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中國發生了很多大事。據說粉碎四人幫，大快人心。那麼大的人物，小農民怎麼能明白呢？當時大家都這麼說，我也就這麼說，鄉下人嘛，也就是跟着吆喝吆喝。其實覺得王洪文那麼英俊瀟灑，挺可惜的。不過我最關心的還是將自己從九分的勞動力標價變為十分。從三點五分變到九分不容易，要標價十分，還需要證明自已能勝任一年四季的重農活。這一年的冬季水利工程是關鍵。

秋收後，我和生產隊的全體男勞動力上了冬季白湖水利工地。離家六十多里路，是比較近的一次。年長的人說，白湖水利工程是他們過去十多年遇到的最艱難的一個工程。在湖底開出一條二十多米寬二十多里長的渠道，將湖泊變良田。那年冬天特冷，氣溫一般都是零下二十幾度，肩上一百三十多斤的擔子，腳下淤泥深陷一二十公分。挑着擔子在淤泥中走，很難平衡，腳拉出淤泥也很吃力。

工地離戰棚有六七里地。戰棚搭在當地一位農民家的前院子。炊工在農民家做好飯然後送到工地。不知誰耍了魔術，兩桶從生產隊帶來炒萊用的棉油，神不知鬼不覺地變成摻了水的醬油。一兩個月飯菜中沒有點滴油腥，大家嘴唇都裂開了很大的口子。每天從早到晚連續高強度勞動八九個小時，幾個月下來，精疲力竭，人困馬乏，狼狽不堪。

大概是臘月初的一個上午，大家正忙着，叮叮光叮叮光，有六七個人敲着鑼來到我們生產隊的工地上。

大家圍上來。這幾個人都穿着單衣，幾個年長一點的，很明顯裡面加了厚背心，因為特冷，凍得打哆唆。其中有三個年輕人雙手從背後綁着，綁得不太緊，繩子好象連在一起，彼此很配合。三個人脖子上都掛着大牌子，牌子上寫着打人犯xxx。另外三個人，一個高個子拿着話筒，象個頭目，一個人手上拿着一片鑼，牽着繩子，還有一個人也牽着繩子，大概是怕那綁着的三個人跑掉。六個人都面無表情。三個掛牌子的年青人大概十八九歲，大我一兩歲。其中有兩個胳膊和手背上有血跡，有一個瘦小個子的手在打抖，不知是冷還是痛。

等大家圍攏後，拿話筒的高個子對着話筒干吼了一陣子。原來被綁的是三個從省城來的知識青年，下放在鄰近的公社。三個人在工地上打架，不好好幹活，被定性為破壞水利建設，被罰遊堤示眾。

我很同情他們，為他們感到不平，這可是從城裡來的知識青年，是響應毛主席上山下鄉的號召才來的呀，他們是人啊，又不是象我們一樣的農民。耍猴一樣的示眾很快就結束了，他們敲着鑼轉到下一個生產隊。我們繼續幹活。

泥地里挑擔要步伐快，不能分心，不然腳越粘越緊，擔子越挑越沉。可我還是忍不住扭頭看這幫人。看着他們離去，走路輕飄飄的，我心裡突然感到羨慕。掛掛牌子畢僅比挑重擔子輕鬆啊。我甚至在猜想，這幾個知識青年可能是在演雙簧，打他媽一架，免幾天勞役。

聽小道消息說春節不能回家，要在工地過。前幾年有人偷跑過。我琢磨了一陣，決定偷跑。籌集了二十幾元錢，跑向了省城。在外面晃蕩流浪了一旦時間。那時侯無目的外流不叫農民工，也不叫肓流，叫流竄犯，有危險的。同村的王二哥流竄後在收容所被關了半年多，拉出來批鬥過十多次。後來成了殘廢。

流浪的滋味並不好受。後來又跑到外省工作的叔叔家呆了幾星期，叔叔是老大學生，很有知識，他說粉碎了四個幫，國家的很多政策會有很大變化。從叔叔那裡學到很多東西，認識到需要學習知識，文肓想到外面混是很艱難的。同時也更堅定地嚮往城市生活。

不久後還是灰溜溜地返回了老家。因為能提供詳細的流竄去向，沒遇上太大的麻煩。不過心裡一直盤算着，要學習，要增加知識，要徹底地改變自巳的命運。冬去春來秋收，時間飛到了一九七七年九月。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還真的使我徹底改變了生活軌跡。

七七年九月底的一天，參加完一個大型的宣判會後返回家，路過離村兩公里外的一家縫紉店，我們幾個小青年專門跑去縫紉店，去看店中二十歲左右，新婚不久獨守閨房，姿色非常非常豐潤的縫紉員，因為當天宣判的人中，有兩個人與她扯不清。不久前也聽到很多關於她的動人傳說，村里那幫大光棍們，講起她的故事，眼睛賊亮賊亮的放光，口水不停地往下流。

很令人失望，店門緊閉，室內空空，一伙人只好掃興地離去。我不想跟他們一起走，大概是賊心不死吧，多磨蹬了幾分鐘。幾分鐘，幾分鐘，就因為推遲了這幾分鐘，我從林蔭小道上返回公路，碰上了一個人，我終身難忘的一個人。

生活如夢---三十年後話高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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