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學術界抄襲成風，上到教授院士，下到各級學生。光是兩個網站揭露出來的就是成百。面對這種局面，國人處之泰然。只有幾個學術打假人士，不依不饒，不時逮住一、二文抄公示眾。被抓住的居然臉不紅、心不跳，或混淆黑白，百般抵賴，或錚錚有詞，列出無數冠冕堂皇的抄襲理由。而漏網之魚，十之八、九。這些抄襲者，如過江之鯽，又當官，又升職，又竊取大量科研經費。抄襲不再被視作無恥下作之事，認真做學問變成了吃力不討好，於是學術界被搞得是非不分，烏煙瘴氣。

筆者在國外，也做些學問，面對國內的這種局面，心中萬分迷茫：難道偌大個中國，就沒有人在讀書了？

如果有人讀書做學問，這些人首先包括學術出版社和刊物的編輯和審稿人。這些人理應是飽學之士，對本專業的文獻，雖然不能篇篇精通，但應該大多略知一二。有抄襲之作送上門來，難免露出蛛絲馬跡，一經核實，立即退稿，並附上一函，視抄襲者地位之高低，情節之輕重，或警告，或呵斥，或聯合同仁刊物封殺，斷了抄襲者再作如此下作之事的念頭和可能。

當然，編輯、審稿畢竟人數有限，漏網之魚在所難免。如果國人還讀書做學問，以國內學術隊伍之龐大，抄襲之作一出，不足三月，就會被一群讀書人發現，即使大多數人溫文爾雅，總也會有疾惡如仇之士拍案而起，把文抄公揪出來示眾。

有了這樣的編輯、審稿和讀書人，就有了一個文抄公如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局面。有了這樣的局面，有心抄襲的人也會知難而退，認真讀書做學問去了。相反，沒有了讀書人，抄襲之徒才有機可乘。不讀書了，又要憑出版物評職稱，升官發財，於是大家只好去抄襲了。

幾年前筆者在國內英語教學的刊物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編輯部寄來了刊有該文的那一期，翻開一看，裡面有一篇文章，從題目，到內容，到結構，到例句、圖表，與我在另一“兄弟刊物”上發表的文章大致相同，只是壓縮了內容，作者是上海市某中學的老師。如果該刊物的編輯或審稿人經常閱讀兄弟刊物的文章，不難發現這是篇抄襲之作。最近又見到國內某教授在引用本人在國外英文刊物上發表的文章時，引一部分，竊一部分，打擦邊球。開始點明是我的，到了後來我的就成了她的。這種手法，不象前者明目張胆，若不是同時熟悉我的英文原文和該文，還真不易看出其中奧秘。但若是審稿人認真一點，翻翻原文，也不難看出問題。

抄襲成風，當然有許多因素，但它泛濫到今天這種地步，我們真該問一問：偌大個中國，還有多少人在認真讀書做學問？

不讀書，當然也有許多原因。一是學術浮誇風。讀書做學問是個逐漸積累形成的過程。讀書人要耐得住寂寞，養深積厚，然後有所心得和發現。同時，讀書人也需要一個允許他們積厚薄發的環境。沒有馬上做出學問的壓力，他們可以好好地讀幾年書。遺憾的是，現在國內的學術浮誇風愈演愈烈。舉個例子。北美大學一個文科的博士生讀五年博士，不必發表任何文章，只要完成課程，博士論文過關，即可畢業取得學位。國內許多大學要求學制三年的博士生在畢業前發表兩到三篇論文。在這樣的學術大躍進的氣氛下，認真讀書、養深積厚的人自然日子不好過。於是，為了畢業，東拼西湊，有時還要作些交易，完成任務大吉。

二是經濟利益。自從國人有了教育產業化這個混帳想法後，學術就和金錢掛上了鈎，讀書做學問都和經濟利益密切相關。學術多產意味着科研經費多，獎金多，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好處。於是，國人中有佼佼者，一年發表上百篇文章，更有一稿五投六投，屢投屢中者。按理說，把學問與經濟利益相結合併非一定壞事。弄好了，它可以鼓勵學人多讀書、做好學問。可是，在我們這個一切向錢看、缺乏準則和理想的社會現實里，在一個文章的數量與讀書多少、學問如何沒有直接的關係的環境中，在文章關繫到車子檔次的高低、房子的大小這樣既實際又面子的問題時，那麼，潛心做學問者不光是個傻瓜，而且是個貧窮的傻瓜。

再說，學問應該是從大學時代做起。可是這些大學生在高中時代過的是什麼日子呢？我的侄兒，高中三年，早晨六點起床，六點四十五分之前必須到校早讀，在學校十三個小時，晚上八點多到家，吃過飯後再做兩個多小時作業，十一點多睡覺，每天睡眠時間不到七個小時。周末休息半天，國慶、五一等長假一般只能休息兩到三天，寒、暑假也要上課。經過這樣三年摧殘教育下來，雖然進了大學這讀書的場所，對讀書卻已經是深惡痛絕，自然以休息、娛樂為重。所以這學風日下、無人讀書的賬，應該把中學的摧殘教育也算上。

在一個抄襲之作泛濫的國度，也就沒有好書可讀，也就讓人沒有了讀書的欲望。大家不讀書了，於是抄襲之作更加泛濫。

這樣惡性循環下去，如何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