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领域的活力是对市场的占有企图和利润的欲求，它强调竞争性，但是如果把它置于学术特别是基础研究领域，则有可能完全本末倒置。
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到学术机构，各种人才工程、计划，各种名目的奖项铺天盖地。更可笑的是，奖励对象几乎是短期成果，多不过3年5年，少则1年，有的成果甚至还未完全公诸于世就拿大奖。
去年10月，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得主揭晓时刻。果不其然，诺奖再次引发了国人的一片感叹甚或是哀唤。诸如“诺贝尔奖距我们有多远？”之类的主题颇见于各类媒体上。每一次哀唤，其情固然可悯，但如果仅止于此，而不对自己进行检省和反思，这样的尴尬估计或许还要持续10年甚至更远。
现在还哀叹自己的客观条件不如人，总让人感到有为自己开脱的嫌疑。中国的科学研究人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规模相当庞大的群体。称自己的财力有限，尽管也多少道出了一点苦衷，但相形于众多美国之外的获奖国家，年年颗粒无收的结局又似乎总让人感到这种说辞的空洞和贫乏。说中国人缺乏才智，这恐怕更会在世界上都落下一个笑柄。一句话，单看有形的资源，中国人实在不该拿不到诺奖。如果要找寻这种年年希望落空的罪端，其实还是“软件”——一个人为建构的制度环境不如人。
任何一个好的制度设计的初衷都是要激发人的活力。但是，要界定这种“活力”可并不容易。经济领域的活力是对市场的占有企图和利润的欲求，它强调竞争性，但是如果把它置于学术特别是基础研究领域，则有可能完全本末倒置。而颇意味深长的是，中国学术界当下从头至尾的制度设计，让人强烈感受到的，正是这种经济领域的逻辑。白热化的竞争或者说不当竞争几乎渗透到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角落。触发人们竞争的媒介，一是项目，二是奖励。人们之所以对之投入极大的激情，其实目的远不仅仅是经费，更重要的是它所带来的“体面”和“尊严”等所谓的文化资本价值。而学术界正常的文化资本价值，原本应是通过民间或者至少是行内认同才得以体现的；不是“官方”认同，更不能以学衔、官阶和职称为标识。更何况，在学术领域，这种资本很少是短时间内能“攫取”的，它需要有一个过程，有时甚至是非常漫长的过程。诺奖所奖励的大多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研究成果，正说明它深谙此理。它所倚重的不仅是研究结论经得住时间的检验，而且还要看它此后的学术价值和积极的社会效应。故而，诺奖成果极少不为学术界同行所信服，它所具有的“含金量”也让人不得不信服。即使在一些科技发达的国家，学术界所设的奖项也并不多，如一向颇有竞争情结的美国，在其他领域竞争倒是异常惨烈，但在学术界由国家所设立的只有国家科学院院士终身荣誉、普利策奖和影响甚微的总统奖，而法国声名显赫的法兰西学院，只保留40位交椅，只有在世的院士退休后，才能补缺。行内人都明白一个常识或不成文的规则，任何有影响的基础研究成果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经年累月的细火慢煨功夫和自由探索精神，而利益驱动和耐不住寂寞的浮夸急躁往往是其大忌。
反观我们的学术界制度安排，如果要以数量计，中国可能是世界上论文产出最多、各层次奖项也最多的国家。前者很大程度上是后者孵化催生的产物。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到学术机构，各种人才工程、计划，各种名目的奖项铺天盖地。更可笑的是，所有奖励对象几乎都是短期成果，多不过3年5年，少则1年，有的成果甚至还未完全公诸于世就拿大奖。如果能保持超然不申请也就罢了，但可怕的是恰恰这些项目的名头更具有“含金量”，考核、评职都以之为基准。如此以来，人们对其趋之若鹜也在所难免了。举国评“优”不仅带来人心浮躁，更重要的是学术界公信力下降，权力、关系、地位、资格等等与学术无干的因素无所不入，经济学领域的“赢者通吃”法则在学术界也攻城略地，无往而不胜。作为公器的学术由此而成为私人获利的工具，学者的尊严、严谨、诚实等品质也丧失殆尽。
不良的奖励有时比惩罚还具有破坏性。著名法律学者凯尔森认为，与惩罚相比，对奖励的期望只具有次要意义，而且奖励技术只在私人关系中才发挥重要作用。然而，颇具反讽味道的是，我们目前学术界相当数量的奖励往往只是在公共品的占有上方才体现它的价值所在，而在私人领域中又极少有人以之为然。不能得到人们内心的信服，只有工具和利用价值，这种奖励所带来的危害可想而知，中国学术界在诺奖面前的尴尬也可想而知。
奖励机制的确具有激发人的活力功效，但关键是我们需要建立什么样的有威信的奖励机制、激发什么样的活力。奖励少而精、因而物有所值，这种效应就是正面的，但如果奖励过滥且全无威信，它激发的便是负面效应。其实，对于许多真正以学术为志业并视之为生命的人们而言，他们并不十分看重奖励的名利价值；正是他们对名利的相对淡泊和平静心境，才有可能创造出伟绩。中国的“两弹”是无名英雄在艰苦的环境中研究开发出来的。不久前何祚庥先生慨叹，我们曾经距获得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自由夸克理论只有一步之遥，虽然因为时运而功亏一篑，但至少说明在当时那种艰苦条件下，是人们沉静的心境与意志几乎创造了奇迹。
大规模频繁的评优、奖优运动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传统，在其他领域或许有其意义所在，但至少是极不适合学术研究领域的。不反思这种运行逻辑滥用的危害，并合理调整现行的制度安排，诺奖可能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即使是从政府公共行政效率的角度出发，这种制度安排本身也颇值得反思：为维持一个弊大于利的机制的运行，全国每年所付出的评审以及连带的开支究竟有多少？这似乎也不应是一笔糊涂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