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運動九十周年。 五四運動為老大中國接來了“德先生”和“賽先生”，堪稱中國民主運動的啟蒙和先驅。時至今日，科學貌似已經被中國社會廣泛接納，而民主仍然是一個經久不息的話題。不少人喜歡拿民主來說事，不過滿嘴跑‘民主’的真正明白什麼是民主的並不多，這些人我戲稱之為‘民主教徒’。 1. 民主溯源 要談民主這個東東一定要追溯到古希臘。這片神奇的土地給世界貢獻了兩個意義非同尋常的精神產品，就是所謂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古代希臘是人類文明的一個輝煌的高峰，這兄弟倆早年跟雨後春筍似的瘋長，但卻無力阻止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綿延不斷的戰爭。幾經折騰，古希臘的輝煌終於隨着野蠻的馬其頓人的崛起而無可奈何花落去。亞歷山大大帝用馬其頓人的鐵騎建立一個橫跨亞歐非三大洲的大帝國，有人說這是古希臘文明的頂峰，但卻不折不扣地是民主的一次大潰敗。仔細琢磨這段歷史，不難看出，這次潰敗和民主本身的弱點有直接關係：冷兵器時代，古代民主制度在高效率的獨裁面前幾乎毫無競爭力可言！看過電影《300》的人應該有點印象，當敵人的大軍殺到城下，議會還在為戰與不戰討價還價，決策成本之高可見一斑。 十五世紀歐洲文藝復興，天主教和德先生搞了一段斷背，最終新教破繭而出，並逐步奠定了現代西方價值觀的基石。而被歐洲人從塵封的歷史中重新找回來的賽先生則造就了工業革命，從根本上改變了地球表面上人類社會的物質形態。 2. 民主的本質是討價還價 回過頭來再說什麼是民主。從字面上理解，民主就是人民做主，即普通社會成員參與社會決策。民主政治的核心規則是權利平衡和利益妥協。公民通過投票選擇自己的代言人，組成議會。議會通過討價還價制定法律，規範社會行為。同時，任何一個比較成熟的民主制度總是試圖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少數基本利益，避免多數對於少數的徹底剝奪。因為需要妥協和平衡，所以一定程度上犧牲效率是不可避免的。 說民主低效率，不少人會像被踩了尾巴一樣跳出來反駁：偉大的美利堅合眾國難道不是世界上運作最高效的國家嗎？美國能有今天，我們姑且把美國人民引以自豪的‘民主’制度算上一筆，至少它保持了美國兩百多年的穩定。但一代又一代移民帶來的科學技術、生產經驗、新的思想和創業精神，加上北美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才是盤活了這個低效制度至關重要的原因。僅僅靠三權分立、選舉制衡，美國和印度能有多大差別呢？ 冷兵器時代，戰爭的勝敗取決於人之強悍，所以征服者往往是‘文化落後’的野蠻人。直到被文藝復興重新發現的希臘籍賽先生突然生猛地加入了人類文明的進程，西方才在世界史的最後幾百年裡變成了世界的文化中心；而西方的價值觀也隨之而成了“普世”。這個決定性的先後順序（或曰因果關係），後來被‘民主教徒’篡改為“民主制度+基督教信仰成就了西方文明的崛起”，完全是本末倒置嘛。試想，如果當年雅典人手裡有蒸汽機和來復槍，野蠻人沒有搞定，古希臘民主的光環怎麼至於又再等了快兩千年才重新被挖出來成為“普世”呢？又如所謂亞洲四小龍的香港、韓國、新加坡、台灣，它們的經濟奇蹟全是在獨裁體制下造就的。現如今台灣轟轟烈烈地玩起了‘民主’，這幾年的景氣指數眼看着一路慘跌，似乎民主的優勢並不明顯。 民主作為一種制度本身，既不能保證文明崛起，也並不提供‘長治久安’。民主的主要優越性在於利益平衡，它要成功，必須有其他因素來彌補討價還價所造成的效率損失，換句話說社會要給民主制度足夠的‘容錯空間’。 3. 民主不是人人平等 說到人民做主，更準確地說這裡的‘人民’要作‘公民’來解；只有公民才是有資格行使民主權利的主體。在古希臘城邦共和國里，奴隸普遍存在，他們是被剝奪了民主權利的自然人，完全被排斥在民主體制之外。真正能參與決策的是貴族和自由民，或曰‘公民’。換句話說，民主從一開始就沒有對所有社會成員普遍開放過。而民主俱樂部的會員資格也隨着時代在不斷變化中。例如很久以來婦女都不具備這個資格，作為現代民主大本營的美國直到1920年才對婦女開放投票權。 有人高屋建瓴地指出：談民主需要區分‘民主制度’和‘民主精神’；因為“人生而平等”，所以民主精神永遠是人類文明的制高點。又有基督徒出來忽悠：“‘人生而平等’必須理解為‘在造物主（最後的審判）面前人人平等’” 無論如何，民主如果沒有納入“人人平等”的旗幟，恐怕難有今天這般的道德高度。但‘民主教徒’們為了欺騙視聽也自欺欺人總是刻意模糊“民主從來只是部分社會成員的特權”這一重要事實，空談所謂人人平等，頗有一種意淫的味道。 現實中，雖然人人都空手而來空手而去，但有些人生來就錦衣麗食甚至可以奴役他人，另一些人卻終生勞碌在沒有尊嚴中度日；不平等是一種常態。又有人說，平等只能是機會上的平等，個人是自由的，個人的選擇決定了他們的現實命運。可是非洲的災民，阿富汗、伊拉克戰火中的平民，又有多大的餘地能夠‘自由’地選擇自己的命運呢？！在他們面前，張嘴說‘人生而平等’、‘機會自由’，在我看來是一種鮮廉寡恥。再調侃一下萬能的造物主，能不能現在就出手拯救一下非洲的人道主義災難呢？為什麼一切都要留給最後的審判呢？ 自從西方文明成為主流，誰不是爭先恐後地把‘民主’和‘平等’的標籤往自己臉上貼呢？可又有多少的罪惡是在推行‘民主’的名義下被製造的呢？所以追求人人平等，個人自由的‘民主精神’如果只是被用來作為一種麻醉劑就遠遠不夠了，對於‘民主’販子保持足夠的警覺是非常必要的。 4. 民主必須避免多數暴政 2003年，美國以私藏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名，悍然出兵連鍋端掉了‘獨裁’的薩達姆政權。接着又用坦克成功地幫助伊拉克人民完成了‘歷史上首次公正的民主選舉’。可接下來發生了些什麼呢？ 伊拉克人以平均每個月六、七千人的速度互相屠殺，遜尼派在伊拉克新政權中基本上無足輕重，而什葉派控制的警察和安全部隊開始為所欲為。美國政府在為伊拉克燒了納稅人幾萬億美元，丟下四千多具大兵們的屍體之後，得到地結果卻只是一地雞毛，一團亂麻。‘民主’很快成為了多數暴政，這比獨裁暴政更恐怖。因為有了‘民主’圖章的背書，多數暴政可以堂而皇之！而薩達姆的獨裁，多少還受到點‘國際監督’的道德壓制。 很多人都不明白為什麼伊拉克人不能像戰後的德國、日本那樣坦然並成功地接納美國提供的民主框架呢？因為他們只看到了民主作為‘制高點’的‘普世價值’卻忽略了當年德國和日本在西方文化中已經浸泡了多年的事實。無論如何，至少有一點又被驗證了一次：民主作為一種制度，如果不是從草根慢慢兒地長大，外科手術式地植入是很難湊效的。 5. 民主是不同利益的制衡和監督 作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的制度一直為‘民主教徒’們津津樂道。美國的政體是所謂三權分立，國會是最高立法機構，總統是最高行政首腦，終身制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們掌握着對法律的最終解釋權。美國國會由參、眾兩院組成。其中參議院有100個席位，每個州不分大小各有2席；眾議院共有435個席位，按各州人口比例分配。從參議院的議席分配可以看出，美國的立國者已經考慮了‘多數暴政 ’的問題：很多時候，人口（票數）並不應該是決定一切的唯一標準。國會通過立法手段制衡總統，它掌握着批准總統預算和人事任命的權力，同時也對行政部門的日常行為進行監督。 這種彼此制約的體制，從一定意義上防止了總統權力無限膨脹而把整個國家帶入災難的可能性。然而，同樣是如此嚴密的分權系統，為什麼無法避免布什把反恐戰爭燒到伊拉克，然後在泥灘里掙扎的難堪局面呢？因為民主的互相制約機制在美國內政上比較有效，由於牽涉到內部集團之間的利益衝突，制約產生了透明的監督和妥協。而在外交上，不管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利益取向和思維方式都差不多；缺少了利益矛盾，制約就基本失效了。 保證有效的監督是政治的一個關鍵問題。而‘有效’的監督來源於兩個前提：一是利益矛盾，二是權利分散，這兩條都是提高社會管理決策成本的重要因素。這種成本，如果沒有科學技術的發展來彌補，如果社會不能提供足夠的容錯空間，就會阻礙甚至終結社會的發展，監督制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6. 中國如何接納民主 五四運動至今已經90年，中國也從一個半殖民地的落後農業國變成了“世界工廠”，而且還在努力地成為“世界大腦”。回首這90年，第一個30年中國人在為民族自決打拼，第二個30年是在封閉中的原始積累，第三個30年打開了市場經濟潘多拉的盒子。尤其是最後這30年，為中國社會積累起數量巨大的財富，從而使得社會保障和社會財富的分配已經成為日益突出的問題。 我們已經不得不直面下面這些問題： （1）目前的財富和技術積累是否已經為中國社會提供了足夠的容錯空間？ （2）我們是否現在就可以讓不同的利益方直接通過討價還價來解決利益分配的問題，還是仍然需要權威來做仲裁？ （3）甚或在東方文化的血液里，個人自由和中央權威可以按照與西方文明不盡相同的方式對立統一在一起？ 真的希望接下來的30年，我們可以給五四先驅們一個鄭重的交代：是德先生在中國的土地上‘入鄉隨俗’，還是中國徹底融入西方的價值體系，或者是在中國崛起的同時，我們也為世界準備好一個更加令人憧憬的價值制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