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所謂“國家級大師”，不過是“國家級大膽”而已。

　　日前，北京大學校長許智宏院士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北大是國家一流大學，但不是世界一流大學——中國沒有世界一流大學。世界一流大學要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第一，有一批世界大師級學者；

　　第二，有一批世界領先水平的學科，並產生劃時代的科研成果；

　　第三，培養出一批傑出人才，為社會發展做出重大貢獻，包括對文化、經濟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就“傑出人才”一項，以諾貝爾獎獲得者為指標之一，在世界一流大學中，牛津大學有27位，哈佛37位，耶魯13位，而在中國頂級大學北大和清華里，一位都沒有。這就是差距。

　　許校長指出，北大並不是沒有一流水平的學科，他舉的例子是“北大的東方學、中國語言等少數學科在世界堪稱一流”。的確，北大的東方學和中國語言很棒（中國語言現在還棒嗎？不知道）。可是細想又有點兒不對味兒，特別是關於中國語言。如果英國劍橋大學說她的英國語言研究世界一流，我們肯定要笑了——你自己的語言，再不一流，說得過去嗎？

　　世界一流大學的幾個條件，其中最成問題的我覺得是“為社會發展做出重大貢獻，包括對文化、經濟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一項。許校長舉例說：“在北大歷史上，曾有過一大批很有思想的學者，他們推動了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北大的社會科學領域也是很能出成果的，雖然經過一段時間後才能被人承認，如厲以寧的股份制理論、晏智傑的勞動價值理論都是長時間思考後提出的創新觀點。”

　　陳獨秀、李大釗、胡適諸位先生應當算是“北大歷史上曾有過的一大批很有思想的學者”了吧？他們的確“推動了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為社會發展做出重大貢獻，包括對文化、經濟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可是他們能算是世界級大師嗎？再如厲以寧先生的股份制理論和晏智傑先生的勞動價值理論，應當說也是“推動了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為社會發展做出重大貢獻，包括對文化、經濟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了，可是他們躋身於世界級大師之列了嗎？

　　厲氏股份制理論大家比較熟悉，晏氏勞動價值理論最起碼筆者還感到陌生。最近看《南風窗》採訪晏智傑先生的文章，略知：傳統的勞動價值論認為，價值是勞動階級創造的，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勞動者除了維持自身生存之外，其餘的全被人剝削走了，所以勞動階級只有造反一條道；而晏氏勞動價值理論認為，勞動、知識、經營管理、科學技術和資本，各種要素都參與了價值的創造，特別是資本的貢獻不容低估。原來如此！這不是常識？

　　是的，無論是“厲股份”（以及“吳市場”），還有“晏勞動”，在西方都是幾百年來的常識。可是在中國就成了尖端，成了一時之選、一國之秀，成了國家級大師。儘管是常識，可是正如許校長所說，在中國仍然需要“經過一段時間後才能被人承認”，甚至最初都要冒很大風險。如此說來，所謂國家級大師，實乃“國家級大膽”而已；所謂學術創建，實乃回歸常識的努力。過去說“藝高人膽大”，在中國常常是“膽大人藝高”。膽子不大，滿肚子的東西不敢說，再高的學問都將胎死腹中。

　　二十多年來，我們一直沉醉在真理標準討論的幸福而自豪的回憶里，其實那有什麼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常識而已！西方的人權學說，中國的御用學者罵了幾十年，現在終於認可了，仍然是一個回歸常識。因而目前中國最前沿的人權學者也不過是最前沿的大膽而已。

　　“人權高於主權”學說，又是被罵，至今仍然被罵，其實它有什麼呀？不就是三千年前孟子的“民貴君輕”嗎？所有對“人權高於主權”的圍攻，又是一場為推翻幾千年來的常識而大動的肝火，大開的意識形態殺戒。回歸常識都這麼費勁，這怎麼可能出世界級大師？

　　大約三年前，一個印度籍人得了個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重大發現是什麼？是發現所有的大饑荒都是政府造孽所致。換言之，大饑荒都是政府舉措失當或腐敗造成的。1942年中國中原大饑荒，300多萬人餓死，300多萬人流民西北，完全是xxxx國民黨政府腐敗反動、不顧人民死活造成的。

　　中國和印度都是盛產饑荒的國度，按道理說中國人最起碼應該與印度學者一樣有資格拿饑荒經濟學諾貝爾獎。可是莫說拿諾貝爾獎，中國學者誰研究饑荒？如果不能談，不能研究，不能調查怎麼可能出世界級饑荒研究的大師？

　　中國國家級大師離世界級大師的距離，就是中國學術自由程度離世界學術自由程度的距離。中國國家級大師冒着風險往學術頂峰攀登，在世界學術的比例尺上看，實際上是向世界學術的山腳靠近，而且是頂風冒雪，跋涉為難。大家都知道蔡元培時代北大的名言是“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現在這句話在正式場合幾乎沒有一個北大人敢再講，你說中國國家級學術大師與世界級學術大師距離有多遠？說多遠它就有多遠，你可着勁兒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