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１９９９年起，教育部就開始推出實施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財政傾斜政策，受惠者就是北大清華等幾所名牌大學，每年增加的投入約為１００億元，其中清華北大各自分得１８億元。

　　但是，近年來北大清華每年約有２０％的畢業生直接出國留學，具體到理工科的某些專業，可能會出現一個班的學生幾乎全數出國。據統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國留學人員４６萬餘人，回國者接近１４萬人，回國者中大部分是公派，自費留學生回國率只有４％左右，而北大清華的學生絕大多數都是靠獎學金自費留學，也就是說，這些出國留學者絕大部分是不會回來了。

　　所以，有人提出了一個很有道理的問題：北大清華在為誰建？

　　２００１年，中國的教育經費支出占ＧＤＰ值的比例達到九十年代以來最高水平，但僅為３.１９％，遠低於世界平均５.１％，更低於世界發達國家水平。在清華北大等名牌大學享受到巨額補貼時，中國的九年義務教育還無法真正落實，初級教育階段存在大量失學的少年兒童。在教育經費本來就十分緊張的時候，大把的錢花在幾所高校上，是否明智？

　　教育，是公共事業，也是收益巨大的長期投資。無論西方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投資教育的收益率一般均大於其他項目的投資，對發展中國家效果尤為明顯。發展經濟學的研究表明，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對初級教育的投資收益率遠大於對高校的投資收益率。在發展中國家，通常國家用於培養一個大學生一年的投入可以讓８０個適齡兒童入學。

　　從投資—收益分析看，發展中國家的教育政策應該是將有限的經費集中在初級教育而不是高等教育；從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看，發展中國家的優勢是體現在有大量廉價的受初級教育的熟練工人，而不是在有多少高素質的人才，畢竟高素質高技術人才是發達國家的優勢。

　　但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急迫追趕心理，導致在教育上貪大求洋，將有限的教育經費投入到高等教育上。中等教育的目的是偏重於向高等教育提供人才，本科學校則注重為培養研究生輸送人才。事實上，這些國家的本國經濟條件無法吸納培養出的這些人才，其必然結果是，要麼人才培養出來後學無所用，要麼是人才大批流失，造成教育資源的巨大浪費。這種教育發展戰略，事實上意味着發展中國家拿有限的教育經費向發達國家輸血。

　　儘管中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非常低，但大學生就業難已經逐漸顯現出來，擴招帶來的就業壓力將在明年開始顯現——屆時有２１２萬大學生畢業。

　　高等教育傾斜政策最典型的代表是印度。印度每年培養高等教育人才數倍於中國，其一流名校的教育水準也高於中國的清華北大，但印度人才流失的情況也最嚴重。據統計，僅軟件業人才流失到美國就相當於印度每年損失教育經費２０億美圓。在美國硅谷，高技術人才約４０％是印度裔，印度培養的人才在為美國大量製造財富。有人在談到印度的高等教育傾斜政策時，喜歡說印度軟件業的成就，但是他們忘了，印度適齡兒童入學率比中國低４６個百分點，文盲率為５０％，比中國高出一倍（《１９９４年世界發展報告》），相應地，印度的勞動力成本雖然比中國低得多，但吸引外資的能力和工業品的競爭力卻遠不及中國，中國沿海地區已逐漸變成世界最大的加工地帶，從農村吸收了接近１億個勞動力。這方面的巨大差距遠遠抵消掉了印度軟件業的成就。

　　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今天急切地試圖將北大清華塑造成世界一流大學是不現實的攀比心理，且不說清華北大相比世界一流名校之年輕，僅就長期形成的學校傳統、外部環境，乃至學校的研究成果與社會的利用效率來說，光靠不斷加大經費投入，是遠不可能將北大清華變成世界一流大學的。畢竟，哈佛等名校的歷史比美國建國的歷史還悠久。

　　此外，社會學研究表明，教育是改變代繼貧困的最有效途徑，發展中國家對教育的投入應當對貧困家庭起脫貧的功能。目前，我國能完全承受高等教育費用的家庭比重不大，而我國高等教育補貼所占比重偏大，意味着這部分補貼實際上更多地分配到了相對富裕的家庭，對那些只能負擔子女接受初級教育的家庭來說，他們很難享受到國家在教育經費投入上的補貼，從社會公平的角度而言，教育投入政策的傾斜造成了一種不公平，而國家教育投入對貧困家庭脫貧的功能則沒有得到更好的體現。

　　因此，中國今天更應該關注的，不是清華北大這樣的學校什麼時候能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畢竟，即使中國有了世界一流名校，培養出的人才要麼留在國內其知識無法完全發揮出來，要麼大部分外流而不能為我所用。因此，我們首先應當關注基礎教育的普及和國民的識字率，這畢竟直接關係整個國家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和國民素質，關繫着大批因知識教育不足而貧困的人口，關繫着整個國家的經濟競爭力，在我國教育經費還非常有限的情況，更應該改變教育投資的方向，優先向基礎教育傾斜。至於國內名校的水準，其實與國民識字率和初級教育普及率是金字塔尖與塔底的關係，塔底基礎不牢，塔尖不可能有更高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