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本身有兩個層面。一個叫作新文化運動，一個叫作愛國學生運動。五四運動現在被中國官方主要定義為愛國運動，淡化了倡導“民主”和“科學”的新文化運動。這是不能不作的尷尬的事情，因為民主和科學代表的普世價值正被微妙地否定中。其實，五四愛國運動恰恰是五四運動的最大敗筆，直接和延續到今天的黨國政治體制有關。 自古以來，中國的學生（儒生）就有很高的政治熱情，大家都想“出人頭地，衣錦還鄉，光宗耀祖”。老祖先們沒有提供超出政治的舞台來評價個人的價值。春秋戰國的天下大亂，把中國人搞怕了，一門心思地想怎樣才能治國平天下，其他一切學問都沒有這個政治任務重要。儒家的家國情結流淌在每個中國人心中。80年代，北大狂歡遊行慶祝中國女排獲得世界冠軍，就喊出了“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口號；後來，清華學子不甘落後，提出了頗具工科性格的“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的口號。這些其實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儒家思想對我們的影響，那種擔負起天下的責任的情懷。 我不是說說這種情懷是錯誤的。要知道，中國歷史上那些最高尚的人們都被這種情懷激勵着，為了民族的利益而拋頭顱灑熱血。岳飛如此，文天祥如此，曾國藩如此，左宗棠也是如此。這是儒家能夠產生出來的最高尚的人群。至今，也是人們要學習的榜樣。 但對於學生，過於重視政治理想，反而會壞事。儒家思想其實是蠻簡單的，非常簡單地區分君子和小人。這種區分大多時候是很感性的，也沒有具體的可操作性。儒家的這種君子和小人之分，就像一個孩子看電影，總習慣簡單地用好人和壞人來區分人物，這是很膚淺地對複雜人性的理解。一會兒說要“殺身成仁”，另一方面又“良臣擇主而侍”。怎樣產生君王，更是儒家無法回答的，只好用“天人合一”這樣粗糙的理論來說“天意”如此。天意如此就像“歷史選擇了滿清”一樣模稜兩可。 五四學生運動的口號是“內懲國賊，外爭主權”。內賊是三個負責交涉的外交官，他們被定為“賣國賊”。現在大家都知道，負責談判的外交人員是根本不可能賣國的。他們需要聽從國內政府的指令。學生的這種感情激動是很儒家的，這是簡單地判斷君子和小人的習慣。李鴻章與洋人談判也是如此。軍隊打敗仗了，戰爭打輸了，需要簽訂不平等條約，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不怪軍隊或者政府無能，反而是條約的簽字者成了賣國賊，這種思維一點都不講道理。 學生並不了解很多內幕，同時許多當時的外交活動還在幕後討價還價，不能公開。政治事務和外交交涉，與電子、會計、醫生一樣，是很專業的事務，應該交給專業人士處理，外人最好少插手的好。學生的主要任務是學習，將來好作為專業人士服務社會。但學生的政治熱情過於強烈，對政府的信任不足，就非常感性地走上街頭了。 前兩天聽到一個韓非子的說法“儒生以文亂法，俠者以武犯禁”，聽了之後不禁拍案叫絕。中國文化人喜歡議政，也喜歡武俠小說，好像每個人都可以替天行道似的，卻缺乏了尊重規則，尊重專業的精神。政治是天下的公器，和每個人都有關，但並不表明每個人都有能力直接參與政治。人民，最終還是需要委託有政治人才的政黨來打點自己的公共事務。知識分子的責任是普及公平的價值觀來啟蒙人民，人民通過輿論來監督政府，而不是直接參與政治，除非你參加一個政黨。每個人各司其職的好，不要一擁而上，亂了規則。 五四作為一個思想解放的新文化運動比所謂的愛國主義運動更具有長遠的意義。今天，我們紀念五四，不是為了魯莽的愛國，而是為了用更開闊的視野來看待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衝突和融合。在科學和民主之後，中國的學者漸漸地意識到基督信仰在西方文明中的基礎地位。彼此的誤解越來越少，而了解也越來越深。“賽小姐”和“德先生”背後的“基老爺”，也漸漸被中國學人所理解。越來越多的基督教學術書籍被翻譯成中文，東西方的文明交流正在一個新的水平上進行。過於感性且簡單化的儒家，沒有辦法應付複雜現代商業社會的事務。總之，學生安於校園的學習最好；同時，政府要容忍校園的學術自由。學術可以為了將來的政治，千萬不要介入當前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