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北京市政協委員、經濟學家、北大教授劉偉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採訪時出語驚人——“我把堵車看成是一個城市繁榮的標誌，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個城市沒有堵車，那它的經濟也可能凋零衰敗。”

　　 在極偶然的情況下，堵車有可能“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比如在以色列打工的朱先生就由於堵車而避開了自殺爆炸。不過在正常情況下，一般人只要大腦沒有短路，是不會為堵車而感到“欣喜”的，這只要從每天如過江之鯽一樣的上班族中隨便拉出一個來問一下就知道了。當然“經濟學家、北大教授”不是一般人，但也不應該“精英”到了違背常識的地步。以我的愚暗，猜測劉教授的邏輯大概是這樣的：堵車意味着車多，而車多則意味着繁榮。劉教授因愛車而愛屋及烏愛上了堵車。

　　 從其他“國際化大都市”的經驗或教訓看，堵車無非是這樣三個原因：一是車太多；二是道路建設跟不上；三是管理有問題。北京的姐妹城市柏林的一位副市長，遊覽了北京後曾感慨地說，北京的人均汽車擁有量遠低於柏林，但堵車卻比柏林嚴重的多。看來北京堵車顯然是後兩個原因。劉教授是政協委員，又是在會議期間參政議政，他不大聲疾呼，督促政府採取措施改善交通，反倒用讚美堵車的方式來“頌聖”，這就難怪人們要對“北大教授”們頗有微詞了！

　　 最近一個時期，“北大教授”頻頻在媒體上曝光，大有語不驚人誓不休之勢。去年，厲以寧教授曾表示，小康社會的標誌是有“第二套住房”，聽上去好象是晉惠帝的“為什麼不吃肉粥？”的名言那樣親切。不知那些傾其一生積蓄也買不起一套經濟適用房的普通市民聽到這番高論心裡作何感受？前不久，同樣是北大教授的蕭灼基先生在山東日照市接受《大眾日報》記者採訪時，舊話重提說：“改革開放後的90年代中期，我們有一位經濟學家說，如果到了本世紀末，北大教授還沒有別墅汽車，就是改革的失敗。現在我們有一批教授不僅有公寓而且有了別墅，其中，我們北大經濟學院就有好幾位，雎國余教授、劉偉教授在這裡都有別墅了。”

　　 從蕭教授的談話看，劉教授在日照有了別墅，早已超越了厲教授的“第二套住房”，有車也是題中應有之義。劉教授斷言北京將領先全國20年進入現代化。這一目標能否實現，我不敢過早“欣喜”，但北大教授們的生活水平領先全國20年，則是毫無疑問的。他們過上了巴望已久的西方中產階級生活，對每天在公交車上擠上兩三個小時的普通百姓的苦惱自然隔膜，正所謂“煤油大王不知道揀煤渣老太婆的辛酸”，所以把西方人也深惡痛絕的堵車也作為“城市繁榮的標誌”來讚美，也就可以理解了。

　　 海耶克曾說，知識分子不是知道分子，一個人縱然有太多的學識，只要他沒有獨立的見解，那便不能叫做知識分子；反之，假如一個人從來沒上過學，但是，只要他自學讀了很多書，且很有個人的立場，也能批判的來看這個社會，那麼他就是知識分子。如果用這個標準來衡量，中國很多有着如“教授”“院士”之類嚇人頭銜的人物是不能被稱為知識分子的。在他們身上，幾乎找不到知識分子特立獨行氣質。他們表現出來的更多的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媚俗心理，時刻與時尚和潮流保持一致。他們沒能勝任社會批判的職責與使命，相反，他們的所作所為讓社會更加地值得批判。

　　 有研究者說，近代知識分子的前身是中世紀宮廷的俳優——即宮廷弄臣，這實在是傷害了一些教授高人一等的感情，但從北大教授們的做派看，這個說法還是很貼切很有些道理很能夠自圓其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