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就業問題，終於已經進入了漫長的寒冬時期。在今後的20～30年間，就業市場過度競爭將會成為一種中國人不得不忍受的社會常態。

　　先來看一組冰冷的數字。從1997年開始，大學畢業生找工作日益艱難，2001年全國共有115萬大學畢業生，2002年共有123萬，2003年將有212萬大學畢業生。據“有關方面透露”，這幾屆大學畢業生與研生，有不少迄今為止尚未找到工作，包括被視為“緊俏專業”的ＭＢＡ在內。

　　今年在北京、廣州的大學生畢業生招聘會上出現的供需嚴重失衡的情況表明：中國已經真正進入“就業的嚴冬”。任何人都無法否認，中國已經出現了一個其他任何發展中國家未曾出現過的現象：在整個國家文盲與半文盲率偏高的情況下，過早出現了“知識型”勞力過剩。與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地遍布的民工這類“農村剩餘勞動力”“相映成趣”的竟是“碩士賤如狗，博士滿街走”。

　　這種“知識型”勞力過剩的狀況已延續了好幾年，導致不少大學畢業生只好繼續考研究生，社會將這種現象戲稱為“就業問題緩期3年執行”。結果，中國的研究生招生規模連年擴大，1999年增長27％，2000年增長35％，2001年增長35％，招生數量急劇擴大到1998年的21倍。2003年全國79.9萬人報考碩士研究生。在教育資源如師資、設施等未相應擴大的情況下，高等學校為“創收”而實行的研究生擴招，實際上是為數量而放棄質量的典型短視行為。

　　知識型勞力過剩的結果是導致過度競爭。這種過度競爭的壓力終於以非常荒誕的結果顯現出來了：

　　廣州《新快報》1月17日曾報道一則消息，大學生們竟然接到這樣的招聘試題：“當工作需要你出賣肉體時，你會怎麼辦？”這則報道的作者憤概地評述：“不知道這家公司究竟是出於什麼目的出這道試題，不過清楚的是，這家單位大概經常需要員工出賣自己的肉體或者靈魂，或者，在商業社會中，出賣肉體是經常的交易，大家都是動物，都有動物的需要，然後以動物的方式來交易。”然而更耐人尋味的是學生們對這道試題的回答，竟然大都是要“具體問題具體對待”這種不肯定的曖昧回答。

　　最容易做的事情當然是指責這些“新生代”大學生們缺乏人格尊嚴。然而人畢竟是社會的產物啊，他們在經過至少16年的寒窗苦讀──那是怎樣的一種人生長跑啊，從小學開始，每天背著一個碩大的書包，有學不完的課程，上不完的補習班，每天的家庭作業要做到晚上10點甚至更晚──好不容易熬到大學畢業甚至研究生畢業，等待他們的卻還是無業可就的命運，面臨的幾乎是無窮無盡的過度競爭。這種競爭已經到了讓人崩潰的程度，就在2002年12月，我的母校復旦大學一位博士生心臟病猝發死亡，而死亡原因竟是“貧困，過度競爭引起的焦慮，就業壓力。”一些女學生因為求職艱難，竟然已經“自覺”地利用色相為自己在求職中“加分”。而這些“社會精英”就算是找到一份職業以後，等待他們的也將是壓力過大的工作環境，人稱“中國白領的工作強度已經超過了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中國的寫字樓是全世界最累的寫字樓。”“為了抓住每一個賺錢的機會，人們普遍願意犧牲休假、犧牲睡眠、犧牲與家人在一起的時間，而忘我的工作”。尤其是年輕的白領，他們甚至不願意錯過任何一次老闆的表揚，哪怕只是口頭表揚。他們對自己的感覺竟是“站在財富與時尚的風口浪尖上，只能往上混，混到半空中，既沒有機場也沒有降落傘，不知道怎麼平安著陸。”據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和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共同完成的一份報告，中國平均年自殺率為23／10萬，即每10萬人中有23人自殺，自殺已成為15歲到34歲人的第一大死因，其中不少竟是萬千中國大學生們渴慕的成功白領。

　　知識型勞力過剩的出現，迫使中國人面對“就業的嚴冬”這一殘酷現實。這與80年代開始日趨龐大的過剩農村勞動力，以及90年代陸續出現的城市失業大軍不一樣，前兩個群體被認為是素質偏低，不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要求。在城市社會的漠視下，農民們在城市裡忍受著最惡劣的勞動條件，不少人被迫將自己送上挖礦這條幾乎等同於“鬼門關”的路──說是“鬼門關”，是因為中國是世界上每年礦山事故最高、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不少城市與農村的社會底層被迫將女兒妻子送上為娼之路，為的只是掙口飯吃以便“活著”。在城市就業日益困難的情況下，大學生們“高學歷低就業”的情況早就在前幾年就出現了，各地人才招聘會上的愁雲一年比一年濃密。而現在大學生們終於發現自己的尬尷，因為連走“高學歷低就業”這條路都困難重重。前不久，安徽廬江縣委書記就對本縣的名牌大學畢業生們說：家鄉歡迎你們回來投資，但不歡迎你們回來求職。獻身家鄉建設都已經無門，今日中國大學生們還能怎樣調整“求職心態”？

　　這種“知識型勞力過剩”表明了一個非常殘酷的事實：整個社會精英向上流動的渠道發生梗阻，它將引起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可以預見的一個必然結果是將導致教育的萎縮。道理很簡單：當全家人節衣縮食、負債纍纍供出來的大學生、碩士、博士都難以就業時，人們將不會再在教育上繼續“投資”。另一個必然結果則是長此以往，將突破中國人的忍耐底線“活著”。當眾多國民連“活著”都感到困難時，統治集團“穩定壓倒一切”的治國方略必然會受到持續不斷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