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這是篇非常難得的好文，活生生地刻畫了當今中國知識分子的畸形面目及其對社會潛在的巨大危害。 該文反映了作者理性的思考，冷靜的頭腦，對社會的深刻了解，和對社會問題的深刻洞察力。這篇文章告訴我們這麼一點，中國不是沒有人才，而是沒有湧現人才的土壤；不是沒有真正理智的有民族良心的知識分子，而是他們被淹沒被壓抑而已。這篇文章對我們認識反漢字小丑是非常有幫助的。 為什麼中國知識精英墮落成“民主恐怖分子”？zt 作者：倚天立 發軔於美國的互聯網，成為了全世界孫悟空打倒“天兵天將”的一個天大的擂台，在一個全球尺度的視野內，無數偶像和權威原來都是些經看不經用的銀洋臘槍頭，大到瘋迷世界的“美國夢”，中到CNN和BBC如日中天的公正神話，小到道貌岸然的大師泰斗，紛紛被山寨版的“齊天大聖”們打下擂台，這不僅出乎話語權壟斷者的意料之外，也出乎山寨英雄們自己的意料之外。 　　網絡延伸了我們的視野和思想，自然也打開和延伸了中國學術殿堂那一座座神秘大門背後的講台，然而，使我們這些民間草根瞠目結舌的是，在高據講台的那許多中國學術精英們（主要是社科類）身上，我們沒有看到多少道德的高尚、思想的深邃和對真理的忠誠，卻看見了這個群體中絕大部分人的淺薄、偏激、愚蠢甚至邪惡，看到了這個階層對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的一種報復性的瘋狂仇視。（評：非常中的！） 　　在目前這個物質世界豐富多彩但精神世界卻浮躁紛亂的大環境中，在以大學和研究所為舞台的哪許多知識精英之間，瀰漫着一種因為對權力的痛恨而引起的泛意識形態化的濃厚情緒，這種情緒占據了知識精英的大腦，使得他們無志於研究治學，無志於實踐求索，無志於國家民族的未來，更沒有“吾儕不出，如蒼生何” 的偉大使命感，在這種泛意識形態化的心態下面，他們捨棄了自己的本行專業，致力於在中國思想界和經濟學界，持續不斷地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的對中國全社會、中國文化以及中國國運的破壞運動。（評：反漢字就是最明顯的一例！） 　　實際上，不管是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還是董仲舒的“罷黜百家”，不管是東晉士子的佛玄歸流，還是宋明的“ 心學”、“實學”，不管是清朝的考據訓詁，還是“五四”時候的啟蒙救亡，幾千年來，中國知識分子階層始終是中國社會的主要設計者和守望者，但是近二十年來，目前的中國知識精英集團，作為一個整體，已經墮落成最為不學無術、最為道德墮落、最辜負民族期望、最沒有學術貢獻和最缺乏時代方向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絕無僅有的自甘淪喪的“偽知識分子” 階層，他們在普通知識分子和普通大眾心目中，既沒有道德權威，也沒有學術建樹，更沒有引領啟蒙民眾思考行動的號召力與執行力，普遍受到社會的懷疑、嘲笑、甚至否定。（評：這些知識分子首先是被人民唾棄。 普通百姓可能沒有高深的理論，但是，生活常識， 直覺和經驗使得人民識破了他們，知道這是一群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危險群體！）這種被整體蔑視的產生原因，既不是源於“反右”時期的思想鉗制，也不是“嗡嗡嗡”時期的刻意醜化，而是產生在社會地位尊崇、研究經費充裕、思想領域相對開放、政治環境相對寬鬆的現在，這就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震驚和思索。 　　知識精英階層的“仇恨”來自於何處？ 　　第一，可以說，中國目前知識精英階層對當局的仇恨心理，很大程度上可上溯到1978年以前，那個使整個知識階層顏面掃地的年代，從批判馬寅初的 “新人口論”到“反右運動”，從專家教授打入牛棚，到教師集體虐待為“臭老九”，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集體全面蒙受極大羞辱，其程度之嚴重雖是元朝滿清亦不能比也。這一個非常歷史時期的悲慘際遇，讓許多經歷過和未經歷過的知識分子，在心中銘刻下了不可磨滅的集體恥辱和集體仇恨，所以今天，對毛澤東的評價，知識精英和普羅大眾的看法猶如天上地下不可調和。 　　在尋找悲劇根源的時候，知識階層痛定思痛，他們一開始就把目標鎖定在1978年以前的集權制度上，為了自己不再承受這種羞辱，為了民族不再繼續這種痛苦，所以，嗡嗡嗡後歷經數次思想反思，他們認定了一個目標，那就是要用“民主選舉”來防止歷史悲劇的重演。但是，在知識精英追求“民主”和“人權”的過程中，他們始終頑固認為，1978年以後的歷屆政權，繼承、延續甚至強化了原有的專制集權，所以，他們完全有理由在這些後來的政權身上，延續和發泄自己的憤怒與仇恨，“民主”和“人權”成了知識精英奮鬥的目標，也成了他們批判的工具甚至武器。另外，社會主義陣營經過1990年後的潰敗，西方世界成為唯一的勝利者，這更堅定了知識精英階層的信心和決心，在這個時候，對“民主”、“憲政”的探索，逐漸演變成一種漠視國家民族未來的“顏色革命”，演變成一場自我尋找尊嚴的“復仇之戰”。（評：民主人權問題上的淺薄和扭曲， 對現實問題的無知和幼稚，是這些“知識分子”的Achilles' heel.) 　　從今天來看，在中國社會急劇變化的三十年中，知識精英又不知不覺犯了一個刻舟求劍的嚴重錯誤，那就是他們認識不到，目前中國的政治形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已經從專制主義逐漸演變成了一種集權性質逐漸淡化的權威主義，其封建色彩已逐漸淡化，社會民主黨的色彩卻在漸漸濃厚，即使在基層政權中仍然存在極大的官本位意識，貪腐行為也呈洪水猛獸之勢，但是，這畢竟不是主流，中國社會的矛盾還遠沒有激化到需要改變政權性質的程度。另外，要用幾十年的時間，來抹去幾千年留下的歷史印記，這本身就沒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評：這段對中國社會現狀和歷史的話是客觀和中肯的。） 　　但是，知識精英們堅決不承認、更不接受這一點，他們用無政府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的標籤，來掩蓋自己其實是社會制度破壞者的事實，他們頑固地站在所有社會管理行為的對立面，無論對錯與否、不管青紅皂白的反對心理，已經變成了知識精英們潛意識中一種如同排泄反射一般的本能。（評：中國知識分子是destructive rather than constructive! 反漢字者就是典型。） 　　因此，在現有體制下，強力政府與知識精英之間的關係，就類似於一個權威家長和一個青春期反叛少年之間的關係，家長大權獨攬，行事強迫，少年則叛逆不服，敢怒不敢言，二者之間自然處於一種隱蔽的鬥爭狀態。父親讓兒子苦練鋼琴，兒子偏偏不學，但在棍棒下又不得不練，於是懶洋洋消極怠工，還要悄悄用小刀劃爛鋼琴的漆面。這種破壞性為必然會招致嚴重的懲罰，而懲罰則讓兒子更加痛恨鋼琴，在他眼裡，鋼琴就是專制的象徵，只有一有機會，他絕對會把鋼琴一把火燒成灰。 　　但是，情況早已發生了變化。 　　隨着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巨額財富積累，知識精英階層對權力集中的不滿，已慢慢從為民請命的立場，轉化為財富分配方式的訴求，知識精英不滿於國家財富集中於政府和國有企業之手，希望用“民主 ”和“選舉”來分得權力甚至是奪取權力，但是，這個階層在各種場合表現出來的幼稚的管理觀點和偏激的政治主張，得不到官方的順應和民眾的廣泛支持（評：這些知識分子低估了民眾的智能。），精英階層就把這一切歸咎為專制制度和專職制度下的奴性思想，於是，精英們堅定不渝地打起了持久戰，不約而同地把意識形態強加到大學的講台上去，灌輸到任何一種具體的知識和技術中去。 　　精英們向中國所有有價值的領域，發起了一系列的破壞運動（評：漢字漢語首先成為標的。）。 　　精英們認為是傳統文化支撐了集權的存在，所以，傳統文化變成了他們的靶子，他們按照自己的願望和想象，把美國塑造成一個連美國人自己都羞於接受的“上帝之城”（評：我早說過，對西方的盲目，完全是對西方的無知的產物。西方是他們想象中的西方，不是真實的存在樣子）。被他們祭在供桌上的西方文化，其實只是用來砸毀一切中國傳統的暴力工具，只要是不符合西方價值尺度的觀念與道德，都會被他們拿來進行閹割和切除。 　　精英們認為被洗腦的愚民支撐了集權的統治，因此，這些愚民又被咒罵為“義和團”。工業化過程中出現的貧弱階層，成為了他們攻擊權力的“板磚”，但這些“板磚”扔完之後，他們又稱之為“無法帶入現代化”。所以，厲以寧才說：“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和諧社會才能有希望。中國窮人為什麼窮，因為他們都有仇富心理。”所以，復旦教授朱學勤才會氣急敗壞，把一場奪取幾萬人生命的地震，詛咒為對本民族的“天遣”。 　　精英們認為是傳統道德阻礙了“民主思想”的貫徹，所以，便以不負責任的極端自由主義和反道德行為來摧毀傳統道德，所以，“范跑跑”才會把自己違反人類公德的自私行為，吹噓為最符合人性的反國家暴政的鬥爭。被學生砍死在課堂上的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程春明，一邊把女研究生抱在懷裡，一邊抨擊褻瀆法制的貪腐行為。至於那個叫李銀河的具有強烈窺視欲的乾癟女人，更是把“性解放”歌頌成了一個翻天復地的偉大革命。 　　因為中國國家主權的完整阻擋了美國大兵的軍靴，所以，精英們又推出了“人權高於主權”的口號，企圖用“人權”來撕開中國國家的大門，建立起一個歡迎“皇軍進村”的“人權維持會”。（評：這些“精英們”對中國社會的危害，絕不是危言聳聽！中國社會20世紀的部分災難，難道不是一些“精英”一手早就的嗎？） 　　精英們認為中國的糧食生產能力支撐了中國社會的穩定，而這種穩定又為集權政府的存在提供了空間，於是，茅于軾才會代表美國人民來抗議中國的土地保護政策，他認為中國應當到國際市場去購買糧食，可如果買不到糧食，那就說明中國人自己出了什麼問題。對於遲遲沒有到來的中國社會動盪，茅于軾心急如焚，已經是只管宣傳目標，不顧邏輯通順。（評：“精英們”已經到了喪心病狂的程度！） 　　說穿了，目前中國的知識精英把“民主”推到神的位置上，實際上就是希望用“民主選舉”的辦法來奪取政權，至於說“奪權”以後，怎麼來解決中國現有的各種困難，他們根本沒有想過，如果有人問及，他們就用一句“民主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來充當所有答案（評：可以說是擊中了要害！可以說，這些“精英”的“民主”可能比現在的專制危險10倍，100倍！），實際上，對於中國的問題，這許多連自己的個人生活都搞得一塌糊塗的“低能兒”，他們根本沒有實際能力來領導社會、指引人民。他們無視這個世界上國際鬥爭之間的弱肉強食，他們無視中國國內的具體國情，他們無視自己的奮鬥目標將會給民族帶來的巨大災難，只是為“民主”而“民主”，為“選舉”而“選舉”，一旦目的沒有達到，便陷入了一種“逢共必反”的偏執的思想怪圈之中。盲目的仇恨便蒙蔽了精英們的眼睛，使他們心中只裝滿了對權力的“恨”，卻失去了對民眾最基本的人文之 “愛”，他們將遲遲沒有等到“民主騷亂”的憤恨遷怒於全民族，以“民主”為兇器，巴不得將這個民族所擁有的一切破壞殆盡（評：他們沒有愛，只有恨； 只有權欲，沒有民眾；只有復仇，沒有和諧；只有破壞，沒有建設。他們的所謂“民主”，沒有民族，民眾，民生等的成分。）。 　　這些失去了大腦的“民主恐怖分子”，假如他們得到了政權，他們在改革中遇到了解決不了的問題，就只會說是民主還不夠徹底；倘若搞到國家崩潰，他們又會說中國的龐大本身就基於專制的大一統傳統，分裂成幾個小國反而更好；而最後出現民族毀滅，他們更會冷酷地認為，中國人口多、素質低，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進入現代化。就因為中國實行不了知識精英們需要的的那種政治體制，所以，他們便對整個民族進行一種集體懲罰式的詛咒。（評：這是他們的本質。 這個警告絕不是危言聳聽！） 　　這才是地地道道的“民主恐怖分子”！ 　　然而，在沒有實現用“憲政”來奪取政權的目的之後，這些急功近利的精英們，又反過來投靠國內外各種各樣的利益團體，爭先恐後加入了各種以前他們口誅筆伐的腐敗鏈條（評：利慾薰心的假“民主”！），但同時還念念不忘把各種理論光環呆在自己頭上，所以，才會有人赤裸裸地宣稱自己“為富人說話”、“經濟學家就是為利益集團服務”。 　　這才是地地道道的“民主娼妓”。 　　知識精英階層的種種惡行，失去了自我的道德權威，使大眾更難理解甚至反感民主制度所具有的分權和制衡的真正意義，從這一點說，知識精英實際上起到了 “反民主”的惡劣作用。所以，在這種社會心態下來實行拔苗助長式的“民主選舉”，中國的結局不會好於韓國和泰國，甚至不會好過菲律賓，這種“民主”給中國人帶來的命運，只會是一種全社會各階級之間的復仇和清算（評：概括的非常準確！），絕不是什麼“流奶和蜜”的仙境。 　　知識精英們在推崇美國“科技文明”的時候，恰恰是互聯網的普及和推廣，打破了他們在中國思想領域內的霸主地位，沖淡和稀釋了他們的社會影響力，顛覆了他們正用來誤導我們的價值標準，這是精英們做夢也沒有想到的結局。 　　互聯網確實把世界變成了平的，一切思想都要在這個時代再次進行價值重估和價值再建。 　　全世界的“雷鋒塔”都在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崩塌，這個時代的“禮崩樂壞”，卻使中國意想不到地進入了新的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一個新中華文明的曙光，從2008年“5·12”那天開始，已經在天際熠熠生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