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看着連“Howareyou!”都聽不懂的兒子，真是不敢相信弗絲女士的斷言。但是後來的事情說明弗絲女士是對的。也就是在半年後的一天裡，似乎真的就是在那一天、那一刻，我發現兒子拿着電話和他的美國小夥伴有說有笑地在聊天了！兒子英語雖然簡單，但是很流暢。我很奇怪，為什麼這之前我就沒有聽他說過一個完整一些的英語句子呢？我不是搞語言學教育的，我不知道這裡的奧秘。當然，我一直堅持嚴格要求孩子在家裡一定不能說英語，這倒不是因為聽了弗絲老師的忠告，而是我怕孩子真有一天不會說中國話了，我會愧對祖先！感謝老天，我的這一要求讓兒子至今一直保留着一口標準的北京話，漢語口語沒有任何障礙。但是隨着他的英文越來越熟練，他也幾乎不能用中文寫作，對中文的閱讀也日益艱難了。弗絲老師真的是在微笑中預見了一切。

弗絲老師向大家問好後，帶着幾分神秘說：“今天對在座的孩子們的家長，可能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日子。因為我們為你們準備了一個特別的禮物。確切地說，為你們送上這個禮物的不是我們這些教師，而是你們的孩子！”

孩子們此時也交頭接耳，嗡嗡地議論起來。弗絲女士說：“孩子們，請不要吃驚，你們當然也不知道這個禮物是什麼，因為兩小時前，我們剛剛把它從一個遙遠的地方取回來。但是，確實是你們創造了它。”

這時，她向一位站在旁邊的老師示意，這位老師轉身走出會議室，從外面推進一個有輪子的小桌，上面是彩色的綢布覆蓋着的一個四四方方的大方塊兒。弗絲女士走上去輕輕地掀開了綢布，展現在人們眼前的是擺放得整整齊齊的一大摞新書。

面對着人們驚詫的目光，弗絲女士很得意地說：“這個學期，我們講授了英文詩歌的寫作，我讓孩子們試着寫了一些詩，這些詩感動了我，也感動了我的同事們，於是我們決定把它們匯集起來，印成這本詩集。我想，這可能是你們的孩子們人生的第一部詩歌作品，是他們人生的第一部著作，請各位閱讀吧。你們會比我更為孩子們的才能驕傲！因為是你們養育了他們。”

一瞬間，會議室鴉雀無聲，所有的家長几乎不敢相信班主任的話。漸漸地，人們開始騷動起來，幾位西服革履的家長已經沒有了來時的矜持，紛紛站起身來，迫不急待地要看那些書了。孩子們更是喧聲一片。

——這太出乎意料了！我們的孩子，眼前這些小學生，竟然寫了詩，還印成了書！

老師們把書一本一本發給了家長。我也拿到一本，打開目錄，很快看到了兒子的兩篇“作品”。

一首詩題為《朋友》，寫的是他出國前與國內的小學同學分別的感情經歷。兒子離開中國的時候，心裡的痛苦，對童年小夥伴的懷念，都是我未曾想到的。他在詩里述說着對童年友情的感受：我們都會長大，我們再見面時，可能都難以辨清對方的臉龐，但是，哪怕我走到天涯海角，童年的回憶也會永遠伴隨我，直到我白髮蒼蒼。

天啊，離開中國，離開小夥伴，讓兒子一下想到了“老”嗎？

他自己畫的一幅畫成了書中這首詩的題圖，畫面上是一個橢圓形的地球，兩個孩子站在地球的兩端，仰望着天上的雲。

還有一首詩寫的是《時間》，我從中聽到了兒子對時間的感受。他說，時間本身沒有速度，只是因為人的存在，時間才變得不同，就是對同一個人，時間也會變化，當你在不知道去做什麼的時候，時間不是慢了，而是快了，因為它在流失；而當你想做的事情太多，覺得時間不夠用時，時間實際上很慢，因為你的創造已經拖住了時間的腳步。時間的速度在人的掌握中。

這難道是對愛因斯坦相對論社會學意義的解釋嗎？

為這首詩配的圖也是兒子畫的，上面是一個變形的鬧鐘，時針和分針已經變成了人的兩隻手，正在拉着已經跳出錶盤的標示着12個小時的阿拉伯數字。我不敢說這幅畫有多大的美學價值，但是它確實反映出孩子對時間的理解。

我一遍遍讀着兒子寫的詩，剎那間似乎對孩子有一種陌生的感覺，這種感覺非常複雜，先是感嘆，但是很快就被一種自責的心緒籠罩了。我自認為平日對孩子不僅是很了解，而且是很關注的，我是職業記者，平日就是與人打交道的，面對社會采寫的也都是“深度報道”，我一直相信自己很了解兒子。但看了兒子的詩以後，我發現我錯了。

我發現，我這個比他大了30歲的父親，對人生的的體會有的時候未必有兒子細膩，甚至在有些地方也未必有他深刻。

我也十分驚異兒子對英文詩歌韻律的掌握。我記得也就是在不久前，我還為他對英文報紙的一則廣告的似是而非的解釋而惱火，和他嚴肅地談過學習英語的態度問題，實際上當然是教訓他。兒子當時真是很老實的樣子，我還為自己抓住了他的隱藏很深的弱點而暗自得意呢！

看着兒子寫的詩，我不禁問自己：我真的知道孩子正在發生的變化嗎？我真的了解自己的兒子嗎？

捧着這本孩子們寫成的“書”，我內心充滿了感動！這本書裡不僅有兒子此生第一次印刷成書籍的英文詩作，而且記載着兒子到了美國後最初的成長曆程，不僅是美國小學教育不同凡響之處的一個實證，也是我作為一個父親反省自身局限的鏡子。我很想多留下一本，於是問弗絲女士能否滿足我的要求。弗絲女士笑着說：“對不起，每個家庭只能有一本。這是絕版的印刷。因為我們沒有更多的經費。所以，我們也希望家長們能夠支持我們，讓我們以後多做這樣的工作。”

當老師們推出一個巨大的蛋糕為孩子們祝賀時，會場上的氣氛更加熱烈。一些美國的家長們忘情地親吻着自己的孩子，好像是剛剛看到孩子從遠方歸來似的。顯然，不少家長和我一樣，被震撼了，被感動了，我們可能真是在這一個晚上，重新認識了自己的孩子。

孩子們也顯得很興奮，他們都神采飛揚地聚在一起，侃侃而談，笑聲不斷，顯然他們在為自己驕傲。

我也看到，家長們都不聲不響地走到會議室窗台前，那裡放置着一個捐款箱，家長們都在捐錢。這個時候，誰不覺得捐款是樁最應該做的事情啊！

儘管很感動，我還是沒有忘記我印象中家長會上的“法定程序”——徵求一下老師對孩子的意見，這似乎應該是“家長會”的慣例。我找到弗絲老師，問她，我的兒子在學校有什麼問題？老師說：“他要是有什麼問題，我可能早就通知你了。不會等到現在。”

可能是想起我與她見面時經常問她我的兒子有什麼問題這樣的話，弗絲老師笑着問我：“你們中國人總是在研究孩子的‘問題’嗎？”

我說：“我們中國人有一句名言叫‘未雨綢繆’，還有一句名言叫‘防微杜漸’，還有一句叫……”

弗絲女士微笑着打斷我說：“讓我們用更多的精力去發現孩子們的可愛和他們的潛能吧，鼓勵他們，引導他們，讓他們心中充滿自信，充滿光明，充滿歡樂，這樣孩子才有更大的興趣去學習，才有更大的力量去戰勝困難。”

回家後，我問孩子，你什麼時候寫的這些詩啊，我怎麼不知道啊？兒子說，就是課堂上老師讓我們寫着玩的，又不是作業。我問：“老師沒有告訴你們要出版？”兒子說：“沒有。老師就是說，你們寫得很好，再努力寫，你們中間會出現真正的作家。誰知道她真的把我們的詩給印成書了。爸爸，你說過，作家就是寫書的人。現在我們也寫書了，我們現在都是作家嗎？”

讓我怎麼回答呢？這本不起眼的詩集，在孩子們的心中有多重的分量啊！可能就是這本小小的詩集，會激發起孩子對於寫作的興趣和信心，未來的作家可能真會是從這裡走出第一步！

那天晚上，我發現，當天參加家長會帶去的筆記本上居然一個字也沒有記。孩子長到12歲以來，我參加了多少次家長會啊，而這是我第一次在家長會上沒有對老師說的話作現場記錄。

那天晚上兒子也非常興奮，12點了，還在寫他的日記。我發現，從那以後，兒子開始喜歡寫點兒東西了，而且寫得越來越快。他一有什麼感慨，就寫上幾句詩一類的東西，遇到什麼事情，可能就會寫出一篇記事散文。

儘管我和兒子都認定，他以後是要學理工科的，自然科學是推進人類進步的絕對的“物質力量”，何況咱們中國人是在美國，為了謀生，為了把日子過好，也都是重理輕文的。但是從那以後，兒子對寫作的興趣始終不減。

我的一些留學生的朋友看過我的兒子寫的一些文章後都說，他寫作的天賦是受了我這個當記者的爹的遺傳。其實，我根本不相信遺傳之說，我至今仍然相信，就是那本小小的詩集，激發了兒子對寫作的最初興趣，培養起他對寫作的自信心。那本詩集讓他相信自己有寫作的才能，特別是有用英文寫作的才能，於是，他才興致盎然地嘗試各種文體的英文寫作。

那次家長會在我的記憶中一直揮之不去，讓我想了很多事情。我感嘆美國老師的用心之良苦，他們通過把孩子們的作業編輯成書這樣一個舉動，完成了一個多麼複雜的教育環節！

——孩子們看到自己寫的詩變成了真正的書，而且讓自己的父母閱讀後真正受到感動，於是，孩子們重新認識了自己！與此同時，每個父母都看到了自己的孩子創造的“奇蹟”，在這個“奇蹟”面前，家長們也重新了解了自己的孩子。而在對自己孩子全新的了解面前，稍有頭腦的家長就不能不反省平日教育孩子的方式，不能不反省自己在教育過程中與孩子的關係，甚至不能不反省自己在教育孩子方面的得失成敗，從而去尋找培養和教育孩子的更為正確的途徑。

這使我想起在國內的家長會。學校一下開家長會的通知，家長和學生就開始忐忑不安了，如同面臨一次嚴峻的考驗。家長會上，校領導和老師們高高在上(真是高高在上，有時老師們的講話是從學校的擴音喇叭里傳出來的)，抑揚頓挫地講着話，時而指出嚴峻的競爭局勢，時而布置艱巨的考試任務，不時會指責一下典型的學生或者家長，接着危言聳聽地發布全面警告。此時，家長們坐在孩子們的座位上，低眉順眼，洗耳恭聽。那些平日學習成績不好的孩子的家長，更是心驚肉跳，如坐針氈，受了這番“折騰”之後，還要與折騰完自己的老師再去認真研究怎樣折騰(整治調教)孩子的對策。而孩子們呢？此時正躲在家裡魂不守舍地猜想着家長會現場的種種景象，充滿憂慮等待着父母的歸來，不知道老師與家長私下運籌了什麼，自己的處境又會發生什麼變化？不知有多少孩子在家長會後受到父母的打罵。開家長會的這一天，特別要是趕上孩子在期末考試或者是升學考試前的家長會，對一家人來說無疑是一個驚恐的日子。家長等待着老師的“宣判”，孩子則等待着來自老師和父母的雙重“審判”。

我的兒子在中國只念到小學四年級，我記得從他三年級開始，每次開家長會的這一天，都是他一年中最乖、最老實的日子。每逢這一天，兒子顯得特別懂事。實際上，我是從來不打孩子的，也從不為孩子考試高几分低幾分而責罵他。何況他從小受我們的影響，總是想做個好孩子，而且也確實做得不錯。然而就是這樣的好孩子，也還是如此懼怕“家長會”。可見中國學校“家長會”的威嚴之甚。

我們中國的家長會為什麼讓家長和孩子感到如此的緊張，甚至恐懼呢？教育為什麼把它的服務對象塑造成了懼怕教育的人？這是不是人們通常所說的“異化”現象？那麼，究竟是孩子們在內心叛逆了教育，還是我們的教育走到了自己的反面，背叛了自己呢？

梅克教授說：“沒有殘疾的孩子，只有殘疾的教育。”她為什麼說得這樣肯定？她說，她確信，每一個生命都有特殊的潛能，而教育的任務就是要開掘每一個孩子的創造力。這不只是教育學家的理想追求，而是一個國家的發展需要。

1993年，我採訪了美國亞利桑那大學一位教育學專家梅克教授。

我之所以萌發採訪梅克教授的欲望，完全是因為她從事的專業名稱和她的研究對象之間那種讓人難以理解的強烈反差。

她從事的專業是“天才教育”。在我們這些中國人的心目中，天才似乎就意味着與眾不同，意味着超凡脫俗，意味着出人頭地……而一說到天才教育，我們就立刻會想到名牌大學的少年班，奧林匹克學校，以及種種為培養特殊人才、而且只有極少數人能享受的教育特權……

而梅克教授的研究對象，卻是那些長期被人們忽略的教育水平低下的印第安部落的兒童、新近移居到美國的發展中國家的兒童、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得到良好教育的兒童和各種各樣的殘疾孩子。梅克教授在這個領域埋頭耕耘了15年。在她的辦公室，我看到各種膚色的孩子的照片，貼滿了整整一面牆的牆壁。

採訪她的時候，我單刀直入地提出了我最感到困惑不解的問題：“你能不能告訴我，你為什麼要在那些看起來比正常孩子更遠離天才境界的孩子中間，進行天才教育的研究？”

梅克教授平靜地回答：“由於各種原因不能受到良好教育的孩子們，他們更容易被社會忽略。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我時常會為他們以後的人生境遇感到哀傷。我想，造成這種悲劇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現行教育在用一個單一的標準去衡量、去要求、去塑造千差萬別的孩子，從而制約了孩子們各種潛能的發展。我的研究就是要找出解救這些孩子的辦法來。”

讓每一個孩子的潛能充分發揮出來，讓每一個孩子最大程度地擁有創造未來生活的能力！這個夢想如此強烈地纏繞着梅克，因此當她摘取了教育哲學博士的桂冠，進入教育科學的殿堂之後，她就急不可耐、全力以赴地去尋找將夢想變為現實的道路。

在苦苦地探索了15年之後，她終於找出一種能夠發現各種孩子的各種特殊才能的測試方法。這是一項在美國教育界前所未見的科研成果。

梅克教授採用一種使孩子們興致無窮，能夠積極參與的測試方法，在一種近乎遊戲的過程中，對孩子們的各種能力進行嚴格檢測並作出精確的定量分析，從而作出對孩子們的各種能力的準確判斷。在此基礎上，針對不同類型的孩子的發展特點和需要，制定出不同的教育規劃，然後指導教師和家長進行實施。

——這是一個多麼複雜的工程！它細緻到要對每一個孩子的特點進行全面分析，對每一個孩子的教育進行系統設計。最初，很多人把它看成是一個假想的純粹的科學實驗，很少有人相信這項科學研究對於改革和推進教育實踐有多少應用價值。但是梅克教授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帶領她的科研組堅持不懈地努力着，十多年過去了，他們的工作成果，終於引起了越來越多的老師、家長和教育管理者們的關注。

我採訪梅克教授的那年，在亞利桑那州已經有4所印第安保護區的學校、10多所普通學校、加利福尼亞州的50多所學校、北卡羅來納州的數百所學校，都已經在使用梅克教授的這種方法，對他們的教育對象、對他們承襲已久的教育體制進行重新的審度、剖析和規劃。就連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一些學校，也開始使用梅克教授的方法進行實驗。

梅克教授對我說：“我的研究遵從一個基本的思想原則，這就是去發現每個學生的長處，並且最大限度地去發展這個長處。而以往人們的觀念，恰恰與此相反，認為教育的任務是去發現孩子們的短處，再想方設法去彌補孩子的短處。在這樣的觀念之下，孩子們不僅在教育中被放在了被動的位置，而且往往被挫傷了學習的興趣，甚至會產生不可改變的對於教育的牴觸心理。這種狀況直接影響着孩子們能力的開發與培養。”

梅克教授相信：努力發現孩子的長處，激發的是孩子的自信。而專門注視孩子的短處，激發的是孩子的自卑。

梅克教授十分認真地說：“我在各種場合都強調這樣一個觀點：沒有殘疾的孩子，只有殘疾的教育！哪怕是那些被現行教育的公認標準認為是智力水平最低的孩子，實際上也有特殊才能，這是人所擁有的天賦，而我們今天的教育，往往把這種最應該重視的東西忽略了。”

我問梅克教授：“你認為推廣你的科研成果的最大障礙是什麼？”

“人的觀念。”梅克教授回答得十分乾脆。“可能傳統教育理念太強大了。人們習慣於要求孩子們去適應教育提出的標準，而不是讓教育去滿足孩子發展的需求。這個觀念不改變，教育就難以走出自己的誤區。”

梅克教授提出了教育中一個關鍵的問題——是應該讓人去適應教育，還是讓教育適應人！

梅克教授說：“我相信，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看到這樣一個重要的事實：每一個孩子都是富有創造力的生命，關鍵在於我們能否發現他們的天賦。我想，文明發展到今天，人類已經應該能夠看到每一個生命擁有的價值了。”

今天，梅克教授的想法，已經得到美國教育界的普遍認同。這種觀念不僅承認差異，而且尊重差異；不僅尊重一般性的差異，而且尊重特殊性的差異，在他們看來，人的千差萬別恰恰構成了人的豐富多彩的創造力的基礎，而教育的任務恰恰應該是把人的各種各樣的能量發掘出來，而不能像可口可樂的生產線，把自己的產品造成一個模樣。

採訪過梅克教授之後，我對美國教育為什麼通常不用一成不變的方式去授課，不用一套標準答案去測驗學生的能力，不用類似於成績排位的方式去把學生分成三六九等，為什麼能夠給學生那樣大的自由度，讓學生們去想像、去發揮、去施展自己的能力，有了更多的理解。

梅克教授說的一句話深深震動着我：“沒有殘疾的孩子，只有殘疾的教育！”

我想，或許正是這樣的理念，推動了美國基礎教育的改革和發展。基於這種對人的價值的認識，人們才能注意在教育中尊重每一個孩子的個性，進而想方設法去開發每一個孩子的潛能。

讓每個孩子知道自己的潛能，讓每個孩子建立起堅實的自信，讓每個孩子從事屬於他們自己也屬於這個社會的富有個性的創造！這就是美國教育為自己設定的任務。他們為了完成這個任務，處心積慮，孜孜以求，不遺餘力。

1994年，美國總統克林頓簽署了由眾、參兩院經過激烈辯論通過的《美國2000年教育改革法案》。該法案有十大內容，其中第一部分內容是《美國2000 年教育目標法》，確定了美國2000年的8項教育目標。在這8項目標中的第3項目標，就專門論及了基礎教育的目標，我們從中可以看到美國教育的追求：

“全面大幅度地提高中小學生的基礎文化水平，提高全體學生的推理能力、解決難題的能力、應用知識的能力、寫作的能力和進行流暢交流的能力，大幅度提高能掌握和使用兩種以上語言的學生的比例；所有學生都要參與促進個人品德良好發展的活動，參加促進身體健康的社區服務和培養個人責任感的活動，接受體育、衛生教育，保證身體健康和精神飽滿。使學生學會開動腦筋，成為負責的公民，能接受繼續教育並在生產部門順利就業。”

在這個培養目標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國人注重的是大幅度地提高中小學生的基礎文化水平，是對孩子們今後的發展至關重要的五大能力的訓練，是孩子們的道德水平和責任感的培養，是全面保證孩子們的身心健康。值得我們關注的，是他們把上述目標的追求設定在“全體學生”、“所有學生”的身上，也就是每個孩子的身上。

關注每個生命，開掘每個生命的能量！這是美國在中小學教育目標上的國家意志，起碼是落在文字上的國家法律。這個法律能否真正落實，當然是另外一回事，不過，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一個國家的教育渴求。

兒子在美國上小學的時候，我去他們學校考察，發現同一年級的各個班級上課的方式都不一樣。同樣是教美國歷史，有的班級組織看電影，有的組織去博物館，有的班級的作業是讓孩子寫文章，有的則是讓孩子模仿歷史人物進行演說，千奇百怪。

我本來是想跟老師商量一下，找一本教科書，配合課堂教學輔導一下孩子，但卻發現，老師根本沒有什麼教科書。

我問老師：“你們上歷史課不指定教科書，學生怎麼掌握要點啊？”

老師說：“對於歷史，每個人的興趣點完全不同，看法也完全不同，讓孩子們知道一個大的發展脈絡就行了，我們不指定教科書正是為了讓孩子們不受束縛地接觸更多的史料，思考更多的問題！一本不適當的教科書，一是可能限制了孩子的眼界，讓他們覺得歷史就在一本小小的書裡，更可怕的是可能破壞了孩子學習歷史的興趣，讓他們此生把歷史拒之門外。”

美國的中小學校非常看重孩子們的學習興趣。他們提倡尊重每個孩子的性格、習慣、喜好，鼓勵孩子的一切想像和創造能力。這與我們中國的教育大不一樣，我們中國，從孩子進入學校的第一天起，就把一個公認的標準放置在孩子眼前，讓孩子們死記硬背，千差萬異的孩子都要按照這個標準被剪裁、被馴化。

一個是要孩子們必須適應大一統教育提出的硬性要求；一個是儘可能地開掘每個孩子的內在潛能，促進其自由發展。觀念不同，出發點不同，教育的方式就產生了巨大的差異。

美國教育部門規定，中小學教育中，語文、數學、科學、地理、歷史、外語和藝術七門功課為主課，各學校執行統一的教育大綱，學生畢業時通過考試檢驗學習情況。作為一個國家的教育，他們也是有一個統一的原則標準的。

但是，這個統一的教育大綱，實施起來卻又十分靈活。美國並沒有為七門主課編寫全國統一教材，他們的中小學的教材一般都是由專門公司編寫的，市場上同樣一門課程會有各種版本的教材供學校及教師選擇。這就使學生和教師都贏得了自由的空間：哪種教材更適應孩子的特點，同時也更適合教師的發揮，就去選擇它。

美國中小學的其他輔課更是由各學校甚至教師自行決定其內容、教材和教學方法，課程的原則只有一個：貼近生活，務求實用。美國中小學會為孩子們開設園藝、電腦、駕駛、縫紉、烹飪、木工、機械、攝影、繪畫、樂器等豐富多彩的實用專業課程。這些課程通過對孩子實行各種基礎的技術培訓，提高孩子的動手能力，讓孩子們了解什麼是生活，什麼是謀生，讓孩子們知道怎麼去生活，怎麼去謀生的一般知識，也從中激發學生對大千世界、對千行百業的興趣。

美國基礎教育中這樣一種高度自由開放的教育模式能夠存在，能夠延續和發展，還與大學教育和中學教育的“接口方式”直接相關。美國沒有統一的大學升學考試，學生高中畢業升入大學時只需參加一個“學業能力考試”，這項測驗主要是考核學生的數學和語文水平。在一年中，學生可參加幾次這樣的考試，哪一次的成績最好，就以哪一次的成績為準，從而避免了一考定終身的偶然性。

大學在錄取學生時，除了看“學業能力考試”的成績以外，主要看學生平日各學科成績，看學生的品行、興趣愛好、特長、個人自傳、老師推薦信以及參加社區服務的情況，這時他們看重的是一個孩子的全面素質，並不是一次考試的成績。如果美國大學像我們這樣“一考定終身”，美國的中小學教育也不會有現在這種自由開放的景觀了。

我常想，教育應該是與製造業完全不同的產業：製造業需要的是標準化，只有標準化，才能有大工業。而教育呢？教育可能恰恰需要的是個性化，因為每個人是千差萬別的，開發千差萬別的個性潛能，才是產生創造力的基礎。只有千差萬別的創造力匯集起來，才能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巨大能量。

有一次，亞利桑那《每日星報》的總編輯約翰·派克請我吃飯，飯後他問我是否要一點甜食，我說冰激凌吧。約翰·派克說：“好！咱們不在這兒吃，我帶你去一個地方。”

約翰·派克把我領進一個號稱是圖桑地區最有名的冷飲連鎖店，他神秘地一笑，對我說：“你將見到一個有趣的人。”

當我走到櫃檯前決定選擇哪幾種冰激凌時，我發現，那琳琅滿目的樣品都標着我幾乎讀不出來的英文單詞。原來，這裡的冰激凌，都是用特殊的香料和植物，採用特殊方法製成的，品種繁多，在大商店裡絕對見不到。

這時從裡面跑出個精幹的小伙子，見到約翰高興地大叫：“老朋友，你怎麼有空來這裡？”

約翰指着我：“這位中國記者想吃你的冰激凌，我想他也會有興趣知道你怎麼從一個工科碩士成了一個冰激凌店的老闆。”

工科碩士？冰激凌店的老闆？我有些吃驚地打量着眼前的這個年輕人。

小伙子笑了，他對我說：“就是因為一個夢，一個孩子的夢，讓我成了一個賣冰激凌的生意人。”

他告訴我，小時候，他最愛吃的東西就是冰激凌，可是每次哥哥總是搶他的那一份，他不給，就要挨打。那時他就下着決心：長大自己要開個冰激凌店，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後來，長大了，他嘗試過寫作，當過攝影記者，他甚至為當一個工程師而修了個碩士學位。但是，幼年時那個冰激凌店的夢想始終纏繞着他。最後，他終於放棄了所有的嘗試，來到美國最炎熱的“沙漠火地”——亞利桑那州，實現了他的夢想，開了一個配方獨特的冰激凌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