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和文苑的“優伶化” 作者:余杰 2009-05-25 16:51:41 發表評論 [0] 推薦本文 正體 －－優伶中國之四 當官場“優伶化”之後，士大夫即“儒林”也迅速“優伶化”，《儒林傳》、《文苑傳》與《伶官傳》可以參照閱讀。官員本身就是士大夫當中“脫穎而出”的一部分精英，官員的人格形態必將啟示和引導那些即將走上仕途的讀書人。 中國的“士人傳統”與“優伶傳統”一開始就同源同質、糾纏不清。儒家的老祖宗孔子曾經敗在優伶的手下。孔子本來將在祖國魯國有一番大作為，鄰國齊國害怕了，遂設計了一出離間計，而優伶正是這齣離間計的主角。《史記·孔子世家》記載說：“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並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看到此種“邦無道 ”的情形，孔子不得不背井離鄉，並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 幸運的是，孔子也找到了一個機會贏得了一局。據《穀梁傳》記載：“頰谷之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王國維考證說：“古之優人，其始皆以侏儒為之，《樂記》稱優侏儒。頰谷之會，孔子所誅者，《穀梁傳》謂之優，而《孔子家語》、何休《公羊解詁》，均謂之侏儒。 ”由此可見，孔子斬殺起優伶來，是毫不留情的。因為這是意識形態之爭，亦是權力之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 然而，極具反諷意味的是，在孔老夫子人格構成中，亦投射下了揮之不去的優伶的陰影。當孔子像喪家之犬一樣在列國之間週遊的時候，其人生目標不就是成為“帝王師”嗎？而他夢寐以求的“帝王師”的角色，在他生前沒有實現，在身後卻實現了——他成了被帝王利用的一個道具。在北京國子監的大成殿裡，有康熙親自題寫的“萬世師表”的匾額。然而，在帝王的眼裡，“老師”跟優伶並沒有根本的差別。孔子孜孜以求的身份，居然是他最為不齒的優伶的身份。這種讓人哭笑不得的尷尬，兩千多年來一直就是孔子的徒子徒孫們的尷尬。 如果說中國文化是一棵“根深葉茂”的大樹，那麼專制制度就是它那深深的樹根，而優伶人格就是這棵樹上結出的一顆苦澀的果子。中國沒有一個代代相傳的貴族階層，其官僚不是通過世襲而產生；中國沒有一個生機勃勃的市民社會，其官員也非通過選舉產生。於是，中國便誕生了一個龐大而完備的科舉制度，它導致歷代文人的讀書寫作，目的都是將自己“賣”給“帝王家”。在這個“家天下”的險惡環境下，士人階層如同帝王家中的奴僕，並無任何獨立性可言。士人的榮華富貴全都依賴於帝王的賜予，哪能不以帝王之是非為自己之是非、以帝王之好惡為自己之好惡呢？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人是優伶的同類和兄弟，文人一點也不比優伶高貴。優伶沒有獨立人格的原因是沒有成熟的市民社會為他們提供經濟獨立的機會，他們只能寄生於宮廷和官場，“一主一奴，涇渭分明。帝王的感情世界和行為方式遠非俳優所能支配或左右，帝王的喜怒哀愁絲毫無需顧及俳優的顏面，而俳優也難以觸摸帝王的思想脈絡，他們不過是侍立、供奉低洼管理眼前的匹夫、小人、奴才、賤伎，茫然無助地飄浮在寵幸與懲罰的邊緣”。（閔定慶《俳優人格》）而伴君如伴虎，優伶既沒有人身自由，也缺乏安全保障，只能唱一天戲算一天了，“俳優的命運操縱在他者的手中。俳優慘遭帝王懲罰的案例不可勝數，杖責、鞭撻、鯨字、放逐、鑿齒、捺頭水底，甚至射殺、腰斬、烹煮，歷史的陣陣涼意撲面而來，令人毛骨悚然。”（閔定慶《俳優人格》）而士大夫的處境又能好多少呢？無論是與意識形態有關的“儒林”，還是專司文學藝術的“文苑”，專制帝王都是“倡優蓄之”罷了。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當代的“反右”和“文革”，中國文人的悲慘遭遇與優伶極其相似。他們是無根之萍，只能如履薄冰，並屈尊向優伶學習“生存之道”。 所謂的“生存之道”，也就是如何讓自己處於“麻痹”的狀態。漢武帝一朝是文人集團與優伶集團產生最大交集的時代。比如，東方朔這樣的“滑稽”人物，既是著名的文士，又是典型的優伶。東方朔在臨終時給兒子留下遺言說：“明者處世，莫尚於中；悠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為拙，柳惠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累群生，孤貴失和。遺余不匱，自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現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這是一種赤裸裸的自我糟蹋式的“縮頭烏龜”理論：我都不把自己當人看了，對奴才皇上您總要手下留情吧？ 像東方朔這樣的人物，在武帝一朝數不勝數，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指出：“文學之士中漢武帝左右者甚重，先有嚴助……又有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蔥奇等，而東方朔、枚皋、吾丘壽王、司馬相如尤見親幸。相如文最高，然常稱疾避事，朔、皋持論不根，見遇如同俳優。”豈止漢武一朝，此後歷朝歷代直至今日，“東方朔”從來沒有離開過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再偉大的帝王，如果身邊沒有一個“東方朔”陪襯，未免會遜色許多吧。如今，東方朔又在電視屏幕上瘋瘋癲癲、蹦蹦跳跳了。中國人滿足於總結和繼承此類了不起的生存智慧——作家王蒙便津津樂道於種種曲學阿世之“人生哲學 ”。那麼，今天的中國究竟離東方朔的那個時代有多遠呢？某些“國際化”的大都市裡，有不少精英人士“先富起來”了，他們住洋房、開洋車，但他們仍然是“假洋鬼子”，血管里流的還是東方朔的血液。 皇帝本人從來沒有將士人看得高於優伶，張載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只是他個人一廂情願的妄想罷了。《清代外史》記載，乾隆皇帝“挾其威權，叱辱群臣如奴隸”，“故六十年間，能不受侮辱者唯劉統勛一人耳。嘗叱協辦大學士紀昀曰：‘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實不過倡優蓄之，汝何敢妄談國事？’夫協辦大學士，位亦尊矣，而曰倡優蓄之，則其視群臣如草芥，摧殘士氣何如者！尹會一視學江蘇，還奏云：‘陛下幾次南巡，民間疾苦，怨聲載道。’弘曆厲聲詰之曰：‘汝謂民間疾苦，試指明何人疾苦；怨聲載道，試指明何人怨言？’夫此何事也，豈能指出何人乎？尹會一於此惟有自伏妄奏，免冠叩首，不久乃謫戍遠邊。”中國的士大夫從來就沒有實現“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理想。亂世之中，當然是求為天平犬而不得；盛世卻只是皇上的盛世，而非士子的盛世。如果遇到強勢的皇帝和輝煌的盛世，則只需要“幫閒”而不需要“幫忙”，士大夫必須謹守“幫閒”之界限，而不能有“幫忙”的“非分之想”。對此，魯迅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的開國雄主，是把‘幫忙’和‘幫閒’分開的，前者參與國家大事，作為重臣。後者卻不過叫他獻詩作賦，‘俳優蓄之 ’，只在弄臣之列。”（《且介亭雜文二集·從幫忙到扯談》）可惜紀曉嵐、尹會一之流，聰明一世糊塗一世，錯把“幫閒”作“幫忙”，馬屁拍到馬腿上，便只能招來主子的痛罵和訓斥，真是自作自受。 所以，優伶不是誰想當就能當的，當優伶需要莎士比亞所說的“生活的智慧”以及“審時度勢”的本領。無論在宮廷還是在官場，誰最後能生存下來，關鍵就看誰最能忍受侮辱、誰最能放棄尊嚴。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寫道：“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蓄之，流俗所輕也。” 士大夫總是喜歡美化自身的處境、提高自身之地位。其實，無論是飄飄欲仙的李白，還是“奉旨填詞”的柳三變；無論是號稱要“資治通鑑”的司馬光，還是縱情於酒色之中的韓熙載；無論是牢騷滿腹要斷腸的柳亞子，還是被周恩來稱作“文化班頭”的郭沫若……古往今來，中國的文人儒生們，從來都沒有超越過與優伶同等的卑賤地位——那些象徵性的“尊貴”並不能改變此一恥辱的事實。一生享盡榮華富貴的紀曉嵐，寫過一副戲台長聯： 堯舜生、湯武淨；五霸七雄醜末耳，伊尹太公便算一隻耍手，其餘拜將封候，不過搖旗吶喊稱奴婢。 四書白、六經引；諸子百家雜說也，杜甫李白會唱幾句亂彈，此外咬文嚼字，大都沿街乞食鬧蓮花。 “不過搖旗吶喊稱奴婢”、“沿街乞食鬧蓮花”不正是紀曉嵐自己顧影自憐的寫照嗎？ －－原載：《觀察》，2009-03-09 http://observechina.net/magazine/ArtShow.asp?ID=57512 ——————————————— ->[ 右派網 http://www.youpai.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