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术界抄袭成风，上到教授院士，下到各级学生。光是两个网站揭露出来的就是成百。面对这种局面，国人处之泰然。只有几个学术打假人士，不依不饶，不时逮住一、二文抄公示众。被抓住的居然脸不红、心不跳，或混淆黑白，百般抵赖，或铮铮有词，列出无数冠冕堂皇的抄袭理由。而漏网之鱼，十之八、九。这些抄袭者，如过江之鲫，又当官，又升职，又窃取大量科研经费。抄袭不再被视作无耻下作之事，认真做学问变成了吃力不讨好，于是学术界被搞得是非不分，乌烟瘴气。

笔者在国外，也做些学问，面对国内的这种局面，心中万分迷茫：难道偌大个中国，就没有人在读书了？

如果有人读书做学问，这些人首先包括学术出版社和刊物的编辑和审稿人。这些人理应是饱学之士，对本专业的文献，虽然不能篇篇精通，但应该大多略知一二。有抄袭之作送上门来，难免露出蛛丝马迹，一经核实，立即退稿，并附上一函，视抄袭者地位之高低，情节之轻重，或警告，或呵斥，或联合同仁刊物封杀，断了抄袭者再作如此下作之事的念头和可能。

当然，编辑、审稿毕竟人数有限，漏网之鱼在所难免。如果国人还读书做学问，以国内学术队伍之庞大，抄袭之作一出，不足三月，就会被一群读书人发现，即使大多数人温文尔雅，总也会有疾恶如仇之士拍案而起，把文抄公揪出来示众。

有了这样的编辑、审稿和读书人，就有了一个文抄公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有了这样的局面，有心抄袭的人也会知难而退，认真读书做学问去了。相反，没有了读书人，抄袭之徒才有机可乘。不读书了，又要凭出版物评职称，升官发财，于是大家只好去抄袭了。

几年前笔者在国内英语教学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编辑部寄来了刊有该文的那一期，翻开一看，里面有一篇文章，从题目，到内容，到结构，到例句、图表，与我在另一“兄弟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大致相同，只是压缩了内容，作者是上海市某中学的老师。如果该刊物的编辑或审稿人经常阅读兄弟刊物的文章，不难发现这是篇抄袭之作。最近又见到国内某教授在引用本人在国外英文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时，引一部分，窃一部分，打擦边球。开始点明是我的，到了后来我的就成了她的。这种手法，不象前者明目张胆，若不是同时熟悉我的英文原文和该文，还真不易看出其中奥秘。但若是审稿人认真一点，翻翻原文，也不难看出问题。

抄袭成风，当然有许多因素，但它泛滥到今天这种地步，我们真该问一问：偌大个中国，还有多少人在认真读书做学问？

不读书，当然也有许多原因。一是学术浮夸风。读书做学问是个逐渐积累形成的过程。读书人要耐得住寂寞，养深积厚，然后有所心得和发现。同时，读书人也需要一个允许他们积厚薄发的环境。没有马上做出学问的压力，他们可以好好地读几年书。遗憾的是，现在国内的学术浮夸风愈演愈烈。举个例子。北美大学一个文科的博士生读五年博士，不必发表任何文章，只要完成课程，博士论文过关，即可毕业取得学位。国内许多大学要求学制三年的博士生在毕业前发表两到三篇论文。在这样的学术大跃进的气氛下，认真读书、养深积厚的人自然日子不好过。于是，为了毕业，东拼西凑，有时还要作些交易，完成任务大吉。

二是经济利益。自从国人有了教育产业化这个混帐想法后，学术就和金钱挂上了钩，读书做学问都和经济利益密切相关。学术多产意味着科研经费多，奖金多，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处。于是，国人中有佼佼者，一年发表上百篇文章，更有一稿五投六投，屡投屡中者。按理说，把学问与经济利益相结合并非一定坏事。弄好了，它可以鼓励学人多读书、做好学问。可是，在我们这个一切向钱看、缺乏准则和理想的社会现实里，在一个文章的数量与读书多少、学问如何没有直接的关系的环境中，在文章关系到车子档次的高低、房子的大小这样既实际又面子的问题时，那么，潜心做学问者不光是个傻瓜，而且是个贫穷的傻瓜。

再说，学问应该是从大学时代做起。可是这些大学生在高中时代过的是什么日子呢？我的侄儿，高中三年，早晨六点起床，六点四十五分之前必须到校早读，在学校十三个小时，晚上八点多到家，吃过饭后再做两个多小时作业，十一点多睡觉，每天睡眠时间不到七个小时。周末休息半天，国庆、五一等长假一般只能休息两到三天，寒、暑假也要上课。经过这样三年摧残教育下来，虽然进了大学这读书的场所，对读书却已经是深恶痛绝，自然以休息、娱乐为重。所以这学风日下、无人读书的账，应该把中学的摧残教育也算上。

在一个抄袭之作泛滥的国度，也就没有好书可读，也就让人没有了读书的欲望。大家不读书了，于是抄袭之作更加泛滥。

这样恶性循环下去，如何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