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聽到有人對比中西文字之間的優劣。很多人甚至把文字的差異上升到決定民族命運的高度（這個在知識界“唯心主義”大行其道的時代也很正常）。我個人認為，語言之於文化的影響的確非常重大，但從根本上說還是社會生活以及由此而積澱下來的文化在“決定”着語言的結構。所以對中文，無論是過於自卑的貶損、還是自命不凡的拔高都是有失偏頗的。 1. 中文為什麼沒有產生形式邏輯？ 形式邏輯產生於古希臘。有人聲稱，中文沒有、也不可能產生形式邏輯，結論是與西文相比，中文有巨大的缺陷。 那麼形式邏輯是不是一定要在某種結構的語言內部才能產生呢？不可否認，西文字母簡單對於形式邏輯的產生起到了一定推動作用。但這不是決定性的。比如亞里士多德的“Barbara”三段論： 如果所有人（M）都是必死的（P），（大前提） 並且所有希臘人（S）都是人（M），（小前提） 那麼所有希臘人（S）都是必死的（P）。（結論） 即便是用中文來表達，也是非常精準而簡潔的。說到底，形式邏輯是集合之間的包含和推理關係，它建立在大量人類經驗的總結之上，僅僅有簡單的符號並不足以“產生”。要回答為什麼中文沒有發展出形式邏輯可能必須先回答一個問題那就是“中文為什麼沒有在三千年前成為拼音文字？” 我的回答是：中國早期社會形態和哲學思想阻止了漢字的拼音化。 中國早期哲學非常注重“合”，而把“分”放在一個派生次要的地位。講究“合”的中國人放棄了追逐“精準”的興趣。而西方語言按照音節“分”成字母，可見西人的哲學態度更關注細節的精準。正式這種“分”、“析”的哲學態度，導致了西方人在中國人之前率先擁抱了形式邏輯和科學體系。我個人認為，隨着社會經濟活動的逐步複雜，如果給中國人足夠的時間，形式邏輯完全可以在相對“笨重”的中文符號上發生。只是歷史不可能讓西方人停下腳步來等中國人擁抱科學。 2. 語言所承擔的主要社會功能 語言有兩大主要的社會功能：傳承知識、形成信息壁壘。 前者不必多說，大家都明白。語言符號就是用來表意的和記錄的。因為有了語言，後人可以了解前人的經驗，而不必事事都親身經歷才得認知，這是語言最核心的社會功能。 但是形成信息壁壘這一條是很多人忽略的。其實，各種“精準”的專業術語，都是讓“外人”難於理解信息的壁壘。有了這些壁壘，才保障了各種“專業人士”們經久不息的飯碗。 如果一定要爭論語言結構的“優劣”，應該從上述兩個方面去看問題。 首先，語言在傳承知識的過程中能否保持比較高的信息穩定性，而不至於因為語言本身的歧義性而導致後人對前人的理解發生偏差。其次，語言是更有助於信息普及化還是加劇信息的小集團專有化。這兩大功能其實是互相矛盾的，語言越精準嚴格，用於定義一個概念所需要的符號數量就越大，要掌握這些精準的定義對普通人而言就越困難，因此它的信息普及功能就會比較弱。 下面，我舉一些例子來說明。 有誰英文溜的能把整張表每個元素背下來？然後還確切地知道每個元素是否氣體、固體、金屬？ “氫氦鋰鈹硼碳氮氧氟氖。。。” 非常生澀的概念，但是在漢字中，音、形、屬性全有了，而且讀音全是單音節，簡單好記。再外行的人也能幾句話知道個大概齊。從這一點上講，中國孩子要是學不好化學，真是對不起漢字，對不起祖宗！有些人說“化學要是像你說得那麼簡單就不是化學了”，的確要成為專業化學家，這個語言的優勢就真的不大了。所以，中文特別有助於知識傳播的“廣泛性”，特別有助於普通人“入門”；但是“入門”之後它是否有助於精深就另當別論了。 又如生物名、藥物名、器官名等。中文常常一個字連分類學屬性都包括了，而且具有很高的一致性；西文雖然也有詞根，但是基本上每個概念需要一個名詞直接對應，變化多端，規律難尋。所以，中國人很容易“百病成醫”，西方人不經過碩士、博士、住院醫生前後混個十幾年要行醫真的很難。 再如法學名詞，金融學概念。英美法系，甚至把之前的案例作為判案的核心根據之一，沒有大量的案例積累，看着同樣的法律文字（也可能是平直的英文），你和律師們無論如何也平等不了！金融領域，一大堆的option、put、call、long、short、IRS、GSE、SDR，多數還都是些平直的日常英文單詞和縮寫，可是其中的內涵估計不學金融專業真的很難明白。 你或許會說：中文要是去翻譯這些專有詞彙也一樣晦澀難懂！一點都不錯，所以我說，用中文思考的中國人不太可能去製造出這些“概念”來形成信息的壁壘（說到底也是利益的壁壘）。不過，這一點也不妨礙花兒街里會英文的中國人把上面的東西弄得滾瓜爛熟。 從這一點上講，漢字是平民的語言，西文是精英的語言。 表面上西方人比中國更民主，其實，西方從來都是由少數精英把持着非常多的社會關鍵部門，並且世代傳承。中國社會當然也有各種等級森嚴的規制，但是“模糊的”中文卻可以比較好地保證社會各階層對於跨專業信息的理解。所以，中國的“民間”智慧非常發達。 3. 語言決定論可以休矣 中西文的確存在機構化的差異，但是要把這種差異上升到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似乎依據嚴重不足。 說中文、講天人合一的中國人與“現代科學”爆發性突破失之交臂。表面上，中華民族經歷了歷史上最不愉快的一段低潮。中國人在專業分工以及眾多行業的專才方面都大大落後於西方。但是，講分析、精準的西方人，在把很多“專業”精細到極致的同時，也失去了把握真正“大同”的洞察力！所以西方文化容易被“絕對主義”誘惑，容易走極端。我不想東施效顰地把這次金融、經濟危機歸結於“說英文的西方人”，但是西方文明在各式各樣的“精英”左右之下持續地經歷“盲目擴張”、“惡性回調”的死循環確是不爭的事實。 從另一個方面講，說中文的中國人一旦試圖去理解和應用“現代科技”，其掌握的速度和普及性極有可能超過西人。更重要的是，中文的“低信息門檻”優勢可以在比較深的層面上限制“精英”階層把持各種社會經濟的專業部門；這種信息的“民主化”，有可能會成為幫助中國人重新站到世界之巔的核心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