？（笑）所謂的展露頭角可能就是誰讀的書多，誰的成績好啊之類的吧。我覺得我一生都有一些很好的老師幫助我，我本科時候的導師是周海夢老師。周老師是鄒承魯院士的得意門生，他非常敬業，對科研充滿激情。本科生進入周老師的實驗室之後一般都有一個已經成型的研究課題。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周老師對我特別的放任，他讓我自己去找課題。我願意做什麼，他就讓我做什麼。自己找課題對我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挑戰，那時候還沒有互聯網，周老師就讓我到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去看一些國外的科學雜誌，比如《科學》，《自然》等等。

周老師給我的這種思想層面的自由是很難得的。那種感覺就像是第一次跨入了科學殿堂，看什麼都非常新鮮。但是同時，我也感到不知所措。畢竟我是本科生，還缺少對文獻判斷和識別的能力，所以在興奮的同時也覺得很迷茫。周老師實驗室主要是做酶學的，用酶變性失活的辦法去研究蛋白質的構象。我集中精力主要研讀這方面的文獻，其中大多數是英文文獻，一開始也覺得很吃力。但我就強迫自己去理解，然後再思考自己課題的設計。現在回過頭去看，當時的那個課題是非常難的。那時候生物學家希望有一天，只要知道了蛋白質的氨基酸序列就有辦法推斷它的三維結構。實際上後來我們了解到這個問題並沒有那麼簡單，直到現在，要解出一個蛋白質的三維結構對於結構生物學家而言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DCSSA: 這麼難的一個課題是不是反倒啟發了您對科研的興趣？

王帆: 正是這樣。我們知道，從DNA到mRNA，再到氨基酸序列，都遵循着一個基因編碼的規則。但是從氨基酸序列到蛋白質的三維結構就突然找不到這樣一個普適的規則，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這段研究經歷讓我發現，原來世界上有這麼多的科學家在合力研究着各種各樣有趣的本質的生命現象。我覺得突然眼界就開闊了起來。

DCSSA: 畢業以後，您去了哥倫比亞大學，並且後來進入諾貝爾獎獲得者理查德•阿克塞爾的實驗室。您當時是怎樣加入這個實驗室的呢？

王帆: 加入理查德的實驗室是陰差陽錯的一件事，我並沒有一開始就認準這個方向。

你想當時就要出國了，爸爸媽媽為了我出國也不容易。那時候家裡也不富裕，為了我出國也就竭盡全力了。家裡的錢都換成了美元，去買了機票什麼的。費了那麼大的勁，爸爸媽媽就覺得我應該做一些重要的研究，要麼解決癌症，要麼攻克艾滋病。（笑）那畢竟是玩笑話啦，其實剛到了哥倫比亞大學以後，我真的不知道要做些什麼。本科時候課本上學的東西畢竟還是太少了。後來，我就先到一個分子生物學實驗室實習，主要學習一些基本的分子生物學技術手段。做了一段時間，發現興趣不大，覺得這麼做下去永遠也攻克不了癌症。（笑）後來基因敲除技術就火起來了，敲除了一個基因往往就是一篇很重要的封面文章。我就想學這個最先進的技術，於是就到了第二個實驗室實習。做的也很辛苦，也學到了很多知識，可是還是覺得沒有特別大的興趣。我這個人做什麼事情一定要有興趣。有了興趣以後，就處於那種 “無須揚鞭自奮蹄” 的境界。不要別人督促，自己就去把事情做好了。

後來我上了理查德•阿克塞爾教的一堂課，他當時講的是G蛋白耦聯受體的信號傳導通路，用的是光受體的例子。他講的非常好，每個細節都解釋的清清楚楚。講完以後他就問大家有什麼問題要問。他講的那麼清楚，我們怎麼可能會有問題？所以大家都沒有提問。理查德就等了一下，還是很希望大家提問的樣子。結果大家還是沒有問。後來他就很失望的說：“難道你們就沒有一個人想知道這個信號傳導通路是怎樣被科學家們發現的麼？” 當時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作為博士生不應該再和以前一樣，被動的去接受知識，而是要換一種思路，主動地去創造知識。那個時候我就決定要和理查德談一談，要去他的實驗室作個實習。我清楚的記得，那時候正是理查德實驗室的科研成果最激動人心的時期。大家知道理查德獲得諾貝爾獎是因為和他的博士後琳達•巴克（Linda Buck）在90年代初期發現了嗅覺受體基因家族。這項工作是劃時代的，它在嗅覺研究方面開拓了一個嶄新的領域。可以說那幾年每過一段時間，實驗室都會有重大的發現。我進入實驗室不久之後的一天，理查德從顯微鏡室看完一個博士後的試驗數據，出來之後他那種興奮，激動的表情我真是沒有辦法用言語去形容。那個場景我終身難忘，那是第一次我發現科研可以給人帶來這麼多的快樂，讓人如痴如醉。在接下來的實驗室會議上，他眉飛色舞的描述了這項工作的意義，迅速點明了未來的實驗方向。他的思維層次是當時的我無法企及的，但是我深刻的明白他已經把我帶到了當代科學的最前沿。回想起來，那段時間所受到的訓練真是讓人難以置信。從一個懵懵懂懂的女學生，到一個科學的探索者，這個轉變，我是在理查德實驗室短期內完成的。

DCSSA: 理查德•阿克塞爾是一位神經生物學領域的世界著名學者，可以想象進入他的實驗室難度之大。您是如何打動這位世界級學者的？

王帆: 理查德是一個很好的人，但是他看上去很兇。（笑）所以大家都很怕他，新學生可能都不太敢去找他。有幾個學生給他發了電子郵件，說想去他實驗室實習，他沒有回信，於是學生們都陸陸續續的打了退堂鼓。剛才說過我聽了理查德的一堂課，下課以後我就追上去和他說，“阿克塞爾博士，我能不能到你的實驗室作一個實習？”他就回頭看了我一眼說，很嚴肅的說了一句：“從來沒有人這麼叫過我”。（笑）然後他就問我想加入他實驗室的原因。這個原因有好幾個。一個剛才提到了，他課講的很好。第二個就是他非常有名氣，學生都很敬佩他。再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們系開設了一個講座系列，從世界各地請來優秀的學者作學術報告。學生在報告以後可以和這些學者座談。有一次，有個學者在和我們座談的時候就問，“你們這裡有沒有來自理查德•阿克塞爾實驗室的學生？”。當時恰好沒有，這個學者就接下去說，理查德太聰明了，他克隆嗅覺受體的工作簡直是漂亮的讓人難以置信。正是這個學者的這番話促使我去讀了理查德•阿克塞爾和琳達•巴克的那篇經典文獻，從此我就被理查德的智慧折服了。所以我並沒有特別的想用什麼辦法去打動他，當他問我為什麼想去他實驗室實習的時候，我就老老實實的講到了上面三點，理查德也就高興的同意了。

DCSSA: 理查德•阿克塞爾是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位博士後俞從容寫了一篇文章《與諾貝爾獎得主共事》，其中就講了很多關於理查德•阿克塞爾的故事。那麼能請你談談您對理查德的印象嗎？他是怎樣指導你的科研工作的？

王帆: 談到理查德，那真是有太多太多的回憶了。我可以幾天幾夜的和你談論他，但是你要讓我一句話總結出來是很難的。可以說理查德是一個絕對的天才，獨一無二。他的那種影響是潛移默化，根生蒂固的。他從來不指導試驗的細節，而總是高屋建瓴的提出整體設想。

我覺得他對我最大的影響是他對科學的洞察力和淵博的學識。他非常博學，分子生物學的造詣爐火純青。在他面前，我當時覺得自己非常的渺小。（笑）理查德經常在實驗室和我們聊天，我記得有一次他突然問我，你有沒有讀剛剛發表在《自然》雜誌上的那篇關於IGF2基因印跡的文章？那時候我科研工作很刻苦，天天做實驗做到很晚，多多少少就疏忽了文獻的閱讀，那些不是本領域的文章就讀的更少。所以我就回答說沒有。理查德就坐在那裡把這篇文章娓娓道來，還告訴我們這篇文章為什麼有意思，還有什麼地方做的不夠好，未來的研究方向又是什麼。我是完完全全的驚呆了，這個經歷就讓我知道了要成為一個好的科學家，不能只是看到眼前的這點東西。對知識要有廣泛的涉獵，對本領域外的知識也要知道一些，這樣才會做到融會貫通。理查德每每看到好的文章，就會在實驗室和我們討論。我受到的很多教育都是理查德通過這個方式給予的。為了博得理查德的欣賞，實驗室的人後來都喜歡去讀最新的科研文獻，然後去和他探討。我也是一樣，於是乎不知不覺地就讀了很多文章。有點像和武林高手過招的感覺。（笑）他教你一招，你就知道自己差的很遠，然後到一邊去修煉內功，過幾天不服氣了又再去過一招，還是差得很多。這樣一來二去，你的功力也就提升了。

理查德對我的影響還在於他重塑了我的哲學觀。從小到大，我從來沒有嚴肅的思考過最本質的哲學問題。比如說，什麼是意識？人類的思想從何而來？理查德對這些抽象的哲學問題很感興趣，他會把這些深奧的問題具體化，並且試圖從神經生物學的角度去尋求答案。和他一起共事，你會感到你所從事的科研工作不僅僅只是在解決一些很瑣碎的具體問題，而是在為了一個很偉大的目標，為了一個很崇高的理想在奮鬥。

DCSSA: 您的博士生涯真是一段幸福的時光。能否請您結合自己的個人經歷給博士生選擇實驗室提一些建議？

王帆: 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興趣。理查德的研究讓我覺得激動人心，所以我博士讀的很開心，從來不覺得自己是被逼着刻苦工作。在這五年中，我讀了很多，想了很多，真正的在科學領域入門了。這種感覺很好。事實上，在選擇實驗室的時候，你是沒有辦法預測博士生階段的課題能否獲得成功的。你是做的順，還是不順，沒有人能保證。科研就是這樣，很難預測未來的成敗。如果對自己的課題失去興趣，那是非常痛苦的，甚至會覺得寸步難行。反過來，如果你有興趣，那麼即使是兩三年都沒有文章發表，你還是會很有自信地去找出辦法來解決問題。一句話，興趣讓科研充滿快樂。

DCSSA: 1998年博士畢業以後您去了馬克•特希爾拉維尼的實驗室作博士後，馬克後來2003年的時候去了工業界，成為了Genetech公司資深副總裁。神經生物學泰斗，諾貝爾獎獲得者埃里克•坎德爾 (Eric Kandel) 對他的評價是 “馬克甚至可以領導美國，他是一個天生的領導者”。從他身上您學到了什麼？

王帆: 你說得沒錯，馬克對實驗室的經營很有心得。他會花時間來確保實驗室的每個人都過得很開心。他招來的人都有很好的團隊精神，他覺得“人和”是極其重要的。另外一點就是，馬克是很實際的一個人，他總是想方設法的給實驗室的所有人找到一個可行性很高的課題。

剛才提到了理查德對我的很多好的影響，但是，理查德對我也有一點“壞”的影響。在他的層次，他可以做非常有風險的，時髦的，有創造性的實驗。他可以接受失敗的打擊，只要試驗室總體課題的成功率高就好了。從理查德實驗室畢業以後，我覺得我有點冒進了，選課題的時候太敢於冒險了。這樣在博士後階段就吃了一點虧。我博士後前期做的課題，非常前沿，有長遠意義，但是當時只有很少的背景研究。雖然我做的很辛苦，卻三年多沒有取得任何進展。這個時候馬克就和我說， “你是不是應該做點什麼別的課題？像琳達•巴克那樣能在博士後期間九年如一日不計得失地做一個課題的人是很少見的。大多數的人需要得到正反饋，如果你很長時間都沒有成果，你可能會逐漸對科學喪失興趣的。你可以先做一些別的容易一點的課題，得到一些結果，這樣你心裡可能會高興很多。” 馬克說得很對，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承受多次失敗的打擊。堅持不懈固然重要，但是如果科研真的那麼辛苦卻鮮有收穫的話，可能很多人就會選擇放棄。我聽從了馬克的建議，換了一個課題，後來就進展的很順利。所以我覺得馬克真的是一個很好的領導者，他知道怎樣讓實驗室的每個人個體利益最大化，從而激發他們的鬥志。我現在管理自己的實驗室就是以馬克為榜樣，我清楚地知道我的學生和博士後需要成果。我既要鼓勵他們去做有風險的有重大意義的課題，同時也要給他們想好一個安全的課題作為退路。所以說我的兩個導師都對我的成長至關重要。理查德教會了我怎樣做科研，馬克則教會了我如何經營一個實驗室。

DCSSA: 剛才提到了您在一個課題上花了三年多的時間，卻沒有得到什麼成果。能告訴我們當時的心情麼？您又是如何克服困難，很快在另外一個課題上獲得成功，並發表了一篇《細胞》論文的呢？

王帆: 我先從當時的課題設計談起。博士畢業以後，理查德說，你博士後期間最好不要接着做嗅覺方面的研究。因為雖然你在嗅覺領域已經駕輕就熟，但是這樣的訓練對一個科學家來說是不夠完整的。最好找一個其他方向，這樣可以拓寬自己的視野。我對感覺系統很有興趣，博士後期間就選擇了軀體感覺領域。軀體感覺系統實際上是一個很複雜的系統，它包括痛覺，觸覺等等。我們知道在大腦軀體感覺皮層有一個複雜精細的體表感覺投射地圖。那麼這個投射地圖在發育過程中是如何形成的呢？有什麼分子機理驅動這個過程呢？科學界對此一無所知。所以我就想做這方面的研究。馬克實驗室的研究領域是發育神經生物學，主要研究神經細胞突觸定向生長的機制。於是我和馬克商量了一下，他就同意我到他的實驗室做這個課題。

結果我們遇到了很大的挑戰。因為當時基因組計劃還沒有完成，大量的基因還沒有被發現。我們這個課題就等於說要在無數的可能中去搜尋某些個候選基因。希望這些基因在軀體感覺神經元定向生長的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這個實驗過程有如大海撈針，我們嘗試了無數的實驗技術，但不幸最後都碰了壁。後來馬克就果斷的讓我換了課題。那段時間工作很辛苦，自己又剛剛懷孕。古人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發現即使有了遠大的目標，還是有很多“近憂”。看到實驗室別人發文章，而自己什麼成果都沒有，真挺難受的，當時也只好“感情要粗糙一點”了。（笑）好在我這個人不是特別容易擔憂。那個時候我還是強迫自己對未來抱有信念，相信自己一定能夠挺過這個艱難時期。後來就“柳暗花明又一村”，換個課題，運氣一轉，就順利做成了。

DCSSA: 很精彩的一個故事，我覺得自己真的是學到了很多。接下來能請您簡要介紹一下在杜克大學的研究工作麼？

王帆: 實際上在杜克我主要的一個研究方向就是剛才提到的那個擱淺的課題。就是說大腦軀體感覺皮層投射地圖在發育過程中是如何形成？軀體感覺神經元定向生長的分子機理是什麼？還有就是觸覺產生其感知（受體）和認知的分子機理是什麼？在基因組計劃完成之後，生物學家就掌握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基因庫，一些搜尋基因的實驗技術也逐漸成型。所以我返回頭又去做那個課題，一下子就找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候選基因。這個課題忽然間就變成了很有希望，成為了一個很有潛力的研究領域。

DCSSA: 在科研經費申請情況比較困難的現在，年輕的教授如何儘快脫穎而出？

王帆: （笑）現在的情況是比較困難，這確實是一本很難念的經。以我為例，我2003年找工作的時候，當時杜克給我的啟動基金是40萬美金。我就打電話給理查德，理查德就說，“這個錢遠遠不夠，你至少要有80萬美金！”但是我當時已經和杜克簽合同了。所以心裡就想，“天哪，我要去哪裡再弄剩下的40萬？”（笑）在這個壓力下，我就到處去申請別的資助，後來2004年就陸續的就申請到了Alfred Sloan Research Fellowship, Whitehall Foundation Award 和 Klingenstein Fellow。我算了一下，剛好夠40萬了，這下心裡才踏實了下來。

那下一個目標就是申請美國國立衛生院 (NIH) 的資助了。這個難度就大了許多。後來我拿到了這個資助，我覺得首先是運氣比較好。當時國立衛生院有一個專門資助的項目，又稱徵求項目(request for application)。我很幸運的拿到了這筆錢。除去運氣的成分，寫經費申請也有一些技巧。我當時寫這個申請的時候得到了很多資深同事的幫助。我一開始寫的申請報告，花哨的不得了，總以為越高深越好。結果別人一看，說這個肯定不行，你一定要踏踏實實的寫，寫得越平實清楚越好，甚至要讓領域外的人在短時間內就看得懂。後來我就按照這個思路去修改，就申請到了。

DCSSA: 剛才提到了在2004 年的時候，您獲得了斯隆研究獎(Sloan Research Fellowship Award)。用媒體的話來說，這個獎是未來諾貝爾獎的搖籃，因為有多達35位獲得斯隆研究獎的科學家，在後來的科研生涯中獲得了諾貝爾獎。您對自己和實驗室的遠景規劃是什麼？

王帆: 沒想過。諾貝爾獎？這個太遙遠了。（笑）我覺得我現在做的研究課題本身就是一個長期的課題，所以可能未來的一二十年內，我的研究重點都會集中在人體的軀體感覺，特別是觸覺方面。當然，我還對另外一個領域有着濃厚的興趣，那就是進化。現在基因組計劃完成了，人類和大猩猩的基因庫也都有了。我很感興趣的一個問題就是，到底是哪些東西決定了人的智能？目前我對這個問題還沒有具體的想法，但是如果以後有時間，有精力，我想做一些這方面的研究。

再過二十年，我想我還是在經營着一個小實驗室，估計可能不超過十個人。我想我不會做官。（笑）虛榮心還是有的，比如如果有一天能當上院士，自己會非常高興的。當不了也就算了。（笑）不能想太多，這種東西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DCSSA: 接下來我要問的問題可能會冒犯您，先請您原諒。網上流傳着一種說法，說有三類教授通常會給學生施加比較大的壓力。第一類是中國教授，第二類是女教授，第三類是助理教授。很明顯這種說法是沒有任何事實依據的。那麼我還是忍不住想問，您作為中國女助理教授，您的實驗室經營理念是什麼？

王帆: （笑）我有沒有給學生過多的壓力，這個問題要去問我的學生和博士後。其實，實驗室的管理方法和每個導師自身的經歷有關。我有過三年多沒有任何科研結果的痛苦，也有過獲得成功之後的欣喜若狂。我自己受過的苦，我不想讓學生去受。而我自己享過的福，我希望學生也能夠體會到。所以我對實驗室的每個人都很關心。我儘量讓每個學生都在做着有趣的又可行性比較好的課題。對於博士後，我希望他們能夠走出一條自己獨特的科研道路。這樣他們在離開實驗室的時候就可以帶走一些有潛力的課題，從而去建設他們自己的實驗室。雖然說學生和博士後的表現，和我的事業成敗息息相關，但是如果他們做得不開心，那就沒有意思了。其實說到底，生活中沒有別的，感到快樂是最重要的。

DCSSA: 對學生有什麼樣的期望值？

王帆: 對於那些剛進入實驗室的新生，我希望他們敬業，做事情要有很強的責任感。事情一旦下定決心去做了，就要把它做好，千萬不能敷衍了事。然後慢慢的，我希望他們能夠擁有獨立的科研思想，能夠自己去讀文獻，思考問題。如果要留在科研領域，第一要有很好的工作態度，第二就是要多花時間去思考。如果學生能夠把實驗設計想到我的前頭去，我會非常的高興。

DCSSA: 如果有學生決定離開科學領域，您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王帆: 這完全是個人選擇，我對此沒有反對意見。還是那句話，對於人生而言，你要找到讓你感到最快樂的事業。如果科研不能給他們帶來快樂，那麼強留在學術界，確實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我有一個博士生，她最近準備放棄科學，拿一個碩士學位就走了。她覺得科研的壓力太大了，尤其是對於女性來說。如果想要兩三個孩子，並且照顧他們健康成長，從事科研這種職業就太不現實了。

DCSSA: 您同意她的觀點麼？

王帆: 怎麼說呢？實事求是的說，科研絕對不是一個很輕鬆的職業，尤其是對女性來說。倒不是說這是性別歧視引起的，因為其實很多大學都在積極地擴招女性教師。但是對於女人來說，當她有了孩子之後，她的世界觀就自然而然的改變了。我也是這樣，我生了軒軒之後，他的快樂實際上就變成了我最重要的事情。這是很自然的母性。所以有的時候，我會有一種雙重負罪感。如果我陪孩子玩的時間多了，我會覺得實驗室沒有管好，沒有像別人那樣刻苦。但是如果在實驗室的時間呆長了，我又會覺得沒有盡到一個當媽媽的責任。怎麼掌握這個平衡呢？只能兩邊都犧牲一點，少睡一點，多擠出點時間。再有就是不要太完美主義了。一方面你沒必要強求在短時間內就發表很多好的文章，拿一大堆科研經費。另外一方面，你要相信，只要你愛他，你的小孩一定會茁壯成長。什麼事情盡力而為就好了。

DCSSA: 謝謝您分享了自己的內心感受。我相信廣大的女性科研工作者一定會從您的寶貴經驗中獲得很多啟迪。最後一個問題是，您在繁忙的科研之外，有什麼業餘愛好？

王帆: 我喜歡戶外活動，比如爬山什麼的，但是我身體不是很強悍的那種。（笑）另外就是喜歡讀書，中文或者英文小說，選擇面很廣，什麼都愛讀。

DCSSA: 再次感謝您接受我的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