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及其儒家的思維傳統是造成中國人愚昧、貧窮、落後兩千多年的總的思想根源，這是我四十多年來進行哲學、思想史研究和思考所獲得的最重要的發現之一。如果不拔除這個具有深厚歷史基礎的禍根，中國人勢必將永遠都只能是人類文明中的尾巴，因此也永遠都不可能真正獲得其他人類的平等的尊重。一個其中每個人的大腦都受到了“緊箍咒”之“害”的民族，一個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正確思維的民族，將怎麼可能成為一個真正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呢？
現在看來，孔子還不是儒家思維傳統最初的“毒”源，最初的“毒”源應該首先屬於留下了《周易》文本的周文王、周公，而且《易傳》的作者，也未必就是孔子。但有一點是很顯然的，孔子是提倡該“毒”源的第一人，他對於《周易》的確是奉若天書，亦步亦趨；他的人生“六段”，以及“六藝”、“六經”、 “六緯”等等之論，實際上全都是按照《周易》的“六爻”來精心加以安排的。孔子奉周文王、周公為“聖人”，更奉《易經》（《周易》加《易傳》）為儒家經典的“首經”，用今天的話來說，《易經》即是全部儒家經典的最終的思想或思維的理論基礎。而恰恰正是這個“首經”、“最終的理論基礎”，從一開始就徹底摧毀了中國人大腦正常思維的幾乎一切可能。事實上，中國歷史中留傳下來的大量文獻也可以充分證明，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的歷代文人，根本就缺乏最基本的正確思維能力。不要說一般人，即使最著名的文人，他們的思維水平之低也是顯而易見的。今後我會對此專門進行一些討論。我可以預先告訴大家，《易經》不僅嚴重影響了中國人的思維，也嚴重影響了中國人的語言、文風、教育和社會行為的體制等等，它們共同對中國漫長的歷史施加了極其負面而有害的作用。這可以作為後面其他文章重要的話題再論。
很多古代文人的表現，在今天看來，其實就如同不會正常思維的“精神大傻瓜”。要看這些“精神大傻瓜”們的表演，最集中地莫過於去看歷代儒家文人們的著述，看看他們究竟想了一些什麼，說了一些什麼，以及最後寫了一些什麼？說得難堪一點，中國儒家文人們的文字記錄史，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其實就是“精神大傻瓜”們的思想“表演史”。我要告訴我親愛的同胞，在中國歷史上，為歷代製造了大量“精神大傻瓜”的最重要的“思想”之源的“文本”，即是孔子最早為中國人推薦和提倡的“聖人”周文王、周公所編撰的《周易》，以及孔子本人或其後學所著的《易傳》（又稱“十翼”），這二者合起來即共稱（歷史中一直流傳的）《易經》。
不要只說過去，《易經》就是在今天，也同樣被許多中國文人學者簡直就視為中國人最高的“天書”、“聖經”，無限地讚譽之、頌揚之，以之為“博大精深”，“神乎其神”，更被現代第三期新儒家的“學者”們視為偉大的“天人合一”思想神聖的“範本”，這樣的“天人合一”“思想”，實可大大懷疑其真正的價值。我就非常納悶，這麼多自視甚高的“思想家”、“哲學家”、“哲學大師”、“思想史專家”、“歷史學專家”、“著名學者”，等等等等，有的甚至一輩子留學西方，飽讀西哲，飽讀康德，他們居然就一點也沒看出（或者是因為，他們始終惑於“聖人”頭上的光環，根本就缺乏學術的勇氣，敢於直面“聖人”的一切），《易經》事實上徹頭徹尾地反哲學、反邏輯、反人類正常思維的最基本的自然規律？他們竟然還更無限地拔高，盲目地吹捧《易經》，說它具有多麼多麼“偉大”的“哲理”。這究竟是因為什麼？《易經》之中真有那麼了不起的“哲理”麼？請問：什麼是“哲理”？中國儒家文人何以如此無知，何以永遠如此不停地自己哄（騙）自己？
我今天的文章，就是要徹底地揭示出這所有的一切。《易經》並不具有什麼“哲理”，其中根本就不可能有“哲理”，不僅沒有“哲理”，還更徹頭徹尾地反“哲理”。說到頭來，它也就是那麼一本完完全全用來占卜、算命的“巫書”，一本徹頭徹尾的“巫術之書”而已。它在中國歷史中的“文化價值”，基本上只能是“反文化價值”，它給中國人帶來的決不是什麼文化的幸運，而絕對是永遠的文化的不幸；因為自從孔子，進而歷代帝王把它確立為中國人必須學習的“首經” 之日起，兩千多年來的歷代中國文人，進而歷代中國人的大腦，就幾乎全都因此而大大地退化，乃至完全地喪失了正常思維的創造能力。我的這種說法有沒有誇大呢？請看我下面的分析。
人類的大腦是什麼？是大自然（上帝）恩賜給人類，並賦予人類以思維（智慧）發現、發明和創造能力的最重要的“硬件”。這個“硬件”的正常的工作，要求人類自己去為它提供不斷改進的合格的“軟件”。這就如同人類今天自己製造了“電腦”的“硬件”，同樣需要人類為它提供不斷改進的合格的“軟件”一樣。“軟件”如果不合格，或有了錯誤，電腦的“硬件”將會拒絕“工作”，或至少是拒絕“正常”的工作。其實，人類的大腦“硬件”也一樣，它也需要有合格的“軟件”。如果提供的“軟件”不合格，或有了錯誤，它同樣會拒絕工作，或至少是拒絕“正常”的工作。全部問題的關鍵就正發生在這裡。
什麼是人類的“經典”？人類的“經典”就是人類自認為它確實反映了一定（自然、社會、人生、物理、生理、心理等等）真理（規律）的歷史文獻，實際上，它正就是人類為自己的大腦“硬件”所提供的自認為合格的“軟件”。這個“軟件”究竟合格不合格呢？這完全需要在人類歷史的實踐之中去經過檢驗。檢驗合格，它才能真正稱作合格。
迄今為止，西方人有《聖經》、（古希臘哲學、近代西方哲學的）《哲經》、（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心理科學等的）《科經》等等；中國人則有（以《易經》為首的大量）《儒經》、（以被扭曲的《道德經》為首的大量）《道經》，還有（來自印度並被中國文人所改造的大量）《佛經》等等。但在歷史中的中國，真正起主宰作用的還是《儒經》，而《儒經》，在中國不同的歷史階段，又分孔孟時期的“偽人學”的前偽經，漢代“偽神學”、宋、明代“偽哲學”，以及近現代“偽西哲”的所謂第一、第二、第三期“新儒家”們的後偽經。關於為什麼它們全都是“偽”經，其實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經有過解釋。最關鍵的一點，即它們全都不講自然邏輯，而且還更違背自然邏輯。
說白了，上述所有的中西方的“經典”全都實際上起着為各自（中國、西方）人類大腦“硬件”服務的“軟件”的作用。這些“軟件”的合格程度究竟如何去衡量呢？靠人們自己的自吹自擂麼（中國儒家文人就最擅長自吹自擂）？那是絕對沒有意義的。上面說了，真正重要的是，需要通過人類歷史的實踐去檢驗。而到了今天，對於中國和西方人類的各自“軟件”價值的歷史實踐的檢驗，事實上都已經有了明顯的結果了。中國文明發展的停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相對落後的狀態等等，實際上都已經是顯然的歷史檢驗結果了。
歸根結底，人類的文化和文明的成就，全都應是人類大腦“硬件”工作（當然再加上身體力行）的產物。人類如果沒有了自己的大腦，實際上就將完全等同於自然界的其他動植物；正是因為人類具有自己的大腦，所以人類才有資格被稱為“萬物之靈”，才有可能獲得“上帝”、“大自然”的青睞。正是因為人類大腦 “硬件”的如此重要，所以也突顯出了它的工作“軟件”的極端重要，也即種種文化“經典”的極端重要。由此可以看到，堅持錯誤的“軟件”和“經典”的人類，其實也就是堅持大腦“硬件”不可能正常工作的愚昧的人類。而中國人“愚昧”問題的根也正就表現在這裡。
先不去比較中西方歷史檢驗的結果，雖然那種結果也是非常明顯的；我們且來看看中西方人類各自（經典）“軟件”的“改進”歷程，也就可以非常明顯地得出，誰可能“合格”以及誰不可能“合格”的明確結論了。
很顯然，西方人的（經典）“軟件”經歷了從《聖經》到《哲經》，最後到《科經》的不斷改進的歷程；或者說，他們的“傳統的軟件”（也即經典）始終都處於不斷改革，乃至不斷革命的革新的過程之中。而中國人呢？兩千多年來，“傳統的軟件”（儒家經典）始終不變，甚至不允許改變；一直都只“獨尊”傳統的“儒經”，甚至直到今天，不少人還在為回歸傳統《儒經》（軟件）的崇拜而糾纏不休，不少人依舊在頑固地堅持，死拉硬拽。在《儒經》這個大腦“傳統軟件” 的頑固堅持之下，兩千多年來，中國人的大腦“硬件”事實上早就已經工作不正常了，中國人的大腦甚至從剛一生下來起就開始遭到“死機”的厄運了；如此一來，中國人哪裡還能有任何變得“聰明”起來的希望可言呢？再說，中國歷史的（軟件）檢驗功能本身也早就失效了，中國的歷史本身就嚴重地缺乏思維的創新。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二十六史，等等等等史，數字雖在不斷地增大，然而中國歷史卻永遠都只能照葫蘆畫瓢地重複地往下寫，歷史內容基本上就只有不斷的反覆，而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創新的意義。這正是一個喪失了大腦正常思維能力的民族歷史的必然下場，這是否還將是中華民族今後歷史永遠不變的必然下場呢？那中華民族就真是太可悲了！！！
為什麼西方人的大腦“軟件”不僅頂用，而且還能不斷地進化，而中國人的大腦“軟件”不僅從很早以來就不頂用，而且還更頑固不化，死守傳統呢？我們中國人難道不應該問一問自己，這究竟是“為什麼”嗎？我來告訴我親愛的同胞“為什麼”問題的答案。
為什麼西方人的大腦“軟件”頂用呢？那是因為他們的大腦“硬件”從很早開始就選擇了“順應自然”的啟動“軟件”——古希伯來《聖經》和古希臘《哲經》，從而一開始就啟動了西方人大腦自身原本就已經先驗地（自然地）具有的某些“邏輯”（大腦運行規律）的功能。
為什麼中國人的大腦“軟件”不頂用呢？那是因為他們的大腦“硬件”從很早開始就選擇了孔子及其儒家的“逆反自然”的非啟動“軟件”——《易經》（《周易》和《易傳》）和其他《儒經》，從而一開始就毀棄了中國人大腦自身原本就已經先驗地（自然地）具有的某些“邏輯”（大腦運行規律）的功能。
為什麼西方人的大腦“軟件”還能夠不斷地進化呢？那是因為“順應自然”本身就是“進化”的自身，所以西方人能夠自發地追求自身（大腦思維）的進步。
為什麼中國人的大腦“軟件”卻不可能進化呢？那是因為“逆反自然”本身就是“不可能進化”的自身，所以中國人完全處於反自然的盲目之中，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自身（大腦思維）應有的進步。
現在要問，為什麼說《易經》“逆反自然”並“毀棄”自然的“邏輯”（大腦運行規律）呢？到了這裡，我們可以說才是真正進入了本文的核心，而前面則是不能不做的鋪墊。
什麼是“邏輯”呢？簡單的說，“邏輯”其實就是人類大腦最基本的思維的（自然）規律。可以說，西方人的“軟件”從《聖經》到《哲經》，再到《科經》的發展過程，事實上始終都有一條不斷進化的“紅線”，或“核心線” 貫穿在其中，它就是不斷進化的自然“邏輯”。現在完全可以得出結論，只有愈來愈符合自然“邏輯”的“軟件”（也即“經典”），才是真正對於人類大腦“硬件”愈來癒合格的“軟件”，才是真正能夠愈來愈激發人類大腦偉大創造力的“軟件”。而中國人的大腦“軟件”，“儒經”“逆反自然”，根本就沒有自然“邏輯”，不僅沒有自然“邏輯”，而且還更反自然“邏輯”。而“儒經”的反自然“邏輯”，恰恰就從它們“首經”的《易經》開始。通過後面的分析，網友們可以看到，逆反自然與逆反自然“邏輯”，其實是一回事。
先介紹一些最基本的自然“邏輯”知識。最基本的自然邏輯就是形式邏輯，而形式邏輯首先必須服從如下的三條最基本的（自然）邏輯規律：
一，（演繹）概念命名的“同一律”；
二，經驗（歸納）判斷的“相對律”，過去又稱“矛盾律”；
三，綜合推理的“充足理由律”，過去又稱“排中律”。
先談“同一律”。在客觀對象與主觀觀念之間必須滿足一一對稱的先驗條件，或先決條件。說得具體一點，任何客觀對象在主觀觀念之中，只能有一個（供演繹運用而命名的）名稱、符號、數字或概念與之對應。這實際上是人類運用語言、文字進行思考、交流的最重要的第一前提，或第一必要條件，也是第一自然邏輯規律。沒有這個第一前提或第一必要條件，也即第一自然邏輯規律，人類將不僅不可能進行正常的思考，更不可能進行正常的語言、文字交流。
《周易》顯然破壞了這個規律。伏羲的八卦（畫）或六十四卦（畫）本身就是主觀觀念中的抽象（圖形）符號，而並不是自然客觀對象。當周文王用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等名稱（同樣是符號）來命名八卦（畫）以及六十四卦（畫）（符號），而且還更又賦予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等（客觀對象）具象名稱（仍是符號）之時，事實上他不僅在主觀觀念命名的符號上重重複復，雜沓混亂，而且還更混淆了主觀觀念符號與自然客觀對象，例如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等名稱原本相對於自然對象的客觀意義。這樣做的結果，實際上是誘使人們不再去關心思考客觀自然本身，或甚至還更隔絕於客觀自然本身，僅僅只糾纏於主觀觀念的符號之中而去自我導演着某種永遠的觀念迷魂陣。《周易》事實上就是這樣一種永遠（觀念）的“迷魂陣”。具體言之，周文王完全放棄了客觀對象與主觀觀念的一一對稱，然而卻更“畫蛇添足”地構造了一個主觀觀念內部的某種符號與其他符號之間的一一偽對稱，從而完全拋開了人類認識客觀世界的自然“邏輯”的第一前提、第一必要條件，也即破壞了第一規律的“同一律”。這恰恰就是《周易》為什麼只能用來占卜、算命，而根本不可能用來進行任何哲學思考（首先是演繹），而且就是強調“不占”也依然不可能作為“哲理”來考慮的最根本的原因（今天的人們往往以強調“不占”來為孔子的醉心《周易》辯護）。
違背形式邏輯的“同一律”，事實上就是放棄自然的思考本身，甚至還更是放棄合格的語言功能本身。我認為所有的中國文人和學者都應該認真地來思考這個問題。中國人的語言、中國人的思想、中國人的理論，可以說全都在這個看起來非常簡單的原理（規律）問題上，由於《周易》和儒家經典的反邏輯的思維傳統而翻了大跟斗，甚至還更掉進了至今都難以完全爬出來的（漢語）語言陷阱。換言之，中國人的“漢語”，由於《周易》的反自然反邏輯（首先是反 “同一律”）規律的思維傳統，事實上早就已經蛻變成了一種幾乎完全喪失了哲學思維功能的語言。正因為“漢語”是這樣一種存在着嚴重邏輯缺陷的語言，所以自先秦之後，甚至一直到今天，中國人中都沒有可能，產生出哪怕一位，能夠真正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的哲學思想家來。我這樣說完全符合中國歷史的真實。由此，人們可以看到，中華民族為了長期地服從“儒家思維傳統”，事實上已經付出了多麼巨大的歷史代價，甚至還更付出了多麼巨大的中國人生命的代價（它讓中國三、四十代人的大腦幾乎全都白活了！）。
再談“相對律”。在客觀對象與主觀觀念之間必須始終滿足同步運行的相對律的經驗條件或經驗前提。用過去的說法又叫做必須滿足“矛盾律”的前提，即矛必須只能是矛，盾必須只能是盾，而且在思考或語言運動中，矛必須始終相對於盾，而決不能相互混淆（矛盾）。這條規律主要用來規範主觀認識中的歸納判斷的進行。說得更具體一點，即人們在進行歸納判斷之時，應該始終提醒自己，不要讓自己的判斷陷入完全主觀觀念符號的陷阱之中，而應該讓主觀觀念符號儘可能地始終不離開客觀自然對象。更具體地說，即是應該使歸納判斷永遠不離開實踐的經驗。說得更絕對一點，沒有實踐經驗，就不可能會有真正有價值或有效的歸納判斷。
《周易》明顯又破壞了這條規律。《周易》中的歸納判斷是如何進行的呢？人們在占卜之後得到某種卦符和某種變爻，然後按照這種卦符和變爻去找到相應的卦名、卦辭和變爻的爻辭，然後再根據占卜者的願望，按照與卦名、卦辭、爻辭中的“易（變）”、“象”、“數”等的相關性，由此作出“歸納判斷”。這種 “歸納判斷”的過程，可以說全都在主觀觀念的符號中打轉，明顯與任何自然客觀的實踐經驗均毫無關係。這基本上決定了上述“歸納判斷”的無效。如此無效的 “歸納判斷”除了用來算命和自欺欺人，事實上根本就不可能會有任何哲學、科學思考的價值。
違背形式邏輯的“相對律”，事實上就是放棄與客觀自然直接相關的實踐經驗，而這卻是惟一可能獲得有實際價值（效率）的歸納判斷的前提。而放棄了有效的歸納判斷，事實上也同樣是放棄了有效的思維。孔子及其後學所編撰的《易傳》（又稱“十翼”），事實上幾乎全都只是在《周易》（卦符、卦名、卦辭、爻辭等等）的符號陷阱之中折騰，僅僅出於臆想地進行着（與占卜者的實踐的自然經驗毫無關係的）“歸納判斷”。很顯然，這樣的“歸納判斷”全都只能是毫無實踐意義的無效“判斷”，如此的“無效判斷”，怎麼可能還會具有“哲理”呢？請問：什麼是“哲理”？我認為，“哲理”最起碼它應該是不違背最基本的邏輯自然規律的論理。這樣的“論理”，《易傳》（十翼）中能有嗎？
再談“充足理由律”。正確的推論，必須具有充分完備的真的前提。在二元論邏輯的表述中，又可稱之“排中律”，即在正反的推論中，或正為真，或反為真，而不可能正反同為真。在關於推理的理論中，亞里斯多德曾提出著名的三段論：大前提，小前提，推論。
《周易》的違背“充足理由律”是必然的。前面說的同一律、相對律和充足理由律，三者之間不僅相互獨立，而且彼此一環扣一環，尤其前環扣後環。即是說如果不能滿足“同一律”，則也必不能滿足“相對律”，因而也更不能滿足“充足理由律”。
對於《周易》來說，顯然如此。《周易》是純粹的“巫術算命”之“書”，暫且不論。而《易傳》則被儒家文人們普遍認為，是孔子或其後學用“哲理”來解釋《周易》之“書”。且讓我們來具體看看，它的“哲理”之中具有一些什麼樣的推理。“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見《易傳》中的《說卦》）請問，這裡的“推理”符合“充足理由律”嗎？顯然這裡全都只有“牽強附會”，而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真正符合邏輯規律的“哲理”的“推理”。先不說其他，把乾卦指認為“天”，把坤卦指認為“地”，這本身的命名就嚴重違背了“同一律”，從而其前提就不可能為“真”，更何談什麼“天”、“父”和“坤”、“母”以及其他？可以說無論《周易》和《易傳》，其中的一切“推論”均不可能服從“充足理由律”。這兩本“書”，簡直就是完完全全“牽強附會”、完完全全“無理推論”、完完全全“臆想獨斷”的大本營。而“牽強附會”、“無理推論”、“臆想獨斷”，實際上也都成了後來歷代中國文人思維、言談、論文中最擅長的拿手戲和看家本領，而除此之外，他們對於“邏輯”自然規律卻是絕對的無知。因為中國文人從來就不追求自然“真理”，所以他們也的確不需要自然“邏輯”，所以中國歷代文人也就永遠都只認孔子及其儒家的無自然“邏輯”傳統為其老“祖宗”，一旦喪失了這個“傳統”的老“祖宗”，那就等於讓他們喪失了自己的“靈魂”。正是因此，今天要求中國文人離開他們“傳統”的老“祖宗”，要求他們成為追求自然真理的人，而他們的本能之中卻又僅僅只有反自然邏輯的“牽強附會”、“無理推論”和“臆想獨斷”，而根本就不知道“邏輯”自然規律為何物。為此，他們能不拼老命反對嗎？如此看來，歷代的中國文人，差不多全都成了被牢牢架上了缺乏自然“邏輯”的“儒套”的“驢”，而且還極可能是越來越變得愚蠢、越來越變得頑固不化的“驢”。這真是歷代中國文人們的極大的不幸，更是中華民族的極大的不幸。
兩千多年來中華民族的大腦“硬件”，由於《易經》以及其他《儒經》“軟件”的壟斷，中國人的思維、言談、論文，簡直就成了反自然邏輯的“牽強附會”、“無理推論”、“臆想獨斷”的海洋。正是因此，歷史上的中國簡直就是謊言、戲言、謠言之國，而現實中的家鄉則簡直就是套話、夢話、蠢話之鄉。而這一切，都得拜孔夫子及其儒家的《儒經》，尤其是其中“首經”的《易經》的“軟件”所賜。這哪是中國人大腦“硬件”的工作“軟件”啊？經過兩千多年的固化，它已經都成了永遠架在中國人大腦“硬件”上，使之根本就不能正常工作的最頑固不化的“固件”了！！！
讓那些還要繼續頑固堅守《儒經》“軟件”（其實是“固件”）的蠢“驢”們繼續堅守去吧，我只能寄希望於我最親愛的所有年輕的同胞，你們的大腦可不要再被“驢”化啊！！！
親愛的同胞，我們今天中國人的大腦“硬件”，還要繼續“安裝”上這早就該死的孔子及其儒家的《儒經》，尤其其中的《易經》的“軟件”嗎？這套 “軟件”顯然早就已經成了嚴重毒害和固化我們大腦的“固件”了，它讓我們中國人的大腦嚴重地喪失了正常的思維創造能力，從而整整讓我們中國人愚昧和無知了兩千多年，這是再明白不過的千真萬確的歷史真實。“愚昧”，就這樣成了兩千多年來中國人幾乎永不可變更的“宿命”。
難道只有“愚昧”才是中華民族永遠的“宿命”嗎？我請我親愛的同胞，堅決起來反抗這早就該死的愚昧的“宿命”，解放您自己的大腦吧，中華民族的大腦解放萬歲！！！（請直接進入我的網頁：www.liming1944.com，謝謝。20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