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我們上中學時，在語文課本里有一篇文章叫《哥德巴赫猜想》，是報道數學家陳景潤攻克著名數學難題：哥德巴赫猜想的事跡。其實，豈止是中學課本，陳景潤的故事，當時可以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說的再過一點兒，陳景潤的名字和形象就是當時知識分子的同義詞。 本來，宣傳陳景潤，是要起到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作用的。但根據我的經歷，宣傳不但沒有起到應有的好效果，還產生了非常嚴重的副作用。這裡舉個例子。 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電影和文學作品裡，知識分子就是資產階級的化身，是需要被改造的對象，所謂”臭老九”的形象能好得了嗎？文革結束了，為了扭轉知識分子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就不遺餘力地宣傳陳景潤。結果在文學，電影作品中就出現了一大批所謂陳景潤式的知識分子，他們總是弱不禁風，戴着像啤酒瓶子底似的大眼鏡。不是悶聲不語，就是口吃結巴。為了搞科研，廢寢忘食，走路還看書，結果撞到電線杆上。搞對象，也是憨厚呆傻的近乎弱智。我就曾看過一個小品叫《約會》，說一個陳景潤式的知識分子搞對象，和姑娘約會，儘管表現的像一個生活上的痴呆兒，在約會中出盡了洋相，但最後竟然還贏得了姑娘的芳心，真可謂愛情事業雙豐收啊。 不用說，老百姓對知識分子的印象從“臭老九”的極端又轉到了另一個極端：“生活上的弱智和白痴”。 另外，由於陳景潤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是一個數學領域的特殊難題，當時簡稱為：1+2。這也引起了許多人的誤解，當時好像全國至少有好幾萬人，在很短的時間內宣稱，他們攻克了1+1。 儘管有專家反覆解釋，這個1+2不是那麼簡單的東西，但大部分的老百姓都覺得：1+2，連小孩子都知道的東西，還用研究啊？就算研究成了，有啥實際用處啊？再加上當時正是文革之後，許多科研人員重新拾起專業後，動手能力不強。科研條件，實驗環境也都不是很好，結果，在老百姓當中造成知識分子“高分低能”，只會理論，不會動手的印象。知識分子又莫名其妙地經歷了新一輪的歧視。 直到八十年代末，大家對知識分子的印象才有所改變，可也沒好到哪兒去，那時是所謂“腦體倒掛”，“搞導彈不如賣茶葉蛋”。因為新鮮出爐的新一代知識分子的形象，是兩位身患癌症而在3，40歲就早早病逝的蔣築英和羅健夫，知識分子又從“書呆子”變成了“病秧子”，知識分子的形象再次遭到扭曲。 現在看來，當時宣傳陳景潤，是宣傳者自己對知識分子的極端偏見和無知所造成的。陳景潤先生，在生活上，並非那麼不堪，在“文革”中，他為了不讓造反派找麻煩，使自己的研究能夠繼續下去，不惜裝瘋賣傻，把自己裝扮成一個弱智。後來由於長期的營養不良和孤獨寂寞，使他的身心受到嚴重傷害。他去世時才50多歲。但願陳先生的靈魂能在天國得到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