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被誤讀的大學：台灣大學

如果你對台灣現當代文學，比如說對余光中、於梨華、白先勇等如雷貫耳的名字略有所知的話，那麼你對台大肯定不會感到陌生，尤其是從60年代後期“現代文學”作家群的崛起開始，台灣文學的半壁江山幾乎全由台大外文系和中文系畢業生撐着。此現象曾使不少大陸人士在對台大知之甚少的情況下把它看成是出才子佳人的沃土。而當瓊瑤小說中那些風度卓絕、總能討女孩子歡心的台大才子一個個出現、露面的時候，台大陌生而浪漫的形象差不多就這樣在人們心目中定格了。

但台大跟浪漫可能僅僅體現在它優美如畫的校園上。

從桃園機場走出，搭上車，高速公路上跑20分鐘，便進入了台北市區。沿着松江路南下柳條垂垂的新生南路，可直抵台灣大學。

台灣大學的前身是日本人開辦的台北帝國大學，建於1928年，台灣光復後改稱台灣大學。當年，日本人為了實現稱霸亞洲的美夢，把大學作為南進東南亞的研究和實驗基地，在校園裡栽種了許多熱帶植物。50年的狂風暴雨後，這些植物依然存活不少，把校園裝扮得如花似錦。其中，最為絢麗奪目的是杜鵑花，所以，台大又被叫作杜鵑花城。暖暖的三月和風，杜鵑以一襲繽紛，覆蓋校園如錦織的花海。沾衣欲濕的微雨，灑在一代代年輕學子的眉際。

從某種似是而非的角度來看，台大在台灣似乎是不可替代的地位來自那些從這所學校出去的商賈政要，並通過這些人影響了台島數十年風雲的變幻。但是政治風雲變幻莫測，亂鬨鬨你方唱罷我登場，它並不能代表一所學校的深厚傳統與不俗品格。台灣大學多年培養的思想精英和文化精英，才是學校的驕傲。

最常被人提及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殷海光，另一個則是李敖。

哲學家殷海光，提倡邏輯，主張認知獨立，身處險惡的環境而百折不撓，畢生致力於發揚民主、科學、自由的五四精神，表現出知識分子的錚錚風骨。而歷史學家李敖，一生蹲過6年黑獄打過數十場官司寫了96本禁書有近三千萬字的文章流傳於世。

因為有了殷海光和李敖這樣的有着強烈批判意識和知識良知的“硬漢”、“狂人”，台灣大學的學生從70年代末開始走出象牙塔、自覺地與社會脈動緊相搭合：台大校園變得有些喧鬧但也充滿活力。80年代，台大學生為支持鹿港地區民眾反抗杜邦設廠的環保運動，而組織數十人的“杜邦事件調查團”，用暑假時間在鹿港與台北從事一個月的調查，並成書《綜合報告書》，此舉在台灣大學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台灣大學中有傅園，那是紀念校長傅斯年。這位當年的北大才子、五四運動的學生先鋒雖然主持台大校政不到3年（1948-1950年），但其生前致力於倡導思想的獨立和學術的自由，並從祖國大陸帶來許多進步學者，如許壽棠、黎烈文、魏建功、臺靜農......傅斯年當年的老師也是“我的朋友”胡適也曾到學校講過課。如今，傅園裡，椰子樹下綠草如茵，矗立着白色的方尖碑。

台灣大學裡迴響着悠揚的鐘聲，那是傅鍾。它總是響22響。據說，傅校長說過，人一天中，除了工作、吃飯、睡覺之外，還應該有兩個小時獨自思想。從此，校園裡就總是22響的抑揚了。

也有人說，傅校長逝世的日子是不是12月22日，那天他心臟病突發就在學校的參政會大堂中。聆聽鐘聲東擊西22響，更能讓學子追念校長的哲人情懷和未竟之願。也許是為了追念，也許是為了以台大為榮，也許是為了其它什麼原因，新生（尤其是住宿生）多半被要求在更深夜靜之時，敲一下昂揚的傅鍾；而畢業臨去的同學，也常共聚於此，最後敲一次母校的鐘後依依惜別。

十多年前，白先勇和李歐梵一起走進校園，走回他們三十年前的歲月，他們為學弟學妹作了場題為《台大外文系的那段日子》的演講。

演講中他們說：“我們認為台大就是北大的繼承，五四精神的延續。”又說：“傅斯年校長把北大的精神帶到台大來，把‘五四’開放的風氣帶來台大。我們當年進台大，第一個感受就是很自由，‘五四’尋求自我解放對於我們大學時代的生活確實有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