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華人三傑

在美國，亞裔僅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五，但硅谷企業家竟有叄分之一出生於亞洲。

印度人和台灣人早在二叄十年前就來到了這裡創業，而 90 年代以來，大陸留學生在這塊創業的熱土上也開始嶄露頭角了。不過與先行者相比，他們人數還不多，而且缺乏公司管理經驗。“第一代創業總是最艱難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移民與硅谷問題專家安娜黎．薩克森尼安（AnnaLee Saxenian）教授說：“但是中國留學生已經在這裡打開局面。接下來會看到更多的中國人在硅谷創業。”

中國留學生多來自國內最好的大學，又從美國一流名校獲得碩士、博士學位，他們已經成為許多高科技公司的技術中堅。隨着 90 年代的硅谷高科技投資熱潮，不少有志創業的中國留學生紛紛做起了 CEO。現在已經有幾家大陸留學生在硅谷創辦的高科技公司成功地登上了納斯達克市場。本文介紹的陳宏和朱敏就是最早把公司帶上市的留學生之一。

除了自身所受的良好教育和勤奮的工作態度，大陸留學生在硅谷的崛起也受益於日益發展的中國經濟。和印度人不同的是，中國學生往往和祖國保持着密切的聯繫。“在硅谷幾乎每周都會有中國代表團來訪問，中國留學生也有很多社團，相互之間交流密切，”薩克森尼安教授說。

中國留學生創立的有些公司以中國為主要目標市場，比如銷售小靈通手機網絡設備的 UT 斯達康（UTStarcom） 雖然註冊在美國，但 90% 以上的營業額來自中國。從事移動辦公業務的 Gric 已經和國內各大電信服務商建立了合作關係，中國也已經成為其第二大目標國。

而有的公司則依靠中國的質優價廉的人力資源優勢。網上即時交流服務商 Webex 的創始人朱敏從一開始就從中國招募工程師到美國工作，現在又把研發基地轉移到了中國。

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使美國人對這個有 13 億人口的市場充滿了興趣，對中國創業者也增強了信心。當然美國市場對中國有偏見者還是大有人在，他們樂於鼓吹中國腐敗嚴重，假帳盛行。對於中國科學家盜竊美國技術機密的說法在美國也總是有市場。

但這種擔心其實正反映了中國人在美國的影響越來越大。有一位風險投資家甚至認為，東方面孔在硅谷是一種優勢，因為美國人覺得如果你是中國人或是印度人，你自然就會比別人聰明。

但是大多數來自大陸的創業者都說，作為第一代華人在美國創業實在是困難重重。一方面他們大多是技術背景，在管理和業務發展上缺乏經驗。其次文化背景的差異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怎麽和美國人交朋友、做生意都要從頭學起。要想在美國資本市場運作，靠的不僅是公司實力強，還要有人脈支援，要想上市並接着受到投資人追捧，不懂點“關係學”是不行的。陳宏說，雖然自己英文說得很溜，但文化背景差異太大，和華爾街就是“親密不起來”。

但不管怎樣，開放的硅谷給新移民提供了絕好的機會。硅谷創業人說在那裡不論族裔或社會背景，人們在交往中，首先看重的是能力。這裡沒有門第觀念，只要你有能力，就會被主流社會接受。但如果你跟不上別人的思路，很快就會被這個圈子淘汰。本文要介紹的第叄位人物朱力是 50 多歲才創業的。他說是硅谷讓他這樣“最不可能創業的人”也辦起了公司。

現在硅谷馬路上車流雖然不如鼎盛時期一般繁忙，但還是一輛接着一輛，以 120 公里每小時的速度飛快向前運行。不免讓人想起創業者朱敏的一個比喻：硅谷的企業家和高科技公司，就像一批在空中飄動的風箏。有些風箏的體積比較大，有些比較小。有的正向上飄，有的停在半空中，也有一些已經開始下落了。企業家們的任務就是向上方拋出繩索，讓自己的風箏掛上一些向上飄的風箏，從而使自己也能飛得更高。與此同時，還要下狠心把那些與自己有牽掛但卻向下飄落的風箏的繩索砍斷，以免減慢自己向上飛的速度。

在網絡經濟熱的昨天，講究的是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天。在納斯達克指數跌到 6 年來低谷的今天，上升就成了一門生存的學問。對初來乍到的中國人尤其如此。

朱 敏

在有一個足球場那麽大的 Webex 總部，華人創業圈內的奇人朱敏一上來就對我嚷嚷了一通：“你給我添了那麽多麻煩，我原本與上海浦東軟件園的合作計劃現在都完了。”

到硅谷實地採訪以前，我曾就 Webex 公司經營狀況採訪了幾位華爾街的分析師。其中法爾科姆全球投資（Falcum Global Partners）的投資分析師傑米．弗里德曼（Jamie Friedman）一直試圖賣空該公司的股票，總在市場上散布一些對 Webex 不利的評論。我已經明確告訴他我要寫一篇關於朱敏的人物專訪，誰料到弗里德曼轉眼就寫報告給客戶，添油加醋地說有《財富》雜誌的記者在調查 Webex 在中國的經營黑幕。

Webex 股票當天應聲從 14 美元一股跌到 12 美元，朱敏接到一大堆基金經理人的電話後，不得不親自飛到紐約向華爾街做解釋。

“沒有一個人像你這樣，寫一篇文章要打電話給這麽多分析師，”朱敏始終沒有看我一眼，兩隻手不停地搖着手中的兩把搖椅。“中國還是很敏感的話題，他們早就找理由來攻擊我，你給了他們武器。It costs me a lot of headache!（太讓我頭疼了!）”

朱敏嗓音有些沙啞，語速很快，他的普通話和英文雖然流利，但都夾雜着寧波口音。“現在人家都說，朱敏把工作都拿到中國去了，他把技術也拿到中國去了。中國生我養我，我在美國事業成功，兩個國家我都愛。”

我雖然不認為自己在這件事上有什麽過錯，但很理解他發這通火的原因，因為成功對他而言來之不易。

朱敏在寧波鄉下“修了 8 年地球”後考入浙江大學機械系，本科畢業時已經 34 歲。然後考上了美國斯坦福大學公派研究生，在 36 歲那年第一次踏上了美國的土地。剛到美國時，雖然他數學物理基礎很好，但對電腦卻一竅不通，眼看第一學期的電腦入門課要拿 B 了，朱敏趕快取消了這門課。

但不久後他居然給 IBM 編程去了。暑假裡，導師辦公室門口貼了 IBM 找程序員的廣告。朱敏在門口晃來晃去，走了一個夏天不敢進去。暑假過去了廣告還在，朱敏就去敲了教授的門。教授看着這個全 A 的學生說，我就在等你啊，馬上命名他為項目組長。在 IBM，朱敏有了問題也不敢問，因為“不知道這是個 1+1 的問題，還是微積分的問題。”不過當時兒子朱磊已經在斯坦福大學念電腦，因此幫父親解決了不少難題。

有了 IBM 的經歷以後，朱敏的電腦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後又和導師一起為名叫 Express Edge 的技術公司打工。同事反映他寫的程序運行有毛病，導師為他出頭，說我們的工程經濟系統學博士生是高屋建瓴，只能粗粗寫點東西，並對朱敏說，不行就不行，沒必要爭這口氣。

但朱敏就是不服氣，從此發奮寫程序。後來 Webex 前身網絡軟件會議的程序有一大半就是他自己寫的。“語言不好就已經相當於一隻手殘廢，就要拼命練，把另一隻手練得比別人兩隻手還要強壯，”朱敏皮膚黝黑，兩條手臂的確明顯比一般人粗壯。

在斯坦福呆了五年後，朱敏最終沒有拿到博士學位，以碩士身份畢業了。但他說自己不在乎學位，特別看不起照搬書本的人。“同學笑我，說我眼光這麽淺，來美國讀書，這麽好的機會給辜負了。但導師說，在麻省理工（學院）、斯坦福見過多少聰明人, 但 street smart（動手能力強，社會經驗足）的只有你一個。”

朱敏剛到美國就走了一條與一般留學生不同的道路。其他留學生都住在學校以便學習，朱敏剛來就住在校外，還找了公寓管理員的活，因為這樣就可以有一套免費住房。“清掃工作別人要價 10 塊錢一小時，我 4 塊錢就接下來，要掃地、清馬桶。”雖然當時英文還說得磕磕巴巴，朱敏卻主動去調解美國人的家庭糾紛。

朱敏一邊讀書一邊打工掙錢，不久後花 10 多萬美元賣了一套小房子，然後在院子裡種刀豆、毛豆、豌豆、扁豆、還有果樹。夫婦倆每積攢了幾百塊錢就去裝潢用品店買材料，接着看書畫圖，等搬家的時候已經搭了廁所和臥室，花園裡的桃、杏都吃不完。

“現在辦公司沒有時間，但我還是很喜歡造房子。”朱敏說自己是農民出身，喜歡造房子這種實實在在的東西。但是看得見摸得着的東西缺乏影響力，因此還是選擇了搞高科技。

朱敏開始研究網絡即時交流的時候是 1990 年，當時電腦與電腦之間的聯繫還僅限於局域網的水平，電子郵件都尚未開始普及，而他已經開始設想一種能夠及時傳送圖像數據並進行網上交談的工具。

從斯坦福畢業後，朱敏就和朋友合夥創立未來實驗室公司（Future Labs），領了中國留學生在硅谷創業風氣之先。“當時和 99 年不同，初創公司沒有那麽神氣。”1994 年公司以 1,300 萬美元價格賣給大公司 Quarterdeck。朱敏作為創始人之一分到了 300 萬元。 Quarterdeck 派來印度人 Subrah Iyar 管理該公司，他坐了二把交椅，潛心鑽研技術。

朱敏原來覺得大公司能夠有錢讓他做很多想做而沒法做的事情，但後來發現在大公司很多事情反而更難辦。1996 年，他覺得網絡人際交流技術的市場潛力仍舊很大，便和 Iyar 一起用 200 多萬美元的價格把知識產權買了回來。

至今公司的大堂里還掛着首席執行官 Iyar 和總裁兼首席技術官朱敏的合影。在公司里 Iyar 處理對外關係，與華爾街打交道；朱敏作為總裁則偏重於管理公司內部的運作和研發部門。“當初和 Iyar 君子協定，什麽東西都是一人一半，”兩人的薪水同為年薪 18 萬，一開始各占一半股份，現在每人占 12%。

按照最近每股 10 美元計算，朱敏身家為 5,000 萬美元左右。但這不過是紙上財富，很難馬上兌現，相對來說，開小公司然後將其賣掉倒是生財妙方。但朱敏說不想這麽做，他的目標是努力再努力，把公司做大。

2000 年公司成功上市，股價一度到過 50 多美元。Webex 從去年開始扭虧為盈。公司現有 500 人，大部分在美國，歐洲有 30 多人，在中國四個地方有研發銷售機構，雇用 250 人（不包括在 500 人之內）。

在紐約電話採訪朱敏的時候，朱敏曾當場在加州辦公室的電腦上開了一個會議窗口，我就從電腦上看到朱敏屏幕上的一切演示。這種遠程會議服務適用於公司售後服務、電話會議、銷售演示、內部培訓。這樣，既有面對面交流的便利，又省去了出差的麻煩和費用。朱敏說，希望將其建設為一個全球交易的平台，這樣中國的農民也可以在網上向國外客戶展示他的農作物產品。

羅伯特．貝亞德公司（Robert W. Baird & Co. ）的分析師史蒂夫．阿什利（Steve Ashley）建議投資人買入該公司股票，並稱過去幾年內該公司的銷售增長速度達到每年 80%，未來幾年估計為 30%， 仍然高於業內大多數公司。連追蹤該公司的 10 來位分析師中唯一把它列為“強力賣出”的傑米．弗里德曼也不得不承認朱敏成功地發現並開發了這個市場，創造了第一個使用便利的商用網絡會議系統。Webex 目前占有網絡會議市場 60% 左右的份額。

Webex 的技術並不算太雜，90 年代初 IBM、英特爾、微軟等公司都開始搞網絡會議，但微軟一直沒有費心把它推到商用的高度。現在 Webex 已經有 6,000 多用戶，連微軟自己也成了 Webex 的用戶。

9．11 之後，Webex 大受歡迎。一方面，美國人不願意做飛機。另一方面，經濟衰退使公司不願意花大價錢購買昂貴的大型軟件。Webex 一個帳號每月收費 100 美元，屬於不用層層開會批準的花費。

“現在除了微軟，沒有別人能夠打敗我們，”朱敏說，因為開發軟件並提供這項網絡服務需要一定資金，而現在美國技術公司現金緊張，很少能有公司一下子拿得出這筆錢。“現在只有一個老兄還在陪我們跑步，我們想的是，能不能跑得再快一點。”

朱敏一直在追着別人跑。不僅平時加班是尋常事，而且 10 多年來除了去中國，基本沒有休過假。每次和主管公司中國市場的夫人徐郁清一起去北京，總是半夜到就開始開會討論。這麽多年一直沒有時間去登長城。“我 18 年沒有休假了，也想去打高爾夫，”朱敏說。“但是我原來沒有任何電腦背景，36 歲才來美國，老是去旅行，怎麽追得上人家？”

朱敏的辦公室才 10 來個平方米大，陳設相當簡單。為了節電，他每過 20 分鐘左右就要向日光燈下猛揮一下手，表示人還在裡面，否則燈就會自動關閉。揮了兩叄次手後，朱敏已經忘記了一開始的不快。接着和我這個寧波小老鄉打趣說，“你也是寧波人，怎麽這麽不精明？”多年合夥夥伴 Iyar 說，如果實在要說朱敏有什麽缺點，就是不會容忍不夠聰明的人。

Iyar 說，朱敏唯恐自己變得不夠強悍，至今保持艱苦的生活習慣，大冬天也不開暖氣。“我說，敏，你也是 50 多歲的人了，就裝個空調吧，可他就是不聽，”Iyar 評價說朱敏精神上非常強，很難被打倒。

朱敏說，在社會最底層呆過 10 年後，就覺得天下沒有什麽吃不了的苦。他說自己非常喜歡傑克．倫敦的小說，其中有一個在雪地中跟惡狼拚斗的人，最終獲救時，已經失去了人形。“在農村，在硅谷，都不能認輸！”朱敏說。

娃娃頭 陳宏

15 歲上大學的陳宏說自己從小就是“娃娃頭”，在美國他也要爭做第一個把公司做上市的中國留學生。結果 2000 年初，陳宏成為第一批把自己的公司帶上市的中國留學生之一。

上市對陳宏來說只是第一步。他的目標是把 Gric Communications 公司建成全世界最大的虛擬網。在硅谷，陳宏建起了一個聯繫中國科技人員的網絡，以求互通有無，幫助更多的中國留學生創業。在家裡，他和夫人是舊金山灣區出了名的“CEO 夫妻”。

與前半生經歷種種坎坷的朱敏不同，陳宏從小到大基本一帆風順。他 15 歲考上西安交大電腦系，後到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攻讀計算機博士學位，並在那裡認識了後來成為他妻子的台灣姑娘劉雅玲。

兩人畢業後決定去創業勝地加州尋找機會創辦自己的公司。一直看好與中國做生意的夫婦倆一開始創辦的是一個針對中國人的投資諮詢公司。“中國人都覺得，諮詢是朋友幫忙出點子，還談什麽錢？” 第一次創業沒有成功。

1994 年陳宏和夫人一起辦了 Aimnet 公司，專門作網絡接入服務，生意很快騰飛起來。這時候亞洲的網絡也開始發展，很多人專門到硅谷取經，經常問陳宏要上網賬號。而陳宏一次去新加坡出差，發現長途撥回美國上網費用比旅館費還高，因此開始找尋將不同網絡聯繫起來的方法，並將此定為公司未來增長點。1997 年夫婦倆在因特網接入商開始整合的時候以 1,000 萬美元的價格將公司賣掉，但保留其中移動辦公室部分並將其命名為 Gric, 即 Global Reach Internet Connection 的縮寫。

原在維薩卡公司（VISA）任職的 Gric 公司市場經理理查理．羅西（Richard Rossi）說陳宏創立的就是因特網領域的維薩卡。使用信用卡的店家不用與全球各銀行簽合同，只要和維薩卡一家簽就可以了。同樣，只要 Gric 與全球的網絡服務商定協議，各網絡服務商無需一家一家去簽合同，而它們的終端用戶就能漫步其他網絡，在全球實現漫遊。

Gric 目前已經和全球 154 個國家的 300 多家服務商有了協議，並在全球設了 2 萬個節點。位於聖何塞的公司總部內有一間寬敞透明的玻璃屋，牆上有一排 10 多個屏幕和世界地圖，顯示世界各地接入成功率。綠色表示接通率符合標準，間或有黃燈和紅燈閃爍的地方表示此處有待改進。屋內有幾名工作人員 24 小時接聽來自世界各地 ISP 的電話，解決技術問題。

Gric 從發起國公司手裡收錢，向目標國電信商付錢，利潤率有 50%。陳宏說現在美國是使用該公司服務最多的國家，在發起國內排名第一。因為去中國做生意的人越來越多，中國已經躍升到 Gric 的第二大目標國了。目前公司 40% 的營業額來自亞太地區。

現在整個美國電信市場不景氣，像 Gric 這樣還沒有盈利的公司當然更難獲得投資人的追捧。公司股票從高峰時每股 75 美元跌到 1 美元出頭，公司又從去年的 200 來人裁員到現在的 150 人。

原來公司市值 15 億美元，按照中國標準已算是大公司，因此陳宏每次去國內演講都能坐在主席台中間。“現在股價跌了，人也只能坐在旁邊，”陳宏坐在聖何塞寬敞明亮、放滿綠色植物的總裁辦公室內說。一心要做第一的陳宏身材不高，一身西裝，說話頭頭是道，中英文都發音標準，十分流利。

雖然從小都是一路冒尖，陳宏並不忌諱雇用比自己強的人，而且他說，做企業的一個秘訣是要雇比自己好的人。“如果你比我做得好，就讓你做 CEO，”陳宏說，一邊又詭秘地一笑。“事實上越是這樣，我的地位就越牢固。”

話是這麽說，陳宏承認剛開始要管這些已經在大公司有相當管理經驗的人，頗有小貓遇見大老鼠的感覺。公司原來從 MCI 請來一位首席運營官，這位老兄花錢大方，請來一堆諮詢師，讓陳宏看得直心疼。

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通過雇用這些高級經理人，他自己也學到如何召集會議、提高雇員積極性等很多東西。“後來我發現管他們也不過如此，現在底下人就都很聽話”，陳宏笑稱。

要吸引這些高級管理人員加盟，相應付出高薪是一個因素，但最重要的還是說服他們，這個公司有成長前途，要相信公司的發展理念。公司雇員評價他不是一位事必躬親的老闆，而是控制公司大方向的戰略家。

公司一開始定下做網絡接入整合商的大目標，現在正在積極進入移動電訊領域，將其做未來的成長點，並瞄準跨國公司作為未來利潤增長點。一方面，破產的世界通信等接入商都是 Gric 的客戶，目前這種狀況下他們當然不會熱衷花錢支付 Gric 的增值服務。而另一方面，眾多跨國公司更注重削減通訊支出，比如寶潔公司就已經成為 Gric 客戶。

現在公司營業額每季度仍在增長，估計在今年年底可以盈利。還是有投資者看好這個公司，今年漢鼎亞太和祥峰兩家投資公司以高於流通股價 30% 的價格，買下了 1,500 萬公司非流通股。

陳宏覺得中國人搞技術和做生意都沒有問題，但吃虧在華爾街的經驗太少。他說自己雖然英語非常流利，但要與美國人建立深入的關係還是相當困難。一個公司發展需要資金的支持，一開始找天使基金，風險投資，上市前找投資銀行，上市後找基金經理投資股票，靠的都是人和人之間的信任和關係。但是中國人在美國根底尚淺，在華爾街還是比較弱，因此難以找到支持。

在硅谷一直相當活躍的陳宏在灣區組織了亞美製造商協會，定期搞各種探討創業的活動，目的也是共同帶動華人在美國的創業環境。

在自己家裡陳宏也有了一個培養 CEO 的小環境。同樣搞軟件開發的陳宏夫人劉雅玲雖然是 Gric 創始人之一，但在管理團隊逐漸壯大的情況下慢慢淡出。現在劉雅玲自己創辦新公司愛盛科技（Aicent）並擔任首席執行官。

陳宏夫婦有一雙兒女。女兒米雪 12歲，兒子凱文 9 歲。他們教育孩子好好念書，今後進斯坦福大學，創立公司。女兒稱夢想是做 CEO；兒子現在已經開始詢問什麽是 cashflow（現金流量）。憧憬未來，陳宏說前人給後人鋪路，希望看到今後在硅谷創業的中國人越來越多。

50 歲創業的科學家

與朱敏陳宏相比，經營生物公司的上海人朱力要低調得多，一再說不接受採訪。和大多數 80 年代開始赴美的中國留學生一樣，朱力學的是生物專業。生物專業雖然出國相對容易，但研究周期長。搞生物的人必須耐得住實驗室的寂寞，工作後收入也一般要比金融電腦行業差一截。因此很多人把它當作跳板，一出國就轉行。

而今年 53 歲的朱力卻已經在這條路上耕耘了 20 多年，他的公司名叫 Genetastix，專門用酵母菌篩選人源性單克隆抗體。公司是兩年前整個製藥、高科技行業火熱的大環境下創辦的。朱力說當時硅谷創業公司如雨後春筍，連辦公室都租不到。後來租了一個離家較遠的辦公室，當時因為高速公路堵車，每天上班單程就要 1 小時。不過現在硅谷不景氣，車流遽減，這段路半小時就到了。

創辦生物公司需要有知難而上的勇氣，因為生化公司投資大，見效慢，要成功開發一個藥品需要 5 到 10 年的周期。朱力說，目前公司最大的成績是兩年內從無到有，創造了成功的技術平台──一個有效的以酵母菌為基礎進行人源性單克隆抗體篩選的系統。

Genetastix 的規模不大，現在一共八名雇員，其中有五位博士。公司規劃中的主要收入來源是開發抗體前體蛋白質，然後把開發權賣給製藥公司。“早期生物公司流傳一句行話，你必須把第一個孩子賣掉以求生存。”朱力說因為開發新藥需要大量投資，耗時近十年，因此一般公司都選擇把實驗室研究的第一個成果賣給大公司開發成藥。

目前 Genetastix 已經篩選出抗癌、抗感染、增強自身免疫的 20 多個抗體，目前正在進行這些抗體具體性質的研究，以求讓第一批孩子健康出世。 目前 Genetastix 的主要收入來源是用酵母菌系統為其它公司做基因篩選。這樣收入來源相對穩定，今年收入 20 萬，估計年底可達 40 萬到 60 萬，做到收支平衡。

51 歲開始創業的朱力並不認為自己是個天生的創業人。他當初創辦公司的動機一方面是不願再給別人打工，想嘗嘗自己開公司，從小做大的滋味，另一方面也受了身邊人的影響。

斯坦福的老同學朱敏就在車程 10 分鐘之外的 Webex 當首席技術官，兩家人當初還一起造過房子。“朱敏是天生的創業者，我是悟之晚而又晚，”朱力謙遜地說。但後來者未必不能居上，朱敏說，房子雖然是他先開始造的，但後來朱力夫婦比他造的還好，還大。

朱力做事一直肯鑽研，從當年在農村插隊落戶開始，和生物已經打了 30 多年交道。朱力 30 出頭結束 9 年上山下鄉生活考入華東師範大學學習生物。畢業後考上公派名額赴斯坦福大學深造，獲得博士學位後在 Clonetech 公司工作，後擔任分子生物研究部主管。該公司後來賣給大公司，幾百人的公司成了幾千人，朱力越發覺得自己在其中起的作用微不足道。

“作為一個雇員，就算是主管，也不過對自己和手下人的表現負責，整個公司的命運不操縱在自己手裡，也管不了，”朱力說：“現在整個公司命運有相當大一部分操縱在我的手裡，做壞了就會對公司有很壞的影響。”

朱力的下屬們都認為他是個好老闆。“力平易近人，關心下屬，也很重視大家的看法，”市場開發部經理馬克（Marc Bencivenga）覺得朱力是個很“hands-off（信任別人）”的老闆，就是說他不會獨斷專行管這管那，而是很相信他的雇員們。

Genetastix 的辦公室是一個典型的生物實驗室，目光所及是生物實驗用的瓶瓶罐罐，和穿白大褂的研究人員。因為太安靜，一台收音機總是開着，播放天氣狀況和輕音樂。辦公室的分割結構看上去更像一個住宅用的套間，氣氛也相當寬鬆，公司餐檯上堆放着公司里的金髮女科學家，原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利努斯．保琳（Linus Pauling）和孫媳婦去亞洲旅行帶回來的各種糖果。

原來做小分子製藥馬克說自己加盟公司的原因是相信生物製藥有前途。 Genetastix 是基因英文 Gene 和神奇 Fantastic 的混合體，就是神奇的基因的意思。基因製藥的最大優點在高特異性，能夠針對特定細胞產生作用。就是說，它只會攻擊壞細胞，不會像目前癌症藥物一樣，不分好細胞壞細胞一律格殺勿論。

抗體能夠從人體內產生，但要把抗體篩選出來並不容易。朱力當初在 Clonetech 時接觸了酵母菌，後來發現用酵母菌篩選抗體成本低，見效快，而且對人體無毒無害。生物公司投資人最重視公司的是管理人員和技術專利。朱力已經有了 3 個專利，另有多項專利有待批准。

Genetastix 首期投資 300 萬美元，主要來自台灣的兩個投資公司，富鑫創投（Fortune Venture Investment Group）和保達創投 （Bao-Dah Investment Corp）。現在第一筆投資基本用完，第二筆大約需要七八百萬美元，目的是開發自己的藥物──至少把孩子養大一些才賣掉，朱力說。

因為第二筆資金的需要量比較大，所以需要由美國投資者領頭，但在這樣的市場狀況下顯然比較難。眼下投資者怕承擔風險，不是找已經頗有成績的公司繼續投錢，就是找剛剛起步需要資金少的公司，而像朱力這樣的公司夾在中間，反而為難。朱力現在準備找韓國公司做過橋基金（Bridging Fund），先過渡一下。他說，上市眼下是不可能了，但是公司維持下去應該沒有問題。

“要找平穩飯碗就不會自己創業，”朱力說。採訪結束後，朱力公司雇員傾巢出動，去另一家公司談生意。朱敏、陳宏都談到過當初創業籌資的艱難，而現在硅谷的狀況，顯然使得需要長期投資的生化公司籌資難上加難。

下鄉 9 年曾經幾乎絕望的朱力說，有拿出抗戰精神的準備。令人欣喜的是，談了幾年的和上海南方人類基因組研究中心的合作已經開始，今後硅谷產生的人類抗體基因就可以在和南方基因中心參股的上海單抗公司發育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