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改變命運？博士生猝死震驚復旦

一個月前，復旦大學一名博士生的猝死，震驚了整個校園。離研究生招生考試還有2天，而一個博士生的死，卻向人們敲響了警鐘。從這一突發事件中可以看出，如果一味以實用主義為教育和知識之本，這個社會將變得越來越沒有人性。教育理念和高校管理制度的“人性”缺席和冷漠，是造成這一悲劇的不可忽視的原因。有關人士呼籲，應該改變對知識的觀念，營造更加人性的、有益於學生身心健康的教育氛圍。高等院校尤其應該這樣。不過，在這一事件發生之後，從同學們的自發募捐等一系列行動中，我們還是看到了人性的光芒。這光芒雖然是微弱的，但充滿了希望。

知識能否改變命運？

葉 君 瑞 簫

本文關注：一個博士生的猝死說明了什麼？知識能否改變人的命運？考研攻博難道是人生惟一出路？一次次拚搏、邁上新台階，是獲得新生？還是走向死亡？

博士猝死

魏培東，男，生於1968年，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2000級博士生，還有半年即將畢業。2002年12月9日8：55左右，他拿着餐具從七樓宿舍到食堂吃飯，下到三樓，忽然昏倒，據現場目擊者講述和記者查看記錄——8：58：03，圍觀同學呼叫120救護車；呼叫結束9：00：53；120出車9：01：41；到達現場9：13：06，就地緊急搶救；病人上車9：28：45；到達醫院9：36：40，醫護人員全力搶救；11：00宣布一切搶救無效，宣布死亡。死亡原因：猝死！！

“一個來自農村的孩子，只有走這條路！”

記者聞訊趕到現場，首先見到的是為魏培東募捐的同學，這是場學生自發組織的募捐，來來往往的同學紛紛解囊。在魏培東的宿舍，記者見到了正在整理遺物的魏培東的妻子和他的大哥二哥。他們來的時候只知道魏培東重病，突然的打擊使他們近於麻木。

魏培東來自國家級貧困縣河南睢縣，世代務農，80高齡的父母體弱多病，養育了 5個子女。他是家裡最小的一個，只有他一個人上學出來了，兩個哥哥、兩個姐姐都在睢縣。為了改變自己和家人的命運，他選擇了一條艱苦的求學之路。因家貧，他高中畢業後讀了商丘師專，畢業時因成績優異直接進入河南大學化工系，大學畢業後在中學教了七年書，在此期間，他三次考研，繼續攻讀河南大學化工系的研究生。讀研後，因與原單位斷絕關係，魏培東一家喪失了住房和經濟來源，而考上碩士那年有了孩子，碩士期間每年7000元學費，嚴格地說，此時的魏培東毫無經濟能力，他跟岳父母住在一起，支撐他的就是未來的遠景。記者為他的毅力而感慨，十幾年來，魏培東為了將來的命運轉機，拒絕了眼前普通百姓的生活。對這一點，他妻子也不無怨言，但想到丈夫的努力與將來的生活，這位受過大專教育的女性默默忍受了一切。

當魏培東考上復旦環境科學與工程系的博士時，他再次面臨誘惑與困境，博士畢業意味着人生的新台階，而自費博士每年學費需要11，000元，生活費4000元，這使他們家再次面臨困境。來上海那年暑假，他做了近兩個月家教，他帶着家中多年的積蓄和向親朋好友借來的錢共14，000元來。據同學反映，魏培東平時節儉到極點，哪個食堂菜便宜就去哪裡，但第二年，他再也無力籌措學費，就申請了助學貸款。不幸的是妻子兩年前下崗，兩人無法撫養6歲的孩子，生活一切來源都靠岳父母。而老人已經退休，有限的退休金無法滿足一家的供給。但是，全家懷着熱切的希望，只要再艱苦幾年，光明就在眼前。6-7年來他們花光了全部的積蓄，沒有房子，沒有家具，全家的親戚朋友傾全力資助魏培東一家，魏培東的身上寄託了全家的希望。

記者看到，在整理遺物時沒有一件象樣的衣服，很多用品都是別人送的。魏培東的妻子哭着告訴記者，他們結婚八年，夫妻感情非常好，雖長期以來經濟困難，也從未為錢生氣過，他是好人。魏培東的妻子後悔莫及，人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就能堅持，只要他活着，我什麼都可以不要。但是，一個農村來的孩子，只能走這條路。

好人魏培東

說起魏培東，記者得到的是深刻而矛盾的印象。同學朋友非常欽佩他，認為他善良，孝順父母，愛家，愛孩子，同學胡曉鵬說：踏實，誠懇，老實，人品好，這是我對他的基本評價，我敬重他。他生日那天，天正好下雨，他專門跑去玉佛寺買了一個小佛，祈禱父母身體平安，又買一盒小珠子，作為送給女兒的禮物。朋友同學劉繼廣補充說，他遇到困難，從不麻煩別人，問他也不說，別人困難，一發現就儘量幫助。雖然生活十分困苦，但他從未抱怨過生活，他平時樂呵呵的，對人生充滿希望，想着明年工作了就可以在上海一家團聚了。

魏培東的兄弟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從小勤奮上進，刻苦學習，最終通過自己努力走進大上海有名的高等學府，這在睢縣也是空前絕後的，這使家裡人感到無限光榮。雖然魏培東的妻子也有過猶豫和不安，她說自己目光短淺，總覺得上班比上學現實，但丈夫很上進，妻子說他很想成功，想上得更高，想要通過努力使家庭條件好轉。魏培東的妻子有一顆平常心，曾關照過丈夫來上海後，不用太過拼命，只要身體好就行。當然，妻子也有夢想，丈夫想讓她更上一步，將來孩子能在上海上學，接受更好的教育，自己年過三十，下崗在家，全指望丈夫找到工作後，能作為配偶調到上海。原本，全家高高興興的，丈夫已經聯繫好了工作，可望在上海一所高校當教師，母子倆準備在老家等上一年，就到上海團聚。

可在導師戴星翼的眼裡，魏培東卻不能算是一個好學生。魏培東到復旦後，專業跨度較大，由於專業背景很弱，計算機和外語都不行，他學習很累，成效不大，博士需要的是研究能力，而魏培東入學兩年多來沒參加過什麼課題。戴老師明確說，雖然這麼說很殘酷，我不得不說，魏培東缺乏研究能力，他走了一條不該走的路。他的博士論文大綱是導師幫他擬訂的，大半年了過去了也沒什麼進展。至於他的死，導師認為主要是他心臟的隱患，當然還有經濟的壓力，因貧致病，因病致貧，惡性循環，這些來自落後地區的貧困學生應該走一條怎樣的路？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讓培東走好

魏培東的不幸去世震動了整個復旦，在隨後的幾天募捐活動中，共募集30，152.65元，第一天是由環境與工程系組織，第二天部分中文系，哲學系博士生自發強烈要求再次為魏培東家屬募捐。大家希望這點捐款能對魏培東的家人有所幫助。

不該發生的事發生了。魏培東所在系承擔了家屬的住宿餐飲費和交通費、搶救費和服裝費等，共計7，927元，家屬希望由系財務承擔5，925元喪葬費用，遭到拒絕，理由是，系裡除了科研經費教育經費外並沒有這種意外事故的額外經費支出，財務權在學校而不在系，喪葬費用無法核銷。系領導強調，沒有動用學校師生捐款，而是撥出了員工的部分福利基金，不夠部分由教師愛心捐款添入，扣除5925元喪葬費用，剩2500元交給家屬。

對此，家屬和親友態度堅決，他們認為系領導無權動用捐款，哪怕是本系教職工的愛心捐款，應全部留做家屬做未來生活費用。他們的態度得到魏培東的老鄉、朋友和同學的支持。家屬堅持認為，如果系領導一開始就說清如何分擔喪葬費用，系裡無錢，部分捐款要用於喪葬，他們也許可以理解和接受，但事到最後因所費過大，系裡無法承擔，動用本應屬於家屬的愛心捐款，他們無論如何不能接受。因悲傷過度而一直沉默寡言的培東大哥、二哥和妻子拒絕在捐款清單上簽字，事情陷入僵局。滿滿一屋子的人，家屬，老師，親朋好友，老鄉同學，以及一直在場傾聽的記者，大家由激烈爭吵而僵持，一時間無人說話，而此刻，桌上大紅布兜里培東的骨灰盒和窗台上的彩色遺象，正靜靜地立在一角，仿佛看着這一場似乎永遠也不會完結的爭吵。

事情以家屬寫了一張收條了結，上面有收到的愛心捐款的具體數目。家屬最後提出一個要求，魏培東出事後這也是他們向系領導提出的唯一的請求，就是6歲的孩子將來上學能否得到學校的支持和幫助？當晚，培東的大哥，二哥和妻子將帶着培東的骨灰，坐火車離開上海，回到生養他的河南老家去。

知識能否改變命運？

兩天裡，記者跟蹤採訪了許多師生，總的感覺是，大家普遍認為，魏培東的這樣的貧困學生已經構成一個獨特的群體。他們通常年齡偏大，有家庭拖累，又有學業壓力，還將面對未來的就業競爭，活得非常艱難。非自費的博士每月津貼大概是310元，象魏培東這樣的自費生連這筆費用都沒有。如果在外打工兼課做課題，可能還會有幾百元不等的額外收入，但數額不定。據系領導介紹，引入貼息貸款後，學校兩年前就取消了審批手續煩瑣的困難補助。現在大學推行三助政策，儘量向貧困學生傾斜，環境系46人中有10人可能獲得機會，金額幅度在每月200到350元。

魏培東一二年級從來沒申請過助學貸款，當問及學校和系是否曾給予他一定的支持時，得到的答覆是貧困生太多了，教育資源有限，要把有限的教育資源用到最需要幫助的人頭上。考慮到頻頻見諸報端的助學貸款難，以及由助學貸款引發的回收不靈等後遺症，看樣子靠助學貸款解決這一問題尚需假以時日。魏培東從人口所轉來環境系一年多，當還時有特困補助，本來準備給他，但只有一個名額，是專門留給新生的。據了解，魏培東並未從各種名目的資助中拿到其中任何補助，據輔導員高老師說在他的催促和系裡的照顧下，魏培東拿到了一等獎學金，共4000元，遠遠高於任何困難補助和三助金，在魏培東不幸去世後，這筆錢連同捐款交給了家屬。

走了已經走了，活着的還要繼續生活下去。許多魏培東這樣家庭背景的大齡博士每天面對巨大的經濟壓力，生活壓力，學習和就業的壓力。貧困，焦慮，失業的隱患和就業的艱難，種種危機，漫漫長夜寒窗苦讀苦熬，身心疲累，心理和生理上長期處於亞健康狀態，考研攻博，求取功名，希望改變命運，仿佛是一個來自貧寒家庭，來自社會底層的讀書人唯一夢想和出路，考試（考研考博）帶給許多人事業成功，家庭翻身的美夢，同時也帶來殘酷的競爭和淘汰，力不能及的學業壓力，以及巨大的生存壓力，甚至給許多原本已經很貧困的家庭增加更大的經濟負擔，這簡直是生與死的考驗。知識能改變一個人的命運嗎？我們不禁要問——如果竟要以一個人的生命為代價，值得嗎？

後記

兩天來奔波，紛亂中無法理清頭緒。報道結束後，似乎還有很多東西沒有說清。總結起來，有幾點遺憾和希望。如果當時能找到速效救心丸；如果能經常體檢及時查出心臟有疾病並及早預防和治療；如果沒有來自外界和內心的長期而持久的壓力。也許，悲劇不會發生。魏培東的突然去世在復旦引起震動，北區14000多名學生，沒有一個醫務所，離主校區醫院又較遠，一旦出現象魏培東這樣的緊急情況，無法就近找到救助。博士生中，貧困生多，長期以來忽視自身的健康狀況，又因各方壓力，許多碩博士生精神和身體長期處於亞健康狀態。對於一個勞心者而言，身體的健康尤為重要。北區有偌大的室內體育場館，但並不向學生開放，究其原因原來是體育場館屬於物業公司管理，學校無法支配。教育的產業化似乎已經是一個必然的社會趨勢，但是教育的產業化後勤服務的社會化是否一定合理？產業化後學校是否不再有義務為學生提供必要的場地和設施？作為新建的學生公寓住戶的學生們何時才能真正擁有自主權和管理監督的權利？教育應該是公益事業還是已經商業化了？學生們認為教育除了走產業化道路之外，還必須具有相應的公益性質，因為教育所面對的是人，不是機器，更不是商品，無法百分百地產業化。一個在讀博士的猝死，對學生對學校都應該是一個提醒——沒有什麼比健康投資更重要。

·專家關注·

快樂更重要

華東師範大學心理諮詢中心主任，副教授葉斌

一般而言，人生有兩大重要的追求：一是成功，一是快樂。成功是社會對個體的要求，只有個體不斷努力，追求成功，整個社會才能向前不斷進步和發展，所以，我們從小就接受追求成功的教育；快樂是個體作為一個純粹的人對自己的要求，從個體本原的生物性而言，快樂可能是更重要的本能（就像弗洛伊德所說的快樂原則）。那麼，當成功和快樂發生矛盾的時候，我們又該怎麼做呢？從魏博士的故事中看，他顯然談不上快樂，有的只是責任和負擔，也許在實現別人對自己的期望時，會有短暫的快樂出現，但是這時一個人的快樂已經異化為必須要靠成功去“買”了，而不像孩童那樣容易擁有比較純粹的快樂。許多現代人的問題就是這樣：當自己變得越來越成功的時候，生活的滿意度卻沒有獲得同步的增加。伴隨而來的是壓力感、疲憊感，而這些都會給個體的生理和心理帶來負面的影響，損害個體的身心健康。甚至有些人，成功反而降低了生活滿意度。他們發現，成功竟然無法“買”到快樂了！他們中的不少人由此還會進一步產生生活無意義感：我這麼辛苦到底是為了什麼？這是我想要的生活嗎？這時，不僅僅是身心的困擾，在精神的層面他們也將陷入痛苦的折磨。所以，我們應該充分意識到成功和快樂的平衡，靜下心來思考它們對於我們的健康、幸福究竟着什麼？也許，這是一個轉型期的社會必須有的一段困擾期，變化和動盪讓人心變得不安定，無法真正靜心思考，也無法保持自己意志的獨立。也許等我們的社會進入普遍的小康社會，隨着社會壓力的減少，情況會好轉起來的。

關注弱勢群體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劉俊海：

捐贈款所有權歸死者家屬（父母，孩子，妻子）所有，重要的一點是：募捐人將財產捐助後，所有權由捐款人轉移到死者家屬之手，所有權發生轉移，捐款只能按捐款時捐款人申明的用途，不是為了喪葬費，不是為了辦理喪事，捐款的所有權，占有權，支配權，都歸家屬，捐款人是每個個人，不是系，不是組織，即使是系裡捐款也應歸家屬，與外系，外校，社會上捐款一樣。應該歸家屬，系裡不得更改，包括捐款人所屬系，捐款是個民事行為，並不是一定要經過學校，系裡批准，組織者不管是誰，不管以誰的名義，即使是系的名義，系教師員工，所有權，支配權不應該屬於組織者，畢竟是個人掏的錢，系只是組織者，只有義務把錢搜集起來，原封不動交給家屬，這是一種慈善行為，任何人，任何組織不得更改捐款用途，更不能作為喪葬費用，募捐款項的所有權，支配權，使用權全歸家屬。但是作為學校，作為環境系，對於學生是否有義務提供喪葬費用，這個問題值得研究，他是自費生，非計劃內培養，也就是必須自己解決學費，醫藥費等，他和學校的關係是教育關係，而非用人單位的僱傭關係，勞動關係，從法律意義上講，學校和系裡沒有義務出喪葬費用，除非入學通知上，委託合同上明確規定該生的生老病死由學校負責。但學校作為一個經濟上的強勢，能否關懷弱勢群體？從倫理上，道義上，從人道主義的角度出發，建議學校能撥出5000多元的喪葬費，這也符合公平義務。

教育制度非改不可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周曉虹

魏培東的悲劇的種子一開始就埋下了。通過這個事件，我有個最深的感觸：中國的教育制度實在到了必須改的地步了。招這麼多人幹什麼？這樣的制度鼓勵去招生，什麼人都想當博士，什麼途徑都來考，有錢用公款，沒錢節衣縮食。如果象魏培東那樣，碩士畢業後找個工作，雖不顯赫，過正常的小日子，也許不會發生悲劇。在美國，沒有獎學金就不能上學，日本讀書也有個語言生制度。我們的大學生數量現在為全世界第一，碩士人數已是世界第三，但我們在研究生制度中投入的經費是第幾？我們的經費少，招生多，最後可能只能以降低學生生活質量，身體質量，要麼就降低學術研究質量為代價。我以為教育不能用大躍進速度發展，我們年年擴招，每年招生比例上漲百分之三十，但如果我們100萬個博士中無一個能得諾貝爾獎，試問：我們要那麼多博士幹什麼？！前幾年，大專生找不到工作，這幾年殃及本科生，這麼下去，碩博士畢業也會找不到工作。我們現在是缺乏人才，但人才和經費以及社會經濟的發展應成正比，也就是說只有當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才能出現更多對人才需求的位置。否則，人才在高層次上就是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