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流大學風格各異，但具有相似的共性。什麼是一流大學？什麼是一流學術？什麼是一流學者？這些似乎十分基本的問題，並不是很容易回答的。本文以美國主流大學為基礎，給出一流大學的定義，描述一流大學的特徵，闡述一流大學的目的。

引言

在討論一流大學之前，我們必須首先討論大學本身的定義和目的。

(1)   大學首先為社會提供一種普通教育。普通教育的意義在於社會或者社區的每一個人都應該有權力享受教育。這種普通教育的程度在歐洲最為普遍。從小學，中學，大 學，每一個人都可以受到免費，但卻是良好的教育。所以，西方大學的目的不在於培養精英們，這尤其不是公立大學的核心責任。有些精英出自大學，這是不言而喻 的。這一點，中國教育界有根本不同的理解。

   大學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為社會培養高素質的優秀公民。一個優秀的公民具備高尚的道德標準，廣博的知識結構，和雅致的人文修養。一個理想社會應該由許多大學教 育出來的公民組成。因而，大學是發達社會的重要基石。(Newman 認為，一個沒有經過大學教育的人是“混亂”的，無論是舉止還是思維)。

(2)   大學的教育應該把人們從各種思想禁梏和偏見中解放出來，並形成一種獨立的，理性的，科學的，心智的思考機能。這為整個社會提供一種冷靜的思維系統，而不受任 何政治的，宗教的，社會的思潮所控制。從而形成一種知識分子的文化氛圍，思維方式，和自我認同。大學是培養獨立思考者的地方。

   現代大學的誕生(19世紀中葉Newman模型開始) 為社會提供了 “自由思維，”“質疑權威，”“思想批判”的場所。由於大學的存在，社會的知性品味才得以提高。一個社會如果離開了大學，有可能會倒退到中世紀和極權社會。也正是因為這種大學的獨特之處，許多人在畢業多年之後仍然會非常懷念校園。

(3)   大學不僅是教授，傳播已知知識的場所，而且是探索，創造新知識的基地。大學僅僅以科學方法研究自然和社會。現代大學為學者和學生提供自由思考，獨立批判，科 學研究的環境，並且以不同的風格和方式培養研究人員。因此，大學在最大的程度上獨立於社會，政府，和宗教。任何非科學的理念和方法都杜絕於大學之外。可以 這樣認為，大學是“真理” 最多的地方。玄學，奇論，迷信可以在社會的任何角落蔓延，但不可以在大學校園生根。

(4)   大學分為兩個部分：本科生與研究生教育。本科生注重對已知知識的教育和傳授。本科教育又按照學校的特點有所側重。其一為社會培養專門人才，因而強調專業與職 業訓練；比如培養工程師和教師。對於這類本科，標準是對已知知識的掌握程度。其二為培養學者的預備班，強調對未知的好奇和想象；畢業生會選擇繼續攻讀碩士 和博士。研究生教育要求對未知的探索和新知識的創造。因此學生提出問題的能力和創造力遠遠重要於對已知的掌握。而最終的標準為論文是否對知識有重要的貢 獻。

一流研究型大學

在我們初步奠定了大學的定義之後，我們才有可能討論什麼是一流大學。十分顯然，一流大學的討論必須來自本科生與研究生兩個方面。美國有許多一流大學，比如大家公認的伯克利和芝加哥大學。但是這些大學應該更是由於學術研究而著稱於世的。事實上，美國有許多大學的本科生教育會優於這些著名的研究型大學。美國東部有許多學生極少的私立“學院” 在歷年的評比中甚至會超過許多著名研究型大學。比如麻薩諸塞州的 Amherst College和Williams College. 本科生教育的評比標準比較複雜，其中師生比例占很大的比重。伯克利的本科生大約有好幾萬人，因為是州立大學。而Amherst College僅僅1500人左右。所以，我們單從人數上就可以感覺到這些大學屬於完全不同的類型。由於大多讀者更為感興趣的是大學的學術研究，本文將僅僅討論一流研究型大學。

什麼是一流學術

一流大學和一流學術顯然是直接相關的。我們知道，學術研究大致有兩種傾向：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另一種說法是把科學研究與工程研究分開。有些大學聲稱僅僅從事科學研究，從而不設立工學院，比如芝加哥大學。但是無論哪一類研究，具有重要意義的，影響深遠的，首創的學術往往是那些對於自然基本問題的探索。眾所周 知的“純科學”例子很多，比如時空相對論的概念，基本粒子夸克的發現，量子理論的建立，等等。這些學術研究具有基礎，原創，深遠，無直接工業應用等明顯特徵。除了“純科學”方面的學術研究，還有一些學術研究，既是基礎性的，同時也成為工程設計和工業應用的指導。比如半導體理論中的 p-n結，集成電路的概念，衍射理論，DNA結構，等等。定義這些創建為一流學術不應該有很大的爭議。因為所有這些研究成果都在歷史上獲得過諾貝爾獎。

有趣的是我們可以從“純科學，” “基礎理論，” “應用科學，” 以及“工程研究” 中總結出一些它們與“一流學術” 的關係。對於“純科學，” 我們姑且以物理學為例。可以這樣認為：任何“純物理” 的發現和成果都是“一流學術。” 或者可以說“純物理” 的研究沒有“好” 與“壞” ，而只有“對” 於“錯。”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物理學探討的是關於自然本身的基本規律，比如晶體結構，原子核能，萬有引力，光電磁波，固體導電，星球軌道，等等。在物理學的研究中，學者們僅僅能夠發現(正確的)，或者不能發現(錯誤的)這些規律。沒有中間模稜兩可的道路。因而，每一發現都是重要的，基本的，相對真理的，從而自然的成為知識的一個組成部分。

但是，對於很多應用科學，尤其應用工程，的確有“一流” 的概念。比如，在材料製備與化學合成研究中，有人可以生長出高純度，無雜質，取向單一的高質量晶體以及薄膜。也有些研究小組可以合成具有特殊尺寸，形貌，結構，物性的納米顆粒。某位科學家首次合成一種新材料，比如超導體和納米管，等等。這些工作肯定屬於“開創” 或“一流，” 而那些合成材料不夠優良，並且不是“首創” 的工作也許還不能稱為“一流。” 必須指出的是，在世界學術界，沒有學者會公開的以“二流” 的名詞來評述研究領域的任何研究成果，學術論文，或者個人。每一篇學術論文，只要被正式雜誌發表，都應該得到承認，而成為學術成果。

科學與工程有本質的區別。前面提到，物理學研究的是自然界一般的規律，一旦發現，就成為知識而永恆的存在。科學面前只有真理和非真理的區別。而工程所面對的是工業應用的可能性以至市場的需要。例如，由於電子工業的飛速發展，各類電器，包括手機，電視，數碼相機幾乎每年都有新款。而這些新產品工程設計所基於的 理論並沒有變化。最典型的是電子器件中所用到的半導體理論：p-n結和集成電路。這些理論是設計電子器件的基礎，它們相對永恆地存在。而基於這些理論之上的工程設計，技術創新幾乎時刻由於用戶的要求和市場的競爭在發生變化。

所以，科學與工程的區別之一是：科學原理是永恆的，工程技術是永變的。自從美國伊林諾大學物理教授巴丁在50年代建立半導體理論中的三極管概念之後 (巴丁於1956為此獲得諾貝爾獎，他於1972再次因創立超導理論而第二次獲得諾貝爾獎) ，不知有多少電子器件是基於此概念而設計而成的。而半導體理論的建立又是基於量子力學的理論基礎。這些“一流” 學術將為人類的電子工業與技術提供一段相當長時間的理論基礎。而自從人類設計出第一個三極管之後，又不知有多少新的工程設計出現，比如從固體器件到集成電路。不要說是10年前，就是1-2年前的手機內部器件的工程技術大概也已經過時了。當科學奠定了基本概念之後，工程就會日新月異。不過工程研究關心的是把器件做的體積更小，容量更大，價格更便宜，而它所基於的概念並沒有變化。

所以，研究科學原理與研究工程技術有本質的不同。如果說科學無好壞，那麼工程的確有優劣。我們無法說巴丁的三極管理論好，而會有什麼其它的理論不好。但是， 我們完全可以確定某些工程設計非常優秀，而有些卻很拙劣。比如某些品牌手機非常耐用，多功能，容量大，速度快，美觀大方，等等。而許多同類設計相比較就顯 出差距。

從科學與工程的比較中，我們還可以看出，從事科學研究的學者從人數上要比工程研究人員少的多。無論是創建量子力學還是半導體理論的科學家就那麼幾個人。而在 這些物理概念的基礎上從事工程研發的人員實在多的無法統計。因為自然界的規律和定律比起人類能夠想象的工程設計和工業產品要相對少的多。

至此，我們可以對何為“一流學術” 有一個基本的看法：那些基礎性很強的研究，一旦獲得成果，一定是“一流” 的。所以，世界學術界有一種共同的默契，那就是：“一流學術，” 一般會更偏向基礎性的工作，包括理論與實驗研究；同時也包括科學與工程研究。

目前，有些學者對工程科系的研究有一種誤解。他們認為，科學研究與工程研究是嚴格分開的。甚至認為工程領域沒有科學，也沒有基礎性研究。美國許多名校都設有 工學院，比如伯克利，麻省理工，哈佛。但是在這些主流大學中，即便是工程系的學術研究仍然非常偏基礎，偏科學。工程系許多教授的文章會發表在像<<自然>>，<<科學>>，甚至主流物理雜誌。這說明，無論是什麼學科和領域，不管是科學還是工程，只要是學術研究，都可以是基礎性的，原創性的，和科學性的研究工作。在理工科領域，歷來有“ 工程科學” (Engineering Science) 的稱謂。有些英美的學院和科系甚至冠有“工程科學” 的名稱。

因此，應用學科，工程學科同樣可以有一流的工作。這是不言而喻的。事實上，固體物理和材料科學都屬於應用性很強的學科。在許多大學裡被歸屬於應用物理系，應 用科學系，工程科學系，和材料科學系。尤其近年來，納米材料的研究已經分布在大多工程學院的科系裡。在這些領域裡，出現了許許多多一流的學術成果與一流的 學者。

什麼是一流大學？

基於以上討論，對於這個問題最簡單的回答是：那些以基礎研究為主要興趣，學術性很強的大學為“一流大學。” 當然，即便在一流大學，也並不是每一個教授都在進行絕對一流的學術工作。但是比例應該很大。美國一流大學會具有眾多的教授從事基礎性的，學術性很強的學術工作。如果用統計的方法分析，一流大學至少應該有60-80%的教授從事一流的工作。另外，一流大學不僅擁有大量優秀的教授，而且有許多優秀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同時這些大學具備充足的經費和一流的設備。

美國的大學分為州立與私立。美國的著名大學許多都是私立的。比如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康乃爾，普林斯頓。由於辦學理念相異，州立大學從規模，機構，金 融，教學，研究等諸多方面都與私立大學有很多不同。首先，州立大學的辦學目的是面向本州的普通教育。這一點在前面大學定義中已經闡明。美國每一個州都會根 據自己州的情況設立數個州立大學。有些州因為教育發達，工業集中，人口密度大而設立很多大學，比如加州。學校的數目是根據本地人口與每年畢業高中生人數而 確定的。各個州會根據要求給予相當的教育經費給州立大學。根據普通教育的理念，州立大學的學費要比私立大學低的多，每年不到一萬美金。而很多私立大學的學費十分可觀，往往在數萬美金。著名私立大學的學費已經在每年五萬美金左右，令人望之生畏。

美國大學的分類是由 “ Carnegie 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 [5，6] 按照各大學的研究經費，畢業博士數量，以及學科分布而制定的，並受到美國高等教育界的認可。那些規模較大，研究生畢業人數較多，經費充足，大部分專業都設置博士學位制的州立大學在學術界嚴格認證之後被定義為“一類研究型大學” (Research I University) 。

美國一個比較大的州會有十來所州立大學。比如俄亥俄州共有八所州立大學。但是，各州的經濟和工業發展不平衡，教育經費的多寡也不一樣。顯然，“一類研究型大 學”所需要的經費要遠遠大於本科生教學為主的大學。因此，為了保持教育和科研的競爭力，各個州都會有計劃的把教育科研經費集中的投入有限的幾所本州一類研 究型大學。而其它的本州大學則以本科教學為主。以下列出的是一些州前兩所州政府資助的“一類研究型大學” ：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1);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ilwaukee (2)

University of Illinois - Urbana (1); University of Illinois – Chicago (2)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2)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1); University of Pittsburg (2)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 University of Georgia (2)

Ohio State University (1);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2)

Iowa State University (1); University of Iowa (2)

University of Arizona (1);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2)

University of Colorado (1);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2)

Purdue University (1); Indiana University (2)

University of Florida (1);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2)

加州由於教育發達，人口眾多，工業密集，所以眾所周知的研究型州立大學林立(一共八所)。而一些人口稀少的州，一類研究型州立大學相對就少的多，比如Wyoming州僅僅一所 (University of Wyoming)。

必 須指出的是那些非研究型的，規模相對較小的州立大學在本科教育上並不亞於頭幾名州立一類研究型大學。有許多家庭往往還願意把子女送到這些以本科教育為重點 的州立大學。因為這些大學，師生比例小，側重課堂教學，教授更為關注學生的個人成長。另外，美國許多公司和企業也十分認可這些本科教育的大學。所以在這些 大學得到本科學位與研究型大學相比具有相似的競爭力。

什麼是一流學者？

對於學者等級的評論在國際學術界似乎有些不夠“政治正確。” 因為在國際學術界，我們無法把學者們按照學術水平分為各類等級。這首先是違反學術倫理的。任何一個人，只要他熱愛科學，投身學術，都是可敬佩的學者，沒有一流與二流之分。然而，學術界也會有公認的“傑出學者” 的概念。這種傑出學者的概念一般是建立在對某人在學科貢獻上的認可，以及同行們對他成就的欣賞。但是，世界學術界不會刻意的去把學者們分為不同的等級。

如果刻意，我們也許可以找到“一流學者” 的基本特徵。首先，最為簡單化的定義顯然是基於發表的論文。如果一個人可以在頂級雜誌發表多篇文章，那麼此人很可能是所謂的“一流學者。” 但是我們十分清楚，在世界學術界有許許多多的“一流學者” 並沒有頂級雜誌的文章，其中包括一些諾貝爾獎獲得者。由此，我們知道，發表頂級雜誌文章不是“一流學者” 的唯一判據。美國有許多學者並沒有在高影響因子的雜誌里發表論文，但卻是公認的“一流學者。” 那麼“一流學者”真正的判據在哪裡？

筆者認為，真正的判據在於經過時間積累之後的信譽以及同行的認可。這種貢獻，不見得是在<<自然>>發表的某篇論文，而是一個學術系統的建立。比如，某位學者在一個領域內有一系列傑出的工作發表。這種工作不僅原創和獨特，而且十分系統。在領域內如果進行總結性的評論，一定會提到他的工作。那麼這位學者可以認為是“一流學者。”

由於同行對他的認可，每年在學會的年會上會定期的請他做特約報告，或者邀請他組織會議，並擔任會議，分會的主席。領域內的主流雜誌會邀請他做主編，編輯，或 者編委。領域內如果有重要的工作出現，同行們和雜誌編輯們會及時通知他，並參考他的意見。尤其一些突破性的工作送審頂級雜誌時會由他做審評。他編輯的雜誌和特刊會受到許多“一流學者” 的響應和支持。

在世界範圍內，很多人會知道他的工作。每當提起他的名字大家會自然的，容易的聯想到他的傑出工作。他與領域內其他世界上的“一流學者” 有密切的關係。這種關係，不僅僅是學術合作而且是私人交往。主流雜誌的編輯會十分熟悉他的工作，風格，個性，因此對他抱有很好的各人印象和相當的信任。由此，他送交的文章，或者他推薦的文章會得到很大程度上的重視。

顯而易見，由於領域內對他的認可和重視，他會得到許多國際上的大獎和政府的資助。學術界也會給予各種頭銜和地位，比如協會的會士以及美國科學院的院士。各個大學在審評提升教授時，會請他寫推薦信。工業界會請他做諮詢服務。他會不斷地收到各學術機構作學術報告的邀請。

當然，一個“一流學者” 的定義不僅僅單純的來自學術水平。學術道德，倫理修養，學術品味，學術意識，口頭表達，書寫能力，個人風格等等都會構成學術界對他評價的標準。在學術界，“個人印象” 十分重要，而成為對其認可程度的主要方面之一。

學派與風格

我們知道美國有許多一流大學。但是無論是私立還是公立，它們都有自己完全不同的風格，以及對學術和高等教育各自的理解。這種不同的風格與理解會十分深刻地滲透於自己的教學與研究中，從而形成豐富多彩的美國大學體系。筆者以美國一流的芝加哥大學來描述這種十分獨特的大學風格。

芝加哥大學的建立與Newman, Humboldt兩個大學模型緊密相關。但是，在辦校的歷史上，芝加哥大學也曾經在兩個模型之間發生了偏差。由於19世紀末的“美國大學運動，”芝加哥大學極端地偏重學術研究，而過為強調Humboldt型大學建制。從而在很大的程度上弱化了Newman模型。在1920年代，許多教授認為本科教學是學術研究的負擔。為了保證一流學術，應該儘量消減本科生。當時的研究生院長甚至希望全面取消本科生教育。但是，這種偏向很快得到糾正。芝加哥大學重溫Newman模型，以他的著名篇章：“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4] 為基礎，提出大學教育的目的應該是：“培養知性的力量 (Cultivating the general powers of the intellect) 。” 在一份1924年芝加哥大學的報告中這樣寫到大學教育的核心是 [7]：

“The three types of power necessary to a proper adjustment of the individual to modern society: independence in thinking, aesthetic appreciation, and moral understanding。”

正是由於芝加哥大學獨特的理念，她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學術風格和多種學派。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芝加哥大學教授Milton Friedman認為芝加哥大學是一個產生學派的溫床 [8]：

“‘Chicago’ designates not a city, not even a university, but a ‘school. ’. . . . th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s a particularly fertile breeding ground for ‘schools.’ 。”

哈佛大學哲學教授William James更為生動地描述芝加哥大學的學派 [9]：

“Did you ever hear of such a city or such a University? Here [at Harvard] we have thought but no school. At Yale a school but no thought. Chicago has both.”

芝加哥大學教授，希臘經典學者Paul Shorey在1909年指出芝加哥大學的精神是 [10]：

“recognizes diverse and even contradictory kinds of excellence. . . . And thence arises that indefinable sense of freedom which those who have long enjoyed it here miss bitterly when they go away. . .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s the freest place in the world . . . a place where a [person] may work out his own destiny and be the thing he will.”

生物學教授Elaine Fuchs1999年在一次學校會議上說 [11]：

“We are taught here to water and tend the seeds of imagination that rest within each of us，such th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has come to stand not for talking at students, but rather for traveling with students down the unknown paths to which questions point.”

美國哲學家，芝加哥大學教授Richard McKeon在1972年的校務會上這樣說 [12]：

“The genius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derived from the conviction that the discovery of knowledge is inseparably related to the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The University has maintained a problem-oriented attitude in research, and it has tended to subordinate erudition and information to inquiry and to the questioning examination of positions and arguments in its teaching.”

1999年的芝加哥大學教授手冊上這樣寫到 [13]：

“Chicago has developed a celebrated--some would say notorious--brand of academic civility. It is a place where one is always in principle allowed to pose the hardest question possible--of a student, a teacher, or a colleague--and feel entitled to expect gratitude rather than resentment for one's effort. ”

芝加哥大學校長Donald N. Levine在2000年學校講壇上講到芝加哥大學師生的特點是 [14]：

“Love of diversity, quest for individuality, zest for questioning, lavish freedom, electric intellectuality, concern for human welfare, openness to thoughtful change, disdain for respectability, breadth of discourse。”

從以上的評論中我們很容易看出芝加哥大學的風格和特點。顯然，其它美國一流大學也都有各自不同的風格。在總結芝加哥大學的本科教育和學術研究的基礎上，我們很容易發現，現代的美國一流大學即不是單純的Newman型，也不是完全的Humbold型大學；而是由這兩個不同的模型構成的一對矛盾體。正是由於兩種不同的模型，才能夠形成一種不斷發展的動力。對於這個矛盾，Levine校長這樣回答 [9]：

“I would have to face the question: what are we really, the university of von Humboldt or of Cardinal Newman? Don't we either have to be one or the other, or else confess that ultimately we are a dysfunctional system, divided into two endlessly warring parties? ”

“If I had to hazard a formulation of the genius of this place, I guess I would suggest that it is a capacious openness to scandalous contradictions. Perhaps it is our genius not to conceal contradictions, nor to commit mealy compromises, nor to sacrifice one pole for the other-but to embrace them both. ”