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時釗 發表於 2009-2-4 16:23 少爭辯，多研究，發展中文 　 關於中西文孰劣孰優、要不要用拼音新文字代替漢字的爭論，已經很長久了，所有的方方面面大致都涉着了。就是那幾種觀點，不能統一，還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其中有的本身就無可比性，有些沒有準確數據，再加上視角不一，誰也說不了誰。認為漢字是中國第五大發明的，要讓這國寶發揚光大；認為漢字落後，已使中國挨了打的，要搞拼音化，擔心在高科技時代會阻礙中國的發展。爭論的雙方都是為了中國的將來。但目前看來，中英文各有千秋。沒有新意的爭論，再重複下去只會空耗精力，無利於我們國家。我覺得大家都應冷靜下來，弄明白對方觀點的來龍去脈，對症施"辯"，並儘量吸收對方合理的意見。更重要的，是研究文字發展的內在規律，商討當前可實施的步驟，發展我們的語言文字。 一、漢字落後論的根源 　 漢字落後論，當然是在國門已被打開，與英文比較之後才產生的。在能夠閉關自守時，自唐至明，鄰國還來朝賀，自然不感落後。從1840年以後，清朝屢戰屢敗，被逼簽訂不平等條約，才承認落後，但也只認為在機械科學上落後，不如人家船堅炮利，只要向他們學這點小聰明就可以了，決不認為我們的祖宗根基比人家差。不識字的，不懂洋文的，不會比較；能學洋文的，一定已經經過十年寒窗，首先學會了漢字，怎麼反說中文不如英文呢？但是，歷史上要摒棄漢字，要求拉丁化的，正是知識分子中的精英。最早在1892年，盧戇章等發起"切音字"運動，是給漢字注音。繼之，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等已在提倡拼音文字。到1918年錢玄同發表《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說"欲使中國不亡……必以廢 孔學、滅 道教為根本……廢 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 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正當砸孔家店時期，幾乎沒有一個不守舊的知識分子不支持所謂的"漢字革命"。瞿秋白認為漢字是封建統治階級的。1931年吳玉章、蕭三、林伯渠等召開"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全"。魯迅說"方塊漢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漢字不滅，中國必亡"。1940年，延安就成立新文字協會。解放後，毛澤東1951年指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1954年成立文字改革委員會。及到1985年，文改會改組為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為止，漢字革命已搞了一個世紀。其後至今20年，雖無公開的領導和提倡者，但仍有大量的個體設計者，不斷設計出各種不同的新文字，其熱鬧情況，不亞於輸入法的"萬碼奔騰"。 　 國人覺醒，認識到落後是好事。但是，為什麼知識分子卻要怪罪於漢字？而當時強大到能欺侮我們的小日本，也在用我們的漢字呀！智力高的精英們，怎麼會作出違反常理的結論？ 　 我認為主要是由於英文機械打字機的出現，讓這些知識分子驚呆了。我們發明了活字印刷術，一傳到西方，使拼音文字如虎添翼。因為西文只要幾十個字模，在此基礎上，很容易地發明了打字機。打字機使外國人早早"換筆"，寫作也機械化了。但漢字有成千上萬，不可能造出同樣方便的中文打字機，我們的文人只能辛辛苦苦地"爬格子"。 　查史料，第一台實用打字機的設計者是一位美國人克里斯多弗·拉撒姆·肖爾斯，他在19世紀60年代製作了一架木製的打字機模型。1873年開始投產，3年內就銷售了數千台。辦事員開始被秘書所取代，大量定貨單、發貨清單、商務函件和報表再也不要手寫了。中國知識分子心急如焚，連林語堂都醉心於製造中文打字機。50年後，1912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周厚坤發明一台鉛板打字機，但使用很不方便，不能批量投產。後由舒震東繼續改進，於1919年試製成舒式打字機，由商務印書館的中國實業機器廠製造。再過10年，至1929年，上海俞斌琪仿造國外H型打字機獲得成功，並開設打字機製造廠進行生產。但中文打字機至少要數千的字模，非常笨重，個人"爬格子"還是不能機械化，其他通訊、印刷上也遠趕不上西文，"漢字落後"這一寃案仍沒有翻案的可能。這使我們整整失去了近百年的機械打字機時代。 　 1946年第一台電子計算機誕生。開始十數年主要用於數值計算，輸入輸出都是通過打字機，輸入的程序和輸出的表格中，都是數字為主，文字很少，漢字可用字母代表。70年代出現微機，80年代初擁入國門後，已開始轉為文字處理為主了。當時輸出的漢字字形雖然難看，因為有了陰極射線管作顯示屏和針式打印機，總算還可以應付。但繁多的漢字難以輸入，這一攔路虎被形象地稱作"輸入瓶頸"。這瓶頸如果沒法解決，在信息社會時代，中文和中文文化竟與計算機無緣，真要把中國拋到原始社會去了。漢字真的碰到滅頂之災，當時看來必須立即改革為拼音文字。 二、漢字的巨大慣性 　但是，世界上人數最多的民族，使用最久的漢字，真的能被拼音文字取代嗎？為什麼一百年來的新文字運動都沒有成功呢？ 　 原來文字是有慣性的。漢字使用者眾多，歷史又特長，慣性衝力更加大。慣性的意思不是不變化。這兩個字，我借自物理學。物理學上的慣性也只是說，物體保持速度和運動方向的不變而已，不是說沒有運動。從已知的歷史來看，從三千五百年前的甲骨文開始，已經經過了大篆、小篆、隸書、楷書、行草、狂草、魏碑、宋體等等演變。然而縱有千變萬化，總是一往直前。雖然形聲字增多了，但絕沒有也不可能有向拼音化發展的跡象。因為這是兩個完全相反的方向。漢字使用者眾，猶如物體的質量大；歷史長，文化積累深厚，猶如運動物體的衝量大。要將具有巨大衝量的物體作180度的大轉彎，沒有這麼大的能量。 　 不是幾個人或小集團內部，也不是把個別幾個漢字改用新的符號，而是要13億人廢除所有方塊字，改用結構全異的新文字，這實在不可思議。要進行這種意義的文字改革，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可能是唯一的一個好時機。那時如果有設計得很好的新文字，中央一聲令下，為了使國家不被排除在信息社會之外，大部分人不可能反對，但也不一定樂於用它。即使是強制推行，也一定會有一大部分人到死都學不會。所以我們只能指望從下一代開始，可能還不是一兩代就能完成這個"換字"工程的。推廣普通話比推廣新文字要容易吧，我們足足幹了二代（一代以20年計），據教育部最近統計，會說普通話的還只占53.06%，城市高一些，達66.03%，鄉村僅45.06%。15到19歲的已有70.12%，但到30-44歲就跌至52.74%。在單位里，在公共場合，用普通話的占41.97%，一回到家裡就降為17.85%了。同樣，推廣簡體字比推廣新文字容易，國家老早禁用繁體字，而且大量的報刊書籍的用字很容易控制執行，使簡化字普及率已達95.25%，可是現在又出現要求恢復繁體字的呼聲，大街小巷繁體字滿天飛。這使我們猜想，如果當年已推廣了新文字，現在可能也會恢復方塊字，像韓國恢復使用漢字一樣。 　 用拼音文字代替漢字，還有一個難題是如何處理三四千年積累起來的大量歷史文獻。可能有人說，一般人用不到這些古籍，那些就留給少數專家去研究好了。當然不是每個人都要閱讀大量的古書。但正如許多人指出的，漢字的神奇，就在於我們普通人還可以讀懂兩三千年前古人寫的文字，而世界上的其他文字，就像英文那樣，三四百年前寫的，就只能讓專家去啃了。我們的古文，比如二千年前的詩經、論語，不僅中學生可學，甚至可做幼童的啟蒙教材。如果一般人不能翻閱這些文獻，那麼對於我們的後代，中華文明也就像瑪雅文明一樣，只不過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中華文明的傳統也就不復存在了。 　 當然可以把她們都翻譯成新文字。且不說這要化巨大的人力、物力和時間，且不說總有一些文獻會被漏掉，新發現的要等一段時間才能翻譯出來。大家都知道，看譯文總不如看原文，這中間要打一個不少的折扣。有人說，英文很難把中文的神韻完全翻譯出來，還說這是中國文學得不到諾貝爾獎的原因。我們不評論這一說法的對和錯，很明顯，翻譯水平是隨譯者的知識修養及理解程度而定，這迫使我們要對比參閱不同譯者的譯文。但是，每種文獻都搞幾種譯本，也不一定能保證完全傳達原著的一切呀？ 　 再說，漢語不是粘着語，不適於用拼音文字。明顯的是，漢字單音節，同音字多，單用拼音字母是分不清的。為此，許多新文字設計者，都增加了特別的義符。殊不知這樣一套新設計的新漢字，可能難以傳達原有漢字所有的微妙含義，可能比原來的方塊字更難學。好的有生命力的文字，是要經過長期的實踐磨合調整的。我們知道，就是比語言文字簡單得多的計算機軟件，剛設計出來時，必有許多BUG，要在試用期不斷糾正，最後才可決定能否實用。新文字的磨合期應該比一般大型軟件的試用期更長，不是一年兩年，可能要幾十年。 　 另外，我們學習漢字時，每個漢字都有它六書造字的源頭，常常聯繫着一些故事、趣事，好的漢字教學法都會儘量利用這些資料。那怕《說文解字》的六書分析不正確，有的材料是無稽之談，但有利於記憶。為了記住圓周率3.1415926535，我們把它編成故事："山顛一寺一壺酒，爾樂苦殺吾"，這沒任何科學道理，但絕對有效。還有許多方塊字特有的文化，如字謎、對聯、拆字、書法……，以及常說的"木子李""弓長張"等等，都要隨着新文字的使用而消滅了。難怪有人說，搞新文字不如直接使用英文，還可把力氣化在好好翻譯中國古文獻上，讓中國古文化遺產更好地傳給全世界，我們後代也能更好的與世界接軌，他們也能與世界其他人一起，能清楚地了解，歷史上曾有過一個中華文化。不過這時，他們應該已不是中國人了。 　 文化，有了文字之後是文化的主要載體--文字，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漢字是中華民族的靈魂，消滅漢字，無異於消滅中華民族。這不是危言聳聽。大家都讀過《最後一課》的故事，征服者想永久奴役被征服者，都是從禁止使用被征服者的語言文字開始的，當年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們也是這樣做的。瑪雅人的血統還存在，但瑪雅民族及其文化已不復存在。據說瑪雅人是被當年歐州殖民者殺光了。實際上人是難殺絕的，但瑪雅文字確確實實失傳了。我國寧夏一帶，11到13世紀，曾有"党項族"建立的相當發達的西夏王國。成吉思汗知道不可能殺絕他們，於是採取毀掉西夏文化以及西夏文化的一切載體的方法：西夏文字、服飾、音樂不准用，寺、塔，甚至連瓦檔都搗毀，近年發掘西夏王陵，發現連已入土的陪葬品都被搗碎，這個民族就這樣被消滅了。以前的敵人，未能消滅我們中華民族，難道現在要由我們自己來消滅她？ 　設計新文字的，常舉出創製新文字成功的例子。原來沒有文字的少數民族，當然可以設計拼音文字，不過設計只是一個開始，更重要的還在於此後的長期磨合改進。說土耳其由原來的斯拉夫字母改為拉丁字母成功了，實際上拼音文字換一套字母，同我們換一種字體那樣簡單。越南是由漢字改為拼音了。他們人口少，歷史短，而且經過法國的長期殖民統治，是較容易。印度經過長期的殖民統治，獨立後，想廢除英文還做不到呢，誰願意走這樣的路？韓國推廣諺文後，又恢復漢字；日本應該是最早廢除漢字的，結果不但離不開漢字，而且所謂的當用漢字，字數還增加了。 　 應該好好總結一下近百年來對漢語新文字的研究。要由它來替代方塊字，按上面的論述，於情於理都是不應該、行不通的。據說現在的世界語問題多多，而我們漢語語法簡單，組詞靈活有效，目前連英語都有這樣的發展傾向。新文字的研究是否可以轉向為新世界語世界文的研製。不是搞什麼"一語雙文"，把"雙文"當作是向單一拼音文字的過渡。新研製的世界文是方便各國相互交流的中介，到時候可以作為我們首選的外語。 三、克服缺點，弘揚漢字 　我們說漢字並不落後，不應該去追求拼音道路，但也不是漢字一切都好。我們應該看到，漢字確實也存在一些缺點。尤其在數字化處理上，漢字輸入電腦的瓶頸是基本解決了，仍有其他許多問題沒有解決。 　 漢字表音能力差，比起拼音文字來，終究是一個大缺點。據統計，漢字一半以上是形聲字，而漢語如果不計聲調的話，只有400多種不同音節。如果設計得很好，經過適當的調整，使每個音節只使用固定的2到3個表音字形，那麼讓每個漢字都成為形聲字，且有準確的表音，是有可能的。因為漢字不是一次性造出來的，而是在使用過程中不斷創造並篩選出來的（實際上拼音文字的字也這樣），其中不免有一些矛盾或不合理。"秀才認字讀半邊"，本應是形聲字規則的體現，但因為形聲字有這些不合理，結果使許多人讀錯了，成為笑話。事實上，這些讀錯的字，如果大家都讀錯，並不影響交流，有時還可能大有好處。例如有人建議，將"終"zong字，改讀為dong，大家都這樣錯讀，反而能把"終於"和"忠於"zongyu分清楚了。我們在簡化筆畫上已取得了巨大成績，統一表音偏旁的工作，不會比簡化字形難多少，為什麼不做呢？ 　另一個缺點是，至今沒有一個科學的排序方法。所謂科學，可以陳述為：有一個單一的（簡單的）、唯一的（確定的）、自然的（合理的）標準。按出現時間的先後，我們曾用過、現在還在使用的方法有：部首、四角號碼、拼音、筆畫等，但沒有一種能夠將每個漢字都排到唯一的位置上，即按單一的標準，每個漢字都有一個確定的、不與任何別的漢字相重覆的位置。這使漢字字典與其他拼音字典有一個最大的不同：在字典正文之前（或之後），必須有一個索引，有時還有幾種索引，多數還要設一個難字檢字表。同部首、同音的字多，最後都要輔以筆畫數。本來直接用筆畫序是比較好的，位置有重覆的很少，可惜漢字平均筆畫數太大，直接使用很不方便。另外還有筆順問題，規定和學習筆順規則不容易，筆順不統一，排序位置也就不確定了。不過最後解決這個問題還是要建立在筆畫上，不是直接用筆畫序列，還要用一些筆畫組--部件，像王竹溪的《新部首大字典》那樣。這裡要先研究確定筆畫、部件、筆順這三者的標準。 　 可以說，漢字的科學排序問題是最最重要的問題，它是解決其它許多重要問題的關鍵，是這些問題的根。例如，說漢字難學，對中國人來說，主要就是由於查字典難。因為學習任一種文字，在學校里只能學一點基礎，特別是學習使用字典的方法，然後再到讀寫實踐中去學。我們都有體會，由於碰到生字，用字典一時間查不到，才使我們讀不准一些字，或者讀錯、鬧笑話。如果像英文字典，很容易查到，如果用電子字典，還會發音教您，就能彌補表音不足的缺陷。用電子字典查漢字，等於要輸入這個漢字，其輸入必然很簡單，人人都會，就不會出現"萬馬奔騰"的局面。如果上面說的三個標準都很科學地解決了，每個漢字就唯一對應這查字序列，可以直接用這個序列作為內碼。這樣一來，內碼長短不一，與英文字（詞）一樣，不要專門的輸入法，也不會產生亂碼。如果有適當的組字軟件，就可組出一切漢字，再也不需要字庫，漢字數也沒有限制了。 　 解決以上問題後，漢字大概再沒有其他大問題了。下面三個問題比較簡單，不過還是要通過一定的試驗研究，作出正確的取捨，推廣使用則並不難。第一個是彭澤潤先生提倡的分詞連寫。雖然有人覺得不習慣，但對各種中文處理是很重要的。我們要有一套分詞的標準，同時修改文字處理軟件，並確定兩詞之間的空間要留多大（現在是留一個漢字的位置，顯然不合適），才能實現分詞連寫。第二個是金燦龍研究發現的，我國青少年近視眼增多，與中文橫排、每行又高低一致有關。外文雖然橫排，但小寫字母是高低不平的。這個事，真要好好進行實驗研究。古人讀書，常把書捲起來，凸出被讀的行，猶如放了一個指示用的界尺；再伸握書的右手手臂，將書舉到右上方，保證了健康的閱讀距離；豎排的行是由右向左的，移行很順手，稍稍轉動一下就可以了。過去是為了排印公式，中文也改用橫排。如果橫排真有金燦龍發現的缺點，那就應該改回來。公式實際上也可改為豎排，習慣了可能也不錯，只有西文不好改。另外，是否可以開發一套新字體，按書法"中宮收緊"的原則，突出有些漢字的外展筆畫，這可能還會提高漢字的分辨力，使橫排時也高低不平。第三個是，西文的專有名詞，首字母大寫；中文豎排時，專有名詞右邊加豎線；但改橫排後，卻不加下劃線了。這常常產生理解的困難，對專有名詞，應該有一個像書名號一樣的標點符號。 　其他所謂的一些問題，不見得正確。有人說，英文熵（英文字母的平均信息熵）低，只有4.03比特，而漢字熵高達9.65比特，所以中文的信息處理效率特別低。而漢字優越論者卻認為這是漢字的優點，熵就是信息量，熵高即含信息多。漢字形體複雜，分辨率高，確是優點，不過熵大卻不是好事。平均熵的含義是，用最好的編碼方法，平均一個字至少要多少比特（二進制位），當然是愈小愈好。但這裡將漢字和英文字母比較是很不合理的。按計算，漢字熵比英文字母熵大一倍還多，但是誰都知道，在任何兩份內容相同的中英文，英文的字母數都比中文的漢字數多兩倍以上。與字母相當的應是漢字筆畫，我計算漢字筆畫的平均熵只有3.43比特，遠比英文字母的4.03比特低。實際上，目前的文字信息編碼，都沒有應用熵原理。按信息論，為了達到理想情況，必須用不等長的編碼：出現頻率愈小的，用愈長的碼，而高頻字則用短碼，才能使實際的平均熵降低，接近這理論熵值。現在不管英文還是中文，都用等長碼。一個字母8比特（一個字節），是平均熵的兩倍。漢字如果用2字節內碼，一個漢字16比特，不到平均熵的兩倍，再加上中文總比英文短，效率決不會低。 　我們知道，二字節的等長碼，只有256*256=65536個碼位，而漢字總數遠超過此數，所以要給所有漢字定交換碼，二字節碼長是不夠的。國際上現在規定統一碼（Unicode），定長4字節32比特。我說它也不是科學的解決方案，最後是行不通的。它雖然有20（實為42）億碼位，但文字是發展的，無定數，收不完所有字母和字符。而且一開始就出現混亂。本來，漢字採用"字庫加編碼"的方法，應該不會有錯字，只有別字。現在網上竟有人發現"電腦錯字"，也有重覆的漢字。更困難的是如何在十萬左右的漢字中找出需要的字，給輸入法出難題。有人提出的解決辦法是限製漢字數，不准造新字。這不僅不適於古籍的處理，也扼殺漢字的發展。半世紀來"字庫加編碼"方法實際上已不能造新字了，結果湧出許多光怪陸離的網絡詞語，報紙上出現大量字母詞，不僅破壞中文的純潔性，還使讀者看不懂。這些為什麼沒人管，是不是認為字母詞有利於走向拼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