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美國教育[一]

高鋼
　

題記：10 歲的孩子被送進了美國學校，上英文課，老師布置的作業是寫論文，題目居然大得沖天：《我怎麼看人類文化》；上歷史課，老師讓孩子扮演總統顧問，給國家決策當高參；在中學的物理課上，作業竟然是一個市政研究項目——城市照明系統的布局；而道德教育，居然是從讓孩子們愛護小動物開始。

沒有統一的教科書，沒有統一的考試，沒有對學生的三六九等的分類排位。這就是呈現在一個中國記者眼前的美國教育。

面對與中國教育截然不同的“西洋景”，種種的疑慮、困惑接踵而至，美國教育究竟要培養什麼樣的人才？“沒有殘疾的孩子，只有殘疾的教育。”這究竟是教育學者的危言聳聽，還是對人與教育之間客觀規律的深刻認識？

我們中國人是否認真反省過我們的教育？我們中國的教育有缺陷嗎？如果有，在哪裡？我們這樣一個正在全面謀劃自己未來前程的民族，應該怎樣審視我們為孩子們提供的教育環境？

美國小學給10歲的兒子留的作業是寫一篇論文，題目嚇我一跳：《中國的昨天和今天》。學習二戰史，美國老師竟然讓10歲的孩子回答這樣的問題：“如果你是杜魯門總統的高級顧問，你將對美國投放原子彈持什麼意見？”種種不可思議的事情，種種躲閃不開的衝突與思考，我由此“遭遇”美國教育。

當我牽着10歲的兒子登上中國東方航空公司飛往美國洛杉磯的班機時，心中就充滿了疑惑：我不知道在孩子這麼小的年齡就把他帶到美國去，是不是一個失策？一位朋友的勸告還響在耳邊：最少應該讓孩子在中國接受完基礎教育再到美國，因為中國的基礎教育是最完整、最系統的。多少專家也認為，美國的高等教育很出色，而基礎教育絕對不如中國紮實。

直到我把兒子送進了那所離公寓不遠的美國小學的時候，內心的憂慮終於得到證實：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學校啊！學生可以在課堂上放聲大笑，每天在學校最少讓學生玩兩個小時，下午不到3點就放學回家，最讓我開眼的是兒子根本沒有教科書！那個金髮碧眼的女教師弗絲女士看了我兒子帶去的中國小學四年級的數學課本後，溫文爾雅地說：“我可以告訴你，6年級以前，他的數學是不用再學了！”面對她那雙充滿笑意的藍眼睛，我就像挨了一悶棍。一時間，真是懷疑把兒子帶到美國來是不是幹了一生中最蠢的一件事。

日子一天天過去，看着兒子每天背着空空的書包興高采烈地去上學，我的心就覺得沉甸甸的。在中國，他從一年級開始，書包就滿滿的、沉沉的，從一年級到四年級，他換了三個書包，一個比一個大，讓人感到“知識”的重量在增加。而在美國，書包里沒了負擔，孩子精神上就更鬆快了，這能叫上學嗎？一個學期過去了，把兒子叫到面前，問他美國學校給他最深的印象是什麼，他笑着送給了我一個字正腔圓的答案：“自由！”這兩個字像磚頭一樣拍在我的腦門上。

此時，真是一片深情懷念中國的教育，似乎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為什麼中國孩子老是能在國際上拿奧林匹克學習競賽的金牌。不過，事已至此，總不能再把他送回國去呀？也只有聽天由命了。

不知不覺一年過去了，兒子的英語長進不少，放學之後也不直接回家了，而是常去圖書館，不時就背回一大書包的書來。問他一次借這麼多書幹什麼，他一邊看着那些借來的書一邊打着計算機，頭也不抬地說：“作業。”

——作業？我忍不住湊過去看，兒子打在計算機屏幕上的標題是：《中國的昨天和今天》。這是一個小學生的作業？這樣天大的題目，即便是博士，敢去做嗎？於是嚴聲厲色地問兒子這是誰的主意，兒子坦然相告：老師說美國是移民國家，讓每個同學寫一篇介紹自己祖先生活的國度的文章。要求概括這個國家的歷史、地理、文化，分析它與美國的不同，說明自己的看法。

我一時語噎：真不知道讓一個10歲的孩子去運作這樣一個連成年人也未必能幹的工程，會是一種什麼結果？偌大一個中國，它的地理和文化，它的歷史和現狀，一個10歲的孩子能說得清麼？我只覺得一個10歲的孩子如果被教育得不知天高地厚，弄這些大而無當的東西，以後恐怕是連吃飯的本事也沒有了。

過了幾天，兒子完成了這篇作業。沒想到，打印出的是一本20多頁的小冊子。從九曲黃河到象形文字，從絲綢之路到五星紅旗……熱熱鬧鬧。我沒讚揚，也沒評判，因為我自己有點發懵，一是我看到兒子把這篇文章分出了章與節，二是在文章最後列出了參考書目。我想，這是我讀研究生之後才使用的寫作論文的方式，那時，我30歲。

不久，兒子的另一個作業又來了。這次是《我怎麼看人類文化》！如果說上次的作業還有邊際可循，那這次真可謂是不着邊際了。

兒子猛不丁地冒出一句：“餃子是文化嗎？”

“餃子？文化？”我一時竟不知該如何回答。為了不誤後代，我只好和兒子一起查閱權威的工具書。真是沒少下功夫，我們總算完成了從抽象到具體又從具體到抽象的反反覆覆的折騰，兒子又是幾個晚上坐在計算機前煞有介事地做文章。我看他那專心致志的樣子，不禁心中苦笑，一個小學生，怎樣去理解“文化”這個內涵無限豐富而外延又無法確定的概念呢？但願我這個虎頭虎腦、從來就對“吃”興趣無窮的兒子，別只是在餃子、包子上大作文章。

在美國教育中已經變得無拘無束的兒子，很快就把文章做出來了，這次打印出來的是10頁，又是自己設計的封面，文章後面又列着那一本一本的參考書。

他洋洋得意地對我說：“你說什麼是文化？其實特簡單——就是人創造出來讓人享受的一切。”那自信的樣子，似乎他發現了別人沒能發現的真理。後來，孩子把老師看過的作業帶回來，上面有老師的批語：“我布置本次作業的初衷是讓孩子們開闊眼界，活躍思維，而讀他們作業的結果，往往是我進入了我希望孩子們進入的境界。”

沒有評價，既未說對，也沒說不對。問兒子這批語是什麼意思，兒子說，老師沒為我們驕傲，但是她為我們震驚。

“是不是？”兒子反問我。

我無言以對。心中始終疑疑惑惑：弗絲老師希望他們進入什麼境界？

兒子6年級快結束的時候，老師留給他們的作業是一串關於“二次大戰”的問題。“你認為誰對這場戰爭負有責任？”“你認為納粹德國失敗的原因是什麼？”“如果你是杜魯門總統的高級顧問，你將對美國投放原子彈持什麼意見？”“你是否認為當時只有投放原子彈一個辦法去結束戰爭？”“你認為今天避免戰爭的最好辦法是什麼？”……

如果是兩年前，見到這種問題，我肯定會抱怨：這哪是作業，這分明是競選參議員的前期訓練！而此時，我開始對美國的小學教育方式有了一些理解。老師正是在是通過這些設問，向孩子們傳輸一種人道主義的價值觀，引導孩子們去關注人類的命運，引導孩子們學習高屋建瓴地思考重大問題的方法。這些問題在課堂上都沒有標準答案，它的答案，有些可能需要孩子們用一生去尋索。

看着12歲的兒子為完成這些作業興致勃勃地看書查資料的樣子，我不禁想起當年我學二戰史的情景：按照年代、事件死記硬背，書中的結論，有些明知迂腐也當成聖經去記，不然，怎麼通過考試去奔光明前程呢？此時我在想，我們在追求知識的過程中，重複前人的結論往往大大多於自己的思考。而沒有自己的思考，就難有新的創造。

兒子小學畢業的時候，已經能夠熟練地在圖書館利用計算機和縮微膠片系統查找他所需要的各種文字和圖像資料了。有一天我們倆為獅子和豹的覓食習性爭論起來，第二天，他就從圖書館借來了美國國家地理學會拍攝的介紹這兩種動物的錄像帶，拉着我一邊看，一邊討論。孩子面對他不懂的東西，已經知道到哪裡去尋找答案了。

兒子的變化促使我重新去審視美國的小學教育。我發現，美國的小學雖然沒有在課堂上對孩子們進行大量的知識灌輸，但是，他們想方設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園外那個無邊無際的知識的海洋，他們要讓孩子知道，生活的一切時間和空間都是他們學習的課堂；他們沒有讓孩子們去死記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們煞費苦心地告訴孩子們怎樣去思考問題，教給孩子們面對陌生領域尋找答案的方法；他們從不用考試把學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盡全力去肯定孩子們的一切努力，去讚揚孩子們自己思考的一切結論，去保護和激勵孩子們所有的創造欲望和嘗試。

有一次，我問兒子的老師弗絲女士：“你們怎麼不讓孩子們背記一些重要的東西呢？”我上小學時，可沒少背課文，沒少背教科書的要點。

弗絲老師笑着說：“對人的創造能力來說，有兩個東西比死記硬背更重要，一個是他要知道到哪裡去尋找他所需要的比他能夠記憶的多得多的知識；再一個是他綜合使用這些知識進行新的創造的能力。死記硬背，既不會讓一個人知識豐富，也不會讓一個人變得聰明，這就是我的觀點。”

我不禁想起我的一個好朋友和我的一次談話。他學的是天文學，從走進美國大學研究生院的第一天起到拿下博士學位整整5年，一直以優異的成績享受系裡提供的優厚的獎學金。他曾對我說：“我很奇怪，要是憑課堂上的學習成績拿獎學金，美國人常常不是中國人的對手，可是一到實踐領域，搞點研究性題目，中國學生往往沒有美國學生那麼機靈，那麼富有創造性。”我想，他感受的可能正是兩種不同的基礎教育體系所造成的人之間的差異。中國人太習慣於在一個劃定的框子裡去施展拳腳了，一旦失去了常規的參照，對不少中國人來說感到的可能往往並不是自由，而是惶恐和茫然。

我常常想到中國的小學教育，想到那些在課堂上雙手背後坐得筆直的孩子們，想到那些沉重的課程、繁多的作業、嚴格的考試……它讓人感到一種神聖與威嚴的同時，也讓人感到巨大的壓抑與束縛，但是多少代人都順從着它的意志，把它視為一種改變命運的出路，這是一種文化的延續，它或許有着自身的輝煌，但是面對需要每個人發揮創造力的現代社會，面對明天的世界，我們又該怎樣審視這種孕育了我們自身的文明？

1995年，我回國後，將自己對美國小學教育的觀察與思考寫成一篇小文章。出乎我的意料，就是這樣一篇小文章，發表後引起不小的反響。中國最火爆的周末報紙《南方周末》轉載了這篇文章，中國教育部的機關報紙《中國教育報》轉載了這篇文章，全國上百家報刊和網站轉載了這篇文章，中國發行量最大的文摘刊物《讀者》與我簽訂了向他們終生授權轉載我的文章的合同，一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引用了這篇文章，一些探討中國教育改革的書籍也收錄了這篇文章。我當時還在想：這年頭中國是怎麼了，我寫的那麼多反映中國社會問題的深度報道都沒有什麼反響，一篇小小的文章居然這樣引人注意。中國人可能還是需要看些輕鬆的東西吧！

不過，我很快發現，那篇小文章之所以有點“一石激起千層浪”的效應，是因為它恰恰觸動了我們中國人心中最為沉重的事情。

文章發表後的幾個月，我當年就讀的北京師範大學實驗小學舉行40周年校慶，我的一個小學同學把她的女兒帶來了，小姑娘眼睛裡分明帶着種種不情願的神色，大概是被母親強迫而來。我的這位同學這些年來讓這個女兒折騰得苦不堪言，小姑娘就是喜歡英語，對別的課程沒有興趣。馬上要中考了，當媽的急得茶飯無心，每天都與女兒較勁：你光是英語好，別的科目不好，不也是考不上好學校？

大概是作母親的情急之下嘮叨太過，弄得母女關係十分緊張。我安慰我的同學，讓她換個思維方式，給孩子一些自由。我說到了我的兒子，說到了美國的小學教育。

這個小姑娘在一旁聽着，突然睜大眼睛，驚異地看着我，問道：“叔叔，你是不是寫了一篇文章，說你的兒子在美國上小學的事情？”

我說：“寫美國小學的文章可不少，你看的是哪一篇？”

小姑娘說：“文章有一段是這麼寫的：‘美國的小學雖然沒有在課堂上對孩子們進行大量的知識灌輸，但是，他們想方設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園外那個無邊無際的知識的海洋；他們沒有讓孩子們去死記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們煞費苦心地告訴孩子們怎樣去思考問題，教給孩子們面對陌生領域尋找答案的方法；他們從不用考試把學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盡全力去肯定孩子們的一切努力、去讚揚孩子們自己思考的一切結論，去保護和激勵孩子們所有的創造欲望和嘗試。’是不是這篇文章？”

我很吃驚，一個小姑娘怎麼把這麼長的一段話都背下來了？我告訴她，這篇文章是我寫的。

小姑娘有些雀躍地說：“叔叔，你知道嗎？我把這段話用刀子刻在我的桌子上了。我是在《讀者》上看到這篇文章的，看了很多遍，都快給背下來了。我想，我要是在美國的學校上學就好了！”

——一個孩子，竟然用小刀把描述美國教育的一段話刻在桌子上，這是為什麼？她究竟被什麼所打動？

與孩子聊起來，方才知道，他們的課業太沉重了，以致沒有時間做自己喜歡做或者想做的事。學校對她們的管理也太嚴格了，甚至不讓女孩子留長頭髮，進校門有人專門檢查。這個小姑娘無法想像，世界上居然有不用“去死記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的地方！有鼓勵孩子們給總統決策提意見的地方！孩子太渴望在學習中能夠自主、能夠輕鬆、能夠快樂了，他們太渴望呼吸自由的空氣，太嚮往課堂外那個豐富多彩的世界了！

後來，我的小侄子的經歷，也給我上了一課。

那年7月，小侄子從小學畢業，正趕上中國開始倡導“素質教育”，小學生升中學一律取消考試，就近分配。

按照地理位置，我的小侄子可能被分到他們住處附近的一個“臭溝學校”，這是全家都難以容忍的。於是，一家人動用各方關係，歷經周折，才找到京城一所有名的寄宿中學，交了3萬元“贊助費”，把小侄子送了進去。

大人們終於釋然，似乎這3萬元買來了小侄子的前途。我問我弟弟，這年頭不是都開始“素質教育”了嗎？你們還花這種錢，費這種精力幹什麼？

我弟弟一臉苦澀地說：“什麼素質教育啊，孩子高中畢業還不是要考大學？考大學還不是要看分數？你不給孩子找個好中學，不是耽誤他一輩子？”

我無言以對。

小侄子進了新中學，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原本聰明活潑的孩子，每個周末回家，都像霜打了的茄子秧似的，沒精打采。到了星期天晚上送他回學校時，常常哭喪着一張小臉。以至於後來竟要父母做說服工作，就像當年送他上幼兒園一樣。有幾次孩子還掉下眼淚來。

問他為什麼？他說：“我受不了這個學校，純粹是個集中營。”把學校說成集中營？這太過分了！於是大人們開始教育孩子。

但小侄子倒振振有詞地控訴起學校：晚自習從6點半到9點，做完作業只許看教科書，其它所有的書都不讓看。小侄子撅着嘴說：“教科書有什麼可看的？前面的內容全知道，後面的內容都不懂。每周只有兩節體育課，連玩的時間都沒有！”

控訴完，小侄子還大放厥詞：“不讓我們玩，就是剝奪兒童的人權！”

大人怕這孩子童言無忌惹惱了學校，於是教育他說：“你懂什麼是人權？讓你上這麼好的學校，你還覺得剝奪了你的人權！你沒看電視上那些非洲孩子，飯都吃不飽。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就欠把你送到那兒去過幾天！”

沒想到，這一下小侄子倒來詞兒了：“我還想去非洲呢，我還不知道非洲什麼樣兒呢！電視上的非洲我都看不到！學校也不讓看電視，連廣播都不讓聽！有一個同學帶了一個小收音機，被發現後當場就沒收了。”

小侄子憤憤地說：“現在倒好，我不僅不知道世界大事，就連國家大事也不知道。和傻子一樣，還當共產主義接班人呢。”

我對他說：“你這個年齡不把精力全部放在學習上還想做什麼？我們年輕時候正趕上‘文革’，上山下鄉，中國的書只能看毛選，外國的書只能讀馬列。想學文化知識還不行呢，你們現在多幸福。”

沒想到小侄子一臉老成地嘆息道：“你們那個時候才幸福呢，不用考試，不用受我們這樣的罪。”

我有些吃驚：我們的教育怎麼把今天的孩子弄得如此不知好歹，竟然嚮往起“文革”那樣的文化荒漠？

有一次小侄子還說出了更為極端的話：“你們再讓我上這個學，我就會死！”這讓全家人都吃了一驚。我心中產生的疑問也更加深重了：中國教育何至於如此殘酷，竟然讓天真爛漫的孩子會想到了死？

同學的女兒與我的小侄子的事情，使我開始思考我們今天的教育。我發現，中國的基礎教育越來越走向一個極端，分數被抬到一個越來越高的地位，孩子們被越來越緊的緊箍咒勒得喘不過氣來，他們每天被拴在桌前十幾個小時，原本天真爛漫的童年陷入過度沉重的學習苦役之中。要說小侄子的話也有幾分道理：他們擁有的天地太狹小了，他們離課堂外那個精彩的世界也太遙遠了。

我們為什麼只把學生的視野、思維甚至行為的準則限制在如此狹小的教科書、課堂和校園之中？

我真是擔心，在這樣的禁錮之下，讓孩子們為了幾門課程的考分而耗盡他們能量無限的生命，其結果恐怕不止是讓孩子失去學習的興趣，甚至不只是讓孩子們生出 “敵視”教育的心態，更可怕的是造成了孩子們狹隘的眼界和心胸。一個孩子比身邊的同學高出幾分都會受到獎勵，以至於他們可以沾沾自喜、洋洋得意，這些為今天的考題活着的孩子在人類明天的文明進程中會居於什麼位置？

我們真的必須剝奪孩子們的輕鬆和快樂，真的必須讓他們與精彩的現實世界隔絕開來，才能使他們成才嗎？

兒子在美國上小學六年級的時候，學校舉行了一次家長會。這次家長會與我在中國參加過的家長會完全不同，班主任弗絲女士“導演”的“故事”讓我在驚異之中，重新認識着孩子，重新認識着自己，也重新思考着我們的教育。

那是兒子在美國小學上6年級的時候，有一天放學回家，帶回一個學校要開家長會的通知。兒子告訴我，老師說了，家長必須出席。

這可是不容易，孩子在美國小學呆了快兩年了，這是第一次開家長會，我當然要認真對待。我在腦海里習慣性地整理了一下對兒子成長中遇到的一些問題的看法，特別是歸納了一些我對兒子到美國後在文化衝突下面臨的一些特殊問題。心想，開家長會時，到了老師面前，免不了要分析一下孩子的問題，我要爭取主動，對孩子的剖析包括向老師請教的問題都要有的放矢，別讓美國人覺得我們中國人對孩子不關心、不重視，也別讓他們覺得我們中國人到了他們美國的地面上就不懂教育了，我們可是一個有着古老文化傳統的民族，我們擁有源遠流長的文明呢！

開家長會的那天，我沒有忘記帶上筆記本和兩支筆，這是我在中國養成的習慣，參加家長會和我參加各種考試時一樣，一定是兩支筆伺候，以防不測。在中國，開家長會的時候，老師講的話，我都要記在本子上，爭取一字不漏。我相信，老師的話是教育孩子的金科玉律，哪怕忘記一條，或許都會對孩子的成長造成不可挽回的影響。所以我一定要記錄得很完整，以便回家準確傳達給孩子，自己也好反覆領會其中的深刻道理。

開家長會的那天晚上，我提前趕到了孩子的學校，走進會議室一看，氣氛有些別樣。會議室里又是氣球又是彩帶的，不像是家長會，倒像是開聯歡會。

儘管心裡直犯嘀咕，但心裡又想，這不是在美國嗎？遇到什麼“西洋景”也就不奇怪了。美國佬什麼花樣不能搞啊，思維方式不一樣嘛。

班主任弗絲女士已經在會議室里等候了，見到每一個孩子的家長進來，都是帶着微笑，一陣寒暄，忙得不可開交。人來得差不多了，班主任走到前面，宣布會議開始。

這時我才發現，孩子們也和家長坐在一個會議室里，而且老師也絲毫沒有讓孩子們“退場”的意思。我有些不解，這不是家長會嗎？怎麼也讓孩子在這裡呆着！一會兒要是談起孩子們成長中的問題，難道就讓他們當面聽着嗎？美國佬這是什麼路數啊？不是尊重所有的個人包括孩子的人格與隱私嗎？

班主任弗絲女士是教育學博士，我和她很熟悉，特別熟悉她的那種作為教師的“職業性”微笑，這種微笑不僅給你一種平靜和安全的感覺，而且給你一種信心和鼓舞。當年兒子剛到美國的時候，我們徵求她的意見，是讓孩子進美國的普通小學，還是讓孩子進“雙語”學校？弗絲反對讓孩子進入雙語學校，她帶着微笑卻不容置疑地說：“請相信孩子的語言能力，就讓他在我們這所公立小學裡上學吧。有一天，你們會突然發現，他已經在用熟練的英語與同學們聊天了。你們不要擔心他的英語，要擔心的恰恰是他的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